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

——《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走进巴金心灵的人不仅是血缘,更是精神的亲近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多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巴老曾在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李致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采访您,有一个人是不能绕开的,那就是您的四爸巴金。巴老为什么一直写各种激励的话送您?

李致最早是在1942年,当时《家》《春》都出版了,很多人找他题字。我觉得那些学生能找巴老题,我也找。巴老拿起毛笔,就给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最先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只要看见我耍,就要问:“你怎么不读书呢?”我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所以那句话符合我当时的“根本利益”。时间久了,才发现核心是后面两句——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在我一生中,很难说是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的。但关键的时候,我没有说假话。

195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走前和他谈了一次。他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对众多人来说你干什么,你喜欢什么,都没关系。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要好好做人。它早已成为我们的家训,常挂客厅。

记者众多亲戚中,为何巴老觉得您对他的了解可能多一些?

李致我父亲是巴金的大哥,他们兄弟感情很深。我父亲去世后,巴老把他们的兄弟之情转移到了我和4个姐姐身上。1955年,巴老回到重庆,打了个电话,我就去了。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爱看书。我现有30多个书柜,不少书是巴老给我的。

1973年,我假借从北京去上海看眼病,悄悄到上海见了巴老一面,百感交集。第三天我离开时,上海雨很大。巴老很早起来,把雨衣给我披上。去车站的路上,我满脸是水,分不清楚是雨水还是泪水。后来,巴金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对我的理解可能多一些。我估计,他觉得我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人,对他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都比较了解和赞同。

记者巴老一直想您去上海帮他做事,为什么最后还是没去?

李致巴金老年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提笔很困难。他希望我退下来后去帮他处理信件、日记,协助编辑全集等。后来,我当选了省政协秘书长,又是5年,巴老的愿望就落空了。其实我很歉疚,巴老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却帮他做得很少。

记者您一直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最后也因为巴老,您释然了。是这样的吗?

李致我父亲是长房长孙,本来想去北京读书、德国留学的,但必须管家里。当时家庭经济压力很大,父亲开书店,做金融。他是老好人,赚了钱归别人,赔了钱自己承担。但父亲大病之后,家庭面临破产,在走投无路时,吃了安眠药,留下一家人,生活极为困难。我第一次去上海,巴金陪我去扫墓,我说我不理解我父亲,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了。

若干年后,巴金拿出我父亲给他的4封信。父亲信中说,“我们很多地方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父母给我们的对人类的爱。”他鼓励巴金,让他以我们家族为背景写出长篇小说。我突然觉得父亲不是自私的人,是在特定环境之下做出的牺牲,我终于理解,但理解得太迟了。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一支笔杆子,一张嘴皮子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李致在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退休后,他再次拿起笔写作,其随笔深得圈内好评。

记者您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李致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叫做《偷营》,虽然只是发表在当时的校刊上,但对于还是学生的我来说,已经很开心了。

我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才真正走上人生的道路。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记得当年我的一位老师,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拿给我看,还给我解释了文章的意思。我突然觉得新的天地出现了,视野扩大了,就爱上新文学,自己也想写。

1949年开始,我全力搞地下工作,那时候规矩限制很多,如果随便写就会暴露自己。1950年之后,新事物太多了,工作很繁忙,也没顾上写。

记者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您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地方出版社推向了全国出版界前列。《周总理诗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后,扔出的第一个大“石头”。当时为什么要推这本书?

李致周总理最受老百姓爱戴,我们当时通过渠道得到周总理的诗,尽快出版了。当年四川(包括重庆)只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粉碎“四人帮”后首先面临一个问题——书荒。全国人民要看书,怎么办?我们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后来又连续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几十位名家的著作。

记者那么多名家,您当时是如何得到他们同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的?

李致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是巴金的侄儿,跑过去给别人行礼,然后叫一声伯伯或者叔叔,用一个网兜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不是这样,我从没打着巴金的名字在外活动。只有找茅盾组稿的时候问巴金,能不能给茅盾写封信。巴金说:“这些得靠你自己去说。”

当时我能做的就是,先搞清楚作家的情况。比如,我向曹禺组稿时,他的剧本我可以成段成段背出来。我进门就说,我就是您的读者,我就开始背台词,什么周朴园的、周冲的,张乔治的。除了了解作家、作品之外,我还拿出我们已经做好的书给曹禺看。曹禺一看就问:“都是你们四川出版的啊?”见他满意了,我们才开始谈一些细节。曹禺问我,书什么时候能出来?当时出书周期很长,一本书可能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出版。我说,3个月就能出,其实心里是没底的。从曹禺家出来后,我给社长打电话问能不能3个月出出来。社长盘算了一下,说“能”。其他的书让路,3个月果然就出版了。曹禺很高兴,表扬我说:“李致同志你说话是算数的。”

记者您在出版社工作时,向茅盾约稿,却一直存有遗憾?

