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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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冒用身份的吴培根在睡梦中被带回了刑警支队。他生于1975年,虽说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比药房老板翟国庆还苍老许多。据说这些年,他全靠在建筑工地出苦力谋生。因为酗酒的恶习,他有钱就买酒,无钱才出工,过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当民警冲进他的住所,把他抓获时,他还在醉生梦死,稍微清醒后才恍然若失起来,明显知道警察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这桩案子的线索明面上是由反扒大队挖出,实际却是914专案组掌握的。跟刑警支队办理好交接手续之后,第一次审讯由专案组进行。这些年展峰可谓阅人无数,对吴培根这种作案手法并不高明的嫌疑人,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只需要开门见山就可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在出示了相关物证后,吴培根基本默认了这事。

展峰看着低头不语的吴培根道:“跑了这么多年,你也算是够本了,那就说说吧。”

吴培根挺了挺佝偻的身子,冷笑道:“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帮贼这么没出息,折腾了十多年,到头来居然选择了报警。”

“果然是你,”展峰道,“你当年仓皇逃回老家,是不是因为贼帮的人发现了你?”

“我怀疑是,但也不敢确定。”

“为什么是怀疑?”

“因为那人见着面生。”

“你对贼帮的了解有多少?”

吴培根呵呵一笑:“自从陶奶的救命钱被偷后,我这辈子就跟贼杠上了,这些年他们折了这么多人在我手里,你说呢?”

“好好回答,你说的救命钱的事情,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吴培根想都没想便答:“1993年3月。”

说完他就面露恨色,显然对他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展峰让他缓了口气,这才问:“仔细说说具体情况。”

回忆起当年,吴培根仍有些无法压抑哀伤:“你们去找过村长,从他那里应该了解到了我的身世。我从小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要不是陶奶收养我,说不定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陶奶为人和善,从不跟人争执,可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啊。陶奶五十多岁时,就隐约感觉身体不舒服,可那时我还小,带着我这个拖油瓶,她只能吃点廉价的药片死撑。每回陶奶捂着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时,我都会请乡里的赤脚医生,可医生问起她的病情时,她老是敷衍了事。最后一次给陶奶医治时,医生丢下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医生说,有病不瞒医,瞒医害自己。医生早就看出了陶奶病情在加重,可她自己又何尝不知。她要是在医院住下,我这张嘴要去哪儿吃饭?

“1993年2月底,我刚满18岁,当天我正在喂猪,陶奶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见她这回有些不对劲,就坚持带她去县医院。她怕花钱执意不去,可那时我长大了,她拗不过我,就只好去了。那天,冰天雪地,河面结了厚冰,没有渡船,我推着架子车从河上硬是蹚了过去。经华强县医院诊断,陶奶患的是慢性胰腺炎,不过因为久拖不治病情加重,必须抓紧凑钱做手术,没有钱就只能保守治疗,那就是等死。

“我从小和陶奶相依为命,粮食只够糊口,在我16岁时,我们祖孙俩才咬着牙,用多年的存款买了两头猪崽。陶奶还盼着猪生猪、崽生崽,等我到了娶妻的年纪把它们给卖了,给我成个家。陶奶在病床上疼得快说不出话,我临走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说,她救不过来就不救了,让我一定不要把猪崽卖了。

“陶奶对我有养育之恩,做人要知恩图报,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罪,我嘴上答应了她,回村里,就把猪全卖给了邻村的屠夫。因为等钱救命,几头猪才卖了1500元,刚够手术费。

“得了钱后,我就急忙往医院跑,可紧赶慢赶还是晚上才到。我是直奔收费窗口,收费处的人告诉我,需要医生开单据才可以收费。于是我又掉头去找医生。跑到医务室,医生又告诉我值班主任正在上手术,让我等一等。就这样,我从上到下把医院跑了个遍,后来实在跑不动了,我干脆就坐在手术室门前硬等。

“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走到我跟前问这问那,我本就是个热心肠,没怎么多考虑,就帮她一一解答。可能是我说话太投入,等我回过神来,一位跟她年纪相仿的男孩,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这男孩刚走不久,跟我搭话的女孩也借故离开了。

“起先我并没想那么多,就盼着医生从手术室里赶快出来,可后来一琢磨有些不对劲。手术室在三楼,一楼大厅就有坐班医生,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在手术室门口问这问那?想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全身的寒毛都奓开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一摸口袋,果不其然,装钱的信封没了。那可是陶奶的救命钱,我跟疯子似的满大楼找那一男一女,可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也没见到对方的人影。没钱手术,陶奶被我接回家保守治疗,半个多月她就咽了气。

