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萧祖石注释标题萧祖石：作家。曾与李致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后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一

1967年5月10日，在李致的记忆中，是最难忘的一天，比造反派宣布他靠边站，强迫劳动，打扫厕所还难以接受。因为这一天，“权威”报纸点名批判巴金，罗织了许多罪名，骇人听闻，把他一向崇敬的四爸，诬蔑成了十恶不赦的人。这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北京市正义路三号大院的团中央机关。

闻风而动的造反派，马上贴出大字报，大标语，勒令当时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的李致与巴金划清界限，交代与巴金的黑关系，揭发巴金的罪行，等等。除了大标语，李致什么都没看清。他满脑子都在为巴金一家的安危担心：四爸顶得住这来势凶猛的压力吗？萧姗妈妈和小林、小棠是否受到了牵连？他们还住在武康路吗？

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尧枚（小说《家》里觉新的生活原型）的儿子，是巴金的亲侄子。巴金供养过他，帮助他上好的中学读书。按父辈排行，巴金行四。李致叫他四爸。往事，溪流般缓缓地从眼前流过：李致原名李国辉。巴金给他取了个洋名叫Peter（彼得）。李致后来才知道，Peter是四爸年轻时信仰的为劳苦大众而献身的俄国革命者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显然，巴金希望李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者。1941年，李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正上小学。因他患过虐疾，四爸以后为他买来一种叫‘扑虐母星’的药。第二年，四爸回来，李致与他同睡一张大床。那时，李致非常贪玩，常常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里人把他从外面抓回来。四爸风趣地对他说：“你就改名字叫李国飞吧！”李致不知道四爸是在批评他，还想着要真能飞起来才好玩哩！李致看见青年人请巴金题字，赶快仿照。巴金为李致题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47年，十七岁的李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被捕。住在上海的巴金，鞭长莫及，就拜托好友、四川有名望的教育家吴先忧把李致保释出来；1955年，李致因所谓的‘胡风反革命事件’受牵连，被隔离审查，半年没有结论。巴金趁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向同在四川团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打听李致的情况。李致本来就没有问题，不久就恢复了工作。

李致像株风雨摇曳中的小树，巴金像呵护他成长的园丁，关注着他。如今，在灾祸横飞、大难临头的紧急时刻，他怎么能不为遭劫的四爸担忧呢？李致一直心系巴金。1968年的一天，关在“牛棚”里的李致从《鲁迅全集》的《且介亭杂文续编》中，再次看到早在1930年鲁迅就赞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时，何等高兴，何等激动啊！他在心里怒斥“四人帮”冒充鲁迅信徒，欺骗世人，干着伤天害理、陷害好人的勾当，天理难容！李致对“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看见造反派残酷迫害胡耀邦，曾难过地流过眼泪。他想造反派敢如此残暴地对待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高度威望的高级干部，对权威报纸点名批判的四爸必然会更肆无忌惮了。四爸的处境，想必是更艰难更危险了。他无时不在惦记遭大劫的四爸啊！

1971年的一天，团中央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放映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李致心想，这也许是改善四爸处境的先兆，但令他失望的是，片头片尾都没有出现“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字样。由失望变成了担心，这也许是不祥不测之兆啊！唉，远离北京的“五七”干校，闭塞得像只密封的大木桶，什么风都吹不进去，什么消息也听不到。自1966年“文革”以来，六年了，巴金和李致像断了线的风筝，李致没得到四爸一星半点消息。苦恼的李致考虑了好久，决定“曲线救国”，先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写封信，他想，万一信落在别人手里，也涉及不到四爸。发出信，等了漫长的一个月，终于收到了小林的回信，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巴金的夫人——萧姗妈妈患癌症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了！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恶劣的生存环境，失去亲人的不幸，多么沉重的打击！四爸那受到重创的心灵，多么需要安慰！李致恨不能马上冲出这牢笼般的干校，飞到四爸的身边，替他分担一份悲伤，减轻一分痛苦，但是不能，只能望洋兴叹，望月而念了！

