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皖西北武装开辟新的天地
上一章说道皖西北中心县委成立，肥西三个区有五百党员，游击队有一千多人，六、七百条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在八七会议提出的著名论断，意指政权是需要依靠武力手段获取与稳固。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前一段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表现被指为“右倾”。
对此，毛**提出不同主张，就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武装力量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八七会议由于进行仓促，次日就结束。瞿秋白欣赏毛*，建议毛**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毛**谢绝道“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
同年8月18日，毛**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对此论点再次诠释，认为暴动必须需要加强军事运动。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紧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农协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合肥地区党组织恢复后，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成立及其领导的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党委和根据地工作的指导。1931年1月，中央决定撤销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另行成立安徽省委。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后，对各地党组织管辖区域进行了调整，将全省划分为4个中心区域，红色区域以六安、霍山为中心(后划归鄂豫皖边区)，白区以合肥、安庆、屯溪为中心。
同年3月23日，为统筹鄂豫皖苏区外围游击区域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委托途径合肥去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和皖西临时分特委委员舒传贤，在合肥西乡主持召开合肥县委、区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将合肥县委扩建为合肥中心县委的决定。中央指示由沈泽民、舒传贤全权负责合肥中心县委组建事宜。沈泽民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合肥中心县委的政治任务。合肥县委书记薛成作了合肥经济、政治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青年团合肥县委书记王平报告了近一年来团的工作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成立合肥中心县委及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合肥为中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又称“皖西中心县委”)，除中央指定的吴伯孚、吴岱新(负责宣传)、薛成(负责组织)、余光4名委员外，增选李德斋为委员，书记吴伯孚。另任命李星三(张志一)为县委军委书记，史浪云为县委秘书，王平为团中心县委书记，杜静明为合肥西乡赤卫队大队长。合肥中心县委在苏区中央分局和皖西临时分特委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合肥、舒城(非苏区)、旧桐、太湖、定远、庐江、巢县、潜山(非苏区)等县工作，共有党员840多名，县委机关设在合肥。中心任务是指导所属各县的群众革命斗争，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帮助扩大鄂豫皖苏维埃苏区及外围游击区域。
为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联席会议要求中心县委必须立即执行以下各项工作：制定近期工作计划，提出开展群众斗争的中心口号；出版《合肥红旗》，作为公开领导群众斗争的政治刊物；对合肥四乡农民协会加以整领，以此为基础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立即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动员革命群众、农民和党团员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地主团丁中，秘密发展革命士兵；立即发动反对国民党就地筹饷、反对高利贷、反对地主富农的经济政治斗争；组织工会、贫民协会和革命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反对党化教育等斗争；扩大拥护红军和苏区的宣传工作；立即发动反对国民会议的斗争；立即筹备五一纪念节的工作；立即发动春荒斗争等。
会后，中心县委立即派负责同志到合肥县各区巡视工作，传达会议精神，并发动群众，进行持续的艰苦的经济、政治和武装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战斗力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到逐渐加强，基层党组织得以扩大和巩固。到这年8月，合肥县的党员发展到205名，建立4个区委、5个特支和23个支部；农协会员增加到55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000多人、六七百支枪。
为了配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合肥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活动。一是从实际出发，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扩大工农群众组织。建立了青年团合肥中心县委、少年先锋队、童子团以及团的基层组织，组建了合肥农民协会、互济工作委员会等。二是进行政治宣传。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发展“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启迪群众，抨击黑暗，揭露敌人。利用重大纪念日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把党的主张和斗争纲领融入其中。1931年四五月间，中心县委领导指示合肥一区委(城区)，组织大书院、正谊中学的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围剿”苏区举行罢课斗争，张贴、散发宣传品达一百多挑。三是开展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合肥中心县委遵照中央指示，始终把做国民党军的士兵工作作为“工农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使武装的士兵投身到工农群众”，“将发动兵变与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中心县委先后派出20多名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1年4月，国民党陈调元部驻合肥与六安交界金桥镇的部队，经共产党员、游击队小队长杨继明做工作，三营三连一排排长率领7名士兵带枪起义，到大潜山参加红军游击队。其他敌军在被调往大别山“围剿”红军时，不少官兵表现消极，临阵哗变，时有发生。