“把陶奶安葬后,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这个坎,于是那段时间我跟着了魔一样,天天在华强县医院门口守着,我心里暗自发誓,只要让我发现那两个小偷,我一定要把他俩碎尸万段。蹲了有个把星期,医院里有位年纪大的领导注意到了我,就上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抓小偷。那人觉得新鲜,就问了我缘故,我一个农村娃没经历过社会,那人问什么我就说什么。聊完后,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医院当保安,包吃住,一个月100。这样就能天天留在医院里抓贼。我起先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那人告诉我,他是医院里的领导,注意我很长时间了,只要我愿意就能留下来。

“那时我已做好跟小偷死磕的准备,就算不给钱我也愿意干,何况还有工资。就这样,我成了县医院的一名保安。医院里算上我,只有三名保安,我年纪最小,其他两人都已五十多岁,他俩平时只负责巡巡逻,抓贼的事,就基本落在了我头上。在医院上班不到一个月,我抓了五个小偷,到后来发展到只要我当班,就没有小偷敢在医院行窃的地步。”

展峰听完这些,又问:“你和翟国庆是怎么认识的?”

吴培根抬起的头有些颤抖,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中毒症状:“我在医院当保安时,他也在医院上班,我当年还救过他的命。”

展峰讶异道:“救过他的命?”

吴培根肯定地说:“对!这事也跟一个小偷有关。我记得那时他刚分到县医院不久,他母亲来医院看病,钱被扒手给扒了,他发现了那个扒手,紧跟着就追了出去。翟国庆年轻气盛,把小偷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就在这时,对方掏出了一把刀要跟翟国庆死磕,还好我及时赶到,否则他可能就性命不保了。

“我们当时手无寸铁,虽然占了上风,我也只能先放对方一马,在小偷跑出巷子后,我从路边抓了一块砖头,又追了上去。对方体力不支,没跑几步就停了下来。我告诉他只要把钱留下,我不会为难他,可他死活不同意,拿刀就朝我捅了过来。

“既然对方要跟我玩命,我当然不能心软了,我就把手里的砖头扔了过去,正好砸中了他的脑前门。看他踉踉跄跄还没倒,我又搬了块更大的石头。我从小干农活,手劲本身就大,那个小偷就被我当场砸死了。附近的围观群众看见杀人,就报了警,警察经调查,判我是正当防卫,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医院知道这事后奖励了我1000元。事情传开来,我还上了报纸。从那以后,我和翟国庆就成了铁哥们儿。”吴培根说到这里,似乎有些向往当时的春风得意,咧嘴露出了笑容。

“后来你因为故意伤害罪入狱,又是怎么回事?”

“唉!”吴培根闻言长叹一声,“因为那次受关注后,我有些膨胀,抓起贼来更不要命。那天,我在医院值班,看见有个人在大楼里鬼鬼祟祟。此人我很面熟,他绝对来过不止一次。我一眼就判定,他是个扒手。于是在他准备下手时,我喝止住了他。他见到我拔腿就跑,我跟在后面追,跑出医院后,对方被我逼得停了下来。我让他把东西交出来,他却矢口否认,说自己没有行窃。我觉得他在我值班时偷东西是完全不给我面子,一拳就抡了过去。对方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两颗门牙被我打掉了。那小偷疼得在地上打滚,我也没管这么多,上去搜了身,确实也没搜到东西。见他那样,我就又给了他一拳,好让他长长记性。可我没料到,晚上辖区派出所的刘所长就让我去配合调查。

“因为抓贼的事,我跟刘所长有些交情,到了所里我才知道那小偷把我给告了,说我是故意伤害。捉贼捉赃,我抓他时他还没有下手,从法律上讲不构成犯罪。倒霉的是我打他时,有不少人在场。所长说牙齿打掉构成轻伤害。要是对方不同意调解,我只能进去吃牢饭。