二

上苍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政治形势稍一缓和，李致趁过完春节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机会，悄悄地绕道去了上海，探望日夜思念的四爸。他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宣称去上海的原因是看眼病，第二天的确去医院挂号看病，以便对付万一出现的盘查。四爸一家对李致突然而至，又惊又喜。六年了，大灾大难的六年，宛如相隔了一个世纪，能见一面多不易啊！虽是骨肉至亲，虽有千言万语，在那万马齐喑，只允许用一种口径说话的残酷年代，他只好把话埋在心里，欲言又止。此时此刻，李致既有劫后重逢、无法形容的惊喜，又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他环视着这个昔日宁静、幽雅的客厅，想起同四爸、萧姗妈妈在这里欢聚，畅谈欢笑的情景。那是1964年，巴金担任《收获》复刊后的主编，每期样本不多。萧姗妈妈要过，巴金没全给，现在给了李致。萧姗妈妈嗔怪地说巴金“偏心”，那气氛，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看着眼前这个显得有些零乱，堆放着杂物，摆了床的大“居室”，李致感慨万千。但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四爸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政治上受到高压，身心受到摧残，被封的书房没有启封，被冻结的存款没有解冻，每月只许取出最低生活费用的恶劣环境中，挺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呢？李致强忍着激动的热泪，安慰自己：四爸人健在，精神没有垮，这就是胜利！这就有希望！

望着四爸那期待和询问的眼神，李致迫不及待向他报告了成都、北京的一些老读者、老朋友的关心和问候。这些问候，这些信息，犹如严冬的一缕春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他温暖的阳光。一向尊重读者，重视与读者神交的巴金，“啊、啊”了两声，露出久违了的笑容。这就是作家巴金。

晚上，在客厅里与四爸共睡一张床的李致，想起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老家时，他们也是同睡一张床，四爸处处关照他，他对四爸的印象是：身体健壮，满头黑发，和蔼可亲，每夜写作到很晚才睡。这个印象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革”前夕。时隔六年，短暂的岁月，四爸居然连一根黑发也没有了，是“四人帮”摧残的啊！

躺在四爸身边，李致失眠了。他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这黑暗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四爸还经受得起这残酷岁月的折腾吗？萧姗妈妈又离四爸而去，四爸是何等孤独！为了不引起四爸的伤感，他强忍悲痛，在四爸面前，从没有提起过萧姗妈妈。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李致多么想多待些时间，陪陪四爸，让他高兴，哪怕这高兴是短暂的也好。况且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跨进武康路这个家，何时才能再见到四爸。但是，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军代表规定返回“五七”干校的时间是不能违背的。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下午。李致在二楼走廊上对四爸说：“回到干校，我准备要求调回成都。”又说，“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巴金，听了这掷地有声的话，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年，巴金六十八岁，李致正值旺年，四十有三。为了避免离别时的痛苦，李致决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不惊动任何人。没想到，为了送他，次日凌晨，四爸几乎和他同时起床。看见四爸那行动迟缓的身影，看见他那一头白发，他的心又急促地跳起来。不巧，天下雨了。俗话说：下雨天，留客天。但是四爸知道，李致是不能留的，赶快拿出雨衣让李致穿上，相互叮嘱“保重”，然后匆匆握手而别。李致在去车站途中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李致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散文写的就是这次来沪看望巴金的情景。作家李累看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作家徐开垒则在《巴金传》中赞扬李致是“患难中见真情”。

