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注释标题本文原载《四川日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省出版社由一家发展到二十一家。出书品种和印数都有较大增长。仅1985年，即出书一千八百多种，五亿八千多册。几年累计，发行到海外的图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六十多万册。更重要的是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书，其中有不少在全国获奖。

我们深切地感到，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贯彻出版方针的一个关键问题。出版工作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地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早在1980年，社会上公案、侦破、言情、打斗等几类小说开始泛滥，有一个省外古旧书店要我省出版社出版这类小说，虽然从中可以得一笔钱，但从社会效果考虑，我们一本也没有出。相反，我们却出版了有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老作家的近作，还出版了满足农村和青少年需要的图书。1980年出版诗集赔钱，我们却出了二十三种。著名诗人冯至曾热情赞扬我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说我们的工作“换来了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百花齐放、文艺繁荣”。这对我们鼓舞很大。

1986年全国书展川版图书的宣传广告

1986年全国书展销售大厅一角

1986年，陈翰伯（左）在全国书展与李致交谈

不当出版商，并不是不讲经济效益，而是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1981年我们提出这样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则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实行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不以赚钱多少作为考核干部和出版社工作成绩大小的主要标准。后来，我们又加了一句话叫“用之有方”，也就是说把盈利的一部分，用于降低再版书书价，把书籍装帧搞得更好些；花点钱培养本省作者，以繁荣我省的出版事业。

1986年，李致与作家唐弢（中）和萧乾（右）在全国书展

我们十分注意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较好的书和画。如1982年在美人头像充斥年画市场的时候，我们创作出版了年画《敬爱的元帅》。这套年画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和第三届全国年画一等奖，发行量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又如受少年儿童欢迎的“小图书馆”丛书，开始出版时，略有亏损，但坚持出版，现已出七十五种，已转亏为盈。当然，也有些书，例如“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受到中外出版界的好评，读者也欢迎，但它印数不大，多有亏损。对这类书我们就拨款支持它的出版。

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问题。例如，一段时期由于过多考虑经济效益，有的不该出的书也出了，而该出的书却没有出；有的书虽然允许出版，但印数失控；有的社超越专业分工出书；出版社与书店的关系曾一度紧张，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加以解决和纠正，领导还作了自我批评。

全国书展正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国各兄弟出版单位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和出好书的经验，把我省出版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对“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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