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四十一）
第八章：《左传》记载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四节：《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同性质的认识影响，有认为是一部义理书，有认为是卜筮书，更有从亦筮亦理上认为
三、帝制里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
自《周易》一书由《左传》这一历史文献所记载，而后世也形成对《周易》一书的学术观点，历史上对《周易》一书的学术分为两个时间段，西汉前期之前是《周易》学术上的《易传》形成时段。而今本《周易》与《易传》尊奉为《易经》后，帝制里是对《易经》的注释与学术研究，而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易学”史。帝制里近2000年历史里的“易学”，已不单单只是对今本《周易》注释研究，而包含了《易传》的注释与研究。并且帝制的“易学”，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易学”派别，即重“义理”去注释今本《周易》“义理派”，和重“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的“象数派”。
从《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两派而运用，先是在《左传》史书里记载出现史巫以《周易》筮之，而上层士大夫以《周易》作为义理之书引用。这自春秋就形成了筮书与义理书两种运用之。而孔子始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进行阐述。认为《周易》是义理之书，并站在义理角度求其德义，符合先秦生活中真实的孔子思想。
《易传》的《彖》、《象》“《易》学”虽是以“象”释注《周易》，与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不同。但属《易传》义理注释《周易》，虽以“象”以释《周易》义理与象数筮术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帝制里汉唐时期所形成的“象数易学”虽然以八卦取象和爻数及各种卦变等结合《周易》里的文字解释，而去注释今本《周易》一书，这“象数易学”只是面对今本《周易》的卦爻格式而产生的一种“学术”怪相。虽然“象数易学”非常怪诞不经，但毕竟不是把今本《周易》注释成是如何算卦的。
自战国末与秦汉之际的《系辞传》、《说卦传》把《周易》与八卦卜筮媾结一起系统的理论化，又把《周易》从“筮”与“理”混合与一起论之，形成了亦巫亦理的说法来。自此亦理亦筮的说法对后世“易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象数阴阳灾异说正是从《系辞传》文的影响，发展了占验筮术。汉京房虽然改造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从此将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说明八卦筮术是离不开八卦与象数这一方法和工具，用《周易》文辞比类人事吉凶的结果，纯是史巫的穿凿附会。京房建构的八卦纳甲筮术，无疑启发了后来象数义理解《易》的新认识。自王弼承前人的象数释《周易》于义理。把《周易》一书系统化的进行了义理的释解，虽然也加杂着一些象数说，但并不背离《周易》原创的义理性质，即《周易》原创性质是义理之书，而非是卜筮之书。自西汉把《周易》做为经典之书，奉为五经之首，是帝国里当做经典理论去学习，而不是当部算卦书让士子们去学习。唐代已然是这样，做为科举取士者的儒家理论学习之书，而决非是当部算卦书来考试科举取士者的算卦水平。
自东汉末年“易学”开始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而从三国到唐来看，在“易学”上至力恢复《周易》的义理思想。
轻象数重义理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易学”的思潮，也确实应归功于王弼。而象数筮术（八卦术）在这一时期确实沉寂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这一时期里虽然没有出现“易学”上对《周易》下一个定义，定性《周易》是义理之书，但也没有学者出来公开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学界里照旧引用《周易》用于说理，在运用中还是把《周易》看待成义理之书的。王弼对《周易》做的注到唐孔颖达在王注基础上进行的疏，无疑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但那种义理不过是轻象数重义理去注释，与重“象数”轻“义理”的“象数派”注释法却有区别，当然帝制里无论“象数派”与“义理派”在注释今本《周易》内容，虽与原创《周易》里的思想是个南辕北辙，但总之把《周易》看成是义理，与把《周易》看成是筮卜性质还是有天壤之别。
可到了宋代就不同了，有人站出来对《周易》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人就是称之为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所谓后圣人朱子，给《周易》一书有了一个明确的定性，我们很有必要看一看朱熹对《周易》是如何定性的。
中华历史的时空星转斗移，进入到宋朝时期时，“易学”又一次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两宋产生的思想家都与《易》(注:“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下凡《易》称均同)有不解之缘。宋朝在《易》学的大道上又派生出很多路径，即六十四卦、象数易学这棵大树上又发新枝，并产生了象数图式易学，以先天后天八卦图，“河图”、“洛书”诸图说解释“八卦”易理（并不是《周易》义理）。还有程颐继王弼义理释《易》，所产生的“理学易学”；还有杨万里等开辟的援史证《易》的史事易学。当然朱熹继承《系辞传》的亦筮亦理的易学，朱熹发展了筮术易学。
