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车间革命（下）

“第一车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褚时健的经营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他的应然性思维模式。“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的鸿沟，他又一次信步越过了。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跨越最后的鸿沟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褚时健不断扩大“第一车间”的规模，1987年扩大到60万亩，覆盖了玉溪地区绝大部分烟区，而当玉溪邻近的县市看到“第一车间”给农业带来的好处时，它们纷纷要求加入“第一车间”。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车间”终于越出了玉溪地区的界限，向红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车间”的总面积接近130万亩，最高时能为玉溪卷烟厂提供将近400万担优质烤烟，质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车间”中上等烟叶的比例达到85%左右，上等烟叶的比例接近40%，这已经完全达到了美国烟叶的水平，质量超过了巴西和津巴布韦的烟叶质量。

玉溪卷烟厂从这400万担优质烟叶中再挑出200万担，它的品质就无可挑剔了。有了这些优质的原料做后盾，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玉溪卷烟厂都把国内同行远远甩在了后面。但这些优质的原料还不能派上用场，由于褚时健要求全发酵，这些烟叶需要存放至少两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凭借内部管理的改进和设备更新带来的品质增长，玉溪卷烟厂出品的香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税利连年处于复合式猛增态势。1985年，生产香烟63.77万箱，税利达4.0782亿元，同比增长36.17%。1987年，生产达到92.3万箱，税利在1986年增长25%的基础上再猛增49.6%，达到了7.6266亿元。

不过，麻烦并未就此结束，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发现玉溪地区的烤烟并未上交而是直接给了玉溪卷烟厂时，他们来兴师问罪了。褚时健以那份“会议纪要”作为挡箭牌，坦诚地讲了他发展“第一车间”的理由。这些前来“问罪”的官员似乎觉得也有道理，在云南省政府的协调下，国家烟草专卖局默许了“第一车间”的存在。但除“第一车间”之外，云南烟叶每年仍有大规模的外调。

褚时健后来倾向于认为，他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经济刚开始起飞，当时的风气是，只要企业提的意见合理，地方政府同意了，中央的备部门就不会老来阻碍它。

烟田“第一车间”的成功，使玉溪卷烟厂的腾飞变得近在眼前。“三合一”后来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在风行一时的“红塔山”“红梅”等的冲击下，各地纷纷效仿，烟草专卖刚刚确立起来的产、供、销体系，在地市一级纷纷分崩离析。“第一车间”可以视为褚时健对中国烟草行业最大的影响之一。

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1985年，玉溪卷烟厂为试验优质烟叶的种植投入了50万元，在1986年大面积种植展开后，他们投资281万元，到1987年增加到1280万元。到90年代，随着玉溪卷烟厂实力的增长，给予农民的补贴每年猛增至上亿元，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年就超过10亿元。

最早的这些补贴，主要是用来给农民修水利、修公路、购买化肥和薄膜。这些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云南的雨季一般S月份才到来，而为了鼓励农民早些种烟，拉长烟叶的生长期，就要为他们修建引水工程。云南山地多，平地少，为了避免种烟与种粮争良田，烟叶就要种在山地上，而很多山区道路不通，烤烟需要的煤炭等燃料运输困难，就需要给他们修公路。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起码褚时健是这么认为的。他希望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认为应该让这些农民也来分卷烟厂效益的一杯羹，当然，这本身有利于提高玉溪卷烟厂的竞争力。因而，借着“第一车间”的成功和玉溪卷烟厂的强大，他们对农民的资金投入增加得越来越多，从最初1986年的281万元，到1989年的4164万元，再到1992年的36亿元，1994年达到6亿元，而1995年则突破了10亿元。到褚时健离开时，总投资已经达到40多亿元。

这是一笔难以想象的投入。

褚时健的方法是在改善烟农的生产条件的同时，大幅提高优质烟叶的价格。之前，国家已经为烟叶的等级定了价，不许任何烟厂改变它。但褚时健想办法绕开了它，他采取价外补助的方法：对农民种出的优质烟叶，先按国家收购的价格支付给农民，烟叶收购结束之后，在春节前夕，再按烟农卖烟的合同给烟农兑现额外的补贴。事实上，烟农就有了两次收入。并且，上等烟叶生产得越多，得到的补偿也越多，有时候他们得到的补贴甚至超过国家定的收购价格。这些补贴不仅有货币，还有化肥、薄膜等。

