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散记（节选）

安娜

明丽的阳光照射在“五月花”公寓楼前的大草坪上。这是我们来美国以后每天都有的好日子。我们同往常一样在树阴下坐了一会，便走到小河边去。爱荷华河流水淙淙，微风吹过，远处有人吟唱。我心中不禁漾起美丽的遐想：下午不是要到安娜家去吗？这里的主人曾说那里是一个非常幽静美妙的庄园。“安娜，安娜！”是哪个安娜呢？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呢？还是契诃夫的《吊在脖子上的安娜》的安娜呢？“安娜”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名字，而且又是多么引人思索的名字呵！

聂华苓（“国际写作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安娜的丈夫是一个有名的有钱的大出版家。是保罗·安格尔（华苓的丈夫）的朋友，每年要向“国际写作中心”捐赠一笔款项。可惜前年逝世了。他死以后，安娜继承了他的财产，仍然住在原先的宅院里，仍旧每年给“国际写作中心”捐款，仍旧每年招待一次参加“国际写作中心”的外国作家们去家里做客。今年她旅游去了一趟中国，瞻仰了中国首都北京的建筑；在西安，十分欣赏那里秦墓出土的文物石人石马；又游览了风景如画的西湖。回美国后，见人就述说她奇妙的旅行。今年听说爱荷华又来了中国作家，还有女作家，她兴奋地筹办着，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她那冷寂的庄园又将有一次花团锦簇热闹非凡的晚宴。这大概是一年中最有生气的一个晚上！安娜在盼着。我心中也漾起一片热烘烘的幻景，我也在等着，今晚该是一个如何迷人的晚上呵！

傍晚前，“写作中心”的大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路边一溜粉墙的两扇木门前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三十多位作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兴致勃勃走下车来，站在有点像中国式的矮塌塌的原色的大木门前。我们随着聂华苓夫妇走进大门。门的两边似乎有小房间，可是绕过一道屏风，眼前出现一间宽阔的金碧辉煌的客厅。客人们目不暇接，一时不知从哪里欣赏起。一个年约六十的老妇人，微笑地望着大家。聂华苓把来客一一向她介绍。她依次的与人握手，说一两句客套话。当我握着她的手时，感到很柔软，她眉毛飞扬，笑得更欢了。她说她刚从中国回来不久，中国真美丽；她欢迎我，很高兴看到我。我仔细打量她。她是纯粹的白种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中渗了许多白的。唇膏涂得很红，穿一件白色绣花衬衫，着一条红色的裤子，脚蹬半高跟凉皮鞋。样子很文静，但也掩盖不住她的兴奋。在她瘦瘦的身材后边，还有两三个稍微显得有点胖的老太太，这些是她的好朋友。通厨房的门口，站着一群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和着洁白衬衫的小伙子。她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涌进来的客人们。

客人们，那些来自东欧、西欧、东亚、西亚、南亚、南美的作家们，一下就散满屋子，有的在欣赏壁上的古典油画，超现实主义的、现代派的……各种流派的画。有的在浏览橱柜中的贵重瓷器、陶器、铜器、银器……有爱斯基摩人的，有印度的，有墨西哥的，也有中国的以及西欧的。别的艺术品，我不能鉴别它的好坏，只是其中有一幅中国的喜鹊闹梅的贝雕，使我很惭愧，因为那实在是一件有一点俗气的工艺品。自然，这里不是真正的画廊，也不是美术博物馆。这里只是在美国随处可以碰到的、时兴的、大同小异、拥挤不堪、雅致与庸俗并存的摆设，是迭更斯小说中的老古玩店。随主人的足迹所至，视金银的多寡与鉴赏力的高低而作出各种表现。屋子里坐满了人，站满了人，发出各种赞扬。女主人公总是含笑随着人的赞扬而点首，她十分欣赏这一群有才气的天之骄子。多可爱的一群作家！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有名望的优秀人物，才是她最满意的在她的屋子里活动着的艺术珍品。她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漂亮无比，她的脸上从胭脂中透出了新红。

她的那几位女朋友，也都是好人，殷勤地帮助她周旋，向客人们介绍她为人的和善、好客，讲她的尊贵、富有、慷慨，也讲她的旅游，她几乎到过半个世界。她的丈夫认识许多作家，在这间客厅里曾经招待过不少名流：法官、律师、经纪人、掮客、作家、画家、音乐家……但像这样多世界闻名的外国作家，却是难得。她的丈夫很早就认识保罗·安格尔，并且支持他的事业，每年都要举行这样一次精彩的酒会，招待保罗的客人。她们这几个要好的女朋友，也是每年来帮忙，这成了神圣职务。她们能同客人们一道参加这样一次酒会就很满意了。那群穿白围裙白衬衣的年轻人，是主人临时雇来的，是要付钱的，大约每人每个钟头得付五六元钱。他们穿梭似的给客人们端茶送水，冰镇的柠檬汁、红的白的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各种饮料荡漾在玻璃杯中。“干杯！”“祝你健康！”“祝你好运气！”“干杯！”多么醉人呵！

客套话说完了。我同几个年轻客人便走出客厅。咿！原来好天下却在这里呵！像毡子似的绿草坪，比“五月花”公寓前的草坪好多了的草坪，从台阶下一直铺到远处，参天大树环绕着。呵！这就叫庄园呵！大约有七八亩地的草坪绿树，阳光从浓阴中横射过来，树叶也好，草坪也好，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那么发光。我们在这里散步，好像第一次见到这样宁静而阔大的园子，好像第一次呼吸到这样新鲜的空气。那几间水晶宫似的厅堂，静静地为两棵大树掩护着。我心中忽然发问：“她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园子干什么？一个人就长年关在那水晶宫里么？”适才微笑着的和气的女主人公忽然在我眼前闪出孤单寂寞的影子。据说安娜就是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边。她有一个儿子，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附近另一栋屋子里，这几天不在家，出外打猎去了。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自己处理生活家务。每天有一个用人来替她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家里装有电话，需要什么，打一个电话别人就会给她送来，即使是往纽约打电话，什么贵重东西也能按时邮寄来的。房屋四周的门窗都装有警铃，坏人不易闯入。美国的科学发达，警铃造得非常敏感；美国的警务工作，也做得很周密准确，警铃一响，不需三分钟警车就能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因此安娜老太太一人住在这里，还是很安全的。这里确像世外桃源，神仙洞府，而安娜的生活只有比神仙还舒适。她闷了时，可以打开电视机，靠在沙发上欣赏那红尘中凡人的享受。那里有音乐、舞蹈、诱人的“迪斯科”（disco），有香艳的故事，恋爱，性欲，还有阴谋和凶杀，更多的是新式的汽车、各种美容的香膏香水和各色蛋糕点心的广告，男女老少都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但安娜有时也很厌倦这种生活，于是她就出国旅游，她从这个美好的笼子里飞出去一会，透透新鲜空气。她和临时组成的一群伴侣往返西方和东方。她对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座古建筑，每一件历史文物都是倾心的爱。她搜罗一些美术珍品，把它带回家陈设展览，朝夕把玩。过去，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就这样生活，她丈夫死后，她更是这样生活。安娜！安娜！多可爱的人呵！

