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胥鞭尸（4-4-2）

《左传》没有记载子胥掘墓鞭尸之事，而《淮南子》、《吴越春秋》、《史记》皆记之，然有鞭尸说与鞭墓说，兹录于下

一、鞭尸说：

《伍子胥列传》：“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史记·吴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西汉扬雄《法言·重黎》：“鞭尸籍棺，皆不由德”。

东汉赵哗《吴越春秋·阖庐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

二、鞭墓说：

《吕氏春秋·首时》“（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

《谷梁传·定四年》“挞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

也有人持否定说，以为，当孔子之时，若有鞭尸之事，春秋必记之，屈原赞誉伍子胥，《公羊传·定公四年》，也美子胥：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若有鞭尸之事，必不得此美誉。

笔者以为，否定说的几条理由，虽有其合理性，但臆测甚多，都不能推翻现成的文献记载。至于说是鞭尸还是鞭墓，应当相信司马迁的史德，既然在两处明确记载鞭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真实的，应当另有所据，不然不会犯史家的大不讳，去改动以前文献都不曾记载的事实。

这次楚国亡国，楚昭出逃，实际上是，承受着灵、平二王侈汰、昏庸统治的后果，再加上，楚昭王年幼，统治权基本集中在令尹囊瓦手中，而囊瓦，私德败坏，才能平庸，又常怀私心，拒谏不纳。当然，吴国方面强大，团队的通力合作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楚国内部的衰败，吴想攻入郢都是很难的。很难想象一个横亘大半个南中国的曾与强晋争夺中原诸侯后的强楚，一朝被偏隅的吴所攻破，几至灭亡。有国有家者不得不鉴之。

虽说父仇不共戴天，但如果分不清国仇与家仇，以小失大，则非君子之德。伍子胥叛楚可原，助吴报私仇，至于发泄怨毒，何可嘉哉！相较于斗辛，同负杀父之仇，一以德报怨，一以怨报怨，高下立判。就拿自晋奔楚的伯州犁相较，鄢陵之战时，伯州犁虽在楚共王身边，但不设一谋，而雍子却为晋悼公设谋卒败楚。伯氏尚存故国，而雍氏心已死故国也。楚国人才被他们任用的很多，如，王孫启、析公、申公、雍子等，这些都被历史钉在了楚国的耻辱柱上，因为他们都对楚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伍子胥却一直获得历史的同情，一些史家避而不载，一些史家在评论时论持两端。就对楚的伤害而言，伍子胥超过了上述楚材，在父兄被杀后，他的一切都围绕着复仇。史迁说他“弃小义、雪大耻”(《史记·伍子胥列传》，只是其一，就家仇与国仇来说，实际上是，弃大义，存小义。无论有无鞭尸，都不重要，辅助敌国攻灭自己的母国，永远留在了楚人心灵痛处。这让我想起了李陵，李陵之家仇甚于伍子胥，虽也叛汉，心对汉对皇上也怀怨愤，但终其生，并没有助胡虏为汉造成灾难，更没有亲自带兵与大汉为敌。伍子胥的行为，与吴三桂有何区别？因私害公，其罪大矣！

不过，史家对伍子胥多厚待，主要原因在于吴为姬姓诸侯，楚为蛮夷，夷夏之仇掩盖了君子之义罢了。孔子避而不载，不载而载，圣人微言盖为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