李致我20多岁开始喜欢读茅盾的书,尤其喜欢他的散文《白杨礼赞》,至今还能背其中一些句子,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会用来鼓励自己。我第一次见到茅盾是1978年,是冲着出书去的。到了他家,先和他儿媳妇陈小曼商谈,提出出版《茅盾近作》。小曼把我引进沈老的书房,老人年近八旬,一听说我们准备出版老作家的“近作丛书”,他很高兴,但说他的作品不多。后来再三请求,他同意出版《茅盾近作》和《霜叶红似2月花》。这两本书出版后,沈老很满意,我趁机又提出出版《腐蚀》和《中篇小说选》,因为已经获得沈老信任,他很快同意。我们当即着手出版,先将书的封面设计和插图交给沈老审阅,原以为当年就可以把这两本书送到他手上,没想到书未出版却在广播中听到沈老逝世的消息。

记者“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您把诗人冯至的话当作出版社的座右铭,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但您却一直坚持这种指导思想,为什么?

李致有一次一批翻译家在成都开会,来出版社参观,著名诗人冯至也在其中。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出版是个整体,要约稿、选择责任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印刷,然后上市。他所称赞的,不是我李致一个人,而是我们四川出版界,我们都很欣慰。

这个说法也有争议,因为市场经济之后,大家觉得出版商才是正确的定位,不是“商”,岂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有人提出来既当出版商,又当出版家;也有人提出来先是出版商把钱挣了,然后再当出版家。

我觉得都是文字游戏。我们说不当出版商,就是说要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我们不能说那本书赚不到钱,我们就不出版。图书进入市场有商品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当时四川的出版社社会效益绝对是放在首位的,当然同时经济效益也很好。我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

振兴川剧一声吼不是打酱油的,是来打气的

李致把自己比喻为川剧中的“吼班儿”,自谦中透着对川剧的真情关爱和呕心沥血。川剧人把他比喻为“李老板”,虽不能当演员,他却一直为川剧鼓与呼。

记者您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川剧,之前是想当一名话剧演员?

李致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话剧演员云集在成渝两地,我几乎看了以中华剧艺社为代表的所有话剧演出。我是穷学生,买张最低价格的票,站在舞台旁看。不过,当年能背很多台词,比如曹禺的那些。我在学校时也演过话剧,非常想当演员。但1950年,地下党分配工作,组织上认为缺干部,要我去共青团工作。

要说川剧,我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感觉。我住在东城根街,只要走过祠堂街锦屏大戏院,就能看见挂头牌的“陈书舫”三个大字。直到50年代初,看了《柳荫记》,从此爱上川剧。

记者虽然没有当成演员,后来却和名家演过对手戏?

李致我不会演川剧,不是票友,更谈不上“资深”。1991年,张爱萍将军偕夫人回成都,与川剧界人士欢聚一堂。我跟将军开玩笑说:“我和陈书舫本来要给您表演《花田写扇》,但你们几年不来,我连台词都忘了。”哪知将军一听,非要我们演出不可。《花田写扇》是大幕戏《花田错》的一折,是陈书舫的拿手戏。陈书舫扮小丫头春莺,我扮卖字画的落魄书生边吉。我不会唱,但台词记得,戏里相公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没有唱腔。我演得很认真,台词对答如流。演到一半陈书舫却笑了场,但我已经进入角色,只得稳起不笑,等书舫接着演下去。

记者您在川剧人眼中,还是一位“易胆大”,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跨越雷池的探索与创新。会不会太冒险了?

李致当年的胆大是支持魏明伦的《潘金莲》,我们把戏调到成都演出时,有权威人士说,把这个荒诞的戏放到成都演出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可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格调低下,为什么不能演?为什么不能探索创新?现在,应该继续“胆大”——针对观众的流失,送戏上门,政府买单;针对招生困难,应该像师范学校那样不收学费,还要供伙食,学习好的给予奖金,毕业时帮助他们找工作。这几副猛药下去,川剧会有变化。

记者说起川剧,您还是那么激动,为川剧振兴提过不少的建议,为什么愿意为川剧当“吼班儿”?

李致我写了关于川剧的书约21万字,里面收集了我的讲话、意见、随笔、日记等等。我热爱川剧,愿意为振兴川剧奋斗终生,当“吼班儿”没关系,打杂也没关系。

我当年负责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了解川剧的一些现状,经常听川剧人讲他们的心愿。为了使川剧这个瑰宝不至消失,我愿为之鼓与呼。我既非在职领导,又非专家学者,只能为振兴川剧帮个腔。我年过80,四肢无力,但中气尚足。既如此,就这样吼下去吧。

记者“振兴川剧”提出了这么多年,您认为做到了吗?

李致以前大家的娱乐方式只有看电影、看川剧、泡茶馆,现在休闲方式多了,川剧不是必选。我只能说台上振兴了,台下没振兴,也就是观众不多。

30年前,我们曾组织500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有些学校给大学生发川剧票,学生觉得是老师给的票,只能去看。川剧文学性、幽默感很强,大学生看完后反响强烈。近年来,每次川剧走进校园,都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当然,要送好戏去,否则败胃口。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人品不好、样子也不漂亮,谁愿意和你谈恋爱?