夕阳西下了，庄园里一片朦胧暮色，有的人在这里散步，也有人在这里悄悄谈情说爱。厅堂里各式古色古香的台灯都亮了。透过玻璃望去，真仿佛是天上。晚宴开始了。客人围在一张长桌旁取菜。红红绿绿摆满了一大桌。西红柿、洋葱、青椒、胡萝卜、美国特产的芥兰菜，洗得干干净净，陈列在这桌上，还有好吃的沙拉、鲜酪、果酱……还有鸡块，是用奶烩的。鸡在美国是最便宜的，也算最不好吃的肉食。但宾主都不在意，只全被这种富贵豪华的气氛沉醉了。主人轮流和各国来宾寒喧，随便说几句笑话，或无任何意思的闲话，总之，她已经认识他们了。客人喝了酒，更随便了，熟人找熟人，互相祝贺，碰杯。安娜的脸更红润了，眼神却显得有些迟滞了。看着主人高兴，我好像得到许多安慰，静静地看着他们。

北京舞蹈学校的我国民族舞专家许淑英同志推辞不过，舞着扇子为宾主作席间表演。这时安娜坐到我旁边来，迷人似的对我说：“我在中国看过中国舞，真是高尚的艺术呵！”她和大家一齐鼓掌，再三欢迎。这酒会将拖延到什么时候呢？

十点钟了，因为回公寓得有两个钟头的路程，客人们只得依依不舍地向主人告别。安娜又站在客厅门口微笑着，依次和客人握手。当许淑英走在她面前时，她想拥抱她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痴痴地望着她。我赶忙去拉着她的手，觉得她的手很凉。她又显得高兴了，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说了句什么，大意是很高兴见到你。我就混在人群中离别了她，走出那扇中国式的原色木门。

夜凉如水，汽车在闪闪的灯光中往回去的路上急驰，人们大概都感到疲乏了。我还在想那间水晶宫的屋子现在该怎样了。一阵热闹之后，该更显得空廓、冷寂吧？现在安娜在做什么呢？她在回忆她美丽的一生，还是沉湎在刚刚逝去的非凡的酒会？在她称心如意的一生里，她究竟喜欢什么？她还需要什么，想些什么呢？她是快乐的呢？还是不快乐的呢？……

第二天，我们又准备作一次新的旅行，到近郊一个农民家去作客。这也是我急于想接触和了解的。我们正要出发的时候，华苓来电话，说她不能同我们一道去了，因为她要准备花圈，下午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悼别仪式。她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昨天夜晚，大约是十一点钟光景，她们的朋友安娜穿着长长的睡衣，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逝世了；今天一早，那个去打扫的用人进门时才发现的。她看见满屋子的灯都还灿烂地照着，只有安娜一个人静静地靠在那里。她儿子从打猎地点赶了回来，决定下午举行殡礼。电话就是这样简单。

爱荷华的秋天，总是阳光明丽，风和日暖，我们几十个人又兴致勃勃地坐在一部大汽车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驶，疏落的精致的小舍，一闪即过，发黄了的庄稼地，一望无垠，田园风景画般的爱荷华给了我们多么好的印象，它滋润着我们疲劳了的心神。我们迎着清凉的微风，享受着无忧的平稳的生活。可是，伴着车轮滚滚，脑子中回漾出无数思绪。安娜，安娜的一生，昨天，昨天的旋风似的生活，都是一幅幅色彩缤纷的长的画卷。我该怎样去理解、观察和想象呢？现在除了一片怅惘，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81年12月寄自美国衣阿华

曼哈顿街头夜景

去年十一月四日，我到了纽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傍晚，我住进了曼哈顿区的一家旅馆，地处纽约最繁华的市区。夜晚，我漫步在银行、公司、商店、事务所密聚的街头。高楼耸立夜空，像陡峻的山峰，墙壁是透明的玻璃，好像水晶宫。五颜六色的街灯闪闪烁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时隐时现，走在路上，就像浮游在布满繁星的天空。汽车如风如龙，飞驰而过，车上的尾灯，似无数条红色丝带不断地向远方引伸。这边，明亮的橱窗里，陈列着锃亮的金银餐具，红的玛瑙，青翠的碧玉，金刚钻在耀眼，古铜器也在诱人。那边，是巍峨的宫殿，门口站着穿制服的警士，美丽的花帘在窗后掩映。人行道上，走着不同肤色的人群，服装形形色色，打扮五花八门，都那样来去匆匆。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走在通衢大道，却似在险峻的山路上爬行，步步泥泞。曼哈顿是大亨们的天下，他们操纵着世界股票的升降，有些人可以荣华富贵，更多的人逃不脱穷愁的命运。是幸福或是眼泪，都系在这交易所里电子数字的显示牌上。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灿烂似锦，似花，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我感到了这里的复杂，却不认为有多么神秘。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没有，惟独只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像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之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

看，那街角上坐着一个老人，伛偻着腰，半闭着眼睛，行人如流水在他身边淌过，闪烁的灯光在他身前掠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他在听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对周围是漠然的，行人对他更漠然。他要什么？好像什么都不要，只是木然地坐在那里。他要干什么？他什么也不干，没有人需要他干点什么，他坐在这热闹的街头，坐在人流中间，他与什么都无关，与街头无关，与人无关。但他还活着，是一个活人，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他有家吗？有妻子吗？有儿女吗？他一定有过，现在可能都没有了。他就一个人，他总有一个家，一间房子。他坐在那间小的空空的房子里，也像夜晚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一样，没有人理他。他独自一个人，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就这样坐在街头吧，让他来点缀这繁华的街道。总会有一个人望望他，想想他，并由他想到一切。让他独自在街头，在鲜艳的色彩中涂上灰色的一笔。在这里他比不上一盏街灯，比不上橱窗里的一个仿古花瓶，比不上挂在壁上的一幅乱涂的油画，比不上掠身而过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蓝圈，血似的红唇，更比不上牵在女士们手中的那条小狗。他什么都不能比，他只在一幅俗气的风景画里留下一笔不显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缕冷漠和凄凉。但他可能当过教授，曾经桃李满天下；他可能是个拳王，一次一次使观众激动疯狂；他可能曾在情场得意，半生风流；他可能在赌场失手，一败涂地，输个精光；他也可能曾是亿万富翁，现在却落得无地自容。他两眼望地，他究竟在想什么？是回味那往昔荣华，诅咒今天的满腹忧愁，还是在追想那如烟似雾的欢乐，重温那香甜的春梦？老人，你就坐在那里吧，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一副木然的样子，点缀纽约的曼哈顿的繁华的夜景吧。别了，曼哈顿，我实在无心在这里久留。

1982年9月25日于北京

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

当我写上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亲切感涌上心头。虽然我离开他们已经半年，各自因为生活、工作的忙迫而很少通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的两个热情的人的影子总是站在我面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有那么多的工作、写作，怎能那么周到体贴，把时间精力完全放在对人、对朋友上？二十年来他们已经接待了这么多的外国友人，至今还是无间断地每年接待故人和结交新友，好像从不厌烦，从不疲倦，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的细心、耐心？他们为这项事业耗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心血？为的什么呢？我想他们是自有他们的理想的。

