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序《一朝权在手》
闷暗、滑稽与美丽
——序《一朝权在手》
雷达
南台说他1987年在鲁迅文学院就听过我的课，但我印象不深，我记住南台这名字是1998年，他的《一朝县令》在京开研讨会时。那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研讨会后，我曾不止一次给评论界的朋友推荐过南台，我说这个作家要注意，虽然还有不足，但很有潜力，也比较独特。后来他还出版过几部长篇，都给我寄了，也都很有特色。因为有这么个认识，所以这次他请我给他的小说作序，我很高兴就答应了。
小说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西北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人际关系，我很惊讶作者的记忆力，惊讶他还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过去了，在他笔下，一切宛如眼前，清晰可触，他用细密而灵动的笔触，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闷，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部小说似在告诉我们：要记住，我们曾那样不堪回首的生活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懂得怎样生活，更要明白不应该怎样生活，而且，恶梦般的生活虽说已经消逝，但并未断根，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合适的气候下，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而，这决不是无关痛痒的回忆。有人形容这部小说像农村妇女纳的千层底的鞋底子，针脚密实，还形容它像西北人爱吃的“锅盔”，干、硬、沙、香，耐咀嚼，这些比喻我都赞成。
这部小说的时间，是“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小说的空间是西北地区，这个时间和空间，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手段全部使尽了，又是离震源极远的边陲，震荡波最衰微的地区，这里的影响大小，才能真正看出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力。1945年美国人丢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破坏半径是3公里，全世界震惊，而“文革”这颗精神原子弹的震波却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无一寸幸免，是广岛原子弹的30多万倍，就连水泉县这样的西北边陲连那里最偏僻乡村最老实的农民都被震荡波冲击得日夜不得安宁，其威力之巨大，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罕见。这部作品的意义之一，就是刻骨真实的见证了这种震荡造成的混乱。
这样的背景和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我要说，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鲜活，氛围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风味如此淳厚的，并不多见。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内在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种带有民间智慧的幽默和讽刺。10多年前写《一朝县令》时，可能还是不自觉的，而现在则是自觉的喜剧意识，这很难得。在中国，喜剧小说是个缺门，南台很巧妙的把那一段严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剧——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的喜剧。读此书，让人想起果戈理《钦差大臣》里外省人的闹剧，眼前晃动着赫列斯达科夫之流的影子。
《一朝权在手》的书名不太好，并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约作者以为他写的多是县委权力斗争，故取此名。其实，人物及其绕系在他们身上的生活血肉，才决定作品的内涵和它的价值。在这里，政治的低气压使每个人的心头都布满阴云，山头林立，勾心斗角，每个人都在想我是谁的人，每个头头都在算计谁是自己的人。权力斗争不息，谁都摆不脱它的左右。在这幅经济崩溃，田园荒芜的图画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敢于独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备受摧残，但他们却如野草般顽强地生长着。
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写活了好些个人物——我们极熟悉却少见的真正写出其特有神气的人物，遂给人深刻印象，仿佛夹带着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而来。比如曹兀龙这个人，粗鄙、颟顸、素质低劣，但又果断、狡黠，能“镇唬住人”。作为代理书记，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护持权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亲信摆弄干部上。他刚出场时，像个莽汉，越往后看越不简单，他也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了。他每支配别人一次，浑身的毛孔就很舒畅，他就是要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账，算到后来，不交出来也不行。他在常委会上都敢放屁，可一见了吕翠儿，硬把屁憋回去了。但他也很复杂，对母亲很孝顺。他未必是坏人，只因斗争哲学浸透其骨髓，极能代表边陲地区某些干部的作风，是那一时代的活宝。
又如上海人朱仕第，扮演帮闲角色，智商不低，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县委会上频频救曹，被曹引为知己，成为心腹。此人话少，但有分量，阴险，能量大，他又爱砚台，爱文物，颇有儒雅之风。他对一幅字的处理，足可见其心计之深。再如刘忠的伪，其道德人格的虚伪性表现在，不敢面对真实，像财迷护金子似的维护着他的“高尚”，所谓名节。农妇吕翠儿，作为可怜复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升迁的荒诞，活现了当年的荒谬绝伦。她领到一月30元的津贴，现出本相，把钱贴在脸上，泪花闪烁，写来有趣有味。
但更见光彩的还是县委的一群年轻人：文戈和杨红砚等，是阳光、春风，给阴晦的天气以光亮，给闷暗的氛围以清风。文戈虽是书呆子型，以言贾祸，处境恶劣，却决不失其无私、正直、勇敢，拆穿着曹的欺世盗名。杨红砚的母性，温厚，抚慰了文戈的孤寂的心，从红沙沟回来的那场戏，多么感人，满含诗意。
张贤亮说，南台是个老实人，这可能指他的为人。依我看，他也不老实，很能琢磨人，满肚子有趣的念头。会写小说的没老实的。这本书布满了精彩的细节，白描的功夫也很有表现力，花20多年打磨一部小说的作家，在现在非常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是很少见了。当年的《一朝县令》有太密实，不透风，不善间苗，没能把结实的砖瓦砌成一栋宏伟的大厦等缺点，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克服，可见作者是听得进去批评意见的。但有一点改进似还不大，就是缺少引人入胜的故事，但这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书。
