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岁月
“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干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怎么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无尽的创造力：一手抓三样
追忆衷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山脉。哀牢山是云岭南延支脉，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海拔在3000米与600米之间变化，形成了一种寒温带和亚热带交叉的立体气候。
1959年元旦，褚时健带着行李，来到位于哀牢山中的元江红光农场。这时，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画上了句号。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一到农场，褚时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见到他，这位过去的学校校长很吃惊：“小褚，你怎么也来了……”
褚时健无语。其实，从头一年送走那80个“右派”后，他心里就没有踏实过，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红光农场是专门接收省级机关和各地区机关“右派分子”及“下放干部”的劳改农场，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这样的农场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后来成为“云南红”红酒基地的弥勒红星农场。这些农场有一个共同特点：名字光鲜，但条件都异常艰苦。元江属千热河谷地区，是有名的“火炉”，气温常年在40摄氏度上下。因此，红光农场可以算是当时云南最艰苦的劳改农场之一。
褚时健被分配到了红桥一队，住在一个四面透光的工棚里。报到没几天，褚时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种怪病，全身瘫软，手脚无力，坐不起来也站不住，只能在床上躺着。谁知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别人都忙着出工，他初来乍到，躺在床上没人管。鼻血不断淌，他连擦的力气都没有，就由它淌，淌到嘴里，满了就咽下去。
昏迷中，褚时健感到死神的临近。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到农场，就要在这破屋里死去，心中不甘，可又无能为力。
命运偏偏制造了这样的巧合。当年，在甄别反革命的时候，被褚时健“解救”的一个原定为“美蒋特务”的医生罗载兴，已经先他一步到了红光农场，就在场部当医生。那天正巧罗载兴到一队来巡诊，听傣族农民说有一个新来的“右派”快死了，赶忙到工棚里看看。就是这一看，救了褚时健。罗载兴一看就明白，褚时健得了严重的疟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宁治好了褚时健，报答了当年的“救命之恩”。
其实，褚时健到农场后不久，农场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时健属于错划的“右派”，可以当犯错误的下放干部看待。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纠正这样的“错误”。农场从未对褚时健提起过这个通知，也没有因为这个通知对他网开一面。褚时健是在二十年后，才知道了当初的一纸通知。因此，他这个最后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岁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时健的遭遇相比，马静芬一点儿也不轻松。
褚时健走后，马静芬所在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你身体不好，先回昆明去休养一段时间吧。”马静芬疑惑地问：“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也不用来了。”
马静芬怎么敢休养呢，丈夫去了劳改农场，这个家交给了自己，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儿的生活来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养病。”可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你现在是“右派”家属，你没有提要求的权利了。
马静芬回到了昆明。没有了生活来源，褚时健留下的几百元钱花不了多长时间。她到处找工作，落脚在了一个街道的编织组。编织组计件拿收入，织一支毛线有3毛钱手工费。一个人一天最多织三支线，交了管理费，每天能挣几毛钱，满打满算，一个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时健在农场，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费，扣除7元伙食费，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给她。马静芬就用这点儿钱安排女儿、母亲和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一份像样点儿的工作，在毛巾厂当收发。可没干多久，她就发现有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还有一预“右派”家属的“帽子”，她感到心里异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面对，不管怎样，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写信给褚时健，要带着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时健在离队部三四里外的半山上种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农民的土屋里。他无法想象，妻子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活。他劝马静芬不要来，理由很简单：“条件太差了，天气又热，你过不惯。”马静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愿意。而且那里都是‘右派’，好歹没人歧视。”
