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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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他对待子女有爱但不溺爱，有教训但客观公正。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一样，古代的长辈们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张孩子7岁以上，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选择好友了。在此过程中，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分清善恶，这就是我们说的启蒙教育。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人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他认为如果子女们品行不正，自己积的钱越多，子女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更何况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祖上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潘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活学，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这个人才高八斗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这样的人读书无用。

所以说，自身的修养与读书的志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另外，学习就是为了使用，说得好总不如做得好。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把读书有益的能量转换到自己的人生中来。所以说，教育别人的人要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还应避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别人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