保罗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他的祖宗是德国人，许久以前从德国移民来美洲，因此他赋有那种比较纯朴、稳重、扎实的北欧人的性格。但他的作风仍是美国人，是属于老一代的美国人。他热情、坦率、正直、平等待人。自然他对共产主义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极权”政治总是不好的。但他很喜欢毛**的诗，他们夫妇翻译了他的诗词。他对“***”是厌弃的。他也反对还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封建、官僚主义。但当他遍游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参观了我们的首都，接触了我们许多干部、普通老百姓、作家、艺术家之后，他写了很多赞美中国、留恋中国的深情的诗篇。

他喜欢中国人，但遇到意见不一致时，他是要争辩的，不过争辩之后，还像往常一样。去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有一位同志在聂华苓家里的走廊上同保罗·安格尔聊天。不知怎么这位同志偶尔谈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名称的时候，这位美国人听不下去了，便说美国是一个崇尚民主的国家，她从来不是侵略者。这位同志也忘记了是同一个美国人说话，很直率地说：“怎么不是侵略者，朝鲜战争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朝鲜人……”我马上感到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要发生了。这时聂华苓却说：“保罗，我想我们不应该谈这些，我们不能换一个题目吗？”安格尔惘然若失地望着楼外的景色，然后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对聂华苓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便坦然地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们之间一直都谈得很投机。他讲他的故事给我听，小时候如何在家里帮助父亲驯马，他从马上掉下来，他的父亲不打马，而是打他。他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他又如何在贫苦的条件下学文学。他在爱荷华大学是第一个用诗作获得毕业学位的。他又讲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如何给了他助学金，当他启程去英国时，他的全家才忽然发现了他的才气，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为他擦皮鞋，把他当一个最荣誉的人那样对待。他讲了他学成后曾回到德国一次，家乡人当然不知道他，只记得关于他老祖父去美洲的往事，并且还记得，可怜的老保罗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的确相处得融洽，而且认为彼此都比较了解。但有一次，我们也几乎争吵起来。这是在欢送我们的家庭小酒宴上，大约有十来个人，是在我将离开爱荷华的前两天，在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差异中，留下的一点有趣味的小争执，也是有趣味的回忆。保罗是美国人，但对他的故土德国，仍是饱含感情的，现在他每年都要安排他的客人们去爱荷华的一个德国移民区的乡村去看看，在充满德国情调的地下酒吧间喝酒，在德国饭店吃牛排，在那间毛织品商店买点毛料衣服或毯子，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纯毛衣。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也知道那里的一点情况。最早来美洲的德国人，是公社的社员，生活在一起，财产也是公共的，后来才逐渐分开，但现在这个卖纯毛织品的店铺，仍是集体公有的。这次保罗又谈到他的祖先们的集体生活，我开玩笑说：“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让我们为美国最早的公社社员们干杯！”也许保罗不愿喝这杯酒，却出于礼貌，勉强陪着我喝了一口。随即说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后才逐渐富起来的。原来很穷。”我也不愿让步，便说：“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小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给美国庞大的资本主义吃掉了。”保罗忍不住又说：“现在美国公民的最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看样子他还要说下去，我有点后悔我不该惹他。这时聂华苓又来解围了，她说：“保罗，不能再换个题目谈话吗？”于是保罗不再继续谈他的祖先们的生活，而是同我们碰杯，祝我们一路顺风。

保罗认为现在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此隔阂，甚至产生不容易消弭的种种矛盾、冲突、战争。但文学艺术是不应该因为这种问题而相互背离，而应该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相通的。后来聂华苓也曾对我说：“我们是用共同语言谈不同的思想。”有的人常常因为思想不同，就认为彼此缺乏共同的语言。他们却认为虽然思想不同，也还是会有共同语言的。文学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就是艺术，那里没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谈其中的艺术性。他们夫妇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点来举办国际写作中心，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园地。

事实上，自然并不那么简单，在充满了政治斗争气氛的世界上，一尘不染是很困难的。因此聂华苓也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夫妇只在集中精力，专门写作的时候才享有无限的愉快。一旦触及到有关政治关系的事情时，便会不胜其烦了。是的，情况确是这样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上，有个旁听的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站起来挑衅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人？为什么抓***？等等。保罗不等我们回答便站起来说：“大陆抓人比台湾少，是台湾抓得更多。难道不是这样吗？”隔了一会，那个台湾学生又红着脸发言，指责保罗以一个美国人，却偏袒“大陆”，问他有什么证据这样说。这时保罗刚刚走出了会场，聂华苓马上站起来说：“保罗当然有证据这样说。要提问题，应该当保罗在场的时候，当他的面提。”这时，一个外国作家，大概是希腊人，也站起来说道：“报纸上人人都可以读到的，陈文成教授在台湾惨死，不是事实吗？还要什么别的证据？”这才堵住了这个台湾学生的嘴。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我们参观农场时，农民向我们诉说，他们一年辛苦，丰收了，可是粮价压得很低，而且卖不出去，只好喂牲口；农业机械价格贵，又面临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竞争；教育经费、社会福利基金减少，老百姓对这些很有意见。保罗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对我们说，里根政府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愚蠢的。

我还要说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有一晚，我们在他家里聊天，已经十一点了。听到门铃响，保罗去开门，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来这一带找亲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门问路。保罗说了一句：“请等一等。”便进屋脱下睡衣，换好衣服出去，开车陪送那位不认识的姑娘找亲戚去了。

聂华苓笑着告诉我们说，王蒙前年曾经给保罗做过一个鉴定，说他“出身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王蒙说得对，保罗的劳动的确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岁，每天都要把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顶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坏了，他自己修理；扫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树锯倒，劈开，垒整齐，留到冬天烧壁炉，既有风趣，又可省电。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不只保罗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劳动人民，即使很多人后来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学者教授，但并不都摆官架子，大多数还是像普通人那样，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

过去保罗负责国际写作中心时，聂华苓帮助他，是他的助手。现在聂华苓负责了，保罗是她的顾问，也是她的助手。保罗的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影响了聂华苓，而聂华苓的中国式的细腻大方也为国际写作中心增加了更多声望。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有时她好像一个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善于应对的交际家，但实际她还是一个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与热情。她经过风霜而没有怪癖，很能随和而从不盲从。她从事艰难的事业但又很乐观。她的坚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声，都是非常动人的。

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怀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现在许多外国人，或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愿意同我们亲近、友好，增加了解，发展友谊，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聂华苓主持的国际文学交流是这个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动这个潮流更加前进。尽管她在今后工作中将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们能够辨别是非，排除干扰，取得成就。他们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国作家、人民的赞同，也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间，保罗和聂华苓夫妇获得美国五十个州的州长通过的国际文学工作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1982年夏