1960年，马静芬带着女儿投奔褚时健来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褚时健还没有资格和家属同住。他只能搬着铺盖卷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马静芬和女儿留在了半山。农场不养闲人，马静芬既然来到农场，就是农场的员工，农场每月给她12元工资，要她喂养四十多头猪。当猪倌，这是马静芬这个在他人眼中是纤弱敏感的资产阶级小姐从来没有想过的。
马静芬牢牢记住了这样几件事：
一天，褚时健到队里开会，没有上山来，她哄着孩子睡觉，相伴的是盏昏黄的油灯。突然，一样东西“啪”地打在蚊帐上。拨开帐子，她看见一条锄把儿粗的花蛇，盘栖在屋顶木檩上。她吓个半死，心头打战，欲逃无路，怔怔地紧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来。谁知道他回来一听，说：“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说。”
又有一次，褚时健进山砍竹子，一走一个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沥沥地雨下个不停。破屋不耐连天雨，地上到处流淌着小河，屋里屋外一样湿。下山打饭要走一大段山路，抱着孩子寸步难行。马静芬让女儿待在家里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着妈妈的腿。她一巴掌甩过去，女儿的鼻子里流出的是血，母亲心头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关闸停水。他不在，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风带着啸音缠绕林中。马静芬硬着头皮提着马灯摸到碾坊关闸，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
***：怎么活下去
马静芬记忆深刻的这几件事，褚时健早就没有印象了。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下去。当时，饿死人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中国由“***”转到了***，史称“******”，全国多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得水肿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时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红光农场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场职工吃了半年稀饭，很多人得了水肿，大人孩子都处在饥饿状态。
“妻子孩子都来了，我不能让她们饿死。”褚时健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细细盘算，自己一个月工资22.8元，妻子12元，两个人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费，总共24元，还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销，生活起来很紧张。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还是幸运些。他知道，妻子执意从昆明跑过来当山民，是怕他一个人挺不过去。既然来了，他就有责任让妻子孩子过得好点儿。
褚时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开外就是红河，每天出工都要经过。望着滔滔江水，褚时健常常想起故乡的那条江。
一天，褚时健翻腾自己带下来的破木箱，不知怎的，从一堆破烂中翻出了十多个钓钩，这是当年在玉溪钓鱼时留下的。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天无绝人之路，有这个我就不发愁了。”
有钩没有线，他把线衣拆了一件，两口子一起扭线。天黑后，褚时健到江边去下钓钩，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去看看战果，好家伙，钩住了四五条长长的鱼。褚时健对妻子说：“这个买卖好整嘛！拿得来鱼，我们就有了一条出路。”
此后，他差不多天天去钓鱼。晚上下钩，天不亮就取回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计，只有稀饭充饥，那么多人得水肿病，我们家一个都没有得，想想真要感谢鱼呢。”
农场的“右派”和劳改犯不一样，工作范围划定了，节假曰可以到县城里去走走，买东西，赶集。
褚映群这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懂事，从不对父母提什么要求，只有元江城里那两毛钱一杯的甜水，是她进城一趟唯一想着的东西。褚时健的预算里，每次都留两毛，这也是他唯一能给女儿的。
有一次到县城，碰上卖三块五一斤的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就是有糖纸包着的奶糖。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个稀罕物，买糖的队伍排了很长。映群再也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块。
褚时健告诉女儿：“那个糖有什么好，粘在牙齿上揪都揪不断。”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两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队。就在队伍里，两人还在犹豫，褚时健对妻子说：“这要喝两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马静芬看看女儿那渴望的眼神，不忍从队伍里出来。最后，两口子下了狠心，给女儿买了一次糖，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级的礼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在劳改农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活儿。当时农场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早日“摘帽”的资格，褚时健也不例外。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一个人干几样工作，顶好几个劳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从上游林区冲下来的泥沙中，裹挟着许多原木。这些木头最长的有十多米，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褚时健领着他的组员来到江边，他打算下水捞木头。这时的元江水面比平时宽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儿，溅起的波浪都是红色的，水声大得说话都听不见。远远看去，峡谷里的江流就像一条翻腾的红龙。大家伙儿都被暴怒的江流惊呆了。在这种江水里捞木头，这想法实在太疯狂了。