特别是两宋的象数图式易学与两汉象数易学，可谓交相映辉。而这两宋时期产生的“易学”硕果均是扎根于《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这块丰厚的“易学”土壤里。无论汉“象数易学”，宋“图式易学”，均不是无源之水，无滕之果，而是《系辞》、《说卦》这些“易学”文化上的复兴。
后封建时期无论象数义理之《易》，还是象数筮卜之《易》，均是《易传》文化上的承继与发展。整个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文化源于先秦《左传》的影响，只是在先秦文化源流上派出新流。也只是把先秦的筮术（《左传》记春秋时期）和王权思想（战国时期）媾结为系统与理论化，而并没有出现哲学上的突破。后封建社会里即承继了先秦神道设教；又承继了先秦的王权圣教。神道与圣道在后封建社会里，始终没有分离，而是形影不离。
宋时产生的象数图式，八卦易学，对后世的神秘主义思想，天命神学及王权专制产生了更深更广泛的影响。无论道教，抑或方术，无论上层意识形态，抑或下层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无不深受象数图式八卦“易学”的影响。“象数图式”成为人们的思想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象数图式易学成为宋以后文化学者的世界观与方*论。
朱熹正是这个“图式”思维时代里完成他的社会化过程。朱熹并不离外的对诸经书的学习研究，用理学思想诠释诸经义。朱在注释学上对“四书”进行了集注，自元以后，历代王朝科举，均采用朱的“四书”集注。而对“五经”，朱对《易》经（《周易》加“十翼”）进行了集注。即朱的《周易本义》。朱还与人合著如何算卦的“易学启蒙”文章。
帝制里唯朱熹所注解的《周易本义》一书里，朱熹把《周易》与《易传》分卷而论。并不像以前与之后人们把《周易》与《易传》混编一起。这分编与混编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分编与合编都不影响《周易》的实质内容。因此，在汉时已分清，哪是所谓的“卦爻辞”，哪是《易传》文章。因汉唐人们也已知孔子喜《易》，就是指《周易》一书。而在《易传》佚文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认定。认为《周易》是一部讲义理的书。
《汉书》里虽然认为秦时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事”或“卜筮之书”。那“卜筮”之说，是真对秦朝把《周易》定为卜筮之书而不禁学的叙说。并不是《汉书》里认定《周易》为“卜筮之书”。而《系辞传》里也不过是把《周易》一书，说成是《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占”只是其中之一。而到了朱熹时，他反复强调《周易》原本是供卜筮用的书，朱熹成了后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巫术思想的推波助澜者。
《朱子类语》中说：“易本卜筮之说……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吉，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皆解当初之意。”
后代所称“易本卜筮之书”之说，正是源于朱子这位大儒的始说。
朱子认为的“《易》本卜筮之说”是指《周易》而不包括《易传》，朱子认为《周易》是卜筮吉凶的，即现在讲的算卦。朱子认为初时伏羲画卦，没有文字，到文王周公怕人不明白，就增加上卦辞和爻辞，这样就为占到某卦就明白好断吉凶了。这可是朱子的始说，原来被奉为圣人的先圣，在朱熹此说都变成了大巫师的嘴脸，因为卦卜是龟卜的衍生物，是巫术的分支。
朱子又说：“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言吉凶而因以训诫，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之言，无复包含赅贯，曲畅旁通之妙。”(《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佰恭)
朱子认为《周易》里的卦爻辞是文王、周公作的，“是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明训诫的”，就是现在所说的算卦指明命运前程，让你按于命运的按排而已。到孔子作《彖》、《象》、《文言》就“始因其吉凶训诫之意而被说其义理以明之”，而“后人就跟着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意了”。那么，朱子认为的本义是什么呢？就是“占筮”的本义了。所以朱熹要作一部《周易本义》恢复文王、周公作“卦爻辞”是说明占筮的。这就是朱子作《周易》的“本义”所在。朱子认为的是始孔子与后人讲义理是违背了先圣的本义了，这朱子谬说的“《周易》为卜筮”一至影响到今天的学界。朱熹哪里明白《周易》一书被史巫篡改演变的历史过程呢？后人跟着朱熹也就以讹传讹。
朱熹又说：“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倒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朱子文集卷六十》)
这就是朱熹为何要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的用意了。他要恢复先圣文王、周公筮卜的本义，再不能让后儒们所言象数义理“穿凿”与“汗漫”这本义为筮卜(算卦)的《周易》了。
南宋的朱熹却把《周易》看成筮卜之书，这是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认识，是与孔子对《周易》的理性认识正相反。
我们再看朱熹《周易本义》一书里的说法。
《周易本义》开卷这样说：
