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1
前言
这本书，收了近年所作的三十五篇谈说太平军的文字，算是给自己几十年阅读、思考的一个问题，画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句号。
也许与从小就浸泡在国耻国难的死水里有关，早岁就热心于追寻历史。其中，有个**阵叫做‘太平天国‘，也就是村夫野老说的‘长毛反‘。我能借到的书，从一副正经面孔的历史书到话剧剧本。从通俗读物到野史笔记，都找来读了。入大学以后，读书教书都是文学专业。还是经常挤出时间来读‘太平天国‘的史料和当时的论著。读了不少以前见不到的史料，加上社会阅历的增长，使我逐渐接近那段历史的本体，看出点根脉，提出些新的追问。我多次想写点白已的认知和质疑，可是却不能写，没心思写。
‘太平天国‘确实是个**阵。不止是大量使用隐语、新造词语很是怪异。它特有的‘天历‘、官爵、体制匪夷所思，造反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冯云山的造神和早死是怎么回事？洪宣娇是不是很神？是否有洪大全这个人？罗大纲怎么不能得到封爵以至无声无息消失；也不止是最高层内讧谁是主演，韦昌辉、蒙得恩、洪仁发、洪仁达、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这些人分别是什么角色；到头来，洪秀全是个什么人，他葫芦里卖的药是要疗治重病赢弱的中国吗？洪家铺子的兴亡给中国提供了什么？为什么他和他的笔杆子总也不能将一个神话编得圆，为什么有许多云遮雾障，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与评说……这种让人看得傻了眼，看得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景观。这种让我几十年老是想说上几句却又只在肚里嘀咕。谅必是**阵的魔力。
三年多前，我六十好几了，开始清理一下自已的文化杂货堆，首先想到了太平军。当时计划用一年半载，写出十篇八篇短文，快快将想说又能说的说出大约略，就算完事。不料，做起来没那么简单。首先是。以前看过的资料大多记不准了，手边一点资料都没有，查找费时费力且不说，有些竟再也没看到。再则，思想自由与能够发表之同的空间，比期望的要小得多。第三，将可以写成长篇学术论文的内容，用短小的篇幅好读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史学与文学统一、纳须弥于芥子——螺丝壳里做道场，鲁钝如我，比登天还难。第四，写了十来篇，山南海北的报刊陆续发表后。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下去；我自己也觉得还有许多题目没做，有一种刹不住的感觉，于是在打算收摊之时，再写了十来篇。
不是只有赞同、鼓励，在报刊上热切评说，也有位老先生在我才发表第一篇时就嘲笑我‘隔行论史‘。我觉得他所嘲笑的，正是应当倡扬的。就整个学术文化界，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大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这个X，依学术发展的需要和学人的主体可能而定。也就是说，要隔行不隔山，相邻相近相关的学科，有什么值得论而你又论得出的，尽可以去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
我绝不认为隔行论史就可以信口雌黄。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每一个见解，都是史实的自然而然的解读和生发。我不作连篇累牍的引用，偶有必要的摘引也不注出处，更不作只有专业人士才看的考证。其实对史料的引用、考辩，都慎之又慎。有些事、有些话，说了又说，一部分是难以避免的互文，一部分是由于写作之初没有明确的计划，现在为各篇独立完整都原样保留。重复之嫌，请读者谅解。写这些文章，并不想批评谁，同谁争论，所以尽力避免提到现当代的人名作品名。因为，不是哪个人、哪部作品的问题。我只希望同更多读者一起，认识洪秀全和太平军的本来面目，思考被随意摆布的历史，看出些**阵的魔力和法术。我知道，比起山呼海啸的宣传。这本由短文结成的小册子，是很孤立而渺小的。可以引以为慰的是，它表明没有在**阵中速失自我。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写作的朋友。感谢所有乐于发表、出版的报刊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尤其感谢读过一部分篇章或现在愿意读它的男女老少，因为你们愿看。我多年的劳作才有意义。
应当正名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许多关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的史书和论著，按照当时他们的自称曰‘太平天国‘。尤其是1951年，大规模地宣传了这个称号以后，课本、辞书、学刊、会议、遗迹、纪**馆、博物馆，统统遵循这个规范，用‘太平天国‘的称号。人们习以为常，似乎无可疑义。
我却认为是不准确、不妥当的。
‘太平天国‘是什么呢？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军自称的‘国号‘。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起初是为了诱惑、煽动百姓参加造反。即使如此，也完全没有掩盖它作为‘国号‘的本意。攻占南京之后，更是处处以天下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号‘自许了。
其实，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从1851年金田村暴动，到1864年洪秀全自杀、南京失落，总共十几年里，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几个省。1853年攻进南京之后，除了1855年全军覆没的北进，差不多同时失败的西征，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即使这些省，也只是控制了一些城镇，选没有全部占领。在这些省里，清朝除了军队之外，政府机构仍然存在。更谈不上推翻清朝皇帝及其中央政府。这个朝廷，已统治中国二百多年，而且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根本之点还在于，满族由于日益认同汉文化，大量迁居北京和全国各地，进一步与汉族趋向融合，共同与其他民族结合，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1864年以后，李世贤等率残部活动于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至1866年初全部被消灭。与太平军赖文光所都会合的捻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流动作战，于1868年全部失败。这些都只能算是与太平军有关的余波了。
洪秀金为首的太平军，十余年里主要的活动，是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在它所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完整的政治机构。占领南京后才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并不曾真正实行过。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许多具体制度、组织、条规，如圣库制、供给制、诸匠营、百工衙等，在南京执行了一些时候的夫妻分居、禁止私有财产、取消商业贸易等，都是军事化的办法，不具有政治建设的意义。它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承认，外国同它的几次接触，属于了解情况。只占据全国少教地方，没有完整行政体系，没有得到全国多数百姓和国际社会承认，当然不能算国家。
农民造反在占领了一些地方之后，往往就建立什么国。远的不说，明末的李自成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天，次年在西安就建立什么‘大顺国‘，并且设立一套行政机构，不久还打进明朝首都北京。张献忠先在武昌称大西王，后在成都称帝，建立什么‘大西国‘。他们从1629年和1630年相继造反。至1645年和1646年相继失败，自始至终也是十几年，与太平军兴亡时间长短基本相当，从来也没有人按照他们自称的国号，去为之写什么《大顺国史》、《大西国史》。有关论著也不用他们的‘国号‘。为什么太平军就要按他们自称，承认它是‘太平天国‘呢？
更根本的理由不是类比。而是在于有没有统一或基本上统一全中国，有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承认。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十九世纪中叶。还要看是否得到国际上普遍承认。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应当有两个中央政权，局部的占据是不能称之为国家的，更何况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一直受清军围攻，最后完全被打败。不能因为清政府的**，而否认它是代表全国的中央政权。也不能因为对太平军的偏爱（实际上它的许多方面完全违背社会的文明进步），就称它为国家。