可褚时健太想要这些木头了，副业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让别人在江边接应，自己一人下到江里。从上午九、十点钟一商到下午，连午饭都没有吃，褚时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头晕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点，又饿又累，我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一根大木头漂了下来，有十来米长，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诉我们副业组的两个人，我下去拖出这根就走。我推着木头向江边游，离岸还有20多米的时候，我发现不好了，江水开始打漩儿，我当时全身的力气消耗完了，只有放弃木头了，心想快点儿游出来。”可是这时，褚时健已经被木头带进了漩涡。江边人们的呼喊，他已经听不见了。褚时健说：“人哪，有时候家庭情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看着出不来了，脑子里浮现出她们两个。我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们丢在这儿，我死了不要紧，她们今后日子怎么过？一想到这个，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刚把我冲到一块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头，水头就折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一秒的灵光一现，我肯定出不来了。”
半个小时后，褚时健才摇摇晃晃地从滩上爬了起来。这一幕，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他说：“我这一生，好几次遇着要死的坎儿，最后关头，还是对家人的牵挂让我选择了生。”
有些人喜欢承诺，因为有人看重承诺。马静芬说：“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承诺，但我清楚，这个男人是个可靠的人。同样，我也没有给过他什么承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不靠这个，就凭相互的信任，托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时健回忆起那些年月，说：“我们那个地方环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难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钓鱼，靠全家人上山采野菜、挖竹笋，一直坚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说法，这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后来，我们全家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1961年，褚时健终于等到了“摘帽”的消息。这一年，全国的几十万“右派”中，已有十多万人先后摘了“帽”。
虽然对自己怎么当上的“右派”心存疑问，但褚时健仍然渴望着“摘帽”的这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时，他发现，生活从1958年12月拐了弯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程车。
不过，他的境况还是有了些变化，他被任命为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
褚时健一家离开了红光农场，走进了磨盘山中。
磨盘山因山顶平坦，形似磨盘而得名。那是杜鹃花开满山间的时候。火树杜鹃顶着一团团花朵，远观如簇簇燃烧的火把。山顶风大，草场上遍布鹅蕾和淡蓝的色彩，整个山谷美不胜收。当年，褚时健和老伴就在这里当牧马人。
现在，如果从新平县到磨盘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标牌：磨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可当年褚时健举家搬迁时，这里人迹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场，只有畜牧场一个单位。
畜牧场有七十多名员工，养着几百只高加索绵羊，还有荷兰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马。别看草场面积大，但地势高峻，风势凛冽，牧草谈不上丰茂。县里每年给牧场分配40万斤草料，远不够牛羊吃饱。褚时健说：“那个时候，人没粮食，饿得瘦条条的，牛羊吃不饱，不起膘，和人一样，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变畜牧场的现状，把周围的沟沟坎坎、大小山头都跑遍了，也没想出好办法。他不明白，条件不具备，凭什么要引进这些遥远地方来的牲畜？
畜牧场几十号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几近于无踪无迹。风干物燥，磨盘山年年山火不断，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也对农场的牛羊形成了威胁。上级给牧场配发了枪支，褚时健扛上枪，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马静芬终于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学当上了教师。这个热爱大自然、钟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丧失了爱美的能力，当年的浪漫情怀被一点点从心中挤出，剩下的只有“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着。1992年，她担任云南省插花协会会长，一件取名为《欢乐的火把节》的插花作品获得了全国大奖，那是用云南山地满山遍野的火把果为主材设计的。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盘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迹。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果然不出褚时健所料，没过多久，这个畜牧场垮了，褚时健一家搬到了新平堵岭农场。这是一个移民农场，安置着当年从玉溪迁来的两千多口人。褚时健到的时候，农场走得只剩下四百多人。又是一个“烂尾工程”，褚时健感慨：“当时的政策越来越不讲理了。这些项目为什么搞，能不能搞下去，怎么从来没有人认真想过？”
