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多地名显建文足迹 几家谱藏惠帝血脉

起于四川东部华蓥山南麓幺滩场，止于重庆中部距朝天门以东五十余里长江北岸一入江口，有一条汩汩涛涛流淌的河流，名叫御临河，御临河全长二百余里，流经三县一区十余个乡镇，沿途涉及当年建文帝足迹的地名不下三十处，‘靖难’之败后建文皇帝是否真的来过这一地区，现已无从考证，但一些地名传说和周边遗迹，却无不显示建文皇帝走过的足迹，现择其几处述之。黄印，一个群山环绕中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平坝，御临河从平坝东边流过，河边有一渡口，渡口对岸有两山交错而立，一曰陡崖，一曰平崖，平崖者，相较陡崖稍平缓些而已，依然十分陡峭，足见陡崖之险峻，陡崖山肩处，有一百米见方的峭壁，峭壁上错落凿有六七个岩洞，洞口大小不一，大者一米见方，小者五六十公分见方，洞凿峭壁中间，并无路径可去，或是山顶扔绳扭绳而下，或是壁下抛钩钩洞而上，曾有进洞者言：“里面洞洞相连，有石床、石桌、石凳，中间最大洞中的石壁凿有一莲座，已模糊，还可辨。”相传此处岩洞为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所凿，唐赛儿兵败西走，见此处险要，便凿洞藏身，巧遇朝廷官兵追杀建文帝，唐赛儿施以幻术救出建文帝，建文帝遁走中丢皇帝御玺于此，故将此小平坝赐名‘皇印’，好日后来此寻回帝印，人们觉得‘皇印’过于显露，又叫‘皇印’为‘黄印’，一直沿用至今。龙兴场，重庆江北县境内一小乡场，在铜锣山脉一侧岭之下，街口有一书屋，古色古香，正面墙上镂刻一朵荷花，荷心的莲蒂有些别样，仔细瞧了，原来是一只龙眼，龙眼边上有三片鳞甲，书屋后有一凉亭，凉亭中有石嵌的一桌二凳，桌上有一纹枰，经纬线及黑白子均已模糊，唯棋盘中间的‘帝奕’二字仍旧清晰可见。龙兴场的中街有一茶楼，名曰‘龙兴’茶楼，又名‘第一楼’，茶楼里有一老旧木匾，上凹刻了草书的一个‘龙’字，那木匾已有好几百年历史，木匾上有很多虫蛀的蜂眼，说来也是奇怪，那凹刻的‘龙’字上却是一个虫蛀的眼儿也没有。龙兴街口有一寺，名曰龙藏寺，寺庙正面的念经堂旁，有一书房叫‘御书房’，里面除了一壁藏书外，还有一幅壁画，不过得有缘人才能看见，据说画的是一青年书生正挑灯夜读，书生顶颅颇偏，似‘半边儿月’，画中无落款，只有一题诗，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明《史窃》：“君生顶颅颇偏，太祖抚之曰：‘半边儿月’，意不怿。而是时元妃生子雄英矣，后六年雄英蚤世，于是君为长，而读书甚聪颖，太祖始稍异之。”明《逊国记》：太祖命帝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壁画书生乃建文皇帝不疑。相传‘靖难’之败后，建文帝携数名随从来此居住，并结宅于此，建石头寨，于寨中暗铸兵器，招募义士，以图再得国，事觉，得随从及所募义士死战，建文帝方得脱身，向北遁去。藏龙寺原名祈安寺，为僧慧一所建。建文帝及随从来时，慧一为铜锣山上一小寺庙的住寺僧，那小寺庙叫铜锣寺，有草屋三间，只慧一一个住寺僧，慧一喜读好奕，和建文帝一见如故，建文帝资以银两扩修铜锣寺，得白墙青瓦房三十余间，慧一铜锣寺藏经招僧，得经书数千卷，僧众十余人，慧一自为铜锣寺主持，曾留建文帝主持室宿并一起挑灯夜读，数度下山和建文帝奕于书屋后的凉亭，时竟不知建文帝真实身份，及至石头寨事发，建文帝遁走，慧一方醒悟，慧一弃铜锣寺，在建文帝结宅处修了祈安寺，寺前修了一书屋，书屋后置了一凉亭，凉亭里设了一石桌，希望建文帝来约了自己石桌上弈棋。慧一将主持室题为‘御书房’，亲选建文帝喜好之书册数百卷呈于屋内，并于迎面墙上画了建文帝挑灯夜读之壁画，书建文帝《赋新月》诗于上，必得有缘人才能一见。慧一祈安寺虔诚念经为建文帝祈安，十年不曾出寺，十年后出寺，乃是一月夜，见寺前的书屋炊烟袅袅，书屋后凉亭里的石桌前一书生独自弈棋，慧一走近，见是建文，两人便月色下对弈起来，及至天明，才发觉凉亭里唯自己一人而已，慧一凉亭的石桌上画了一围棋棋盘，设黑白子数颗，中间书‘帝奕’二字，因‘帝奕’二字笔重，所以格子线和黑白子已模糊，‘帝奕’二字却还依旧清晰。慧一打听到建文帝可能已经出家为僧，他也没有再回祈安寺来，而是云游全国各地寺庙，寻建文帝的踪迹去了，时人不知慧一之所终也。人们改祈安寺为龙藏寺，并寺前开阜设市，名之曰‘龙兴’，意为因龙而兴。后来此场竟真的日渐兴隆，远近知名，乃传说建文帝来此之功也。