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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哈哈。干杯。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老麦在给报社的群众来信中，挑了一封举报信让我和鲁子去调查。有封匿名信，说是阳山县一个叫红村的小乡镇，镇里的红村中学校长和主任组织了该校的一批女学生，经过训练之后成立了一支礼仪队，专门去给外面一些大公司搞庆典活动和表演，有时候还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举报人说礼仪队外出表演收入不低，但钱大部分都到了校长和主任的口袋，只给学生发了少量的伙食费。举报信后还附了几个学生的姓名以及两个企业的名单。
不管是真是假，你们去弄篇调查性报道出来。老麦只给我们扔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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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哈哈。干杯。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老麦在给报社的群众来信中，挑了一封举报信让我和鲁子去调查。有封匿名信，说是阳山县一个叫红村的小乡镇，镇里的红村中学校长和主任组织了该校的一批女学生，经过训练之后成立了一支礼仪队，专门去给外面一些大公司搞庆典活动和表演，有时候还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举报人说礼仪队外出表演收入不低，但钱大部分都到了校长和主任的口袋，只给学生发了少量的伙食费。举报信后还附了几个学生的姓名以及两个企业的名单。
不管是真是假，你们去弄篇调查性报道出来。老麦只给我们扔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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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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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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