其实，比乱上项目更可怕的，是这些项目所涉及的人，项目可以一纸命令撤销，人呢？
大时代涌起过多少大风潮，普通人的命运就这么被安排、被遗忘……
农场只能种苞谷，收的赶不上吃的，所谓“******”已经过去，可农场职工仍在闹饥荒，肚子里没有油水，大人孩子走路都发飘。
刚到任的副场长褚时健，面临的又是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不过这次不是一家三口，而是整个农场的职工。
“我又找了一条门路，下河摸鱼，上山打麂子。最多的一个月，我给食堂扛回了六只麂子。”
还有一次，褚时健从江里摸上来一条12公斤的胡子鲶，足有两米长。当地的傣族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他们抬着鱼回农场的时候，引来了一路的围观。
最让褚时健得意的是，他一枪撂倒了150米开外的两只麂子。“我一直等到小麂子和大麂子成一条线的时候才开枪，子弹从小麂子的肩胛骨穿过，直接进入大麂子的胸口。”这件事在傣族老乡口中被传成了神话，多年以后还有人记得。
半年，仅仅半年之后，堵岭农场也要搬迁合并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叫普朝柱，他后来成了云南省省委书记。他是褚时健参加边纵时的战友，在地委时又是褚时健的上级。合并搬迁的命令是普朝柱宣布的，他征求褚时健的意见，问：“老褚，你有什么打算，是跟到漠沙农场还是换个地方？”
从玉溪到元江，再从元江到新平，褚时健的家，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几只破旧的木箱就装着所有家当，没一样值钱的。他再也不愿拖家带口地打游击了，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妻子孩子想想吧，况且女儿褚映群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对普朝柱说：“农场就算了，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固定点儿的工作？”
普朝柱说：“县里的曼蚌糖厂缺个副厂长，不过亏损得一塌糊涂，你愿不愿千？”
褚时健毫不犹豫地说：“干！”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1963年，褚时健到新平县曼蚌糖厂担任副厂长。
1965年，新平县产业布局调整，曼蚌糖厂关闭，厂里的职工都转到了新厂——戛洒糖厂。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它们就是一个厂。褚时健的干部履历表上也写着：1963年—1979年，云南新平县曼蚌糖厂副厂长。
糖厂就在戛洒镇上，有一百多名员工。别看厂子不大，这在地处哀牢山腹地产糖区的新平，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国企。糖厂靠近山脚，用溪水做动力，榨甘蔗汁熬红精。糖渣可以用来酿酒，糖和酒是主要产品。
糖和酒，对褚时健来说太熟悉了。他从小在家乡就烤酒，在农场又熬过糖，他觉得，自己来搞这个厂很有“谱气”。当时糖厂并不赚钱，平日里百多号人，榨季加上临时工可达两三百人，一年干到头，反而亏损20万。县里没有钱补贴，都是靠省财政负责平衡。对于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特困县，这也成了领导的一块心病。
褚时健的介入，还是从摸清情况开始。他发现，糖厂所用的榨糖工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据说已经有三千年历史。土灶上有从大到小的八口铁锅，最大的直径一米多。烧锅用的是木柴，水磨碾过的甘蔗汁倒进锅里熬。因为怕熬煳了，工人们需要一边烧火一边搅锅，劳动强度非常大。褚时健算了算，出1公斤红糖用12公斤甘蔗，耗燃料5.2斤，100公斤甘蔗只能产糖9公斤，用的燃料却高达近50斤。因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这么多年下来，厂区附近靠江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
褚时健在生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搞企业，必须讲效益。具体到一个小糖厂，就要算算一吨甘蔗能出多少糖，它的成本，也就是原料费、燃料费，还有人员、水电、机器磨损等其他费用是多少。现在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不亏损？厂里的技术人员提出：“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了许多年，要想进行技术改造没有资金行不通，厂里年年亏损，哪里来钱搞改造？”褚时健说：“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入手，花钱少，见效快。”
那段时间，褚时健天天穿着背心短裤泡在灶火边。新平天气热，他成天在火边烤，汗流浃背，全身就没千过，人又长得又黑又瘦，真有点儿钢筋铁骨的味道。糖厂的员工都觉得这个副厂长不同寻常，就凭他肯吃苦的劲头，肯定能搞出名堂来。
糖厂的主打产品是红糖，但糖的质量一直不过关。厂里过去的方法是高温煮、高温蒸发，不是煮过了头颜色太深，就是蒸发后的结晶太硬，打都打不烂。褚时健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厂生产的基本原理引到红糖厂来，用低温煮、低温蒸发来提高红糖的质量。正是这一改革，促使红糖的一级品率大大提升。
正赶上榨季，厂里的锅炉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围着锅炉七嘴八舌，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如果进城去请师傅来修，一来一去要耽误好几天。褚时健不吭声，围着锅炉琢磨了两个小时，然后爬进了还带着高温的炉膛。几分钟后，全身冒着热气的褚时健出来了。令人称奇的是，罢工的锅炉好了。这一情景十多年后再次重演，只不过那时的锅炉已经是玉溪卷烟厂的大锅炉了。
