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大案及党争
一说起三大案，在场气氛亦为之一变。
祖大寿道，“三大案发生的时候，咱们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在现场，要说有什么隐情呢，我那妹夫也不好说，这三大案的案件真相，已经再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是关于这三大案之中的党争，却是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这三大案并不是孤立的三个案件，齐楚浙党也不是凭空蹦出来的，你们想想，神宗皇帝在的时候，究竟是谁开了争国本的头？”
满桂道，“谁开的头我不知道，但是齐楚浙党要废太子、立福王的心思，是从沈一贯那里就显露出来的，第二次妖书案的事，很明显就是冲着当时的先帝去的。”
第二次妖书案，指的即是万历三十一年时，京中广为流传一份《续忧危竑议》揭帖，书中以寓意“郑贵妃之子福王立储成功”而托名“郑福成”，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并大肆批评首辅沈一贯与大学士朱赓，还说神宗让朱赓入阁，是以“朱赓”其名，即为“‘朱’家要‘更’换太子”之意。
此书触怒了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于是下令戒严并逮捕作者，此时沈一贯联合钱梦皋，弹劾内阁辅臣沈鲤和太子讲官郭正域，导致郭正域被诏捕，沈鲤被搜家。
后世历史学家，素来将第二次案妖书案视为内阁辅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因为这桩案子发生的时候，内阁仅有沈一贯、朱赓与沈鲤三人，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列名于妖书之中，而沈鲤却榜上无名，显然是沈一贯想利用国本之争将政敌沈鲤逐出内阁。
而此时被满桂这么一说，再结合祖大寿先前的解释，袁崇焕倒少有地从东林党和齐楚浙党两党相争的角度去重新考虑这桩案子。
沈鲤、郭正域皆为东林党人，而沈一贯为齐楚浙党，他一手炮制妖书，首要目标或许是打击政敌，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即是可以借妖书案诬陷沈鲤等东林党人，兴起大狱，广为株连，将支持太子的一党铲除殆尽。
袁崇焕这样思考着，却不禁生出一个疑问，“可是如果神宗皇帝想废太子，那为什么不干脆顺着沈一贯的做法，将朝中支持太子的东林党人全部驱逐呢？”
祖大寿道，“人都逐光了，就没人办事了，现在魏阉到处抓人害人，也总有阉党能在要职上替他办差。”
何可纲道，“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神宗皇帝并没有想像现在的魏阉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上来就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神宗皇帝希望的是东林党人能自然而然地从太子转向福王。”
满桂道，“我觉得这种说法最靠谱，神宗皇帝跟魏阉的目标不一样，魏阉现在是想自己跟东林党争权，神宗皇帝当年已然是大权在握，他想的是替福王跟东林党争权。”
祖大寿点头道，“对，自己争权，和替儿子争权，这两种争权是不一样的，神宗皇帝想的是通过党争扶持福王为储君，同时又不想让朝廷中的任何一个党派自以为有了拥立之功，就能够去架空新君。”
袁崇焕了然道，“神宗皇帝是不愿意见到朝中再出现第二个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真可谓是恨之入骨。”
祖大寿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三大案的脉络，实则也是如出一辙，譬如说‘梃击案’，那行凶之人张差手持枣木棍，闯进当时先帝所居住的慈庆宫，意图加害太子。”
“当时力主深究，并最终查得张差乃是受郑皇贵妃宫中宦官所指使的，正是东林党人王之寀，只是神宗皇帝宠爱郑皇贵妃，最后还是将她保了下来。”
“再说‘红丸案’，先帝初登基，服了李可灼的药物后则驾崩，当时假先帝遗诏为李可灼免罪的，是齐楚浙党的方从哲，而上疏要求严格追办的，是东林党的孙慎行和邹元标。”
“至于‘移宫案’，那就更明显了，西李与郑皇贵妃勾结，想霸占乾清宫垂帘听政，那也是方从哲力主从缓再议，而东林党的刘一燝、周嘉谟、杨涟和左光斗等上疏力争，这才让西李移居仁寿殿。”
“从先帝驾崩到陛下正式掌权这一段时间，齐楚浙党为防止被反攻倒算，与东林党斗得是难舍难分，就他们做得这些事，哪一件单拎出来，不是杀头的死罪？”
“所以魏忠贤一开始对东林党动手，齐楚浙党便立刻倒戈变成了阉党，神宗皇帝当年是费尽心思不想让齐楚浙党或东林党将新君架空，然后结果呢，陛下最后竟然是被阉党架空的。”
袁崇焕道，“我倒不觉得陛下是被架空了，如今魏阉控制了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并将内阁六部、四方总督都换成了阉党的人，这是他魏忠贤一个人，或者是齐楚浙党靠党争就能做得了主的吗？”
“无非是，东林党费尽心思将陛下扶持上位之后，陛下就不想再认东林党的从龙之功了，陛下当时初登基时，不但重新起用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邹元标等一干东林领袖，连朝廷的许多重要职务，也多由东林党人担任，众正盈朝才得垂拱而治，陛下岂能不知……”
满桂道截住他的话头道，“嗳，算了，算了，袁臬台，怎么越说越悲观了呢？我觉得啊，想将三大案翻案的是魏阉，咱们私底下骂一骂魏阉，过一过嘴瘾，也就罢了，追根究底就没意思了。”
何可纲道，“就是，先帝是意外驾崩的，陛下登基后，自然要想办法培养心腹，先帝如果不驾崩得那么突然，陛下也不至于如此信重魏忠贤，我觉得这件事上，咱们做臣子的，还是要体谅陛下。”
袁崇焕心想，这体谅来体谅去，命都快体谅没了，怎么无论什么朝代，都有这么一群人自动自觉地代入统治者立场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