橄榄球赛

州外的一个大学的球队要来爱荷华，同爱荷华大学的球队比赛橄榄球，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州际球赛之一。这个消息在爱荷华是头等消息，已经飞翔好些天了，甚至也惊动了从来对球赛毫不热心的我。在这场球赛的前几天，保罗就好几次兴奋地告诉我，已经为我们买好了门票，非请我们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橄榄球的爱好者。据我观察，好像极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橄榄球迷，都是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比赛当天，从八点钟开始，我们公寓楼前的大街上，汽车就一辆接着一辆，两三部车并排从飞机场那个方向驶来，就像几条巨龙从高坡上安静地快速地连绵不断地下滑，经过我们窗下的街道朝一个方向，驰向爱荷华区的大球场。这些球迷有的是从芝加哥，或更远的地方乘飞机到爱荷华，在机场转乘汽车来的，也有是从邻近的那些州的城乡来的，东南西北，各条路上都有汽车赶来。一早，城市就不安宁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车，都朝这里涌来。听说球场能容纳十万人，就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两倍，我还有点怀疑。在北京天安门，有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集会，我会觉得平常，但在爱荷华这么一个幽静、美丽、风景如画的小城，怎么能吸引十万观众来参观球赛呢？然而当我们——保罗、匈牙利作家Gyo

gySomlyo夫妇、印度作家Su

ilGa

gopadhyay夫妇乘汽车将要接近赛球场时，我们相信了。

在赛场的外围，我们还在车里就看见车辆拥挤，像波浪一样向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听到了赛场内传来的号声、鼓声、人声、真是金鼓齐鸣。这嘈杂轰动的音乐，是在鼓舞运动员们向前、拚搏。赛场四周的马路停车场，都密密麻麻停满了汽车，汽车无法开到门口，我们就被迫下车了。我们紧张地跟随人群走入球场。周围都是人，我没有时间顾盼，也来不及细听，匆匆忙忙从人堆中、人缝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们的座位，实际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过美国人还是讲秩序、讲礼貌的，很快给我们腾出一小截地方，我们将就着挤进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强强坐了下来。球赛已经开始一会了。秋阳下，四面看台上挤得层层叠叠，万头攒动。我的周围全是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个个都用热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场上。他们一点不注意我们，周围谁也不管谁，好像忘记了现实世界，只是关注球赛的进程，不断地叫啸，挥拳，摇头，顿脚，叹气，哈哈大笑，坐立不安。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球场中的那个球。可是我极目去看、去找、球在哪里呢？只看见那些运动员，个个膀粗腰圆，身高体大，都戴着防护面罩，穿着护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现了，一个人扑上去，其余的人也全扑过去，压上去，两队球员成群的在那里相扑，争夺，球不见了，球又忽然从人缝里飞了出来，人们飞速地散开，朝着球冲去、扑去，人又堆在一块了，摔了，倒了……于是四周的看台上喊声不止，打口哨的，叫骂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个球的胜负，看台上的啦啦队，球场四周的鼓乐队，鼓号齐鸣，欢声四起。这样热闹的场面，一会又重复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狂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和那群奔跑拼抢的彪形大汉，我怎样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听不清混为一体的人潮轰鸣，我只觉得自己像沧海一粟，在海涛冲击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腾，人山在崩裂，我好像离他们很远，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围的这个那个。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

aSomlyo）端庄地坐在我旁边，她真美丽，年轻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肤隐隐流动，她总是能吸引许多作家、许多人注意她的，可是这时，在挤满人群的看台上，谁也没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个小巧玲珑、端丽如观世音菩萨的东方美人，挤在放声呼号的上了年纪的高大的女观众当中，只显得像一株纤弱的芦苇，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压碎的样子。我用同情的眼光看她们，她们回报我一个无可奈何的亲切的微笑。而保罗呢？这位老诗人，一个美国的老运动员，一向就很健康，洒脱，这时一面评论和介绍着球场上的形势和运动员的技巧，一面也不忘记跟观众一起为运动员们叫好，为他们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去了。球赛能使人年轻，使年轻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忆，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爱自己的丈夫，这种运动有益无害，观众紧张愉快。我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的欢乐而欢乐，虽然我对球艺可说是一无所知的。

比赛场内真是波澜壮阔，场地四周排列着穿制服的乐队、舞蹈队。球赛休息的时候，勇士们驰骋的战场，变成了演奏音乐的大乐池。爱荷华大学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一二百人的庞大乐队，穿着整齐的制服，奏着乐器，整队进入球场，随着乐曲的旋律，组成各种队形，间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时乐声飞扬，彩旗漫卷，赛场空气由紧张热烈转入轻松愉快。我们好似被软风吹拂，顿觉清新，几个人相继走下看台，站在楼下一个进口处的小卖店旁边。保罗抢先挤进买饮料的队伍，等了好一会，递给我们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凉飕飕的冰水，沁人心胸。原来拥挤在看台上的人，这时集在小卖部附近，三三两两，走来走去，我们总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猜度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种乐趣中的人们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问：“有趣吗？”我也望望他说：“很难说。我以为是好的，不过是美国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小球。”我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乒乓球。我说：“容国团，西多，约尼尔……”他怀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说：“西多、西多，你们的；容国团、容国团、我们的。”他明白了，大笑，一边点头，一边说：“西多、西多，约尼尔……”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连连点头，两人都说：“乒乓、乒乓好。”

我们没有等球赛结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赛场的人声、乐声，时远时近，仍在脑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场。那种强烈，那种欢腾，那种狂热，实在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狮，执著如苍鹰。在这样倾城空巷，热烈竞争的赛场上，秩序井然，闹而不乱，也表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不懂橄榄球艺，但我能够懂得那些为球艺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满足。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会工作，会休息，会玩。

1982年7月12日写于大连棒槌岛

电影《锡鼓》及其他

先讲电影故事。住在公寓里的作家和我的翻译都告诉我说，爱荷华大学学生中心来了一部好电影，是曾经在美国获得国际大奖的一部西德影片。片名《锡鼓》，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原著在美国也是一本畅销书。听了朋友们的介绍，我自然愿意去开开眼界，长点见识。我到剧场稍微晚了一点，剧场里电灯刚刚关上，我们只得坐在最后边的一个角落，翻译坐在我旁边，有时告诉我一点剧情。因为怕影响别人，不便多说。我主要是用眼睛看，加一点自己对英文字幕的一知半解。我现在讲的自然不会完全，但从我眼睛看到的，大致可以理解了。但愿不发生太大的误解。