当副厂长的第一年，褚时健的改造就见了成效。燃料由木柴改为甘蔗渣，每公斤糖所耗的燃料从5斤2两猛降到了8两，节省燃料五倍多；糖榨三回，百公斤甘蔗出糖量达到了12公斤；低温蒸发，糖的一级品率从10%一下子飙升到85%。
这一年，糖厂赢利了，不但填平了20万元亏损，还有了8万元的盈利。
这28万元对于新平县财政来说，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无尽的创造力：一手抓三样
褚时健的名声传开了，人们对这个“摘帽右派”刮目相看，原先觉得他不像个副厂长的人，这时也跷起了拇指。
糖做好了，褚时健着手攻克造纸的难题。厂里当时有台日生产量两吨的老旧机器，生产人称“草纸”的低端产品。褚时健这个副厂长管生产流程，他提出，把原先四吨的锅炉改成十吨，这样可以提高造纸的水平。这样的事情厂里的人想都没有想过，更何况一个有“案底”的新厂长。一位姓刘的工程师悄悄劝他：“老褚，你想过没有，这可是国家财产，你搞好了没有功，但如果失败了，只怕会有杀身之祸。”
其实，当时褚时健这个副厂长的任命并没有宣布。原因很简单：“摘帽右派”。褚时健带点儿调侃地说过：“‘右派’帽子给你摘了，拿来挂在墙上。什么时候运动来了，把它拿下来给你戴，你就得戴上，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他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有谱气。”
马静芬这时候也调到了厂里，负责检验和化验。褚时健回忆：“我们两个人这一段成了搭档，她进入状态很快，也善于发现问题。很快，我们就做出了纸，而且是办公用纸。纸样送到了省轻工厅，轻工厅的人说：‘你们那种烂机器可以做这种纸？是不是拿别人的产品冒充的？’我说：‘你不信，你可以瞧瞧去。’”不光分管的技术干部不信，就连厅里的领导也不相信。
不久，轻工厅果真派来一位副厅长。他亲眼看到纸从机器上拉下来，笑着说：“我相信了，谁说小厂不能创造奇迹？”
糖和纸的生产上了台阶，褚时健开始了他的另一种改变，这就是职工福利。褚时健说：“那个时候我就摸索怎样把国家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只是这种话当时不敢讲。工资那么低，又不准发奖金，职工的生活很艰苦。我说，别的做不了，我们可以改善生活。别总喊口号唱高调，如果生产搞好了，职工一点儿好处都得不到，他的干劲从何而来？”
褚时健提出，制糖的下脚料，那些黑黑的东西，其实还含有很多糖分和营养，完全可以当饲料。副业组按他的想法搞了两三百吨，一吨喂一头猪，结果厂里的三百多头猪都养得胖乎乎的。同时，褚时健组织了几个职工，重新开挖江边被水冲毁的荒地，搬开上面十几厘米厚的石头，把底下的好土翻过来，翻出了十几亩菜地。当地人过去不种菜，认为热地方长不出好菜。副业组这十几亩地让人开了眼，种的番茄、辣椒、青菜、白菜都长得很好。副业上去了，食堂就有了起色。过去厂里的员工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现在每星期吃一次，一家只要出五毛钱，就可以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打满满一瓢肉。两年后，肉可以敞开吃，一个月7元生活费，可以吃到五六公斤肉。员工的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千劲也大了。
“当时新平县江岸两边有很多集体单位，就数糖厂的职工食堂办得最受欢迎。”
就在褚时健的改革实践初见成效时，“*****”到来了。
新平地方小，但大地方闹什么病，这地方也哆嗦。其他地方的“摘帽右派”，但凡来个运动，就被揪出来斗几回，很多人都反复经历过。“*****”一来，不光“右派”，就连当时的革命干部都成了批斗对象。糖厂有点儿例外，不管外面怎样轰轰烈烈地闹，厂里相对要平静许多，褚时健基本上没挨过批斗。
褚时健对此很知足，他称这是“大潮流中的小天地”。当然，想整人的人什么时候都有，想干事就有风险。褚时健这片相对平静的小天地，是他自己创造的。为什么？因为他改变了工厂的经营状况，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糖厂年年赢利，职工福利在新平算是第一，把他整下去容易，要做到这两点却很难，这样整他的人就有了顾虑。
褚时健说：“我们这套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周转，别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斗胜了上来，他就得找我。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嘁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虽然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被斗，有些还被斗得很惨，我却没有被斗过。”
当时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们甚至对褚时健表示：“我们在前边抓革命，你在后边把我们厂的生产搞好，这样我们不会被抓辫子。”
有了这样的环境，褚时健得以安心搞企业，很少在批斗会上露面。他对一些同样境遇的“走资派”“摘帽右派”说：“写个大字报，会上点你的名，别计较。喊你靠边你就靠，过两年风水转了，还要来找你的。生闷气不解决问题，我的心态是把事情做好。”
就在这个小糖厂，褚时健实现了搞企业的梦想，也看清了自己拥有的无尽创造力。
褚时健自豪地说：“我们搞了三个品种——糖、酒、纸，三种产品都搞出了名堂。不是我有什么神奇之手，而是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所到的地方，一路的记录都是一两年就有起色。我一直有个意识，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千事情就要干好。干得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的关键是利润要增长；第二个，做事情，钱花多了也不行，那些年我们是帮国家搞企业，帮国家搞就要替国家算账；第三个，干事情就要对大家都有利。可以说，新平的实践为我后来管理玉溪卷烟厂打下了基础。”
追忆哀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在元江、曼蚌，一直到戛洒这20年，差不多占了我一生的一大段时间。”
就在这段时间，儿子褚一斌出生了，褚时健有了一个美满的四口之家。
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没几天，褚时健牵挂厂里的生产，催促马静芬回新平。褚时健的话就是命令，马静芬抱着儿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车，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赶上修路，车堵在漠沙江边等渡轮，一等几个小时。