总之，太平军造反和在中国几省的军事占领，不成其为国家。无论持何种观点和评价，要为它写历史论著或历史正剧，都应当称之为太平军而不是沿用不正确、不合事实的‘太平天国‘。纪**馆、遗址之类，也是如此。比如，要为它写历史书，应当是名为《太平军史》，叫做《太平军兴亡史》也可以。各种遗址，比如王府，应当称为太平军某王府。只要放弃不科学的观**，历史书、论著、遗址、翻译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走出梦话
弘历（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着官吏**、国库空虚和其它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长期思想文化的极端**主义，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贻害不会与弘历一起进棺材。较之经过文艺复兴进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欧洲诸国，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颐琰（嘉庆）掌权，想要在经济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着眼于一些表层问题，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宁（道光），积弊屡甚，许多国内问题日趋激化。帝国主义也就开始公然的侵略，国势衰颓日益暴露。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着改革。鸦片战争给了中国朝野当头一棒。原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进而提出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近代化工业，以抵抗外国侵略。这些主张，切合时宜，影响很大。为形势所迫和事实的教训，清朝当局从自身的利害考虑，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渐采纳和实行一些维新建议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间的工厂，也会自发地逐渐开办起来。如果科技和工商业走向近代化，必然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带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军造反，鹿死谁手，吸引了全国上下的注意，人们没有心思去探讨实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况，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拼个你死我活，仅仅‘师夷长技‘一项。也没有大规模实行的条件。
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鸦片流毒，财政枯竭，已经使清政府非常虚弱。连续不断的外国侵略，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失权益，外交问题困扰不已，更是对这个虚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击。于是，太平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桂平打到南京。从造反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很好的时机，才会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来说，他们一门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权力顶峰。至于在外国侵略频繁的情况下造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静想一想的。然而，从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冷静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国处境，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长期、大规模的内部战乱。当时许多人就看到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拉开时间距离，只要没有偏见，这一点更是清楚不过。
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洪、杨建立一个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体制。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占领和割据，远非控制了全国。如果他们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将‘天京‘这一套推广，顶多作些次要的修补和调整，根本体制是不会改变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势。杨秀清既巳掌握了军政实权，还更加抓紧‘天父附身‘的神权．这既是准备时机成熟时代供自立，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心理上统治部下和百姓。
中国历代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这个老调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误，但它的欺骗性与控制力已越来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受命于天‘，还要成为唯一正统宗教的教主。这宗教实际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对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统统称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维护或强化君权，而是君权统治之外再加上神权统治。借迷信宣传造反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热衷于神权统治。要是杨秀清取代洪秀全．也会继续用‘天父附身‘，统治臣民心灵的。
当欧洲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张扬人文主义，冲破教会枷锁，继而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步，产业革命使不少国家在工业、商业、军事、教育诸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在中国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军，却要建立一种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主义统治，注定中国必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尽毁不成，仍不甘心。统统要经他自己抓的机构删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其实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鸦片战争的洋舰、洋枪、洋炮，并没有引起他对近代工业的重视。他连南京城内都不准开店，遑论发展商业。作为连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识者，他对有文化而未参加造反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敌视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将这些人视之为‘妖‘而格杀勿论。他当然意识到没有文化、日不识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统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为工具，于是进南京不久便开科考试。然而，他们的反文化、仇视知识者的作为，加上他们在外国侵略加剧之际造反，为有识之士所痛恨，即使发告示，说逃避考试的斩首无赦，应考的仍寥寥无几。