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理解之门

※一扇理解之门

沈重注释标题沈重（1930—2018）：本名沈绍初。作家，诗人。

岁末年初，我是在阅读《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中度过的。一卷在手，就像围着冬天的炉火，听一位历经沧桑、正直善良、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世纪老人，在向我这个文学后辈作一次真诚的长谈，一直谈到他双手颤抖、无法执笔，语言障碍、难以倾诉时，才不得不痛苦地停下来。那些平易亲切的话语，在火光里闪耀，温暖着我的心灵。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李致出生不久就在名义上过继给了四爸巴金，因此，李致从小叫四爸为“爹”。在这本书信集里，作为背景资料，选入了李致给巴金的部分信件，每封信都亲切地称巴金为“爹”。李致说，因为父亲的关系，巴金爱他，他也爱巴金。然而，李致在写巴金的散文中却说，他这样称呼，不仅仅因为血缘关系。他说：“我的爹是作家巴金。”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这是什么意思？李致在《巴金教我做人》后记中是这样说的：“我是巴金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这段话很重要，对他与巴金的关系作了更深层面的理解。这就是说，巴金不仅是李致血缘意义上的“爹”，更是李致精神意义上的“爹”。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信件，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晚年巴金在特殊年代里，留给李致的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当然，也是留给广大读者的一笔精神财富。

这两百封信件，起于1972年，迄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从寒冬走向春天的二十年，对国家、对人民、对巴金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一时期里，被迫从人变成兽的巴金，又缓缓地从兽恢复为人，而且在严酷的自我解剖中，以锐利的思想之刀，完成了他完美人格的辉煌塑造。如果没有在这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思想历程，就不会有这样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留给李致，加上他与巴金的亲密接触和多次坦诚长谈，使李致得以一步步走进晚年巴金的内心世界。

1972年的第一次通信，可谓曲折动人。“文革”的前六年，巴金在上海，李致在北京，都“在劫难逃”，各自在磨难中挣扎。就连近在咫尺的妻儿都不能自由接触，何况远在天边的亲人。思念之情，只能深藏于心底。能写信吗？寄到哪里？即便是只言片语，几句问候的话，如果被那些“革命家”们发现了，说不定就成了新的“罪证”。无奈，就只有忍受思念的煎熬了。

可是李致忍不住了。1972年8月，李致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先给巴金的女儿小林试投了一封信，希望取得联系。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小林的回信终于来了，满以为会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想不到带来的却是一个令李致悲痛的消息：萧珊妈妈去世了！李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年10月30日，他提笔给巴金写了六年暌隔后的第一封信。很快，11月4日，巴金也提笔写了回信。亲人的信息终于接通了。比起古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此值“文革”，他们的家书岂能以万金相抵？这一来一往两封“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的家书，现在读来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然而，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对他们依然相当严峻，不能过多地通信。李致知道，萧珊妈妈的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于是，就在这年年底，李致趁从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以看眼病为借口，悄悄绕道去上海看望了巴金。这次冒险相聚，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与三十年前一样，李致与巴金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不能畅所欲言，其悲喜交加、欲说还休的情景，李致后来在《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中作了动人的描述。“爹”的不公平遭遇，使李致悲愤万分，“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愤恨，使李致与巴金更加亲密地连在了一起。这是继六年来第一次通信之后，李致走进巴金内心世界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从这时到1975年，巴金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他们的通信不过是谈近况，报平安，关心李致的眼病，有求必应地给李致寄书。巴金的心情表面看来很平静，1974年1月6日的信中说：“我的生活相当安静而且安定，很可以安心做点翻译工作。”这种心情是真实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巴金看重的是能做点工作：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他说：“译这部书，同时也是在学习。”巴金心底的一团火像赫尔岑诅咒黑夜一样在燃烧。他在默默地思索。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去世，李致和巴金在通信中表达了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心情。在1月14日的信中，巴金以崇敬的心情谈到总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巴金深情地回顾说：“四四年到四六年在重庆和上海，我多次看见他，他对我很亲切。我忘记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虽然悲痛，对于未来，巴金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灭。他在静默中盼望黑暗日子的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两代人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10月22日，李致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我真想马上见到你们，和你们一起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共享这终于盼到的幸福和快活！”11月4日，巴金回信说：“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会高兴。……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11月30日信中又说：“四人帮垮台我可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姚、张，倘使他们不倒，他们终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

是的，“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结束，巴金可以安心睡觉了。然而，巴金那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喝过“迷魂汤”的思想，却缓缓苏醒了，他的内心世界开始了另一种“不安”，有时甚至从噩梦中惊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反省历史，审视现实，无情地解剖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思想成果，就是他那部包括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随想录》在内的讲真话的大书。

从1977年以后的书信可以看到，恢复名誉后的巴金忙碌起来了：他要出席各种会议，要在会上发言，要在家里接待各种来访者，要看别人的稿件，要写各种回信，要为许多人办事，当然，还要为好学而“不懂事”的“藏书家”李致找书、买书、捆书，然后亲自跑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书，如此等等，“每天要到十二点才上床，事情总是做不完，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1977年8月10信）一个七十多岁劫后余生的老人，就是在这种热心承担各种本不该由他承担的社会活动和繁杂事务中，艰难地开始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随想录》的写作的。别人说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也自以为“返老还童”了，直到有一天，他书房里的大镜子才无情地让他看清了自己憔悴衰老的“尊容”。他该怎么办呢？其实，以巴金已经取得的成就，即使他从此不再写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位对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然而，他无法排除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不安。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历史、对未来的沉重的责任感，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加倍地工作。于是，他用因病而越来越颤抖的手，更加紧紧地握住了那支笔。他多次说过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实践了他的诺言，《随想录》的完成，是他对共和国的一个伟大贡献。

然而巴金不愿做一个盗名欺世的人。李致说：“巴金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巴金从不说教。他只是以行动告诉李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例如，他不赞成花国家的钱为他修复故居，他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他不想做“名人”为他的日记出单行本，他建议出版社先出别的作家的文集，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四川为他出版近作和十卷本选集，他却拒绝接受稿费，把稿费捐赠给了现代文学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和“振兴川剧”奖励基金。他付出了许多，出版社为他翻拍了一些相片，他却坚持要付款。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多奉献，少索取”的品德和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在1988年3月2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善良的心。”这就是巴金，一个人民作家谦卑而又高贵的心！

说真话的巴金并非人人理解，因而忧郁便不时追随着他。1989年7月28日，他在医院给李致的信中说：“没有人了解我，我的心情颇似晚年的托尔斯泰。我一身伤病，连托翁的出走也办不了。”晚年托尔斯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家庭决裂，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上。然而巴金没有重复托尔斯泰的悲剧，不是因为伤病无法出走，而是因为时代不同，理解巴金的人越来越多了。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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