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博物学

第359章 博物学

海宁的各种观点,也随着报纸和传媒体系的传播,来到了中国境内身居北京的乾隆皇帝,对于欧洲蛮夷们主观臆断、胡乱猜测自己所统治的盛世天下异常不满。他甚至亲自撰文进行反驳,他手下的大臣们也是有样学样无一,不是在环球集团的各大传媒体系上发表疯狂的反驳文章。

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因为环球集团的存在,东西方的交流确实进入了一系列新的进程当中。在乾隆皇帝和京城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海宁似乎已经结束了一个人奋斗的被动局面。整个欧洲也开始因为东方的声音而显得坠坠不安起来——正处于内部动荡当中的欧洲,很警惕一个强大东方的出现,海宁的到来虽然携带着贸易的标签,但仍然被认为是一系列危险事态的标志,这种声音尤其容易出现在那些保守势力的嘴巴里。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清帝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也被认为是他们有意向欧洲方向扩展的标志。

随着清准战事再起,新疆的屯垦事宜又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扩大。到统一前夕,新疆自哈密、巴里坤至乌鲁木齐一带,农业开发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清实录》记载,至乾隆二十三年十月(1758年11月)止,“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共计新旧屯兵一万七千名”。[插图]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辟展等五处屯兵,共三千六百名,屯田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亩,每亩收获一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共收谷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余石,较去年多收六千七十余石”。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个时候的新疆地区新旧屯兵达两万余人,粮食生产也取得了初步成效。这表明,农业开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疆的粮食供给状况,也为统一后的农业开发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而有了环球集团的帮助,大清帝国在新疆的屯田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些,新的农作物也开始在这里尝试种植。大量的后勤补给链条,因为这些农作物的出现,而拥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存,这让内陆地区尤其是沙漠地带的移民变得容易起来。

不过这一段时间里,环球集团主要的渔民对象已经从战乱的琉璃百姓演变成了蒙古的牧民。离开苦寒的地方,前往南方温暖的草原是这一阶段环球集团最为常用的宣传用语,虽然他们蛊惑移民的方式,同样也受到了当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但是海外移民的生产效益有一部分是可以流入到乾隆皇帝的国库的,因此清朝廷对此一直都是置若罔闻的。在他们的宣传当中,甚至将这一系列的移民视作是成吉思汗一样的一次伟大征服,在这种宣传用语的作用之下,已经没有几个反对者胆敢轻易的提出意见。

时间来到12月,世界变得安静了不少,除了报纸上的争吵仍在继续之外,战争的枪炮声似乎短暂的离人们的生活而远去,当然人们并不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天空当中已经出现了大半年的哈雷慧星,很快就又成为了他们的焦点,因为根据人们的计算,这颗慧星将在圣诞节之前到达它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路过近日点之后,这个彗星将开始它的回归周期,并逐渐远离太阳系的核心地带,直到下一个76年之后才会再次出现在人类的记载当中。

很多天文学爱好者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些东方的普罗大众甚至也因此而熟悉了西方的一些学识。乾隆皇帝目前正在焦虑应不应该彻底的将这些学术全部封杀,而海宁则为他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台阶煨汤,近几年的赫赫武功和统治头脑唱起了赞歌。

他认为统治者最应该做的就是代表全天下人民的权益,而乾隆皇帝是一个爱民如子,并且努力清楚威胁他们的祸患的优秀统治者。如此以来,他理应享受全天下人的敬仰。

海宁的赞歌还没有焕发出他应有的作用,因为还没有人利用天文学方面的东西来质疑乾隆皇帝的统治合法性,这也是乾隆皇帝迟迟没有真正出手的原因。

但其实谁都知道,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喜欢用西方人的那种方式去研究天文学的人会逐渐变多,乾隆皇帝早晚也需要面对那样的挑战,而到时候海宁的这些赞歌能不能及时的派上用场就很难说了。

但即便如此,海宁仍然十分激进的继续着自己的科普道路。1759年1月份的时候,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完成了一件壮举。在大兴帝国的所有试点区域当中,他都建立了旨在向普通百姓揭示世间万物真理的博物馆。而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的走在了老对手不列颠人前面。

不列颠博物馆,又称“大英博物馆”,是英国最大的国家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一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它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始建于1753年,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其包括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两部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英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藏品600多万件,包括青铜器、陶瓷品、雕刻品、绘画等,还有西欧近现代的许多绘画、木刻版画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珍贵图书资料。该馆东方艺术部收藏了中国大批敦煌佛经卷与佛教艺术珍品、晋唐书画名迹等,如传为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也藏在该馆。

当这样两篇内容几乎相似而实力却悬殊很大的报道出现在乾隆面前的时候。他的内心再一次动摇了。谁都知道英国人目前是最容易带来危险的存在,但环球集团却仿佛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稳稳的压制他们。

就博物馆的历史形制,西方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到后来21世纪已是各种新博物馆形式层出不穷。筹建于1753年的英国大英博物馆,原本应是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但如今却不得不将这一名誉丢给了环球集团。

也不知道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于巴黎的时候,会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当然海宁有可能会让这一组织提前出现在世界上,只不过,其章程中给博物馆的定义或许不需要改变: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

——该定义并不是一个被认为完整和完美的定义,因此也不可避免的经历过多次修订,1974年修订版说:“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传播和展览。”

2004年增添物质和非物质的概念。如今,博物馆已被视为是集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展览、研究和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对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博物馆形式、功能也呈现多样化,比如遗产旅游,这一趋势标志着博物馆功能的娱乐化。目前环球集团的博物馆体系虽然还不健全,但已经出现了像这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博物馆发展的迹象。就连乾隆皇帝也对此略有所知。

实际上,乾隆并非对宝物这个词毫无所知,恰恰相反的是经验主义引导下的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已经在这方面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并没有立刻引起外界的重视。

当用中国传统“博物”概念去翻译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我们需要反思:(1)西方传统自成一范,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自然科学方面尤甚。将naturalhistory和museum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误会。(2)我国传统“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naturalhistory和museum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的科制化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学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其实更应该属于旧词新意。因为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

从现存的材料看,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当数张华所著。综观之,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括(体识、体类、体用、体例)。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异”国、人、俗、产),卷三(异物种:兽、鸟、虫、鱼、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释:人名、文籍、地理、典礼、乐、服饰、器名、物名),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上、下)。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它与“物性”和“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中国的博物学,作为经史子集补充的博物,在我国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尤其要珍视,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语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的分类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分类作为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帜,福柯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这些东西当中并不缺少乾隆皇帝所熟悉的事物,虽然他不乐意和平民百姓以及那些西方的蠢货分享这些东西。可博物学又不仅仅只包括这些内容,而且作为帝王威严的一部分,即便是那极小的一部分,似乎也可以在欧洲人那里制造出足够的震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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