“周易上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以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这开卷所讲的三圣之《易》，就是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经》之内容。《易经》之称的内容不单单是指《周易》，而且是包括了伏羲画卦，孔子作《十翼》（《易传》）。
朱子《周易本义》一书里在对《乾》里的文辞解释道：“‘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异物成务之精意。”
又说：“‘替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象而玩其占也。”
总之，《周易本义》在解释《周易》一书时是从占筮角度去解说的。朱熹从卜筮角度解释《周易》，实乃是一种错误认识，正如以象数义理去解释《周易》那样，虽然是指向《周易》的义理，但已然是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先见得《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受到先秦史巫卜筮的影响，而把八卦象数之学说来释解《周易》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无论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或是从象数卜筮解释《周易》，都与原创《周易》是不相符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象数义理释解《周易》，比象数卜筮去解释《周易》无疑有其极积的意义。
当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卜筮从《周易》上剥离出去，他既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他也无法弄懂“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原初的关系。他所见、所用的是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传》里记载所隐含的《周易》文本史实，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卜筮一个方面去认定《周易》的性质了，这虽有历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见与无知。
在对《周易》文辞上的理解与认识远比不上他的理学祖师爷程颐(因为朱熹是北宋程颐的三传弟子的门徒)，至于朱子对《周易》所作的解释更是支离破碎，既没有说出个什么，也说不出个什么。自然是从筮的角度与八卦、阴阳、图式、象数角度去注释《周易》，看朱子的注释比看《周易》是大煞风景。若把《周易》当成一付完整的图画，那么朱熹的注释，如同七岁小儿在那付图画上一阵乱涂乱画，破坏了那付完整的图画。
而在《周易本义》一书的卷末有一题目为“筮仪”，却是专一讲述筮卜时的规距与起筮的仪式。
“筮仪
择地洁处为蓍室内，南户，置床于室中央。
床大约长五尺，广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茎，韬以纁帛，贮以皂囊，纳之椟中，置于床北。
椟以竹简，或坚木，或布漆为之，圆径三寸，如蓍之长，半为底，半为盖，下别为台函之，使不偃仆。
设木格于椟南，居床二分之北。
格以横木板为之，高一尺，长竟床，当中为两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许，下施横足，侧立案上。
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炷香致敬，将筮，则洒掃拂试，涤砚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板一，于炉东，东上。筮者齐洁衣冠北向，盥于焚香致敬。
筮者北向，见《仪礼》。若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毕，少退，北向立。筮者进立于床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许诺。主人右还西向立，筮者右还北向立。
两手奉椟盖，置于格南炉北，出蓍于椟，去囊解韬，置于椟东。合五十策，两手执之，熏于炉上。
此后所用蓍策之数，其说并见《启蒙》。
命之曰：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有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椟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两大刻。
此第一营，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也。
……
凡十有八变而成卦，乃考其卦之变，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
礼毕，韬蓍袭之以囊，入椟回盖，敛笔砚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便人筮，则主人梦香，揖筮者而退。”
这就是后封建社会里出现的一个被认为是思想界里的巨星，岂不是一幅巫师的嘴脸。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人能超过的大思想家朱熹，生怕读书人忘掉如何卜筮，也生怕读书人把先圣创作的《周易》一书读错、用错，而特意写了《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教人别忘了《周易》的本义是卜筮之书和如何来起卦算卦的。这就是被称为思想巨人的朱熹给后人留下的思想么？实乃让今人不可思议。