影片开头是一幅收获过的田野，平展展一望无垠，没有山，没有树，没有障目的东西；天色灰蒙蒙，可能是阴天，或者是傍晚，一个中年农妇独自坐在地上在吃刚烧好的土豆。远远的那方，两个警察追着一个犯罪的人，或者是逃犯。镜头慢慢移近了，这个逃犯跑到了农妇面前，求她帮助。农妇四顾，实无处可藏，便把自己的大裙子掀起来，这人匆忙爬了进去，她把大裙子盖好，装着无事的样子。两个警察赶到了，问她，她敷衍着他们。警察四顾无人，她正支吾他们时，忽然怪叫两声，坐得不安。好在警察没有留意，不再追究，径往别的方向追去了。警察走远了，农妇把裙子掀起来，那位藏在裙子里面的人爬了出来，观众看见他时，他裤子的纽扣是解开的。我这痴笨的脑子，许久以后才悟出那农妇呼叫、不安的原因。我很不理解这个镜头的用意。后来这个男人背着农妇收获的谷物跟随她，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过了一个时期，警察又来追查，男人逃跑了，农妇抱着一个婴孩远远地望着逝去了的男人的影子。后来这个婴孩、私生女长大了，嫁给一个有胡子的丈夫，但她另有一个情夫，也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是她和情夫生的。这个孩子不知因为受了一点什么魔，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孩子有一面锡鼓，他只要一打鼓或吹哨，就能把玻璃震得粉碎。这个孩子因为从小发现了他母亲和情人的暧昧行为，曾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来有一天，又发现他母亲去和情夫幽会，他跟踪去看，他虽在屋外楼下，却能透视他们的行为，和听见他们的声音。他母亲一走进情人住的屋子，两个人互相不看一眼，各自急不可待的“脱”，脱光了便搂在一起。儿子气极了，吹起口哨，凄厉的啸叫把房子窗户的玻璃都吹碎了，纷纷落下。后来他这母亲死了，父亲雇了一个年轻的使女。这时他虽然体形毫无变化，仍像个小孩，可是他实际长大了，而且和使女发生了关系。这天他从外面回家，发现他父亲正在奸污这个他爱着的使女，他闯了进去，打走了他父亲……这些事都完全无一遮掩地在银幕上显示出来。后来这使女同他父亲结婚，又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实际是他的。他疼爱那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后来战争侵扰他们这个村庄，他随着父亲一家人离此他去，当他要随火车而远去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就是影片开头那个在旷野上的农妇对他说，意思是：“你可以长大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已经全知道了。”电影就这样结束了。自然里边还有一些细节，但我没有全懂，大抵就是这样。我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是勉强看完的，其中表现性生活的那些镜头太露骨，不堪入目。但这部影片在外国，并不算是黄色电影。那些黄色影片，全部表演性生活的影片，只在标有“×××”的电影院放映，而且是不准六岁以下或十岁以下的小孩入座。《锡鼓》是艺术故事片，并且以艺术故事片而在美国获得国际奖的，看了之后，我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思考，我认为原书的作者可能是有他的思想的。他的思想就是他认为现实社会实在充满了罪恶，一无可取。电影并不一定是宣扬这种低级的混乱的生活。但我不理解，影片为什么要把一些丑恶的东西，这样原原本本呈现给观众？观众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是厌恶，使人恶心，使人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因而向往美好；或者使观众欣赏，诱使人们去追求仿效呢？散场时，我从一些观众的眼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神态以及他们的赞美声中看出来影片还是投人所好，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影片完全自然主义地塞进一些挑逗人、引诱人走入邪道的不道德的东西。如果影片编导以为自己只是在客观地表现毫无思想的人世间的现实生活，那就错了，社会效果绝不可能和主观愿望那样一致。这也是我个人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只是艺术，无所谓思想性”的观点。我们有些同胞，一个时期不加选择地，一味醉心外国电影，我就介绍这么一个。很可能有人会笑我落后保守，那就随便，让他们讥笑吧。

几天后，爱荷华来了一个纽约百老汇的歌剧，各国的作家都去看。歌剧的剧名我不知道，但故事简单；一个舞剧院或舞蹈团招收八名新演员，报名的有十六个男女青年。其中穿插有群舞、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等，其实是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或队形变换。考试中，有的人用歌，有的人用朗诵，有的人用舞蹈，表现自己的家庭、学历、爱好、志愿，和为什么要来应试，为什么喜欢舞蹈等等，每人的情况各异。有些朗诵、歌唱，引起哄堂大笑，我听不懂，看样子也是很动人的，赶紧问坐在旁边的一位懂外文的朋友。表演者还在眉飞色舞，观众的笑声不断。朋友悄悄告诉我道：“他正在说他的同性恋生活，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不禁愕然。难道这是一种这样引人入胜的生活，值得在广大的观众面前宣传的吗？我又问旁座的朋友，以前那几个应试者讲了些什么。她悄悄说道：“反正各人都说他们的生活，有平常的，也有惊险、离奇很动人的。”但什么是惊险，什么是离奇，什么是动人，我脑子里装了很多问号。这个戏很快就完了，从十六人中录取了八名。当主考的导演宣布一个一个录取的名字时，台上台下的空气，在轻松愉快中显得十分紧张。观众对十六个男女青年就业非常关心，观众和演员的情感在交流。被录取的八个人兴奋跳跃，落选的悻悻然，带着微微的愠怒离去。这个戏情节简单，不需什么特殊化装，舞台装置简单，后幕是巨大的玻璃镜子，十六个青年以外，还有两三个主考、监考的人。镜子一照，虚虚实实，加上灯光的变化，演出很活泼，观众欣赏。十六个来历不同的男女青年把美国现实生活中的一角，形形色色，集中在舞台上，很幽默有趣地表现出来，确实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真可惜我不懂外文，不能完全领会剧情和它的全部优点。但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活泼可取的。看来他们只在客观地述说，旨在引起观众的趣味，吸引观众到剧场来，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他们有没有如同我们这里的相声，含有寓意的、幽默的讽刺文学，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完全白描，正常健康，自然也好，但如果只限于有趣，只望能博得一时的笑声，却不能给观众以比较深刻的印象，也不引起观众的是非之感，爱恶之情，美丑之分，那就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自然这一个戏不能代表美国全部的舞台艺术，而且这只是我的一种朦胧的感觉，是不足为据的管见。我相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应该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艺术创造。我只是自己思考，一切艺术作品，是否能够不表现任何思想，而只是自然的，客观的，生活的再现呢？是的，古已有之，不能说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表现了什么思想。就是亭台楼阁，尽管别具一格，也不见得就表现了什么思想。但这里总有妍媸，总有清浊，总有生气勃勃或萎靡不振；总有使人清新与崇高，或令人郁闷与空虚。一个作家、艺术家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的。他一定对世事有感，有爱恶，有评比。标榜艺术作品不应该表现思想，不也就是一种思想吗？

中国周末

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周末，去年九月底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作家、旅美的华裔作家和来自世界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各国作家，借这个机会，集聚一堂，接触、交谈、相识，谈论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前景，彼此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今年因为经费不顺手，主人没能邀请外地的华裔作家来参加，但仍照旧举行了一次“中国周末”，召开专谈中国文学的座谈会和一次表演中国民族舞蹈、音乐的欣赏晚会。

