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

——《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走进巴金心灵的人不仅是血缘，更是精神的亲近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多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巴老曾在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李致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采访您，有一个人是不能绕开的，那就是您的四爸巴金。巴老为什么一直写各种激励的话送您？

李致最早是在1942年，当时《家》《春》都出版了，很多人找他题字。我觉得那些学生能找巴老题，我也找。巴老拿起毛笔，就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最先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只要看见我耍，就要问：“你怎么不读书呢？”我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所以那句话符合我当时的“根本利益”。时间久了，才发现核心是后面两句——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在我一生中，很难说是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的。但关键的时候，我没有说假话。

195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走前和他谈了一次。他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对众多人来说你干什么，你喜欢什么，都没关系。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要好好做人。它早已成为我们的家训，常挂客厅。

记者众多亲戚中，为何巴老觉得您对他的了解可能多一些？

李致我父亲是巴金的大哥，他们兄弟感情很深。我父亲去世后，巴老把他们的兄弟之情转移到了我和4个姐姐身上。1955年，巴老回到重庆，打了个电话，我就去了。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爱看书。我现有30多个书柜，不少书是巴老给我的。

1973年，我假借从北京去上海看眼病，悄悄到上海见了巴老一面，百感交集。第三天我离开时，上海雨很大。巴老很早起来，把雨衣给我披上。去车站的路上，我满脸是水，分不清楚是雨水还是泪水。后来，巴金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对我的理解可能多一些。我估计，他觉得我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人，对他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都比较了解和赞同。

记者巴老一直想您去上海帮他做事，为什么最后还是没去？

李致巴金老年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提笔很困难。他希望我退下来后去帮他处理信件、日记，协助编辑全集等。后来，我当选了省政协秘书长，又是5年，巴老的愿望就落空了。其实我很歉疚，巴老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却帮他做得很少。

记者您一直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最后也因为巴老，您释然了。是这样的吗？

李致我父亲是长房长孙，本来想去北京读书、德国留学的，但必须管家里。当时家庭经济压力很大，父亲开书店，做金融。他是老好人，赚了钱归别人，赔了钱自己承担。但父亲大病之后，家庭面临破产，在走投无路时，吃了安眠药，留下一家人，生活极为困难。我第一次去上海，巴金陪我去扫墓，我说我不理解我父亲，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了。

若干年后，巴金拿出我父亲给他的4封信。父亲信中说，“我们很多地方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父母给我们的对人类的爱。”他鼓励巴金，让他以我们家族为背景写出长篇小说。我突然觉得父亲不是自私的人，是在特定环境之下做出的牺牲，我终于理解，但理解得太迟了。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一支笔杆子，一张嘴皮子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李致在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退休后，他再次拿起笔写作，其随笔深得圈内好评。

记者您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李致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叫做《偷营》，虽然只是发表在当时的校刊上，但对于还是学生的我来说，已经很开心了。

我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才真正走上人生的道路。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记得当年我的一位老师，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拿给我看，还给我解释了文章的意思。我突然觉得新的天地出现了，视野扩大了，就爱上新文学，自己也想写。

1949年开始，我全力搞地下工作，那时候规矩限制很多，如果随便写就会暴露自己。1950年之后，新事物太多了，工作很繁忙，也没顾上写。

记者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您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地方出版社推向了全国出版界前列。《周总理诗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后，扔出的第一个大“石头”。当时为什么要推这本书？

李致周总理最受老百姓爱戴，我们当时通过渠道得到周总理的诗，尽快出版了。当年四川（包括重庆）只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粉碎“四人帮”后首先面临一个问题——书荒。全国人民要看书，怎么办？我们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几十位名家的著作。

记者那么多名家，您当时是如何得到他们同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的？

李致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是巴金的侄儿，跑过去给别人行礼，然后叫一声伯伯或者叔叔，用一个网兜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不是这样，我从没打着巴金的名字在外活动。只有找茅盾组稿的时候问巴金，能不能给茅盾写封信。巴金说：“这些得靠你自己去说。”

当时我能做的就是，先搞清楚作家的情况。比如，我向曹禺组稿时，他的剧本我可以成段成段背出来。我进门就说，我就是您的读者，我就开始背台词，什么周朴园的、周冲的，张乔治的。除了了解作家、作品之外，我还拿出我们已经做好的书给曹禺看。曹禺一看就问：“都是你们四川出版的啊？”见他满意了，我们才开始谈一些细节。曹禺问我，书什么时候能出来？当时出书周期很长，一本书可能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出版。我说，3个月就能出，其实心里是没底的。从曹禺家出来后，我给社长打电话问能不能3个月出出来。社长盘算了一下，说“能”。其他的书让路，3个月果然就出版了。曹禺很高兴，表扬我说：“李致同志你说话是算数的。”