朱熹在北宋的诸多“图式”学说上搞十九卦变图，目的是强调《周易》筮卜之用，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讲八卦筮术的运用。北宋人建构的象数图说来“明蓍策”的，让卜筮者明白如何运用诸图的理论与方法来卜筮吉凶，包括如何结合变卦来推断吉凶。朱熹讲的《启蒙》哪里是与《周易》一书有关，纯是八卦筮术里的东西。是先秦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里派生出的八卦筮术，跟本不与《周易》一书有关，而朱熹同样错误的以讹传讹的讲什么《周易本义》，把《周易》义理讲成占筮之意。
你看了这所谓“大思想家”的头脑里发出的这种卜筮的思想来，你或能认为朱熹是一位思想家吗？他不成了一位活脱脱的江湖术士和神巫的嘴脸吗？你看朱熹教给的“筮仪”步骤，这在中国的思想家史里唯有朱熹这样的说法，并行诸于文字，“择地洁处”、“焚香”、“祷辞”，这不正是巫婆神汉求于神启的过程吗？这就是大思想家的煞费苦心求出《周易》的“本义”与“启蒙”吗？朱子的“启蒙”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蒙”之意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朱子的“启蒙”无疑玷污了这二字的神圣意义。不过朱子八卦筮术上的说法，只能“启蒙”那些想算卦的算命先生而已。而后世统治者推崇朱子，不仅仅朱子写了让人会算卦占卜的巫术之学说，而他在北宋的“理学”基础上成为集大成者，而集大成的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类性的理念构架。朱熹之人在宋以后的王朝里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朱熹在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为后封建社会专制帝王体制服务的理论学说，朱学为帝制专制服务而精心编织起一只庞大而无形的精神“天网”，把臣民从新死死的罩在这无形的天网之中，交给王权者去奴役，臣民在这无形的精神天网里逐步被变异与退化。
而有今天的学者，研究朱子的学问，认为朱子建立起来的是一套自然哲学体系。所谓朱子的自然哲学体系，是不可与西方近代自然哲学相提并论。朱熹之学哪里称得上是自然哲学，而已然是天道神学观，把直观上的天地自然抽象为“天尊、地卑”类比到人世“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贵贱秩序上来。换句话就是把人类的秩序，比照天道自然上的想象秩序，为君尊臣卑的不平等帝王专制体制寻找出天经地义的理论依据。故朱熹比以往的儒学更没落，更反人性。
朱子学垄断了明清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朱子所注的四书与五经之一的《易经》（《周易》加《易传》）被明清王朝时期指定为科举的教课书。明清帝王专制上的残酷，政治上的腐朽，思想上的禁固与大兴文字狱，国家越来越贫穷落后，民智越来越不开化，帝国里的全民完全陷入了神巫之国的灾难之中，无不相信鬼神与命运，这与朱子之学在思想界里的垄断分不开。朱子学是最腐朽最没落的学说的总代表，却为专制家天下的帝王更看重。正是朱子学能够为王权专制所需要而成为国民的精神鸦片，宋以后的帝王社会里人们都成了朱子的精神奴隶。
朱子学的根本是把想象出来的宇宙的法则与人类道德政治被贯穿了起来，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正是朱子用“天道”的秩序来规范人世的秩序，阻碍了中国帝制后段的发展。这是有临国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哲学突破实证，即日本突破了朱子之学的禁固，日本从封建意识中突围出来，而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至于朱熹的“易学”，恰恰朱熹是有眼不识泰山，把《周易》看走了眼，把《周易》说成了筮卜之书，实是把史巫的八卦筮术混淆与《周易》于一起。把义理的《周易》说成是卜筮，把《易传》里的《系辞传》、《说卦传》里讲巫术理论与方法的说成是义理，这种颠到黑白的说法，而影响到今天。
朱熹所认为的孔子做《易传》才使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卜筮本义了，这说法正是腐儒朱熹的无知，自朱熹始又一次推波逐澜，使中国巫术发扬泛滥。也是朱熹再一次使《周易》蒙羞，而庶蔽了《周易》的义理之光。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将《周易》与筮术分离开来；而京房的最大贡献是将史巫附在《周易》一书上的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而王弼的最大贡献是以重义理而系统的对今本《周易》进行了注释，将《周易》与八卦筮卜术区别开来。而朱熹最大的坏处是将八卦筮术再次与《周易》混淆一起，运用北宋产生的“象数图式”学，充实到八卦占验筮术里去，并以八卦象数图式筮术之说解释《周易》的先河，其目的是强调占筮的功能。中国的社会由朱熹开始走向了万劫不复之路，使中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神巫之国，鬼神天命思想横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整个帝制里对今本《周易》的性质说法，唯独朱熹把《周易》说成是“《易》本为卜筮而作”。而朱熹之前并无人提出“《易》本卜筮之书”，这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错误的影响。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王阳明语）。帝制里“卜筮”是通天神术，“理”一样是讲天道，天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主流认识，是亦筮亦理的看待。而唯独朱熹把今本《周易》定性为“《易》本卜筮之书”，朱熹的错误说法却影响着现代人们对《周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