三

由于“十年动乱”的共同经历，由于对很多深层次问题的共识，两人的心靠得更近，书信往来更加密切了。李致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这时，巴金也已恢复名誉，落实了各项政策。李致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都要他住在家里。为了便于交谈，巴金给予了李致“特殊待遇”，为他在书房支了张折叠床。总有说不完的话，交流不尽的情况，两人常常促膝长谈到深夜，直到家人多次提醒，李致也催四爸该休息了，巴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巴金看来，李致不仅是自己的子侄晚辈，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亲人。他们每次谈及“十年动乱”，谈及“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的时候，巴金总是痛心疾首，却从不涉及个人的利益得失；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始终充满着感情和信心。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我有信心，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奋斗。是啊，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地写作，像一支红烛，燃烧自己，发出热和光，温暖和照亮别人。他以讲真话、解剖自己为艺术特色的巨著《随想录》，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达到了又一个思想和艺术高峰。那些曾经从巴金作品中受到启迪、吸取力量、获得新生，如今又从《随想录》中受益的读者，和那些到四川来旅游的人们，出于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热爱、崇敬和感激，以不同的方式建议四川恢复他在成都故居的原貌，供人参观。四川省因此成立了恢复巴金故居的筹备小组。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致，受命转达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希望巴老接受。巴金不同意花国家的钱恢复他的故居，也不同意用他的名字成立文学基金会，即使基金会经费是他献出来的稿费或是他在国外获得的文学奖金筹集的。他不止一次地无限深情地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是他们养活了我；读者给我的荣誉太多，受之有愧。我要以实际行动做到言行一致，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好多好心的朋友和读者，以各种方式，祝他健康长寿。他感慨地说：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长寿又有什么意义？他始终坚持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他恳切地请李致向有关方面说清楚：读者的好心，故乡的情义他领了，故居不要恢复，基金会不要以他的名义。李致了解四爸的为人，理解他金子般的心，照办了。

四

幕幕往事，似影子一样伴随着老人。

巴金常常回忆起多次与李致相聚交谈的愉悦，回忆起1987年回到他向往已久的故乡——成都，度过愉快的十七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情绪很好，很高兴。唯一没有尽兴的遗憾是与李致交谈得不多。李致当时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动，又要保证他休息好，没有见缝插针地与四爸聚谈。

李致调到省委宣传部后，成了“大忙人”，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机会，巴金期盼与李致相聚的愿望常常落空。1989年7月，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致说：“八九月我回家，会感到寂寞。你有机会来上海，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李致很激动，他多么希望有更多与四爸交谈的机会，但离不开，条件不允许。于是，他以调侃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歉意，在信上开玩笑说他想去上海，但飞机票太贵，以后只有多吃咸菜，省下钱买飞机票去看四爸。巴金回信风趣地说：“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买飞机票，实报实销，不用吃咸菜。”一来一往，亲切、有趣。

五

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巴金体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在说话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开口说：“前几年，李致他不来，现在晚了，我说话困难了。”惋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李致又何尝不思念四爸呢！四爸是他行动的楷模。四爸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无穷，四爸信仰人生在于奉献的信条，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说真话”“做好人”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脑海里，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挺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敢于在造反派的拳头面前高呼口号反抗对他的污蔑。更令他欣慰的，是对那些来向他外调的造反派的软硬兼施，他从容以对，没有说一句违心不该说的话、写过一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因此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同李致一起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团中央负责人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是一条硬汉。诚然，说真话不仅是李致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也是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规。无论儿子女儿，或是外孙孙女，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说真话，就会得到谅解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从小就爱好文学，自1945年十五岁开始，在成都、重庆、自贡的大型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篇。解放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紧张的公务，停止了写作。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审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情感受，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内就印了两次。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两句诗评价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从小读巴金的书，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办文化出版社时“积累中国文化，培养新人”的影响，担任四川人民出版总社总编辑时，力排众议，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他从不打着巴金的旗号，借用巴金的声誉结识名人名家，去拉稿子，也从不做巴金代言人，代表巴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以出版社总编辑的身份，广泛联系作家，亲自组稿，组织出版了很多很有保留价值，很有品位的名家名作，又由于出书速度快，质量高，装帧精美而誉满全国，李致也因此成了入选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出版家列传》中的人物。

李致不断向名家组稿，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曹禺、李健吾、沙汀、艾芜等著名作家成了知心朋友，还写了不少有关这些名家的回忆文章，这无疑对研究这些名家，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是一份可贵的资料，连李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又一份意外的贡献。