1931年5月9日，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皖西北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合肥中心县委一方面发表宣言，广为散发，一方面通知所辖各县派代表赴金家寨参加皖西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合肥西乡的第二、第三区分别召开千人大会，热烈庆贺。会上，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中心县委遂扩大游击队，抽调500余名游击队员，携带300多支枪，前往大大别山根据地编入主力红军。
组建皖西北中心县委
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后，为了加强皖西北游击区的领导，于3月下旬成立了合肥(皖西)、寿县(皖北)两个中心县委，分别指导周围几个县的工作。鄂豫皖苏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军民士气高涨，苏区力量进一步壮大。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白区党的领导，配合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新进攻，193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吴伯孚，组织部长李德广，宣传部长吴岱新，职工部长秦全(程明远)，军委书记李星三，县委秘书史浪云，委员王平、余光、曹广化；县委机关设在合肥。此前，由于安徽省委已于4月遭到破坏停止活动，全省工作失去领导中心，新成立的皖西北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负责指导合肥、寿县、凤台、颍上、舒城、阜阳、庐江七个县党的工作，并配合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同年秋，吴伯孚因受苏区肃反牵连，骗取经费后潜逃，后叛变投敌。为了统一所辖各县党组织的工作步调，中心县委在中央巡视员陈文的指导下，于11月上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回顾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会议将中心县委改组为皖西北临时中心县委，撤销吴伯孚书记职务，选举秦全为临时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皖西北中心县委名称。
到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下辖颍上、凤台、寿县、阜阳、太和、桐城6个县委，舒城、庐江特支，以及合肥地区(不含巢县、庐江)4个区委、4个特支、1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1400多人，其中合肥地区共有党员200余人。合肥一区区委和直属支部主要在城区活动，二区、四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南乡，主要在以雷麻店、众兴集为中心的官亭镇、烧脉岗、农兴集、山南、聚星、小庙、焦婆等一带活动，三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北乡，主要活动在高刘集为中心的将军岭、长岗店、王拐岗等地区，中派特支、东乡特支、北乡特支、吴山庙特支主要在合肥南乡、东北乡地区一带活动。
皖西北中心县委恢复后，以隐蔽的方式活动于所辖合肥、寿县、颖上、凤台、阜阳、太和、桐城、舒城和庐江等地。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参加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城市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领导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进行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很大牺牲，有效牵制和削弱了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兵力，为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第一卷（1926-1949）
刘敏，安徽合肥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领导合肥南官亭农民暴动，后赴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区委委员。同年6月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和东北巡视党的工作。1934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1935年任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1937年夏赴延安学习，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937年10月，主持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作。1947年病逝于陕西临县。
刘敏，1904年生在合肥西乡（今肥西县铭传乡）刘老圩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刘文敏，字问之，号颖卿。3岁丧父，因家业凋敝，邻里难助，被迫迁居六安南官亭小华冲，寄食于外祖父储家。幼年就读私塾。1920年秋，到安庆求学。
1921年，安庆“六二”惨案发生时，17岁的刘敏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带头冲击封建军阀倪嗣冲、马联甲一伙所把持的省教育会。后因军阀追查，且学费难以为继，只得中途辍学。
1924年秋，刘敏与舒城宋家圩的宋继蕴结婚。次年，设教于舒城鹭鸶庙杨南田家。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了一些旅外进步学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皖西北地区的部分中**员由城市转入农村活动。刘敏在与共产党员的频繁交往中，进一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决心走出书屋，投身到革命激流中。
1928年暑假，刘敏听说六安师资讲习所有党组织秘密活动，便毅然弃教，离别亲人，到六安师资讲习所学习。同年秋，经同学孙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学习结业，刘敏返回农村，开始了革命实践。他先在六安南官亭创办民众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夜校学生为主体，创建了农协组织。不久，吸收农协会员中5名积极分子入党，成立1个党小组。
1930年1月30日，刘敏领导了南官亭农民暴动，打击土豪劣绅，收缴地主武装，组织农民赤卫队；还发动群众扒地主粮食，支援红军。3月，他受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指派，来到舒城鹭鸶庙下油坊，以设馆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春家桥党支部，在龙舒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同年夏，经党组织联系，他离开家乡到达上海。先在新华袜厂当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受党的派遣，到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负责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31年前后，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先后到安徽和东北巡视党的工作。