在“第一车间”刚开始的几年里，玉溪卷烟厂并不富裕。1985年，它所得的利润不过4000万多一点儿，设备引进还欠着巨额的贷款，在云南省政府的帮助和反复协调下，有关方面同意他们税前还一部分贷款。然而，褚时健毫不动摇地坚持对“第一车间”的投入。很多人认为，既然通过试验证明，按美国技术标准种植，农民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即使不给额外的激励，农民也会乐意去做。

但褚时健并不这么认为，一方面，从长期看，各方都应获得利益，农民在其中的贡献很大，甚至是最大的，但按专卖下的分配比例，烟农的收入被卡死了，获利很小。这时，褚时健“利益平衡”的经营哲学就发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农民实在太苦太穷，理所应当获得一份像样的收入。有时候，他甚至有一种民粹主义情结，过分同情处于下层的穷人，因而当“第一车间”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带得越来越富裕时，褚时健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了。在他的带动下，万元户、十万元户在农村不断涌现。90年代中期，边陲之地的云南，农民的平均收入居然位居全国前列。

褚时健后来说：“‘第一车间’使农业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拥有三五万资产、十多万资产的农民多起来了。”他至今认为，“第一车间”是他干过的最有价值、最自豪的事情。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在褚时健刚刚推动“第一车间”烟田的时候，国内知道此事的同行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作壁上观，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已经为时太晚了。确切地说，是“红塔山”“红梅”“阿诗玛”风靡中国市场的现实唤醒了他们。实际上，1987年，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上海卷烟厂，占据了烟草行业的头把交椅，并一举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税利前五强。

不用说，这些卷烟厂也开始大规模引进设备，但市场并没有欢迎他们的产品。他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原料的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参观学习队伍拥到了玉溪卷烟厂。

像河南、贵州、四川、山东、湖南这样的种烟大省，都由分管农业和烟草的副省长带队，浩浩荡荡来到玉溪。从1988年“第一车间”声名鹊起开始，一商到90年代中期，前来学习参观的队伍络绎不绝。玉溪卷烟厂平均每天要接待300多支参观队伍，甚至像通海、澄江、江川这些县烟草公司，褚时健也得给他们拔出专款，接待这些前来参观的人。

褚时健是个开放的人，他并不担心这些人把“第一车间”这一套拿走，而是敞开心扉，与他们畅谈做法和想法。这些人在回去之后，都照着“三合一”烟草基地模式做了，“三合一”体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了。

不过，这些来学习的单位并不像褚时健做得那样用心，也没有像褚时健那样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原料和玉溪卷烟厂一直存在很大差足巨。

河南省的一位领导人甚至专门来请教褚时健，如果完全按褚时健的做法，河南是否就能生产出一样好的烟叶，褚时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河南不像云南这样昼夜温差大，在烟叶生长的夏季，像河南那样炎热的地方，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夜间烟叶仍然会生长，而不是停下来消化白天的生长，这样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云南烟叶的水平。

当然，也有人不相信“红塔山”“红梅”在市场走俏是因为原料的缘故，他们还是迷信玉溪卷烟厂有神奇“配方”，并希望褚时健能教给他们。褚时健只好幽默地对他们说：“如果真有神奇配方，那每年花几十万请一个配方大师倒是很划算的。”还有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也对他说：“老褚啊，你可不要保守，你应该帮帮兄弟厂，把它们的品质搞得像‘红塔山’那样啊。”褚时健摊开双手，说：“许多兄弟厂的设备、技术、管理都比我们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而原料至少也有五年的差距。这五年每年都需要大投入，我们怎么帮呀？”

有一次，在欧洲考察的途中，褚时健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贵宾厅和一家世界知名的牛仔裤公司的老板相遇。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因为他们都把原料当作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位老板告诉他，他生产的牛仔裤原料都来自伊朗高原，哪怕在运动场上，再猛力的拉扯也不会撕烂他生产的裤子，原因就在于他的棉花纤维韧性不一般。

褚时健顿时觉得自己遇到了同道中人。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但是，“第一车间”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因为它不仅存终结旧体制，同时也在终结旧的质量评价系统。褚时健确定的新的质量标准，和旧的质量标准有很大不同。

