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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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十字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前我想，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开始和终结都有具体的标志，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之死吧？那么这个小小的灵柩，便有点重要。
米开朗琪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与他们两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那是遥远的事了，他们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为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像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深为震动，只有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他获得了无竞争地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光芒突现的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吐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是用着同上帝一样杰出的天才，创造出这个世纪的！”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构建了互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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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净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群体。
从他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他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发言资格，甚至还有一定的运作权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于是在心中默念一句：大师息怒，我们头上，只有您的穹顶！
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都为钱财。当然还会有一种嫉妒性文化杀手，他还轮不上。但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有规律地把这两种文章定期付印散发，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手和强盗，而且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阿雷提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叩问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这话其实他早就想说了，但只有今天，床边没有阿雷提诺。
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无可置疑的：他要回佛罗伦萨。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