“我是华强县的反扒之星,就算让我牢底坐穿,我也不会跟一个贼和解。刘所长苦口婆心劝我半天,他甚至都说到要自掏腰包赔给对方去解决这事了,我还是油盐不进,死活不同意调解。再说了,对方的态度也很坚决,不管给多少钱这事都没完,除非我进去吃牢饭。我起初觉得,小毛贼还挺有骨气,后来刘所长告诉我,这可能就是扒手专门给我下的套。我仔细一琢磨也后悔了,要不是太冲动,也不会这样被人揪住把柄。刘所长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也得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不怪他。后来那小偷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服刑期间,我遇到了好几个扒手,他们都是被我亲手送进来的。好不容易逮到个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我,我在牢里的日子可不好过啊!出狱后这帮人还扬言要报复我,说实话,我不进号子还不知道,我们市的扒手远比我想得多太多,而且他们组织严密,就凭我一个人,抓到老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出狱后,我是真怕了这帮贼人对我打击报复,所以我也就不敢在华强县再待下去了。走投无路,我只能去投奔翟国庆,他当时调到了塔山区第二人民医院,他的姐夫还是那个医院的院长。我想着能不能托他的关系,在医院当一名保安。可塔山二院是公立医院,我有犯罪前科不符合规定。实在没有办法,翟国庆借给我些钱,改了个地鳖虫在市区载客。

“虽说华强县跟塔山区有近百公里的距离,但我也不敢保证,那边的贼和这边的贼不是属于同一个团伙。于是不管是白天黑夜,我都戴着口罩,生怕被那些贼认出来。在监狱那两年,贼帮的人合伙折磨我,不让我睡觉,只要狱警不在就对我拳脚相加,确实把我给搞怕了,甚至都有了心理阴影。我为什么爱喝酒?一到了晚上不喝醉根本睡不着。好在每天晚上收车后,我都能和翟国庆喝几盅、聊两句,否则我感觉撑不了多久就会崩溃的。

“这样的日子约莫过了一年。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找翟国庆喝酒,喝酒时,我看到有几位警察提着箱子在医院大楼里上上下下。我问翟国庆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白天有一名病人,因为救命钱被扒手给扒了去,想不开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死的是个女人,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据说这笔钱也是东拼西凑才借到的,现在钱没了,她也不想再拖累家人,就选择了轻生。

“听翟国庆说完,我就像是发了疯一样。陶奶的遭遇、那两年在监狱受过的虐待,还有出狱后饱受的折磨,一股脑地都涌了上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无论翟国庆怎么劝我都听不进去,回家后我只有一个念头,与其这么苟且偷生,倒不如跟这群贼鱼死网破算了。杀念挥之不去,我琢磨过很多杀贼的方法,我还知道药房中存有乙醚。后来我趁翟国庆酒醉时把乙醚全给偷了去。我清楚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可我没有回头路。后来听说,翟国庆因为这事被单位开除,我也很自责,但我只能把这份愧疚转化为我杀贼的力量。

“在塔山区的这段时间,我在各种场合见过不少扒手,凭我暗中观察,他们行窃有一定的规律。夏天只要到晚上8点,扒手们就会收工,冬天提前一个小时。摸清门道,我就开着车守株待兔,只要有扒手上钩我就先用乙醚把他们迷晕,然后回家里用锤子砸死他们,最后拿着铁锹去牛家山山沟里埋尸。

“杀第一个人时,我还很紧张,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手。我也在观察这帮贼会不会报案。可前后等了大半年,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连杀了五个贼,可就在处理最后一具尸体时,我被发现了。那天夜里我把人敲死后,像往常一样把尸体运到牛家山,刚把土封上时,我突然听到树林里有动静。动静虽小,但我100%可以确定那是人的脚步声。”

展峰有些好奇,“你是依据什么判断的?”

吴培根说:“还不是在监狱服刑时,被那帮贼给逼出来的毛病,要想不被打,耳朵就要灵光。尤其是脚步声,我分得最清楚。”

吴培根又说:“我当时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在树林里躲了起来。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一个男人扛着锹在挖尸体。我被吓得毛骨悚然,那么黑的天我连他的长相都看不清,他却能准确地找到埋尸位置,这人绝对在暗中观察了我很久。我憋着气不敢发出动静,直到那人把尸体扛走后,我慌忙用锹挖开了另外五处埋尸点,这不挖不要紧,一挖我的心瞬间掉进了冰窟窿,之前我埋的所有尸体都不翼而飞了。事情败露,我知道塔山区不能再待了,在不确定对方是不是跟踪我的前提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取了些钱先逃回老家避难。我还以为贼帮这么多年没找我,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这帮孙子居然会报警抓人。”

吴培根说到这里,抬起脸目光炯炯地看向展峰。

“我知道我死定了,为了报仇干了这种事,法律不会放过我的,可是警官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说完,吴培根低下头,手脚继续轻轻地颤抖起来。

“反正没有陶奶……我早就死了……”

他的声音变得很轻,彻底融在了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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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罪案调查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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