1932年9月初，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陈仁在芜湖被捕叛变投敌后，在合肥带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团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张宅中。张宅中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党在合肥的全部情况。于是，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4天之内，合肥党、团中心县委的负责同志大都被捕，机关亦遭破坏，仅有几位同志转入农村。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派刘敏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合肥恢复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2月，刘敏由上海回到合肥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赶往西乡，找到了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要陈以探监为名，去合肥监狱与原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程明远取得联系，了解合肥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接着，又亲自到中派河，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颜文斗取得联系，要他和马子中一起负责南乡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转而又从南乡来到西乡大潜山区，会见了在那里坚持工作的凌生、陈星三、周老三姐等人，并成立中共大潜山临时区委，负责西乡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他根据各地党的组织状况和党员的思想状况，举办了一期短期训练班，勉励同志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挺直腰杆，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1933年3月15日，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在西乡焦婆店一带发动扒粮斗争时，遭敌围攻，为掩护群众突围，不幸壮烈牺牲。刘敏闻讯后，悲痛至极。鉴于合肥党组织力量薄弱，3月27日，他报告中共上海中央局，要求正式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组织。4月底，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中派附近的马郢子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正式恢复成立了中共合肥中心县委，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同年7月5日，在刘敏的指导下，合肥中心县委在西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心县委负责人和各部负责人，由张士发任书记。
1934年1月，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改组了合肥中心县委，刘敏任书记。刘敏接任后，立即作出了《合肥中心县委检查过去工作及今后中心任务的决定》，要求立即恢复并开辟中心城市工作，马上组织工作委员会、突击队，提拔吃苦耐劳的同志去开辟合肥城内和三河的工作，尤其是在木匠、篾匠、码头工人和米船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
刘敏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意志更加顽强，信心更加坚定，工作更加积极，经常从深夜熬到黎明。由于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开会时，一咳血，就偷偷地吐在手帕里，不让别人知道。同志们见他日渐消瘦，都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不累!”或者说：“等天下穷人都翻了身，我就休息了。”他的爱人宋继蕴原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委员，因叛徒出卖，在六安壮烈牺牲。刘敏内心虽然无限悲痛，但他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自己振奋精神，坚持战斗，还安慰和鼓励周围失去亲人的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血债。在刘敏的努力下，中共合肥南乡区委、北乡区委、城内特支和西乡特支相继恢复和建立，共有党员200余人，革命的火焰又在合肥大地燃烧起来。
1934年9月，因革命形势逆转，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在张如屏、曹广海等率领下向合肥方向转移，通过地下交通员和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了头。此时，合肥游击队刚受到国民党刘镇华部及国民党三河区区长王庚年武装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为了共同作战，经双方研究决定，将寿县(皖北)、合肥(皖西)
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刘敏任书记。同时，将寿县和合肥的两支游击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
1935年春，根据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以合肥为中心，将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刘敏任书记。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白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地处鄂豫皖苏区外围的皖西北地区也是如此。根据这一情况，刘敏认为，皖西北特委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聚集被敌人打散的武装力量，恢复和重建遭受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为此，他派人在舒城秦家桥、余城一带建立交通站，负责合肥、舒城、寿县、六安、庐江、无为等地的联络工作，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工作，在各地原有党组织基础上，先后恢复建立了中共合肥县委、舒城区委、舒城南特支、六安张家店特支、无为工委、繁昌特支。当时中共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分布在10个县，有党员200余人。
