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起源和发展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医药是其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早在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劳动、生息、繁衍、发展着,但那时条件恶劣,他们经常受到猛兽的攻击、自然灾害的侵袭、饥饿的威胁和病痛的折磨。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人体本身结构(如脑容量增大)、生理机能(如思维能力加强)不断进化和完善及原始知识得到同步发展,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的果、叶、花、茎能减轻或消除一些病症:在烤火取暖的同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放在局部身体可减轻疼痛: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等;约20~30万年前随着知识的积累,开始出现医事活动的萌芽;约4~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对医学知识已处于思考、记忆和口头传授阶段。1万年前伴随农牧猎渔、采集业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了一些药物,制作了原始的治病工具,并会有意识地主动利用火(灸熨)、水(洗浴)、砭石与骨(针刺)等外治方法来疗伤止痛。至奴隶社会早期(距今4000多年)已初步形成了针灸、按摩、熨烫、药物等治疗方法,有了医学的雏形。夏朝人们学会了酿酒,俗话说“酒是百药之长”,医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商朝(3000多年前)的厨师伊尹发明了汤液,促进了方剂的诞生,为内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殷墟出土的十六余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中,有323片与疾病有关,里面出现了10余种按人体部位确定的病名,中医理论的源头似可追溯到此。西周采用粗略的四诊法看病,是中医诊断的开端,此时有了专职医师,具体分为疾医(内科)、疡医(外科)、食医(营养)、兽医,并建立了医政管理、医师考核和死亡报告制度,有了草、木、虫、石、谷五类约100种药。
春秋以迄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维活跃,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理论的奠基阶段。公元前5世纪医和最早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学说,加之天人感应思想,医学理论开始萌芽。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最早的灸法专著是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同时出土的还有《五十二病方》等。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记载了365种药的性能和主治。虽有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黄帝论医事的传说,但事实上,中医药并不单纯是由黄帝、神农发明的,作为炎黄子孙,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和尊奉,后世将中医药里的医理奠基通过《黄帝内经》归功于黄帝,将药物起源通过《神农本草经》献给了炎帝。战国时扁鹊会用望、闻、问、切法诊断,会用灸熨、按摩、药物治疗,成为医巫分业第一人。东汉华佗可用麻沸散全麻进行剖腹术,并首创保健操“五禽戏”: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备受后代医家推崇。
魏晋隋唐时期:实践医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临床各科渐趋繁荣,对疾病的认识更深入、广泛、详细、准确,诊治经验更丰富,药品更多,功效更明确,制方更繁多、合理、有效,各种论著颇多。如内科:晋王叔和所著《脉经》是中国第一部脉学专著,归纳整理了二十四种脉象。隋巢元方等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分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光是症候就列有1729条之多,其中的一些描述相当详尽而科学。唐著名医家孙思邈著《千金方》、王焘著《外台秘要》,均对各病的诊治有所论述,并搜集了大量的验方;前者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的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外科: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有肠吻合术和血管缝合术记载:孙思邈的《千金方》中有拔牙等手术;9世纪出现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中国最早的治疗骨折、脱臼的专书。传染病科:晋葛洪的《肘后方》对天花、恙虫病有所描述,并载有用狂犬脑敷伤口治狂犬病的方法;唐代对麻风病和结核病已有认识。唐代已形成妇儿专科,孙思邈著《千金方》中记录有人工流产术。西晋皇甫谧撰成《针灸甲乙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确定穴位总数349个,对针灸医学影响巨大。《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唐朝非常重视医学教育,积极传授中医知识,而且中外医学交流十分活跃。
宋金元时期:以《伤寒论》和运气学说被重视为发展契机,中医以多学派(尤其是金元四大家的兴起)的产生而繁荣,由于百家争鸣,各有创见,大大丰富了中医内涵,推动中医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设立了“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专设的“校正医书局”,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目前我们所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王惟一曾铸造两具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之用,开教育模型之先河。元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对伤科论述尤为精辟,如治疗脊柱骨折法与现代治法则如出一辙。11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明清时期:除对古籍进行诠释、演绎外,不少是对前人,特别是对金元理论的归纳整理、补充综合、融会贯通、逐步统一,大型医籍不断涌现,明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及吴有性的《温疫论》等均影响深远,这些都使中医理论更系统完善,特别是辨证论治原则的确定,使传统、朴素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结合,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明朝还是药学集大成时期,李时珍历时30年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朝时温病学派崛起,特别是新病原说创立,-对热性传染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期各类厚重的医学论著颇多,《医宗金鉴》、《医学心悟》、清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陈复正的《幼幼集成》、唐容川的《血证论》等是代表。晚清王清任写的《医林改错》,纠正了古代医书中的一些错误;此时“人痘接种”预防范围已遍及全国。中医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也于1568年在顺天府(BJ)成立。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医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废止中医、中西汇通和坚持传统中医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与此同时,多种中医药刊物相继出版,各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近代中医学校也于1885年创办,但中医发展总体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了新生,并有了长足进步,中医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医人才辈出,技能不断改革创新(如针刺麻醉),各种中医书籍、期刊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来,古老中医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飞速发展时期,并正在不断创造奇迹,走向世界。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其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色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