这样的强迫应试，说明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就看出：‘无读书练达之人‘是一大缺憾，‘盖天之所不与也‘。这个‘天‘如果作客观规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时比洪秀全更没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识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稳宝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为家天下，搞极端皇权主义，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使中国没能得到可能的进步。进八十九世纪，在人类文明处于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洪秀全此种思想态度，他所占领的地盘越大，在位的时间越久，中国与近代化国家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为了与太平军作战，使尽了力气，用尽了办法。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顾不上或虽顾而乏力了。给汉人兵权，是极其忌讳的。不得已之时，也就给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汉族官员，打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在造反过程中，造就了石达开、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战的将领，可惜他们走错了路，只能成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国，趁清政府与太平军两败俱伤之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签订了对中国更加苛酷的《北京条约》。从此，列强更将中国视为可以借机宰割的鱼肉。
1864年。太平军失败。四年后，它的残部和捻军的联合部队也完全被消灭。从它起事至此，历时十八年。清皇朝稳定下来了，洋务运动也见到几项成效，于是人们称之为‘同光中兴‘。从中国内部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与列强的差距还在扩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减缓而己。
本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历史给中国和亚洲国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机遇。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抓住了这最后机遇。它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全面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中国呢，被内战弄得精疲力尽，财政空虚又要给外国不断增加赔款，不时受到列强侵凌，没有力量实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时正值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专擅和**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应有的支持。一些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设备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气候。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哪怕是内战在几年里结束而不是迁延十几年，从五十年代开始推行近代化，即使进展不快，也有可能减轻内外交困的恶性循环，不致根本丧失最后的机遇。中日甲午战争（1894）的结局，表明抓住机遇和丧失机遇，后果是多么不同。从此以后，中国便是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国难、国耻成了家常便饭。从物质到精神，都几乎抬不起向前的脚步。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
几十年来，许多历史论著，将起于农村的造反，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一概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印证这一先行结论，经常不能正确对待史料。总是按这把尺子，对史料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时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实．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有分析。首先是，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间或立足之后，只是换个旗号换批角色，正义性便丧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对的政权，那是双重的罪恶。因为，百姓和社会己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价，你却给了一个更难以忍受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倡导、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历史前进的挡路石或地雷。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先进的知识者，不但是文明的结晶和酵母，也是社会繁荣进步的第一动力。被称为‘农民革命‘（或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以招考为名，杀尽应考者，笔墨成了小山。一代枭雄，给中国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创伤。如果他更阴险一些，利用知识者帮助，占领中国大部分地盘乃至全国，再来杀尽知识者，烧尽各种图书，那将是空前的浩劫。
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筒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汉人对满族统治和清廷**的不满，以宗教迷信为外衣、工具、武器，煽动、迷惑、欺骗一些人八伙。公开造反之后，还加上很大的威胁成分。他们所到之处，没有逃跑或被杀掉的多数百姓被收编入太平军，财产充公，房屋烧掉，以绝退路，随即以洪氏教义从思想到行动严加约束。参加者无论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为带着‘天国‘梦的过河卒。洪秀全、杨秀清是否给广大农民利益呢，看看他们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为。便可了然。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主要是为了宣传需要。这种农业平均主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行。由于他们的许多具体条规制度，只能造成荒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极其苛酷的统治与掠夺。连各级官员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规定，差别悬殊，这是‘无处不均匀‘非常生动的注释。至于实际上的惊人落差，更是对‘均匀‘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动辄‘斩首不留‘的恐怖统治，便导致经济的严重萎缩和文明的休克。说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可以有其它选择。造反的代价最大，只有取得相应的补偿，才应当肯定或赞美。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历史和历史论著，是很不同而却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历史是昨日的实有，是一切曾经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历史论著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以不同的意图，对历史作出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历史与许多历史论著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有不以预设的结论和一时功利为依归，尊重历史，客观、正面看待历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才可能成为各种经验教训的镜子，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养。尊重历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实况。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被历史所尊重。
