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

|突破“三化”|

※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注释标题本文系1979年12月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出版工作》1980年第1期。

地方出版社的方针，过去局限在“三化”，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上。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二十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好的文艺书、科技书源源外流，我们连一本中长篇小说都没有出过，根本谈不上团结本省作者。本版书在书店占的比例很小，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感到很窝囊，不想干。读者的意见更大，说我们“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长篇小说《春潮急》的作者是四川人，但书是在上海出的，许多人为此批评我们。出版社在省内没有应有的地位，与上述情况分不开，因为你没有出什么有价值、引人注意的书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书荒”问题。特别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群众要求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的时候，对书籍的要求更加迫切。四川这么大，一亿人，全国哪一个出版社都包不了。全国分给我们的书有限，很多书拿不到门市部。当我们看见群众通宵排队买书，或进书店买不到需要的书的时候，作为出版工作者，心里的确感到难过、内疚。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李致（右一）和袁明阮（中）与辽宁省、吉林省的代表合影

认识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突破“三化”这个束缚的，而是形势发展、读者和作者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例如：1977年我们得到《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但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呢？我们反复研究，群众对总理是这样的热爱，总理的诗是这样的珍贵，下决心出版，出版后果然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接着又出版了《罗瑞卿诗选》，全国发行五十多万册。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老作家焕发革命青春，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有人建议我们出版老作家的近作。出不出？开初只出版了郭老、巴金的，因为他们是四川人，同我们挨边。茅盾、周立波、严文井等不是四川人，出不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出。全国科技大会以后，不少专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如著名老中医李斯炽的医案、陈达夫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我们能因为固守“三化”，而不出这些专著吗？当然不能。这样，就突破了“三化”这个框框，情况大有变化：不仅把本省作家团结住了，省外也有不少作者来稿。两年来，我们还出版了曹禺、陈白尘、艾芜、何其芳、叶君健、唐弢、臧克家、王朝闻、马识途、柯岩、金近、包蕾、叶永烈等同志的书。真是路子宽了，书也多了。目前，本版书在省内书店比例增大，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也高兴了；有些县店过去看不起本版书，订货少，现在感到吃了亏。听说文代会期间，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看到有二十一种川版文艺书。两年来，国际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订川版图书共一百零六种。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省委宣传部对出版社曾多次鼓励。出版社的同志很受鼓舞，许多同志表示要热爱出版事业，甘为他人做嫁裳，认真干十几年，为四川留一两百本“保留节目”。据我们所知，全国还有不少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搞得很好，很活跃。如果把全国所有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对繁荣全国的出版事业会大有好处。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呢？

会不会忽视地方的特点？地方出版社当然要有地方特点。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才会受读者欢迎。例如，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选读过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出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不仅省内欢迎，省外也销了不少。四川的中医、口腔科全国有名，我们出版的有关中医和口腔的书很受欢迎，香港订数不少，马来西亚的华侨还来信要求函授。川戏剧本文学性强，富有幽默感，在本省有群众基础，在外省也受欢迎，甚至日本东京的书店也来购买。至于本省作家的创作或选集、革命回忆录、旅游图书（从峨眉山到三峡），以及科学家的专著、画家的画集等，我们都要出版。

会不会忽视面向农村和青少年读者？地方出版社应该把面向农村的读物出好，并多出教育青少年的书。几年来，我们有了“农业科技”丛书、“农业机械”丛书、公社生产队会计教材。每年下乡的历书、年画和春联，数量都是很大的。最近出了农民识字课本，还准备出社员家庭副业小丛书。我们根据本省青少年的需要，出版了不少青少年读物。如“数理化自学”丛书、《中学英语常用词例解》《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等，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至于中、小学教科书，我们是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

会不会忽视抓本省作者和培养新生力量？我们今年出版的近三百种图书，绝大多数是本省作者。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冒尖的业余作者，我们都分别出了一些个人的专集。今年我们所出的几本受欢迎的书，如《周总理青少年时代》《在彭总身边》《高能物理入门》等，都是业余作者搞的。

会不会造成出版社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几年，我们组稿面较宽，不只与中央一级出版社、上海的出版社发生关系，与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发生关系。实践证明，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基本上是互相支持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同志就很支持我们，给我们鼓励和指教。我们和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共同出版了《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有时也碰到矛盾。如我们和百花文艺出版社都准备出版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后来经过协商，我们只发行西南地区，把矛盾解决了，与百花的关系也密切了。我们遵循三条原则：一是虚心向各兄弟出版社学习；二是不用不正当的方法拉稿，坚决不“挖墙脚”；三是有了矛盾，本着互相谅解、互相支持的精神协商解决。如果说兄弟出版社之间要有一点竞赛，主要应从定好选题、缩短出书周期、搞好装帧设计、提高出版物质量等方面来努力。

会不会不量力而行，甚至粗制滥造？这的确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战略上要大胆敢干，战术上要小心谨慎。出《周总理诗十七首》的时候，为避免错误，我们一面派人查证、对原稿，一面把注释拿去请教赵朴初同志。曹禺把《王昭君》交我们出版，有些同志担心出不好（巴金同志还来信叮嘱我们要认真），我们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领导、编辑、设计、校对、出版和印刷厂都下力气，书出以后曹禺同志感到满意。但最近由于出书多，加上麻痹大意，差错增多，我们一定力求改进。

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出版的几种出版物：《周总理诗十七首》《诗词若干首》《诗若干首》

总起来说：我们出书不局限在“三化”以后，不是不可能出现上述这些问题，但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工作要认真。

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是出版战线解放思想的一个结果，也是出版战线大好形势的一个表现。通过这次座谈会，更帮助我们弄清一些问题，有助于改进今后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一定会出现某些缺点或错误，但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随时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就能和兄弟出版社一道前进。

1979年12月

附记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举行的会议，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明确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许力以说：长沙会议的确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回顾“文革”后，国家出版局主要是批“四人帮”和解决书荒问题。在会议之前，以湖南、吉林、四川为代表的一批地方出版社，在实践中突破了“三化”方针的束缚。会议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篇发言（大会最后的一个发言），以四川省的实践回答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同志曾撰文回忆，这次会议“四川的李致、湖南的胡真最活跃”。许力以曾回顾：“四川出版社的同志也慷慨陈词，认为过去局限于‘三化’：出书强调字大、图多、本薄、价廉。有保留价值的很少。李致同志认为应突破‘三化’方针的束缚，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他说：四川这么大，一亿人口，全国哪个出版社都包不了。他说四川不但要出四川人郭老、巴金的书，还要出不是四川人的茅盾、曹禺、周立波、严文井等人的书，而且现在正在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论述了本省与全国的关系。他认为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点，要有个性，才不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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