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爱上雕像的男人们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特别的典故：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也是雕塑家，还是阿佛洛狄忒的祭祀。他十分厌恶现实中的女性，却爱上自己雕的一个象牙女雕像。爱神阿佛洛狄忒被他的痴情所感动，赋予雕像以生命，并让雕像作了皮格马利翁的妻子。这个典故由于太独立，一般认为是阿佛洛狄忒崇拜的延伸，但后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从中读出过与美狄亚故事相关的女性祸水说和厌女症。

虽然年代相距久远，而且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但是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有一个类似皮格马利翁的故事。逍遥子与师妹李秋水居于湖底，恩恩爱爱，但是当逍遥子雕完“神仙姐姐”的雕像后，竟然痴迷上这个不笑不动的雕像，反而对身边活生生的能笑能动的师妹不闻不问了。“神仙姐姐”的出现酿造了一个爱情悲剧。不过，继而因为段誉的出现又造就了一个爱情喜剧。痴迷上“神仙姐姐”的美丽的段誉，竟然在现实中找到了“神仙姐姐”的翻版――王语嫣。并因为他的痴情和锲而不舍最终抱得美人归。皮格马利翁故事的情节“女人―雕塑―女人”在逍遥子――段誉之间完成了轮回。这种相似不禁让人猜测是不是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给了金庸的灵感呢？

在这两个类似的故事里体现的是男性――创造者，女性――雕塑这样相对应的关系。寓言的背后也许是这样的隐喻：男人创造了女人。男人用自己的期待预设创造了符合自己期待预设的女人。段誉为何爱上王语嫣？是段誉见过雕像之后，怀着对自己爱人的期待预设在现实里寻找到对应物。

作为创造者的男性把凝视目光投射在女性身上，而作为雕塑的女性只是单纯地承受了凝视目光。看与被看之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作为凝视目光的单纯承受者，女性被物化、客体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作为客体的女性无一渗透着男性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烙上了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她们并不是真实的女性的反映，而是作为雕塑的女性承载着男性文化和男性的生命体验。文本的作者作为美学之父，创造了女性人物，但是同时又把她们禁锢在作家自我狭小的想象空间里，“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andram·gilbert）和古芭（susanguba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asacreation‘penned’man,morever,womanhasbeen‘penned’‘penned’.（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

作为雕塑的美好女性，有必备的特性：美貌和女性气质。

金庸笔下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的，杨过、令狐冲这样多情的少侠便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郭靖、张无忌这样木讷的人，当遇见女性的时候也会敏锐地感受到少女的容貌和气息。

然而，在小说里众多美好女性中，没有“不可逼视”的容貌的大约就是程灵素了。在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时候，美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砝码，虽然常常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被否认。这种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的精神追求，或关涉男性的本能**。它们代表着作家男性立场对女性人物世界的制约”，而“男性叙事对这一点的过分迷恋和极度夸大，显然承袭了男权文化传统中把女性当作纯粹的性客体，从而使女性性感无限膨胀而成为女性生命异化物的偏颇”。在金庸众多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容貌对女性的爱情中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在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中。段誉对王语嫣的一见钟情，可以说完全是后者的容貌符合了前者心目中的期待预设。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里何尝不是一开始凌霜华用美貌赢得丁典的心？金蛇郎君在充满怨毒的复仇中虏走温仪，原本先奸后杀的，但是，短短几个瞬间，复仇的怨火便消退得干干净净。一个照面，再怎么美好的心灵都不能如此迅速地俘虏仇人的心，恐怕只有美貌才能。一见钟情是最美好的爱情模式，但前提是美貌。如果没有美貌的话，那只能是“见光死”。金庸谈到爱情的时候，说青梅竹马或者一见钟情，然后再白头到老是最美好的。奇妙的是，在金庸的笔下，青梅竹马的爱情却比一见钟情更容易夭折。同时，金庸对美貌的影响力有过分夸大渲染的倾向，在《越女剑》里西施的美貌竟然让情敌打消杀她的意图，虽然说是小说，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这种渲染不得不让人存有疑虑。