记者您在出版社工作时，向茅盾约稿，却一直存有遗憾？

李致我20多岁开始喜欢读茅盾的书，尤其喜欢他的散文《白杨礼赞》，至今还能背其中一些句子，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会用来鼓励自己。我第一次见到茅盾是1978年，是冲着出书去的。到了他家，先和他儿媳妇陈小曼商谈，提出出版《茅盾近作》。小曼把我引进沈老的书房，老人年近八旬，一听说我们准备出版老作家的“近作丛书”，他很高兴，但说他的作品不多。后来再三请求，他同意出版《茅盾近作》和《霜叶红似2月花》。这两本书出版后，沈老很满意，我趁机又提出出版《腐蚀》和《中篇小说选》，因为已经获得沈老信任，他很快同意。我们当即着手出版，先将书的封面设计和插图交给沈老审阅，原以为当年就可以把这两本书送到他手上，没想到书未出版却在广播中听到沈老逝世的消息。

记者“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您把诗人冯至的话当作出版社的座右铭，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但您却一直坚持这种指导思想，为什么？

李致有一次一批翻译家在成都开会，来出版社参观，著名诗人冯至也在其中。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出版是个整体，要约稿、选择责任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印刷，然后上市。他所称赞的，不是我李致一个人，而是我们四川出版界，我们都很欣慰。

这个说法也有争议，因为市场经济之后，大家觉得出版商才是正确的定位，不是“商”，岂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有人提出来既当出版商，又当出版家；也有人提出来先是出版商把钱挣了，然后再当出版家。

我觉得都是文字游戏。我们说不当出版商，就是说要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我们不能说那本书赚不到钱，我们就不出版。图书进入市场有商品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当时四川的出版社社会效益绝对是放在首位的，当然同时经济效益也很好。我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

振兴川剧一声吼不是打酱油的，是来打气的

李致把自己比喻为川剧中的“吼班儿”，自谦中透着对川剧的真情关爱和呕心沥血。川剧人把他比喻为“李老板”，虽不能当演员，他却一直为川剧鼓与呼。

记者您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川剧，之前是想当一名话剧演员？

李致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话剧演员云集在成渝两地，我几乎看了以中华剧艺社为代表的所有话剧演出。我是穷学生，买张最低价格的票，站在舞台旁看。不过，当年能背很多台词，比如曹禺的那些。我在学校时也演过话剧，非常想当演员。但1950年，地下党分配工作，组织上认为缺干部，要我去共青团工作。

要说川剧，我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感觉。我住在东城根街，只要走过祠堂街锦屏大戏院，就能看见挂头牌的“陈书舫”三个大字。直到50年代初，看了《柳荫记》，从此爱上川剧。

记者虽然没有当成演员，后来却和名家演过对手戏？

李致我不会演川剧，不是票友，更谈不上“资深”。1991年，张爱萍将军偕夫人回成都，与川剧界人士欢聚一堂。我跟将军开玩笑说：“我和陈书舫本来要给您表演《花田写扇》，但你们几年不来，我连台词都忘了。”哪知将军一听，非要我们演出不可。《花田写扇》是大幕戏《花田错》的一折，是陈书舫的拿手戏。陈书舫扮小丫头春莺，我扮卖字画的落魄书生边吉。我不会唱，但台词记得，戏里相公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没有唱腔。我演得很认真，台词对答如流。演到一半陈书舫却笑了场，但我已经进入角色，只得稳起不笑，等书舫接着演下去。

记者您在川剧人眼中，还是一位“易胆大”，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跨越雷池的探索与创新。会不会太冒险了？

李致当年的胆大是支持魏明伦的《潘金莲》，我们把戏调到成都演出时，有权威人士说，把这个荒诞的戏放到成都演出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可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格调低下，为什么不能演？为什么不能探索创新？现在，应该继续“胆大”——针对观众的流失，送戏上门，政府买单；针对招生困难，应该像师范学校那样不收学费，还要供伙食，学习好的给予奖金，毕业时帮助他们找工作。这几副猛药下去，川剧会有变化。

记者说起川剧，您还是那么激动，为川剧振兴提过不少的建议，为什么愿意为川剧当“吼班儿”？

李致我写了关于川剧的书约21万字，里面收集了我的讲话、意见、随笔、日记等等。我热爱川剧，愿意为振兴川剧奋斗终生，当“吼班儿”没关系，打杂也没关系。

我当年负责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了解川剧的一些现状，经常听川剧人讲他们的心愿。为了使川剧这个瑰宝不至消失，我愿为之鼓与呼。我既非在职领导，又非专家学者，只能为振兴川剧帮个腔。我年过80，四肢无力，但中气尚足。既如此，就这样吼下去吧。

记者“振兴川剧”提出了这么多年，您认为做到了吗？

李致以前大家的娱乐方式只有看电影、看川剧、泡茶馆，现在休闲方式多了，川剧不是必选。我只能说台上振兴了，台下没振兴，也就是观众不多。

30年前，我们曾组织500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有些学校给大学生发川剧票，学生觉得是老师给的票，只能去看。川剧文学性、幽默感很强，大学生看完后反响强烈。近年来，每次川剧走进校园，都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当然，要送好戏去，否则败胃口。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人品不好、样子也不漂亮，谁愿意和你谈恋爱？