记者除了为川剧摇旗呐喊,现在还坚持写作吗?

李致上午,我都用来写文章看资料,用电脑比较多。我学电脑是在关爱和训斥中成长起来的。我女儿和外孙教我学电脑,对我帮助很大,但我反应慢又记不住,他们有时就不耐烦,常常说:“这个你都不懂啊?”我外孙是电子游戏高手,说他自己是“骨灰级”的,我还不停地问最基本的问题,惹来笑话。如此,我只有靠老办法学。我记不住程序,就写下来,慢慢摸索学会。

作家王诚德写过一首打油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书生就是李致,在文艺圈里,大家都把他看成一位文友。

这是怎样的一位书生?我与李老打交道10年,其中有三次重要邂逅,或许能勾勒出李致书生的模样。

他是一位严谨的书生。

这次采访巴蜀文化大家,是与李老的第三次邂逅。走进李老的家,老人已是盛装等候。他用力地跟我握了握手:“我们很有缘啊,打了10年交道,我估摸是因为巴老的缘故。”说着便指着我的名字说道:“这个珏字,和巴老《家》中瑞珏的珏是同一个字。所以,一听你要来采访,我就很乐意。”

李老记忆力很好,从2004年采访巴老百岁华诞到2013年,果真刚好10年。如今再见,他如第一次见面一般,严谨、幽默,精神矍铄。

2004年,第一次登门采访,满头银发的李老对来访人和采访内容非常谨慎,一问再问。他不打无准备的仗,要准备详实的受访资料,避免自己在采访中出错。10年后的采访依然如故,在他家里,我看到了他的3本回忆录,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提前一周就开始“复习”。这7天,80多年的历史像放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单曲循环”,逐一记起每个细节。4小时,李老几乎没有停下回想,一气呵成,仿佛故事都发生在昨天。

稿件完成,傍晚送李老审阅。晚上11点,接到老人电话:“稿子我已经看完,明天上午我们当面谈谈。”再见自己的稿件,已经变成了“调色盘”:红色标记是删减的内容,蓝色是增加的内容,黄色是需要和我们商量的内容。我开玩笑说,遇到您这样一位认真的编辑,我们好幸福啊。李老笑笑:“没办法,我这是职业习惯。”

他也是一位文艺的书生。

其实,知道李老是高二那年。他是我高中同学的叔公,那年,同学拿着李老带回的有巴老亲笔签名的《家》,我是那个羡慕嫉妒恨啊!由此,我记住了一位名叫李致的老人,他是巴金的侄儿。可李老却对我说,可以给他很多称谓,唯独不喜欢“巴金侄儿”这个前缀。在李老眼中,这个称谓并不是外人所认为的“沾了光”。他受巴老影响,写作、爱川剧、做人,但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完成。

这次采访李老,发现他与文化的关联不仅是巴金,不仅是川剧,他曾和那么多文化名人打交道。年轻时,他应该是一名铁腕文艺粉丝,名家的书不仅几乎都看过,还能背。这后来成了他约稿的“法宝”。“就像你们约我采访一样,我知道你们看了我的东西,我才有兴趣给你们谈嘛。我当年向名家约稿,就像你们记者要采访一样,要先做功课。”

那怎么称呼您好呢?李老板如何?我们的一个玩笑话,引来李老哈哈大笑,老人竟像小孩般拍手称快:“这个称谓我喜欢!”这是对川剧的挚爱与牵挂,他从未停止过为振兴川剧呐喊。

跟李老的第二次邂逅就是因为川剧。2012年宣传文化界元宵节茶话会,李老拄着拐杖走进大厅。我上前问好,他扶下眼镜仔细看了看我,说道:“以后川剧要请你来提意见。”一名采访巴老与他打交道的记者,竟因为写了川剧的报道被他记住了,足见老人心底,对川剧爱得之深沉。

回想10年间,但凡有川剧的地方,一定有李老。老文青就是很坚持,一爱就是几十年。也就在今年,四川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再次邀请他担当顾问,继续为川剧振臂高呼。

他更是一位乐活的书生。

不知是不是早年曾在共青团工作的缘故,我一直觉得李老人老心不老,很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

他是一位故事很丰厚的文化老人,每次采访总能让我收获不同的精彩。这次在他家里,犹如进入时间隧道,一张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记录了几乎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顿时像“十万个为什么”,叽叽喳喳闹开了。老人主动当起“讲解员”,拄着拐杖在屋子里陪我们转悠,解难答疑。

而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李老突如其来的“下午茶”。正要进入第三部分采访,老人突然打断:“快5点了,我们先吃锅盔。”这个举动完全不在程序内,大家开始婉拒。可老人说:“你们怎么问我,我听你们的,吃锅盔听我的,按照‘不讨论原则’执行。”他“下令”,所有人都必须填饱肚子再工作。

与老人打交道的这10年,总有这样的感触: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巴老的文人气质,他的举手投足间传递着巴老的做人精神,他的骨子里浸润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李致,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人更要紧”的巴蜀文化大家。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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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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