按照他们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并经过数据检测，成熟的烟叶是橙黄色的，表面粗糙，就像老年人长的老年斑，而当时中国评价烟叶的国家标准，是以表面平滑、缎黄的烟叶为好。这在褚时健眼中却是不够成熟的烟叶：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烟叶质量评价标准形成的过程中，玉溪卷烟厂内部也经历了一番折腾。褚时健首先要打破这些评级人员固有的评价观念，让培训人员对评级员进行耐心培训，教他们如何从色泽、味道、表面来评价一份烟叶的好坏，并将评价标准基本背熟：成熟的烟叶，颜色像橙子一样黄，表面是粗糙的；不够成熟的烟叶，则是像缎子一样的鲜黄。好的烟叶似乎不那么好看。他们还掌握了一套科学的数据，例如尼古丁含量、糖碱比等。

烟草公司当然不能坐视“标准”不管，双方最后把“官司”打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回复是，按照国家标准，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合格率太低，连及格线都够不着。但褚时健坚持认为自己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国标”。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评价。他说：“市场上只要是我们的卷烟，就销售得很快，别的烟过剩很多。我们在全国的占有率，价格最高的一类烟所占比例最大。如果我们的评价标准是错误的，那消费者就不会这么喜欢我们的东西。”

国家烟草专卖局坚持要玉溪卷烟厂改正评价标准，而褚时健依然我行我素，双方都按自己的标准相安无事地收购农民的烤烟。在僵持不下之际，美国专家介入了这场评价之争。除了国家烟草公司请的顾问左天觉，还有一位美国专家琼斯，他家三代都是烟草博士。他们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专家和局长说，-溪卷烟厂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褚时健种出的烤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

国家专卖局局长最后承认了玉溪卷烟厂的质量标准。

褚时健日后说，要说他对中国烟草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整个中国烟叶质量的提高。

跨越最后的鸿沟

尽管“第一车间”在全中国声名鹊起，但褚时健还需要突破一道防线，因为“第一车间”和中国的财税体制也发生了尖锐冲突，它随时可能给褚时健带来灭顶之灾。

扶持烟农的支出，究竟算成本还是利润呢？按当时财税体制的规定，这部分是不能算入成本的，但是，即使作为税后利润来支出，也可能会涉及侵蚀国家的财政利益，它像一柄悬着的剑一样随时可能落下来。褚时健虽然在推动着一项伟大的事业，但也可能因此带来个人悲剧，尽管这些投入产生的大部分收益都变成了国家税收。

他明白其中藏着的凶险，因此，他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穿越这条防线。

这个时机由两个因素促成。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之前的全国税利建设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褚时健的“第一车间”，他认为这不仅是在促进烤烟的增产增质，也是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大好事。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是，在“第一车间”的有力推动下，玉溪卷烟厂上缴国家的税利连年猛增，1987年猛增了49.6%，达到763亿元，1988年再增76.48%，达到13.45亿元，到1989年时已经达到20.3亿元。它以一个令人激奋、不可想象的速度增长着。这时，它已经成为全中国效益最佳、上缴国家税收排第二的企业。

到这时，褚时健觉得找财政部长协调财税政策的时机到了。

此时，褚时健喜欢的搭档朱奎已经离开，他在云南省一位副省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他给财政部长算了一笔账：给烟农每投入一元，将带来不少于五元的税利回报。另外，他保证，如果财政部能够确认玉溪卷烟厂对“第一车间”的投入为税前成本，那么，玉溪卷烟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增长将不低于10亿元，而如果没有对“第一车间”的投入，未来的税利增长就很难说，他无法保证。

按财政部原来的规定，不允许给烟农发补贴。但褚时健坚持说，不发补贴，农民就种不好烟，因为种好烟的成本很高。而发了补贴以后，一流的原料才能出来，优质优价，才能产生更多的税利。

褚时健的经济学逻辑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试图缩短成本链条，尽可能砍掉成本，他这里却是要加长成本链条，增加成本投入。他认为，成本的加大反而会增加效益。实际上，他一直信奉这种学说。

在和几个有关领导短暂沟通后，这位财政部长同意了褚时健的请求，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将玉溪卷烟厂扶持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至此，玉溪卷烟厂种植优质烟叶的障碍全面扫除。褚时健也开始基本以税利增长的同等速度增加对烟农的补贴。

“第一车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褚时健的经营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他的应然性思维模式。“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的鸿沟，他又一次信步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