同年6月，皖西北游击大队改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刘敏非常关心这支武装力量的建设。在皖西北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师经常化整为零，武装掩护群众扒粮；有时又集零为整，严惩地方反动势力。同时，协同苏区红二十八军开展斗争，打得皖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坐卧不安。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曾怒斥国民党安徽省**刘镇华“剿共不力”。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一时威震四方。
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皖西北游击区遭到敌人重兵的疯狂“清剿”，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终因敌众我寡，连遭挫折；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也连遭破坏。
就在这时，皖西北特委常委李德保叛变革命，来不及隐蔽的特委成员宋德渊、王天云、张顶文相继被捕。7月，曹云露、张如屏在西乡的一次战斗中受伤；10月，到大别山整训的一连排长任继周在白色恐怖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策动叛变，打死了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副师长，带领10多个新兵公开投敌。与此同时，留在合肥地区的独立游击师一部，在南乡的邱陂寺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经黄渡一战，损失惨重。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敏及时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分析战斗失利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在黄渡之战中剩下的20余人和失散回队的部分队员重新组成一个连队，仍称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由张如屏、曹云露率领，进入大别山和已去苏区的孙仲德部会合，进行整训。整训后，游击师又转移到舒城春秋山一带活动。可是，在舒城山区坚持地下斗争的胡志满和交通员王麻子（真名不详）相继被敌人逮捕杀害，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领导下的独立游击师又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
12月，鉴于局势紧张，事态严重，刘敏在庐北宋家小圩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以坚持武装斗争和职业掩护并举的办法，转入分散秘密活动，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原有组织，开辟新的地区。会议还决定，将特委机关秘密设在巢县普仁教会医院。会议结束时，刘敏带领全体与会同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为了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于党，忠于革命，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叛党，不出卖同志。”会后，按照特委的决定，刘敏和杨银声去巢县，在中庙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坚持斗争。其他同志分散到庐江、无为等地活动。
1936年夏，刘敏的病情加剧，常咯血不止，但为了取得与上级的联系，他抱病与张如屏秘密赶往上海。到上海后，方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已被敌人破坏，未接上关系；但却获悉，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喜讯传来，刘敏立即派人前往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根据党中央指示，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主要领导成员分批去延安学习，以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刘敏在赴延安途中，经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时，被中央派往河南开封，与朱理治等重建中共河南省委，他任省委委员。后又以河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徐州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8月中旬，刘敏化名余子彬，与徐州党组织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中一起，来到了徐州民众教育馆办的农民生活学校，与在徐州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郭影秋取得了联系，并代表组织宣布了中共铜山县工委的负责人名单，郭影秋任工委书记，负责徐州市和铜山县党的工作。9月，发展了10多名党员。刘敏在郭影秋的住处，亲自给他们上党课。当时他正患三期肺病，每上一次课都要吐血，但仍抱病坚持工作。10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刘敏参加了特委，并在特委成员分散的情况下，主持特委工作。
1937年10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发布了《约法七章》，其中有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条文。刘敏和特委觉得李宗仁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虽然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称不同，但是，可以参与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刘敏和苏鲁豫皖特委的精心安排，郭影秋担任了动委会组织部的总干事，共产党员唐秉光、邹育才、徐致雨分别担任了总干事下面的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以后，总动委会选举12名常委，郭影秋又被选为常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接触更为广泛。这样，扩大了党的影响，也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4月，刘敏病情加剧，党组织将他送往延安休息治病，但因积劳成疾，久治不愈。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在转移途中，病故于陕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孟令荣）
中共庐江县委成立及发展