应该走出梦话，拒绝梦话。这不仅是历史研究健康前进之必需，也是一个社会扶养正气的要求。
舍命登顶
这篇文字，要说的是林则徐与太平军。
林则徐在广州，禁止鸦片，虎门销烟，抗击英军，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称颂的。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电影及其它宣传媒体，按照统一尺寸，也在这一事件上给予肯定。只是，那些宣传媒体，给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处，也就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联则更广泛流传。那其实是一首七律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它好联还不少，如：‘愿闻已过／求通民情‘。又如：‘应视国事如家事／能尽人心即佛心‘。不过，还是前两联更好，更能传达他的精神境界，并为他所身体力行。
他为官四十年，除在广州的禁烟、抗英之外。值得赞美的作为还很多。比如，大力兴修水利，比较明智地处理民族矛盾，积极安定边境，率先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在他生活的时代都很罕有。纵观十九世纪上叶，他是非常突出的伟大爱国者。其伟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为所当为，为国家不计个**福生死，尤为难能可贵。
然而，这位伟大爱国者却长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贬损。原因是他临终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镇压农民起义‘。是一项所谓原则问题的大罪名。不少历史人物，因此被一笔抹煞，甚至被丑化、鬼化。其实，所谓‘农民起义‘有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参与、支持、反对或镇压，也因各种形势和主客观条件而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
林则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广州的爱国正义作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无法掩盖、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于‘镇压农民起义‘，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没有来得及对洪秀全等人实行‘镇压‘。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还是将他奉命去广西，作为一个大问题，说是什么‘可耻的使命‘，是什么出于‘统治阶教反动本性‘。有些辞书、小传、文章。没有这样粗暴严厉地贬斥，也都作为一个污点，记上一笔，再说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说过，按照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价值判断，‘镇压农民起义‘便是‘反动‘，即使还没有实行，也不能放过。最后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来。须知，此类书中，对歌颂、赞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称为‘病逝‘，反之则曰‘病死‘。一字之别，褒贬尽在其中，所谓春秋笔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来，林则徐之受命赴广西，是非常崇高悲壮之行，是这位伟大爱国者达到他品格顶峰的攀登。
因为，林则徐之受命，完全是为国家兴衰存亡着眼，置个**福生死于度外。
要说明这个见解，就得从前前后后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为清醒的爱国者，林则徐为官之后，就考虑社会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力为国家为百姓‘办实事‘之外。还同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改革观**。正因为有他的参与提倡与支持，经世致用的观**才产生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来的一些史书，只提龚自珍、魏源，大约因为林则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说的那个罪名吧。这其实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为禁烟的钦差大臣到广东，在内外环境异常复杂，任务极为艰难繁重的情况下，特意派人翻译外文书报，尤其是译成《四洲志》（原书名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国情况，世界大势。直接原因是为了禁烟和抗英的需要，但决不仅仅为一时之用。后来，魏源受他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扩编成《海国图志》，并且不断增补。由此可知，他是从思考中国的改革，到睁了眼看世界，又从世界格局来看待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
1848年，他在云南，面对汉、回争斗的局面，提出‘不分汉、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边境。因此，以云贵总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并不贪恋高官显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骚乱，给云南赢得一个安定的边境之时，因自己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回家，得到准许。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气、脾泄（便溏泄泻）等疾病一再请过假，这些病都不宜于劳累、颠簸，需要在清闲安逸的条件下调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当然知道应当继续调理疾病，颐养天年。然而，还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奕詝（咸丰）的任命，并且尽快上路。本来，奕詝在夏间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辞了。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见情况之特殊，可见他本人的极端重视。照官方所说，当时广西‘盗匪充斥，窜扰数县，民不聊生‘，更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作为刚刚卸任的云贵总督。作为十分关注时事的爱国者，他对广西动荡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对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准备造反‘立国‘，也有所闻知。他答奕詝的奏折里说‘未悉情形‘，这是官员对皇帝或上级惯常的套话——用以衬托‘天子圣明‘。此前两广总督徐广缙从广东赶去广西，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又无法兼顾广东。广西巡抚郑祖琛一向‘专务弥缝‘，也就是专门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此时更是束手无策，坐视骚乱燎原。林则徐既大略了解形势的严峻，也明知徐广缙、郑祖琛既无能又有矛盾（未几郑被徐弹劾而革职治罪，徐后来在武汉也被革职并判‘斩监侯‘即死缓），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很快就会造成燎原之势。