箭沱湾，御临河上的一个回水沱，在御临峡下五百余米处，御临峡右岸石壁有排花洞，内有潜龙窟，排花洞对面石壁外有一岭叫放马坪，传说建文帝及其追随者南京焚宫出城后，选择沿长江逆流而走，一路东躲西藏，进至重庆取道太洪江，走到水沱湾时已是人困马乏，见前有幽深的峡谷，后有鼓噪的追兵，为隐藏行踪，建文帝命追随者将所有弓箭沉入水沱湾，将马赶进峡谷外的青葱岭，并和追随者一起躲进排花洞里一个幽深的石窟，从而躲过了官兵的追捕，随后感到复国无望的建文帝遣散了追随者，只留下了两个亲信，沿太洪江一路向北，经上游的西河去到幺滩场旧臣杜景贤家隐居。后来人们将建文帝到过的太洪江和上游的西河一并叫做了御临河，将沉弓箭处的水沱湾叫做了箭沱湾，将放马的青葱岭叫做了放马坪，将躲藏的石窟叫做了潜龙窟。一九六零年，天大旱，箭沱湾水消现沙丘，时人见有两张弓躺沙丘之上，当时全社会正闹大饥荒，人都饿的有气无力，也就无人下去捡拾，之后河水一直满溢，无人再见沙丘，也不知躺沙丘上的两张弓之所在？一九七二年，有两潜水爱好者来箭沱湾潜水，说是水下沙丘并无两张弓在，是夜有人见两潜水爱好者夜幕下再去箭沱湾潜水，天亮前不告而别。一九七八年有城里来的水下探测人员下箭沱湾一探究竟，未见有弓，却探得三枚锈蚀的箭头和数尾腐蚀可辨之箭尾，足见建文帝及随从曾来此并抛弓箭入箭沱湾之说并非虚妄。

御临河畔有一山，名曰‘鸡公山’，山下一户姓赤的人家，其家族有两大怪异，其一：家族中每一代除长子姓赤外，其余子女均随外姓。其二：家谱由赤长子续写并唯赤长子所独有，秘不示人，族中其他子弟亦不得见。问其原因，族中有子弟言只留辈中长者本姓，盖因曾同辈五子被戮，幸有流外者回续血统，才未惨遭灭族，自始只留辈中长者本姓，余皆他随。至于家谱何以赤长者独有，且秘不示人，族中非赤子弟概言不知，有族中赤长者说始祖父乃建文皇帝，避祸故，才秘不示人。赤姓始祖父为建文皇帝，不但有赤长者的口口相传，还有家谱为证，见其家谱，对赤姓始祖一栏如是说：建文皇帝后，惧祸避姓朱，取与朱同色赤为姓。见其编纂者言：旧家谱毁于文革，按赤长者口述新编。既然有赤长者口述为凭，其始祖父为建文皇帝之说信一半也。另有江北县文史馆王姓馆长说曾于文革中见过鸡公山下赤姓人家的家谱，有言：上自宫中出，避祸江北县，得子，讳本姓，取与本姓同色赤为姓。有王姓馆长之说，御临河畔鸡公山下赤姓族人为建文皇帝后裔，信然。御临河沿岸有许多黄姓人家，秤砣场灯笼山向皇湾的黄氏族人对自己姓氏的来历，有着与别处地方黄姓人家不同的说法，在灯笼山向皇湾的黄氏族人中，藏有一本老旧家谱，家谱中对向皇湾黄姓家族历史述之如下：“建文帝焚宫出城，一路艰辛，来到江北县隐居，纳灯笼山下一向姓女子为妾，后有朝廷官兵缉捕建文，杀数十口，建文帝遁走，后不知所踪。时向姓女子得孕回娘屋，幸免。及至诞下孩子，乃男孩，取姓皇，在灯笼山下娶妻生子，传至明穆宗，已有百余皇姓男子弟，在灯笼山下修起两个院落，大者叫向湾，小者叫皇湾，时朝廷厂卫猖獗，有东厂暗探秤砣场人史寿仁者，对灯笼山下皇姓人家的姓氏‘皇’起疑，查为建文帝之后，密告朝廷，向湾、皇湾所有皇姓男子悉数被捕入狱，后或杀头，或充军，无一人幸免。却有一遗腹子得免，送山外一黄姓家中抚养长大，向湾、皇湾皇姓男子悉数被抓后，两湾凋敝，合为一湾，叫了向皇湾，遗腹子回向皇湾安家置业，改‘皇’姓为‘黄’姓。”如今向皇湾及周边，已有黄姓男子三百余人，这些黄姓男子不以御临河沿岸湖广填川之黄姓人家为宗，而是以御临河沿岸赤姓、朱姓和杜姓中的一些人为宗，是因他们都自认是建文皇帝之后之故也。御临河畔幺滩场，是整条御临河的起点，也是传说当年建文帝行程的终点，幺滩场隔河有一山，叫雷公山，雷公山后有一朝，叫杜家朝，杜家朝自然是以杜姓人家为主，杜姓之外的第二大姓是朱姓，朱姓人家手里有一本清咸丰年间一个叫朱贤佶修的家谱，述及雷公山下朱姓人家的历史：惠帝落难至，入赘杜家，长为子，随母姓杜，次为女，随祖母姓黄，再次为子，时成祖、仁宗相继崩，宣宗嗣，随父姓朱，讳文望。雷公山下朱姓人家，乃建文帝小儿子朱文望之后也。说是清末杜家朝的邻水县秀才杜慎言手里有其父咸丰年间修的家谱，同样述及惠帝入赘杜家，育三孩之情形，和朱贤佶所述相同，杜慎言一族，当为惠帝长子之后，可惜杜慎言手里的家谱，被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对重庆大轰炸时所焚毁，杜慎言一家在轰炸中罹难，房屋被烧，家谱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虽没有杜家的家谱相佐证，但建文帝来此，却是不争的事实。建文帝是怎样一路艰辛来到御临河沿岸，最后入赘杜家的呢？欲知其中详情，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