十月卅一日下午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展览馆的一个侧厅举行中国作家的报告会。我向来不善于也不喜欢做报告。九月中旬在写作中心第一次座谈中国文学的会上我讲过一次。那次会挤满了听众，许多人没有座位，都席地而坐。聂华苓当**，讲话的有萧军、吴组缃、陈明和台湾来的年轻诗人蒋勋。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现状》，结果不大受欢迎。第二天，住在王晓兰家里。在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北京去的中国舞蹈学校的教师许淑英打电话对我说：“阿姨！你的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好像官方代表讲话，这里人不喜欢听，他们希望你能讲讲自己。”现在中国周末举行报告会，我又要讲话了，我就问过，征求过意见，讲什么好？回答都说：你就讲自己最好。我自己有什么好讲呢？我便照大家的意见，预先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生平与创作的稿子，准备在会上念，这样翻译的人也便于翻译。另外讲话的人还有黄秋耘、许淑英和蒋勋。原来也请陈明讲话的，他一看时间不够，多讲不可，三言两语，什么也讲不透，便推辞了。这次听众大约有一二百人，在爱荷华就算很热闹了。在这之前，举行过一次世界女作家和爱荷华群众见面的讲话会。被邀请来美国参加写作中心活动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挪威、丹麦、希腊、波兰、匈牙利、巴勒斯坦、印度、菲律宾、墨西哥、阿根廷、美国的作家共十三人。来自世界各地文坛上的女秀，像过节一样，穿着民族服装，按年龄长幼列队入场，我曾心想，这如果是在中国，无论在北京或中小城市，与会的一定非常踊跃，要挤破大门的。但那天当我步入会场时，我却吃了一惊。能容纳三四百观众的剧场，稀稀朗朗坐着约一百多人，我奇怪，难道这么多国际上的女作家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学城里，就只能号召来这么一点人吗？后来我停留美国的时间长一些，才明白，一二百人，虽不算多，但也过得去了。像我这样平日全凭临时的情绪来讲话的人，如果上台念讲稿，是不可能精彩的。但是这次，我没有念讲稿，我离开讲稿，讲了作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联系。这不是应景，只是完成了预定的一项节目，我感到愉快。

今年的中国周末，还邀请了住在加州的一个华裔作家。这位作家早年在创作中心工作过，同聂华苓夫妇有较长时间的来往与了解，同来自台湾的蒋勋也很亲善。他到爱荷华是来看望老朋友的，或者也还想见见大陆来的新人。他很怀念祖国。我们谈到他熟悉的广西、上海等地，虽说他当年还很年幼，但现在记忆犹新，讲起来念念不忘，很有兴趣的。这位作家便是祖籍广西的白先勇先生。白先勇是写小说的能手，他的一些小说描写细致，文字流利，颇为中国的某些评论家们所欣赏，有人写过文章捧他。由于生活的经历，白先勇对于他描写的主人公和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熟悉的，对那种“伤逝”也是深有体会的。一些评论家们，可能是看多了近三十年来的多写斗争题材的作品，而又嫌平铺直叙，文章实而不华，到了“***”横行时期，几乎都是令人讨厌的“假、大、空”，现在骤然接触到这种精雕细刻的精品，内中人物很有韵味，似乎可以呼之即出，不觉欣喜。可能也还有这样的评论家，虽无白先勇的旧时生活，但对这种生活情调与感伤，也有同感，因此也就拍案叫绝。我自己是写小说的，我认为白先生有写小说的才能和颇高的文学修养，我也喜欢他的文字。但我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有我长时期的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生活经历所养成的我对文学作品的欣赏的趣味。倒不是我要拿一些死硬的框框，要白先勇来就我的什么框框，框框都是要不得的。但是我总希望作家能从怀旧的感情中跳出来，把眼光扩大，写出更绚丽多彩，更富有生命力的文章。我曾对他说：回国内走一趟吧，新中国还是有许多新的可看可爱的东西的。我愿意帮助你，新中国一定会欢迎你。反之，你要是能帮助我去一趟台湾，我也是高兴的。

他是一个年轻、活泼、有兴致的人，来我们寓所吃过一次便饭，我以为我们是能够谈得来的。但谁知道呢？他也许有他的固定不移的看法，也许他也是因我的言谈而对我失望的一群中间的一个。我希望不是，我的确真的等着他来看看新中国。

中国周末的音乐、舞蹈晚会，由聂华苓和她的女儿及舞蹈家王晓兰主持。王晓兰自编自导，并且主演了一个现代舞的节目。她和她的同伴们表演得很不错，博得满场掌声。只是我对这种舞蹈，还是外行，很难有什么评论。表演的节目中还有吴祖光的女儿的唱歌，她学的是西洋唱法。我想如果她能多接受她妈妈新凤霞的一些唱法，可能效果更好。中国女孩唱西洋歌曲，总觉得中气不足，音度也嫌低了一些。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参加演奏的还有一个吹笛子的小赖先生，他是在“*****”的混乱期间，从广州出去的年轻人。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香港的聪明灵活的商人抓住他路过的时机，录制了很多唱片，远销海外。我们在美国一些朋友家访问，就听到过他的悠扬婉转的笛声。他的妻子出生在香港，也会弹琴。他们夫妇使用五种中国的民族乐器，表演了五个节目。他告诉我，他住在纽约，以开出租汽车为生，每天得开十四小时才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再也没有时间精力摆弄自己心爱的艺术。聂华苓请他们来参加中国周末，自然表现了聂华苓夫妇喜爱艺术，爱惜人才；对他们则是一次休息、旅游，而且在经济上也可得一点小小的补助。我曾问聂华苓，根据这两个人的专长，你们不能介绍他们参加一个小的乐队，或者广播电视台这一类的工作，以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吗？聂华苓变得严肃起来，脸上失去了常有的笑容，瞪着眼，摊着手，摇摇头说：“毫无办法。”

还有一对夫妇原是中国芭蕾舞剧院的演员，男的饰演过《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现在在美国一个小剧团演现代舞。这晚他表演了一段剑舞。女的演了一段《丝路花雨》中的“反弹琵琶”，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原来专业中的本行，表演平平，不怎么出色。看他们的演出，我感到亲切，但又很难过。想当年他们在北京天桥剧场，在中国的舞台上得到过多少观众的热烈鼓掌，是曾经被中国人民培养爱护并寄以希望的呵！看到现在他们落得寄食异邦，充一个无足轻重的、不重要的、随时都可以被辞退被解雇的演员，孤独地挣扎着，拿点美金，过着不充裕的日子，我真有点精神沮丧，就好像是我自己落魄他乡，寄人篱下那样心里很不舒服。幸好，多亏许淑英的节目救了我。这晚，她一个人表演了十二个节目，全是我国兄弟民族的民间舞蹈。她整理了这些原始的舞蹈动作，保存了这些舞蹈的朴素、健康、优美和各个民族作风的特点。聂华苓夫妇、我和在场的许多观众，从她的表演里，骤然发现了这么多鲜艳缤纷的花朵，不禁惊叹不已。许淑英是北京舞蹈学校民间舞系的教员，已年近五十，早已不登台表演了。这次她应爱荷华大学舞蹈系的邀请，来美进行教学交流，在中国周末的晚会上，她慨然登台。没有舞蹈服装，只着一套日常穿的黑色练功服；没有乐队伴奏，没有五颜六色的灯光变化，可是她严肃认真，一招一式，一丝不苟，表演的每一个节目，都引人入胜。节目只是片断，无剧情，无故事，但她把自己化入她所表现的人物中，使观众都能领略舞蹈传达的细腻的感情。当她用两只手敲动两个小碟，边跑边跳时，我真以为她是一个顽皮的可爱的儿童，那样的天真、活泼、快乐。一位女教授看了她表演后，曾惊叹地说：“你怎么会这样多种舞蹈？”许淑英告诉她，五十年代初，她刚刚步入舞坛时，曾到各兄弟民族地区采风，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向那里的人民学习，向老艺人学习。那位教授更惊叹祖国从事艺术工作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自然许淑英个人没有很多钱，她只凭国家***或舞蹈学校的一纸介绍信，就可以走遍全中国，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方当局、兄弟团体就会乐意为她办事，为她操心，找人来帮她，教她，她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困难。她享有一般资本主义自家的演员、艺术家所不可能有的必要条件。她是党培养出来的，是人民，是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她表演后，晚会结束了，我和聂华苓跳上台去，我拥抱着她，悄悄告诉她：“你成功了。”