如果有人认为他看中钦差大臣的高位才应诏，那不但没有根据更大悖于情理。事实上，十一年前他就当过钦差大臣。还先后出任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经沧海了，哪会在衰老多病并已经退休之时，还看重什么高位，倒是，他必定会从这一任命，看出形势的艰危，责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风险。但是，强烈的爱国情志。使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显然，他从当时的世界形势，从列强觊觎中国，从鸦片战争英军侵犯中国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国必须学习外国科技，发展生产力，拥有坚船利炮，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免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免于割地赔款乃至最后被瓜分。只有国内社会安定，才可能进行改革，实实在在地‘师夷长技‘，达到国强民富之目的。而广西的严重动荡，远非边境民族问冲突可比。在外忠弥殷的情况下，如果广西的局势蔓延，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内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他心甘中的国家，有多方面丰富内涵。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当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不能明说。如果他是一个将皇帝与国家等同起来的人，就不会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会有‘无欲则刚‘的风骨。他为官四十年里，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包括现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兴办水利，赈灾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时还垦荒开发，在云南明智处理民族冲突，许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他无论作一般官员、封疆大吏、钦差大臣，都注意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思考兴利除弊和发展生产，希图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养，自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感情。只不过，他并不囿干中国历史文化，而是率先睁眼看世界，为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着想。他确实忠君，固然有时代与个人局限的一面，但还应看到，他是将皇帝作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的。他是在爱国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则他曾受过奕詝（道光）的错误的处罚，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对立情绪，也尽可不必那么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受到严重的威胁，使他不计个**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历，下同。一说是10月1甘）接到诏书。此时，他旧疾疝气和脾泄都正在治疗中。但他顾不得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时交通不便，旅途颠簸。10月12日到诏安，病情急剧恶化，一日泄泻二十余次。如此病情，照常理，当然必须停下来休息治疗。然而，对国事的焦虑，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于度外，坚持继续赶路。的确是为国忘我，奋不顾身的典范。几天后到了广东普宁，竟至‘昏晕难起‘。坚强意志毕竟无法战胜重病，乃口授遗折，由随行的次子林聪彝代笔。随即，他就不治病逝，时在十月十九日辰时。数日后，还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还加派他兼任广西代理巡抚。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带病驰驱于途，以致病逝于行馆；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广西履任，凭他的能力、经验、名声、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会未成气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这场造反于尚未正式爆发之时的。即使爆发了，也决不会像后来的钦差大臣赛尚阿那样，指挥完全错误，让已经山穷水尽的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并且在流动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样，自然也不必像后来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到了太平军造反已经燎原，才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屡经曲折，费了十多年时间，才结束了内战。不必在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余省饱经战争摧残，才来包扎深重的创伤，逐步恢复正常的农工商业。简括地说，如果老天爷给林则徐以必要的时间，太平军公开造反就不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较快被瓦解或击败，中国就可以免于十余年内战的劫难，实行近代化的最后机遇就未必会失去。应当承认，在关键时刻，一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历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码。
林则徐在饱经打击和磨难，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郑氏‘先撒手‘的感伤心情中，在个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经因病退休之后，在亟应安定清闲地治病养病的时候，在政敌穆彰阿仍把持大权的情况下。甘冒生命与政治风险，不计个**福生死，立即应诏赴任，是一般人所难以想泉的。这既说明，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对于广西骚乱的严重性及可能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对于以迷信活动酝酿公开造反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用生命证明，****不忘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是由衷的信条而非一时的豪言壮语。他一生的言论行止，较之洪、杨的所作所为，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洪、杨的精神境界与他相比，倘不说是对他的亵渎，那就说是极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林则徐应诏去广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点。历史之被颠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这是某些将‘农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论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将林则徐的舍命赴任，与太平军的造反，与为美化太平军而污辱林则徐的观点，与‘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一起放在现当代良知的评议台上，将青史，从头说。
科举怪胎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绝对不会想到，在有人对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候，它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虚岁的1827年开始参加考试，一考就成为童生。随即乘胜前进，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经三十虚岁，还是没能跨过这道比较低的门槛。
