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小品

“牛棚”小品

窗后

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显得更黄了。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门带紧,扣严了门上的搭袢。我仔细谛听,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从我门外传来。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啊!他们是在拿笤帚,要大扫除;还要扫窗外的广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我的心跃动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来回走着。我在等陶芸,等她回来,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内、楼梯边、走廊里打扫也好。啊!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而且……啊!多么奢侈的想望啊!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而我仍在门廊之中,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你会露出纯静而挚热的、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我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样,从那充满了像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得到无限的鼓舞。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那种健康的乐观,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可是,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充满了活力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啊!

没有希望了!陶芸没有回来。我灵机一动,猛然一跃,跳上了炕,我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遮掩着我的面孔。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辨认。这儿,那儿,前边,窗下,一片,两片……我看见了,在清晨的、微微布满薄霜的广场上,在移动的人群中,在我窗户正中的远处,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在厚重的毛皮帽子下,露出来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我轻轻挪开一点窗口挂着的制服,一缕晨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注视着的那个影儿啊,举起了竹扎的大笤帚,他,他看见我了。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扫着身边的尘土,直奔了过来,昂着头,注视着窗里微露的熟识的面孔。他张着口,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在说什么。他,他多大胆啊!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你是瘦了,老了,还是胖了的更红润了的脸庞。我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在跟踪他,有没有人发现了我……可是,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陶芸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否则,他们一定要把这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的树枝,和富有生气的、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缕缕无声的话语,无限深情的眼波,从此告别。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轻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她开门进来了,果然毫无感觉,只是说:“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于是一场虚惊过去了,而心仍旧怦怦怦地跳着。我不能再找寻那失去的影儿了。哨音又在呼啸,表示清晨的劳动已经过去。他们又将回到他们的那间大屋,准备从事旁的劳动了。

这个玻璃窗后的冒险行为,还使我在一天三次集体打饭的行进中,来获得几秒钟的、一闪眼就过去的快乐。每次开饭,他们必定要集体排队,念念有词,鞠躬请罪,然后挨次从我的窗下走过,到大食堂打饭。打饭后,再排队挨次返回大“牛棚”。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饭走后(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就躲在窗后等待,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伙看守走在他们队伍的后边。因此,他们来去,我都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悄悄将制服挪开,露出脸面,一瞬之后,再深藏在制服后边。这样,那个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恶的所谓“造反战士”,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啊!

书简

陶芸原来对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在批斗会上,在游斗或劳动时,她都曾用各种方式对我给予某些保护,还常常违反众意替我买点好饭菜,劝我多吃一些。我常常为她的这些好意所感动。可是自从打着军管会的招牌从北京来的几个人,对我日日夜夜审讯了一个月以后,陶芸对我就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整天把我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上厕所也紧紧跟着。她识不得几个字,却要把我写的片纸只字,翻来捡去,还叫我念给她听。后来,她索性把我写的一些纸张和一枝圆珠笔都没收了,而且动不动就恶声相向,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面孔了。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屋子里除了她以外,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能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或者在小屋中踱步。这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叫我如何挨得过?因此像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茅屋,一间坐落在家属区的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间曾被反复查抄几十次,甚至在那间屋里饱受凌辱、殴打,那曾经是我度过多少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了一个辉煌的、使人留恋的小小天堂!尽管那时承受着狂风暴雨,但却是两个人啊!那是我们的家啊!是两个人默默守在那个小炕上,是两个人围着那张小炕桌就餐,是两个人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是两个人的手紧紧攥着、心紧紧连着,共同应付那些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的深夜光临……多么珍贵的黄昏与暗夜啊!我们彼此支持,彼此汲取力量,排解疑团,坚定信心,在困难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找活路。而现在,我离开了这一切,只有险恶浸入我寂寞的灵魂,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现在我即使有冲天的双翅,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即使有火热的希望,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我只能低吟着我们曾经爱唱的地下斗争中流传的一首诗:“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凭它怎么样压迫,热血依然在沸腾……”

一天,我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我间壁的大屋子里涌出一群“牛鬼蛇神”,他们急速地朝大门走去。我暗暗抬头观望,只见一群背上钉着白布的人的背影,他们全不掉头看望,过道又很暗,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谁是谁,我没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可是,忽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轻到无以再轻地落到我的脚边。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脚下,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多好的机会啊,陶芸不在。我赶忙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我来不及细想,急忙把它揣入怀里,踅进小屋,塞在铺盖底下。然后我安定地又去过道捅完了火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像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烤着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啊呀!你怎么会想到,知道我这一时期的心情?你真大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啊!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要就违反!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应该这样……”

不久,陶芸进来了。她板着脸,一言不发,满屋巡视一番,屋子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怀疑。她看见我一副疲倦的样子,吼道:“又头痛了?”我嗯了一声,她不再望我了,返身出去,扣上了门扣。我照旧躺着。屋子里静极了,窗子上边的那层玻璃,透进两片阳光,落在炕前那块灰色的泥地上。陶芸啊!你不必从那门上的小洞洞里窥视了,我不会让你看到什么的,我懂得你。

当我确信无疑屋子里真正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才展开那个小纸团。那是一片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群蚂蚁似的阵式,只有细看,才能认出字来!你也是在“牛棚”里,在众目睽睽下生活,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啊!

上面写着:“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全是过去向我说过又说过的。可是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力量。这是冒着大风险送来的!在现在的情况底下,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只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想苦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着,等着……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

果然,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包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啊!这是我惟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地留着,这是诗,是小说,是永远的纪念。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抚摸,收拾,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让它像火一般贴在心上。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万叮嘱,千遍背诵,万遍回忆的诗句: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啊!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也好,可以少听到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搅,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我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间。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走尽我的一生。

可惜啊!那天,当我带上手铐的那天,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这惟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被当作废纸而毁弃了。尽管我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务必留着,也没有用。别了,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竟永远离开了我。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我心间,留在我记忆里。

别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五月十四日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啊!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队,我理解,去××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C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像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瞭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的,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1979年3月中旬于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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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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