晚会散了，我们坐车回到五月花公寓，我凭窗远眺，繁星点点，多么愉快的中国周末的晚会呵！

1982年9月10日写于“十二大”会议期间

纽约的住房

纽约在很多人的心上是一个发亮的名字。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中心。在美国建国以前，曾经有多少英国人和其他西欧人络绎不绝跑到这里来淘金、开矿、办实业、设工厂、贩人口、修铁路、辟码头、发财致富。有多少印第安纳人，非洲黑人，被奴役、被残害，濒临绝境。有多少亚洲人、中国人也万里迢迢，离乡背井，逃荒避难，跑来做工，流汗、流血，谋求温饱。现在美国是最发达、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纽约成了世界上有钱人羡慕的地方，也是世界上许多穷人向往的地方。

前年，我应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活动，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闯进了这里，这里的什么东西都会吸引我，使我注目。我需要理解，需要辨别，需要比较，需要感受与激动。按行程计划，我将在这里停留一星期。我希望我会像一块海绵，凡遇到有水的地方，它都能浸入，并且汲取得饱饱的。我以为一切都会使我感到兴趣，并可能对我有所教益。纽约，我在这里不会住很久，但在我的记忆中，它将会留下深深的痕迹。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一到纽约，我们由新土杂志社社长陈宪中先生迎接，住到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76号街的一家旅舍里。76号街可能是早期建筑留下来的几条街道之一。这里很像三十年代上海英租界那几条靠黄浦江的马路。街面不宽，楼层不高，房子不新。旅舍不大，但门面严肃静穆，看门的门警，穿着制服，彬彬有礼。近年来陈宪中先生每年都欢迎中国作家到他家作客，他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现在他也非常欢迎我们到他家去住，并且为我们出门旅行提供种种方便。我感谢他的盛情，但我因为怕打扰他太多，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我答应在临离纽约前到他家住两天，同他聊聊闲天。在纽约的一个星期中，有四天我们和聂华苓夫妇住在76号街的旅馆里。旅馆的房屋比较旧，但显得高大，陈设古雅。旅客似乎不多，更没有很多穿白衣的服务人员来往穿插，特别清洁安静。聂华苓告诉我，住在这里，是一个月前就预订好的。聂华苓夫妇住一个套间，我们住一个套间。每个套间都附有一间小厨房，电炉、冰箱、杯、盘、刀、叉用具齐全，旅客可以在这里煮咖啡、烤面包、吃点心、进餐。每天租金一百四十美元。这里不是纽约最豪华的旅客，只能算中等，但可以说是最舒适方便的旅舍。

别的新式的豪华的大旅舍，我没有去过，据说房租有四五百美金一天的，具体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但聂华苓夫妇陪着我们和台湾诗人蒋勋先生去一家新式的、比较高贵的公寓作客。公寓的主人夫妇俩都是杂志编辑。后来熟悉纽约生活的朋友告诉我们说，一个杂志的编辑，如果没有其他的巨额收入，只靠每月工薪，住这样的公寓，是很难的。这座公寓离我们旅舍似乎不远，在一个高楼群中。我们是晚间去的，马路阴暗，从暗色的玻璃墙壁往里看，只能看见自己一群人的淡淡的黑色的影子。贴近大玻璃才看见里面是一间空廓的走廊式的屋子，没有什么陈设，没有盆花，没有窗帘。按过门铃后，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一个着制服的门警从暗处走了出来。他知道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指引我们上电梯的路，又经过一道铁门，他才打电话给我们要访问的住户。到了主人的门口，又按电铃，才在一道小铁门里看见主人的欢迎的笑脸。这道铁门打开，我们就如释重负地登堂入室，到了富丽的客厅。屋子高大，陈设豪华。主人夫妇俩都在中年以上，态度雍容端庄，待人彬彬有礼，谈话和谐风趣，请我们喝茶，吃专为我们制作的点心。这幢楼究竟有几十层？我忘记问了，大约有三十几层。我站在厅前望市景，但见眼底脚下，灯光点点密集，如银河里的繁星，一片星海，红红绿绿、高高低低、灿灿晶晶。小甲虫似的汽车，在街道上流泻，车后的尾灯，像红色的丝带不断向前引伸。这座公寓就是这样一层楼一层楼地，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家一家住着幸运的比较富裕的中上人家。他们在各自的公司里、写字间做事，白天很忙迫，夜晚很闲散，有机会去参加社会的一些聚餐、酒会，杯盘交错，灯红酒绿。有时还可以在舒适的寓所里，接待来自外国的客人，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在优裕的生活图画上另添一笔色彩。

后来，我到了我的一位亲戚家里。他到美国才六年，是“*****”中申请探亲到香港，后来转到美国的。他住在纽约有名的皇后区。这是一个在安全上比较有保障的住宅区，房舍都像我们在爱荷华看到过的那样一栋一栋小楼房，有庭园草坪、树木、花草。房价自然很贵了。我们这位亲戚在国内是一个大学校的物理教师，现在在美国的一个电子计算机公司里审查设计，一个月两千美元的工资。他告诉我，他买这栋楼房的时候，价值二十万元。分期付款，二十五年还清。他已付三年，共八万元。以后将在二十二年内陆续还清那十二万元，每月须付款五百元，这五百元是不必交所得税的。但是，二十二年后，由于地皮等等涨价，这栋房子将价值三十万元，或二十五万元。而房子的产权已完全为他所有了。他还告诉我，现在，这房子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是他的，但美国法律仍然认为他有房产二十万元。他可以用这所尚未付清房价的房产作二十万元抵押去借债。如果能借到五万元或十万元，他便又可以拿这笔借款去做买卖，买证券，买股票等等，至少还可以分期付款再买一栋小一点的房子。他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收取租金。他更告诉我，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资本不断地流通。这个社会鼓励你花钱，鼓励你做生意，谁的胆子越大，越敢借钱，越敢买空卖空，谁就可能会越有钱，钱越多，生意也就越大。聪明人，敢于冒险的人，都不把钱存进银行，因为存钱还要抽所得税咧。我的这位亲戚，五十年代，我见过他，那时只是一个大学生，天真活泼。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如今简直成了一个美国通，对我们讲述这本经济账，真是头头是道。我半天也理会不过来。最后他笑着说：“简单地说，你欠的账越多，银行越敢借钱给你。你就越玩得转。美国就是这样。”