1930年4月29日，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会宫（今属枞阳县）召开桐城、庐江、安庆、潜山、太湖、宿松、望江、贵池等8县联席会议，研究6月武装暴动问题，并对庐江县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加紧工作，以便成立县委。为贯彻会宫会议精神，统一庐江县党的领导，1930年7月，由七架桥区委牵头召集全县6个区委党的代表会议，中共桐城县委派员参会。参加会议的各区代表有：七架桥区委郑曰仁、郑中强；罗昌河区委朱益民、许冀松；黄泥河区委王家盈；沙溪区委王永清；城关区委张且力；白石山区委张守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庐江县委，郑中强任书记，张亮侯、马哲聪、陶肇唐、朱益民、王家盈、张且力、王定帮、张守仁、郑曰仁为委员。县委下辖6个区委，45个党支部，党员180余人，县委机关设在黄泥河小学。先后属安庆中心县委、芜湖中心县委、皖北特委、皖西北中心县委领导。
庐江县委建立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北起三河、巢湖，南到罗昌河、七架桥、店桥一带地区，西起东汤池、柯家坦地区，东到白湖、黄姑、关河地区，都建立党组织。党组织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县、区先后建立互济会、区农协会，并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30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全国形势发生变化。12月，庐南地区党团及农会组织受到破坏，大批中**员纷纷离开庐南。1931年初，县委书记郑中强离开庐南后，有的地方群众思想混乱，情绪低落，急需党的领导。为此，县委及时改选张亮侯任县委书记，坚持斗争。当时，县委中心任务是积极搜缴反动武装，扩大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打击当地土劣势力。正当庐南地区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1931年4月6日，安庆共青团负责人高翔和省委巡视员张照明等先后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团特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庐江党组织内部又有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革命，供给线索，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郑曰仁等离开庐南至彭泽。“庐江关系业已找着，他们自芜湖省委破坏以后，彼此断了关系，他们也十分着急，工作方面颇有进展，已派巡视员前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皖西北中心县委来件》，1931年8月2日。）党的领导骨干大多撤离。同年底，张亮侯只得转赴上海。当时，庐江县党组织的重心转移到沙溪区，主要有杨继武、马哲聪负责。由于环境恶劣，不久，杨继武、胡亚良、马哲聪等也离开家乡，党的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县委当时决定，郑秉权到大别山参加国民党所办的干训团学习，回来任伪乡长以便掩护党组织成员，伺机开展党的工作。此时，庐北地区党组织仍蓬勃发展。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游击区的领导，1931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合肥（皖西）、寿县（皖北）2个中心县委合并为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又称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吴伯孚，组织部部长李德广、宣传部部长吴岱新、职工部部长秦全（即程明远）、军事书记李星三（又名张志一），委员汪平、余光、曹广化。中心县委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负责指导合肥、寿县、凤台、颖上、阜阳、庐江、舒城7个县工作。
1931年初，安庆中心县委由于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破坏。同年4月，在芜湖的中共安徽省机关亦遭严重破坏，部分党员被捕，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自首投敌，致使周围县党组织破坏惨重。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1932年7月，中央巡视员陈文于合肥召开党的负责同志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秦全，组织部部长余光，宣传部部长李子芬（又名孙济夫），军委书记李星三。中心县委直属党中央领导，指导合肥、舒城、庐江、巢县等县工作。同时，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合肥中心县委在桐庐边境大艾庄（今枞阳县）召开桐城、庐江2县委联席会议，由陈雪吾主持。会议重点是报告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扩大政治斗争，号召党员提高警惕，严防叛徒的破坏。为便于工作开展，决定将桐城、庐江2县合并，成立中共桐庐县委，陈雪吾任县委书记，马哲聪任县委副书记；周济和、周帮彦、吴文祥、张亮侯、郑曰仁、吴福义为委员。县委秘书郑曰仁，组织部部长陈雪吾（兼），宣传部部长周帮彦，农民部部长吴文祥，青年部部长周济和，交通站负责人王玉成。同时，成立桐庐军事委员会，书记陈雪吾（兼），委员马哲聪、周济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桐庐县委成立，书记马兰甫，组织委员吴杰，宣传委员胡金培。桐庐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三项工作，一是整顿党团组织，提高战斗力；二是组织农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组织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三是建立武装特务连打击土豪劣绅。县委下辖七架桥、罗昌河、沙溪、黄泥河、白石山、城关等6个区委，县委机关设在庐江县盔头畈小学。
随后，县委决定将离县委机关较远的边区一律改为特区、特支，坚持地下活动。并派员去各地巡视工作，建立互济会组织，县互济会由陈越负责，领导全县开展抗租、抗税斗争。1932年秋，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大肆进犯鄂豫皖苏区，安徽反动当局为配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疯狂围剿，利用叛徒、特务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合肥中心县委机关被叛徒出卖遭敌破坏，程明远、余光等多人被捕。同时，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庐江县党部一夜之间逮捕了庐江的何泽洲、张开明、胡昌耕、王家盈、郑秉衡、周济同等一批中**员。桐庐县委机关所在的盔头畈小学被烧毁，枪支被抄，县委机关被迫迁至桐城县浮山（现属枞阳县）彰公岩下吴裁缝（吴之富）家办公，作隐蔽斗争。当时既无钱也无粮，幸有房秩五、史大化两位老人经费援助。后来，张介良携款潜逃到安庆自首叛变。不久，国民党省保安团和地方团防等反动武装，以叛徒朱镜明（高翔、高迁）、陈贤彬、张宅中为向导，自桐城县城至浮山，又转至庐南罗昌河、黄泥河、庐城一带，大肆捕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庐南许冀松、吴国华、陈越、杨柏槐等人被捕自首，桐庐党团组织遭破坏，县委交通总站负责人王玉成被捕。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张顺卿、马哲聪、胡芳远等撤出桐庐地区。郑曰仁仍坚持在庐南、浮山一带，与敌周旋斗争。因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被迫离开浮山到桐东和庐江砖桥等地活动，布置未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尽快隐蔽起来，伺机活动。陈雪吾拟到长江以南请方志敏支援，不料为甘舍棠等特务获知，于1933年2月9日被捕，严刑不屈，3月17日就义于桐城东门紫来桥下，时年31岁。桐庐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除庐江北部地区的白石山区委和柯家坦地区党组织依然存在外，其余几乎全部遭到破坏。