六

是啊，除了叔侄亲情，巴金和李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心灵上的信赖。一向不愿意麻烦人请人帮忙的巴金，曾经提出过，当他体力不支，不能坚持工作的时候，希望李致退下来，帮助整理他的日记、书信、佚文，代替他编好全集的最后部分。没想到，不久，李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金的愿望落空了。李致窘迫得不知如何面对四爸才好。慈父般的巴金，非常理解李致的处境，鼓励他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成绩。还幽默地说根据他的表现，要给他打分呢！李致是与巴金联系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巴金说他一生中给两个人送书最多，其中一个就是李致；给两个人写信最多，其中一个也是李致。不包括“文革”被抄走、至今没有找回来的五十封信，李致现存巴金给他的二百五十多封信，信里渗透着关爱和殷切的希望。更让李致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介绍四川省电视台去上海拍摄专题节目《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与电视台商量好，不让巴金劳累，每天拍摄不要超过一小时，然而巴金毕竟年事已高，感到劳累。一天下午，巴金不幸在书房里摔坏了腿。李致多次道歉说这与自己考虑不周有关。巴金反而宽慰他：“我摔跤，与你无关，不要你负责，是我自己不小心！”多么宽厚多么慈祥的老人啊！

巴金对李致的呵护和体谅，甚至引起了李致的二姐李国炜的“妒忌”，她开玩笑写信给巴金说他偏爱李致。巴金回了封有趣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国炜：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写字困难，我身体比八七年返川时差多了。托李舒爱人带回日本漆盒一个，是日本一位作家送我的。那是二十七八年前的礼物，虽然成了旧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断，现在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你，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我又不像偏爱李致了。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许不能接受，那么再虚心地反思，我承认我对李致的确有所偏爱，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不少，而他又会讲话、出主意，经常说服我，打动我，没有办法，只有请你原谅了。

还有，李舒日内回家，托他带去漆盘三套，这是送给你们三姊妹的礼物，一样的东西，不会不公平。

祝好！

芾甘

7月6日注释标题《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3页。

虽是开玩笑的家庭趣事趣话，李致却感受到了四爸的挚爱和深情，又深感愧疚。为了弥补与四爸见面、交谈机会渐少的遗憾，在四爸患有帕金森病，两手发抖、不能写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李致坚持同四爸通电话。怕四爸因为说不出话而焦急，李致要他只听不说，让千里之外的四爸享受到叔侄交谈的天伦之乐。当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四爸平稳、轻松愉快呼吸的声音，李致似乎得到了某种补偿，一丝欣慰之情流入心间。在李致的心目中，四爸是一方净土，走近他，接近他，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到升华。日积月累的感情、感受在涌动，在迸发。李致拿起笔，接连写出了二十多篇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如《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心留巴金家》《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不作盗名欺世的骗子》《白发》《春蚕》等，把一个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一个坚守“做人信条是奉献，不是索取”的巴金推到读者的面前，没有大话，没有不实之词，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正是广大读者最想了解，最感兴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作品后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读者，不禁惊喜起来：啊！巴金原来是这样子的。进一步拉近了读者和巴金的距离。

这些不以宣传为目的，没有刻意要表现的主题，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一位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称赞李致深刻地揭示了巴金的内心世界，是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巴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2004年11月，多次采访过巴金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也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诚然，巴金和李致除了有无法分开的血缘亲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共同信仰和风雨同舟时的一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四人帮”不仅给巴金安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等几项罪名，张春桥还恶狠狠地说，没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有人说，这下巴金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李致没想这些，他更多的是担心四爸的安危和健康，他想方设法与巴金取得联系后，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地来到了四爸身边。感情丰富的巴金，是何等感动啊！这大概是巴金向李致敞开心扉的思想基础，也是李致走入巴金心灵的桥梁吧！

在李致看来，他远没有透彻地理解四爸那像海一样宽广和深邃的心胸。他知道的四爸，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理解、承传四爸“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需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提高思想境界。四爸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是他人生行进的航向。

2005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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