闷暗、滑稽与美丽
——序《一朝权在手》
雷达
南台说他1987年在鲁迅文学院就听过我的课，但我印象不深，我记住南台这名字是1998年，他的《一朝县令》在京开研讨会时。那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研讨会后，我曾不止一次给评论界的朋友推荐过南台，我说这个作家要注意，虽然还有不足，但很有潜力，也比较独特。后来他还出版过几部长篇，都给我寄了，也都很有特色。因为有这么个认识，所以这次他请我给他的小说作序，我很高兴就答应了。
小说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西北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人际关系，我很惊讶作者的记忆力，惊讶他还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过去了，在他笔下，一切宛如眼前，清晰可触，他用细密而灵动的笔触，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闷，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部小说似在告诉我们：要记住，我们曾那样不堪回首的生活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懂得怎样生活，更要明白不应该怎样生活，而且，恶梦般的生活虽说已经消逝，但并未断根，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合适的气候下，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而，这决不是无关痛痒的回忆。有人形容这部小说像农村妇女纳的千层底的鞋底子，针脚密实，还形容它像西北人爱吃的“锅盔”，干、硬、沙、香，耐咀嚼，这些比喻我都赞成。
这部小说的时间，是“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小说的空间是西北地区，这个时间和空间，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手段全部使尽了，又是离震源极远的边陲，震荡波最衰微的地区，这里的影响大小，才能真正看出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力。1945年美国人丢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破坏半径是3公里，全世界震惊，而“文革”这颗精神原子弹的震波却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无一寸幸免，是广岛原子弹的30多万倍，就连水泉县这样的西北边陲连那里最偏僻乡村最老实的农民都被震荡波冲击得日夜不得安宁，其威力之巨大，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罕见。这部作品的意义之一，就是刻骨真实的见证了这种震荡造成的混乱。
这样的背景和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我要说，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鲜活，氛围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风味如此淳厚的，并不多见。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内在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种带有民间智慧的幽默和讽刺。10多年前写《一朝县令》时，可能还是不自觉的，而现在则是自觉的喜剧意识，这很难得。在中国，喜剧小说是个缺门，南台很巧妙的把那一段严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剧——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的喜剧。读此书，让人想起果戈理《钦差大臣》里外省人的闹剧，眼前晃动着赫列斯达科夫之流的影子。
《一朝权在手》的书名不太好，并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约作者以为他写的多是县委权力斗争，故取此名。其实，人物及其绕系在他们身上的生活血肉，才决定作品的内涵和它的价值。在这里，政治的低气压使每个人的心头都布满阴云，山头林立，勾心斗角，每个人都在想我是谁的人，每个头头都在算计谁是自己的人。权力斗争不息，谁都摆不脱它的左右。在这幅经济崩溃，田园荒芜的图画里，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敢于独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备受摧残，但他们却如野草般顽强地生长着。
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写活了好些个人物——我们极熟悉却少见的真正写出其特有神气的人物，遂给人深刻印象，仿佛夹带着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而来。比如曹兀龙这个人，粗鄙、颟顸、素质低劣，但又果断、狡黠，能“镇唬住人”。作为代理书记，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护持权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亲信摆弄干部上。他刚出场时，像个莽汉，越往后看越不简单，他也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了。他每支配别人一次，浑身的毛孔就很舒畅，他就是要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账，算到后来，不交出来也不行。他在常委会上都敢放屁，可一见了吕翠儿，硬把屁憋回去了。但他也很复杂，对母亲很孝顺。他未必是坏人，只因斗争哲学浸透其骨髓，极能代表边陲地区某些干部的作风，是那一时代的活宝。
又如上海人朱仕第，扮演帮闲角色，智商不低，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县委会上频频救曹，被曹引为知己，成为心腹。此人话少，但有分量，阴险，能量大，他又爱砚台，爱文物，颇有儒雅之风。他对一幅字的处理，足可见其心计之深。再如刘忠的伪，其道德人格的虚伪性表现在，不敢面对真实，像财迷护金子似的维护着他的“高尚”，所谓名节。农妇吕翠儿，作为可怜复可笑的政治工具，其升迁的荒诞，活现了当年的荒谬绝伦。她领到一月30元的津贴，现出本相，把钱贴在脸上，泪花闪烁，写来有趣有味。
但更见光彩的还是县委的一群年轻人：文戈和杨红砚等，是阳光、春风，给阴晦的天气以光亮，给闷暗的氛围以清风。文戈虽是书呆子型，以言贾祸，处境恶劣，却决不失其无私、正直、勇敢，拆穿着曹的欺世盗名。杨红砚的母性，温厚，抚慰了文戈的孤寂的心，从红沙沟回来的那场戏，多么感人，满含诗意。
张贤亮说，南台是个老实人，这可能指他的为人。依我看，他也不老实，很能琢磨人，满肚子有趣的念头。会写小说的没老实的。这本书布满了精彩的细节，白描的功夫也很有表现力，花20多年打磨一部小说的作家，在现在非常浮躁的社会风气下是很少见了。当年的《一朝县令》有太密实，不透风，不善间苗，没能把结实的砖瓦砌成一栋宏伟的大厦等缺点，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克服，可见作者是听得进去批评意见的。但有一点改进似还不大，就是缺少引人入胜的故事，但这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