童生是由县官所主持的童试合格者，就是被承认的最低级的学历。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论你多大年纪，在年轻的举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是经过考试合格而进了学的．表示你有资格由县学管教的学生，是报考举人的一种资格，还不能称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这么一个低级学历，洪火秀考了十七年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能看到洪火秀的当年的考卷，也许永远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来的文字来看，他是不应‘进学‘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张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无法无天的思想，文白夹杂、颠三倒四的文字，在应考中无论怎么小心谨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来，从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轨范。只要有明显出格之处，即使整个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会、不敢判为合格。这一点，洪火秀自己终于也觉察了。当他开始造反时，就将孔子作为革命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宣传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层意识中，有强烈的报复情结。因为八股考试，作文内容必须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从破题到束股，也有严格的模式规定。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曾经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人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每一次名落孙山都会引发特别强烈而又复杂的反应。他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那心路历程，一万个弗洛依德也解释不清。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煎熬中的挣扎，二是在极度刺激之后造成轻度的神经分裂症，三是清醒夹杂些许梦幻后的超常反弹，四是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五是考虑如何借助《劝世良言》创立宗教进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丧、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诸如此类的心态都会有。最基本、最现成的想法和表达，是认为考试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质的逆反心理的产生与形成。是‘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他巳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作秀‘既是为眼前遮羞也是为以后造反放出的气球。他十几年后成了天王，说这次的大病一场、装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桥水（计谋）‘。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没有完全精神崩溃，故而能在挺过第三次落榜的难堪之后不医自愈，能够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对清政府的八股取士还没有绝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桥水‘。第四次落榜，导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实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做官的**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过。
从现在所知，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内容有根本性的变化。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如果说，考《四书》《五经》是以陈旧的传统文化来束缚思想的话，那么太平军的考试则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参加考试的。大多出于被迫应付，少数是谋求功名。但这些人没有人认真研习过洪氏邪教，太平军的统治实在没有什么好恭维，而且也怕写豁边了以文贾祸，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试卷。有一首流传下来，被以吹捧‘太平天国‘为能事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试帖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写道：‘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从头到尾全是由空话、套话、谎话堆砌而成，内容贫乏，文字恶俗。比清政府的举人、秀才的一些试帖诗更加平庸无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诗和‘新民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整个太平军统治区科举考试的水平。实际上，太平军的领导人也并不要求应试者写出什么好诗好文，只要你表示归顺、洗洗头脑、凑凑热闹也就可以了。
考试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约去应考的，只要能够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的内容，便都给中一个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说的，‘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无冠，再次者给红绿绉短袄。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就自然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有人考过后，等等未见授职任用，问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岂若仍作吾之掌书大人为佳乎!‘乡试中武者起初也叫举人（后来改分博士、约士、杰士，相当于原来的举人、廪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场，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应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只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人。每人奖点什么。比如黄巾、红缎包头，都是‘圣库‘里富余的东西。给你们一个空名，让你们来表示归顺，听听你们歌颂，消除些胡思乱想．弘扬一通洪氏教条。粉饰一下升平，表示一点德政，满足我的报复心理，享受我的王权威风，都是从‘本为祝寿‘生发出来的。领了奖算完，大约连游街也不游。从南京到省里，从逼考到考试到唱名到发奖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闹剧而不是闹剧，像猴戏而不是猴戏。这是变了味的科考，是科举制度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支插曲。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虽然，这只是短暂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为这怪胎和插曲的出现，人们暂时停止了对老朽的科举制度生存权利的质疑和挑战，推迟了它寿终正寝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