褚时健归心似箭，不耐烦了，他说：“不等了，我们走回去。”
一听这话，马静芬眼泪流了下来。还有十几里路，抱着出生没几天的孩子，怎么走？褚时健对妻子的眼泪有些无奈：“在农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着就回家，哪有那么复杂？”
当年谈起这些事，说一次两口子就吵一次，为了这，马静芬不知哭了多少回。当光阴把记忆压成碎片后，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回忆往事了。
“我这一生，大小产一共有五次。我的身体不好，每一次的反应都让人死去活来。生映群时，他来医院守过，以后就不来了。有一次我动大手术，他干他的工作，没来。手术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给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盘山时，我在山区小学教书，映群每天跟我到学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泼大雨，我们两个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样，回到家连裤带都是湿的，他都没想起来接我们一下。”
“那段时间我流过一次产，他没时间管我，十几里山路，我一个人走去做手术，中间还要蹚水过一条河。我觉得他是身体太好了，体会不到我这种老病号的难处。”
“你别看他跟当地的农民、跟厂里的工人处得来，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却没有话讲。我们两个孩子，他一个都没有抱过。在新平时，有个邻居偷偷问过我妈，映群是不是老褚亲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群在县城上学，离家几十里，他去开会，顺便到学校去看她，映群没钱花了，都不敢开口问他要点儿钱。”
“戛洒天气热，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条毛巾，叫声‘走，儿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才多大一点儿，吧唧吧唧地紧跟着赶，他连头都不回。”
“我在戛洒小学教书时，因为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负。我忍不住告诉了他，他咬着牙说：‘谁再敢欺负你，我就杀了他。’老褚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以后就不敢跟他讲这些事了。”
妻子记忆里的戛洒生活，带着太多的无奈和心酸，那么，女儿褚映群的记忆呢？
褚映群从小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父亲命运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也改变了她的生活环境。爸爸从国家干部变成了大山深处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游，都与艰辛困苦紧紧相连。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条件简陋的学校完成的。
生活的经历，让她从小就知道隐忍、懂得体贴、善于观察。她说过，有些时候，她是妈妈和爸爸之间的黏合剂，在这个四口之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年的采访中，她很少谈到自己，只是用一种冷静的语言谈及父母。
她说：“那些年我不记得过过什么好日子。有几年我和妈妈、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帮我妈带弟弟。对我老爸，我从来不会提要求，不会诉苦，因为我的老爸太坚强。我觉得，他甚至连表达感情的话都不会说。现在到我们家，你会看到他做家务、逗娃娃，对我的女儿和侄女很好，我觉得，他好像是把没有给我们的给了第三代。”
问起她的爱好时，她说她爱读书，小时候就喜欢，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里当知青的时候，她也坚持了读书的习惯。所以恢复高考后，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学。
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记忆里是不是完全没有呢？不是。
1991年的采访中，褚时健说：“我这个人太粗，当然，冈为我的粗，很多时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们不要计较。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家庭是高层次的。从困境中一路走过来，最后统一到对事业的追求上，很难得。虽然不表达，但我对家里的感情很深，如果没有他们，有时候我会想，干不成就算了，有了他们，我就一定要干好。”
几年后，褚时健的话得到了证实，他让妻子看到了他对她的爱、对这个家的负责、对女儿的痛惜、对儿子的牵挂。
1978年，“右派”问题得到最大力度的解决，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队伍”。
1979年，褚时健在戛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对老伴说：“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丝掺白发。
1979年，褚时健终于要离开哀牢山了。他将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忆打包装进了记忆深处……
他感慨：“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送别褚时健时，戛洒糖厂的职工依依不舍。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厂长是个有着无穷动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话形容：只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干好。
因此，他们对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的人说，戛洒糖厂的福气要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