记者除了为川剧摇旗呐喊，现在还坚持写作吗？

李致上午，我都用来写文章看资料，用电脑比较多。我学电脑是在关爱和训斥中成长起来的。我女儿和外孙教我学电脑，对我帮助很大，但我反应慢又记不住，他们有时就不耐烦，常常说：“这个你都不懂啊？”我外孙是电子游戏高手，说他自己是“骨灰级”的，我还不停地问最基本的问题，惹来笑话。如此，我只有靠老办法学。我记不住程序，就写下来，慢慢摸索学会。

作家王诚德写过一首打油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书生就是李致，在文艺圈里，大家都把他看成一位文友。

这是怎样的一位书生？我与李老打交道10年，其中有三次重要邂逅，或许能勾勒出李致书生的模样。

他是一位严谨的书生。

这次采访巴蜀文化大家，是与李老的第三次邂逅。走进李老的家，老人已是盛装等候。他用力地跟我握了握手：“我们很有缘啊，打了10年交道，我估摸是因为巴老的缘故。”说着便指着我的名字说道：“这个珏字，和巴老《家》中瑞珏的珏是同一个字。所以，一听你要来采访，我就很乐意。”

李老记忆力很好，从2004年采访巴老百岁华诞到2013年，果真刚好10年。如今再见，他如第一次见面一般，严谨、幽默，精神矍铄。

2004年，第一次登门采访，满头银发的李老对来访人和采访内容非常谨慎，一问再问。他不打无准备的仗，要准备详实的受访资料，避免自己在采访中出错。10年后的采访依然如故，在他家里，我看到了他的3本回忆录，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提前一周就开始“复习”。这7天，80多年的历史像放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单曲循环”，逐一记起每个细节。4小时，李老几乎没有停下回想，一气呵成，仿佛故事都发生在昨天。

稿件完成，傍晚送李老审阅。晚上11点，接到老人电话：“稿子我已经看完，明天上午我们当面谈谈。”再见自己的稿件，已经变成了“调色盘”：红色标记是删减的内容，蓝色是增加的内容，黄色是需要和我们商量的内容。我开玩笑说，遇到您这样一位认真的编辑，我们好幸福啊。李老笑笑：“没办法，我这是职业习惯。”

他也是一位文艺的书生。

其实，知道李老是高二那年。他是我高中同学的叔公，那年，同学拿着李老带回的有巴老亲笔签名的《家》，我是那个羡慕嫉妒恨啊！由此，我记住了一位名叫李致的老人，他是巴金的侄儿。可李老却对我说，可以给他很多称谓，唯独不喜欢“巴金侄儿”这个前缀。在李老眼中，这个称谓并不是外人所认为的“沾了光”。他受巴老影响，写作、爱川剧、做人，但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完成。

这次采访李老，发现他与文化的关联不仅是巴金，不仅是川剧，他曾和那么多文化名人打交道。年轻时，他应该是一名铁腕文艺粉丝，名家的书不仅几乎都看过，还能背。这后来成了他约稿的“法宝”。“就像你们约我采访一样，我知道你们看了我的东西，我才有兴趣给你们谈嘛。我当年向名家约稿，就像你们记者要采访一样，要先做功课。”

那怎么称呼您好呢？李老板如何？我们的一个玩笑话，引来李老哈哈大笑，老人竟像小孩般拍手称快：“这个称谓我喜欢！”这是对川剧的挚爱与牵挂，他从未停止过为振兴川剧呐喊。

跟李老的第二次邂逅就是因为川剧。2012年宣传文化界元宵节茶话会，李老拄着拐杖走进大厅。我上前问好，他扶下眼镜仔细看了看我，说道：“以后川剧要请你来提意见。”一名采访巴老与他打交道的记者，竟因为写了川剧的报道被他记住了，足见老人心底，对川剧爱得之深沉。

回想10年间，但凡有川剧的地方，一定有李老。老文青就是很坚持，一爱就是几十年。也就在今年，四川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再次邀请他担当顾问，继续为川剧振臂高呼。

他更是一位乐活的书生。

不知是不是早年曾在共青团工作的缘故，我一直觉得李老人老心不老，很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

他是一位故事很丰厚的文化老人，每次采访总能让我收获不同的精彩。这次在他家里，犹如进入时间隧道，一张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记录了几乎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顿时像“十万个为什么”，叽叽喳喳闹开了。老人主动当起“讲解员”，拄着拐杖在屋子里陪我们转悠，解难答疑。

而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李老突如其来的“下午茶”。正要进入第三部分采访，老人突然打断：“快5点了，我们先吃锅盔。”这个举动完全不在程序内，大家开始婉拒。可老人说：“你们怎么问我，我听你们的，吃锅盔听我的，按照‘不讨论原则’执行。”他“下令”，所有人都必须填饱肚子再工作。

与老人打交道的这10年，总有这样的感触：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巴老的文人气质，他的举手投足间传递着巴老的做人精神，他的骨子里浸润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李致，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人更要紧”的巴蜀文化大家。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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