后来在波士顿，我遇着一位在美国多年的华裔教授向我证明了这位亲戚的话，她说：“我们在美国，做的是今天的工作，用的是明天的钱，还的是昨天的债。搞得好，日子还是好过的；搞得不好，只要一天失业，一切的财产都是别人的，你就等着贴封条，进法院、起诉。我们教书的，如果是教授，有了铁饭碗，还好点；可是要混到教授头衔，好不容易哟，什么博士学位都是空的。”原来这些别墅、小院、高楼、大厦可能都是空的！都是欠账赊来的！

中国人侨居在美国很有年代了，因此比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唐人街，华人大多集中在这里。纽约唐人街两边大多是矮塌塌的半中式半西式三四层楼的房子，很像三十年代上海的城隍庙街。街道窄，铺面挤，四处都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各式各样金字招牌，有的还贴着红纸大对联。各种行业都有，以大、小餐馆较兴隆。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前呼后拥。夜晚红绿霓虹灯闪耀刺目。四面的摩天大楼都在向这里挤，唐人街会不会逐渐缩小、消失呢？看来，这是多余的担心。旅美侨胞的爱国团结、对于祖国故土的思念和对于民族风情的眷恋，都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而一些挖空脑筋要敛钱发财的人，也要设法保留唐人街，作为展览的橱窗，将来也许可以出售门票，增加收入呢。

纽约还有一种我们不会想象到的流动房子，这自然是远在郊区（在中小城市里也有）。这种房子看起来像火车的车厢，一截一截的可以用汽车拉走。活动房子一般都整齐地排列在一些准备建筑尚未动工的土地上。自然这里很少草坪、树木、花朵，一些低工资收入的家庭就住在这里，租金比较便宜。如果这块空地有了别的用场，这些流动房子就会被拉到另一块地方去。如果流动房子也没有地方安排那又将如何呢？会不会就有人流落街头，露宿道旁呢？会不会有人为这群低工资收入的人另找栖身之所呢？我没有更多了解，这里就不多说。

纽约还有一个住宅区，住的全是黑人。不管我在华盛顿也好，旧金山也好，波士顿也好，友人们总要向我提出警告，不要到黑人区去，把黑人区形容得非常神秘和可怕。的确，我在密歇根大学也听到过一位中国女同学诉说她在校园中遇到的黑人暴行；在芝加哥的夜晚，我也曾亲眼看见黑人向中国同学气势汹汹无理挑衅的蛮横行径。但我常常注意更多的那些鬈发的黑色女郎和青少年，觉得他们都很可爱，他们的处境很令人同情。我很想去黑人区看看，就如同想去乘地下电车一样，因为好几个朋友都对我说：“到了美国如果不坐地铁，那只是到了半个美国。”但我到底没有去，这并不完全为个人的安全担心，也还由于我不愿为我的主人增加麻烦。因此，现在我无法证明或述说黑人区的具体实况，但我确实看见了一些黑人或白人，畏畏缩缩坐在不被人注意的黑暗角落里。人们告诉我，夏天的夜晚，有些马路上、公园里到处都有无家可归而露天住宿的人。有不少流浪汉就经常以火车站的候车室或教堂的门廊作为宿处。我不能理解，我反复想到那位亲戚说的话；我不得不自问：“难道这些人全是没有学问，工作不勤奋，或者是胆小，不敢借钱，不敢买空卖空的人？”美国既然那样富有，那样容易赚钱，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无家可归，只能露宿街头的人？在那样巍巍高楼、金屋遍地、掷钱如泥的富裕国家里，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些寻不到一席安身之地的可怜虫？难道这不值得令人认真思索么？难道这还不能使我们某些对美国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的人稍稍多想一点么？

1983年2月于昆明温泉

纽约的苏州亭园

一天，我们去参观纽约的博物馆。这是世界有名的大博物馆，收藏着全世界自古至今东方西方国家的艺术珍品，年轻的同伴们都兴致勃勃地准备花两三天时间在这里观赏。我本想多看一点以饱眼福，但体力不支，只走了几个陈列室，果然发现，有好些东西是我在别处未曾见过的，足见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并且的确千方百计，搜罗很广。

这时有人建议去欣赏博物馆内新建成的苏州亭园。我知道这所亭园是苏州派来一个专家小组协助设计并参加建筑完成的。在纽约我愿意尽先看西方的东西，但能在纽约和聂华苓等一同欣赏祖国的亭园风光，也是一桩大快事。

转几个弯，我走到一道粉墙边，进入一个紫檀色的大木门，陡然觉得一阵清风扑面，而且微微带一点芝兰香味。人好像忽地来到了另一个天地之中。转过屏风，苏州亭园就像一幅最完整、最淡雅、最恬适的中国画，呈现眼前。清秀的一丛湘妃竹子，翠绿的两棵芭蕉，半边亭子，回转的长廊，假山垒垒，柳丝飘飘。青石面铺地，旁植万年青。后面正中巍峨庄严坐着一栋朴素的大厅，檐下悬一块黑色牌匾，上面两个闪闪发亮的金字：“明轩”。我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们祖国的亭园艺术，这样庄重、清幽、和谐。我们伫立园中，既不崇拜它的辉煌，也不诧异它的精致，只沉醉在心旷神怡的舒畅里面，不愿离去。园中有各种肤色的游人，对这一块园地都有点流连忘返，看来他们是被迷住了。

中国艺术的特点就是能“迷”人。我们的古典文学艺术，不也是这样，能使人着迷吗？你看，“明轩”正厅里的布置与摆设，无一处是以金碧辉煌，精雕细镂，五彩缤纷，光华耀目来吸引游人，而只是令人安稳，沉静，深思。这里几净窗明，好似洗净了生活上的繁琐和精神上的尘埃，给人以美、以爱、以享受，启发人深思、熟虑、有为。人生在世，如果没有一点觉悟与思想的提高、纯化，是不能真正抛弃个人，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最高的艺术总是能使人净化、升华的。纽约的博物馆的确搜罗了许多世界艺术珍品，供人欣赏学习，打开人们眼界，提高人的兴趣与鉴别能力。苏州亭园在这个博物馆里不失为一朵奇花异葩。人们在这里略事观览，就像是温泉浴后，血流舒畅，浑身轻松，精力饱满，振翅欲飞。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看祖国，更倍感亲切。

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上是受人喜爱的，他们喜爱的是苏州亭园，是齐白石的画，是屈原的《离骚》，是唐诗宋词，是《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是深刻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东西，是真正的中国货。他们对我们的仿制品、舶来品是不感兴趣的，历来如此。我记得五十年代有一位苏联文学家看了我们的一个影片后，很直率地对征询他意见的人说：“这里边有太多的苏联货和美国的好莱坞货。我们要看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民族的艺术。”实际我们自己也是喜欢道地的民族的、传统的形式，和生动活泼、富有时代感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的作品。

从纽约的苏州亭园而不能不想到中国文学应走的道路。

1983年3月2日于昆明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