“对于男性制定的女性躯体修辞学说来，女性躯体的活跃与生动不过是更好地成为男性目光的猎物”，物化的女性躯体成为男性目光捕获的对象，读者顺着文本中男性的目光看到一定格的女性躯体，并且在从中得到自己所期待的愿望满足。“女性的色相美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仍是女性进入男性视阈，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人的价值的必要条件。自主型人格只有与她们的性魅力相搭配才能进入男性视阈获得意义。缺乏天仙之貌的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正面形象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同。男**望，依然在男性视阈里左右着女性的生命价值。对这些美丽的自主型女性风采的描写始终离不开男性人物仰视、膜拜、认同的眼光，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自主型女性并不存在疏离男性眼光自足地形成自我世界的可能。这既是对传统‘夫为妻纲’秩序的颠覆，但同时也是在另一层面上不能彻底克服男性中心思维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在描述女性外貌的时候常常使用“不可逼视”。这一方面是男性的凝视目光的发送上；另一方面是凝视的目光在接受者的身上受到阻隔。“看”的受阻是否是因为金庸意识到女性的性别个体、自我世界对来自男性的凝视目光的抗拒呢？

前文已经提到了“女性气质”并非是女性本身的特质的概括，而是对女性的社会文化预设。“如果‘女性气质’用克莉斯蒂娃的语言下定义，……，它就是被父权制象征秩序边际化的气质”，“断定所有的女人必定具有女性特点，所有的男人都具有男子气概恰恰就是一种手段，是父权制的首领们把所有的女人‘而不是女性气质，置于象征秩序和社会的边沿。……那么克莉斯蒂娃对于边际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对于女性的地位而不是本质的压抑。任何时代被视为从属（或边际）的东西都要依照其所占的地位来决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从本质到地位的变化：如果父权制发现女性在象征秩序中占有一个从属的（边际的）位置，那么，根据阳物崇拜论的观点，女人们代表了男人与混沌之间必不可少的前沿。但是由于她们的边际性，她们总是往后退缩，与外面的混沌世界合为一体，换句话说被视为象征秩序之界限的女人将带有一切前沿的令人困惑的特点：他们既不在里边，又不在外边，既不是已知，又不是未知。正是这种地位使男性文化有时候会亵渎女人，认为她们代表了黑暗和混乱，把她们视为巴比伦娼妇，而有时候则褒扬女人，把她们视为具有更高尚更纯洁之本性的代表，尊崇她们为圣母或上帝之母。在前一种情形中，边际被视作混乱蛮荒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后一种情形中，边际则被视为内部世界的固有部分――保护和掩蔽象征秩序，使之不受想象中的混沌所干扰的部分。不用说，这种地位不会像父权制权威愿意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与女人的任何本质真实相符的。”

如果我们把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分门别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王夫人、康敏、裘千尺这样的恶妇，抗拒男性的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希望控制男性，她们的张牙舞爪、残忍、恶毒、丑陋，隐隐约约包含着男性对不听话的女性的恐惧，她们的悲惨下场一方面是角色性格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是文本中的父权制对拒绝了父权制安排的屈从角色的女性的压制；又有王语嫣、香香公主这样的“木美人”，拥有最惊人的美貌和最单薄的内心世界，毫不客气的说，她们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一座纯粹的雕塑。金庸笔下最美好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和英雄一起成长的女性――比如黄蓉、任盈盈、小龙女……美貌、聪慧、无私、忠贞、温柔……她们和男人们一起成长，但是成长经历远比男人们单纯，而她们在外貌和内心世界都无可挑剔，完美得过分。她们是男人的梦中情人，也是女人期冀成为的模范。

但是，这种完美恰恰使得她们失去了人的生命质感，失去了女性的生命内涵。她们不像男性一样有矛盾的内心世界，在神性和魔性之间来回徘徊的矛盾的人，也不是与男性不同的，有不受男性目光干扰的自我世界的、富有女性独特生命感受的性别群体。她们在男性的想象大陆上升腾起来，成为神圣的图腾，在男性的欣赏、仰视、倾慕的目光里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神本化。她们作为高尚的、神圣的图腾，永远悬在目光的上空，让男人满足，让女人模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