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将庐北特支和合肥南乡特支合并，在合庐交界的三河、白石山一带建立中共合肥南乡区委，书记先后由赵海波、颜文斗、孙仲德等担任。10月初，为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合肥党组织除北乡、庐江、舒城建立联络点外，还在合西地区的中派河南马家雍家、河北赵平臣家、刘家圩刘跃龙家、山南大烟墩陈焕章家设立了接头处，负责党的联络工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合肥党组织提供条件。1933年3月27日，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鉴于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得到发展，为改变“合肥党的工作落后在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给中共上海中央局报告，要求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根据合肥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同意报告要求，恢复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4月，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南乡中派河附近的马郢子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刘敏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合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等县的代表。会议正式恢复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并在第一次县委会议上，研究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并提出了：“庐北特支（原属南区三支）马上改选支部，将群众组织的系统建立起来，成立区农委，建立妇女委员会的领导机关，介绍妇女入党，单独成立妇女党的小组。在红五月内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党员，每个群众发展一个群众。团员也要准备增加一倍。有组织的青年群众由团支部划出领导。发展方向对南开展，在城郊附近建立一个新支部，将白石山某乡划分2个支部，成立庐江（北）特区，尽量恢复庐江南乡原有的组织”。（《合肥中心县委红五月工作计划》，1933年4月。）
1933年7月，白石山区委直属中共合肥中心县委领导，有党员34人。8月1日后，白石山区委划分为3个支部，成立庐江特区委，书记张守仁，并在白石山下街头渡口同盛昌米行设立特区通迅处，收信人张文波，在白石山北五里大沙埂井窝子渡船口设有接头处，负责人夏长根。到1934年8月，区委逐步发展为7个支部，党员120名。庐江特区委在合肥中心县委领导下，一方面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扒粮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庐北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以武装斗争保卫党、保卫人民。
1933年秋后，合肥中心县委发动庐江白石山船工要求增加工资、增加津贴的罢工斗争，组织工会，结果有几个同志被捕，斗争失败。党组织还发动了多次斗争，提高了贫苦群众的觉悟，壮大了阶级力量。但是，由于没有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使党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直到1934年1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数量锐减的情况下，中心县委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火力向右倾机会主义作战，消除党内阶级异已组织分子和消极怠工、悲观失望分子”。因此，“合肥的党组织在最后曾受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合肥和庐江两中心区特别受了敌人的摧残，县委常委被捕去一人”。（《合肥巡视员关于合肥党工作缺点、遭到破坏原因及目前工作情况的报告》，1934年6月22日。）
1934年3月，庐北游击队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白石山地区三官殿保长夏日俊，惊动了国民党庐江县政府，派出大批军队到白石山一带，以验尸为名，长期驻扎进行“清剿”，并在群众中办“五户联保”，强迫广大群众承认是“光蛋会”、共产党员而去自首（“光蛋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当时皖西总称为“光蛋会”）。庐北党组织中帽子红（名声较大）的党员，有的潜入外地，有的参加庐北游击队转移；帽子不红的党员隐蔽下来；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有的自首，有的叛变。庐北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5、6月间，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是年9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张家声到庐北地区做党的恢复工作。随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化名老黄、刘文）与曹云露、陈郁发（胡玉发）、杨银声（杨银生）、顾鸿、冯兆鲁以及皖西北独立游击大队，先后来到庐北地区，帮助恢复发展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扒粮斗争，打击反动势力。
出品：庐江县融媒体中心
原标题：《【庐江红色印记】中共庐江县委成立及发展》
文中提到秦全就是程明远，在他的笔录中，1960·6·11，吴明的笔录中，卷宗第63页，程明远口述：皖西北中心县委***合肥县委、*西区委、巢西小组、桐、庐县委、****、合******颜文斗，组织部长*良*、宣传部长赵善情、(******),******、**、倪映霞、（住北乡倪小郢，后调至*区**,******,后任区定远县县长，肥东办事处主任），何序东，****民盟搞秘书），这**离开合肥县委**皖西北中心县委巡视员，*********,负责人不祥，后来成立县委时，书记是朱建平，县委是沐云。*有个小**，*小组，负责人蔡**和张**.桐城县委*书记**元，（原名*习梧，**人），县委张守荣，（庐江白石山人），舒城县委书记左平（霍山人）、县委郑*子（北**人）。31年春皖北中心县委在阜阳、寿县一带遭破坏，中央巡视员陈文来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把寿县一带划给皖西北中心县委领导。32年6月皖北中心县委恢复时，寿县一带又划回皖北中心县委领导。当时我（程明远）担任皖西北中心书记，裴季华任宣传部长（中央派来的，寿县下塘*人），周绍章任组织部部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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