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九章 三十而立
结束面授学习从武汉回家没几天，就是王加根三十岁生日。
方红梅特意为他订制了生日蛋糕，又去中山街集贸市场买回鱼肉和新鲜蔬菜。她拿出看家本领，炒炸煎煮，弄了满满一桌子好饭菜。
王欣关在她的房间里，摆弄着剪刀、胶水、画笔、硬纸板和五颜六色的彩纸，为爸爸做生日贺卡。
生日晚宴气氛非常温馨。
不过，王加根心里还是像压着一块石头，情绪不高，闷声不响地吃菜，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当老婆和女儿端起杯子祝他生日快乐时，他也只是机械地端起杯子回应一下，脸上勉强挤出笑意，说声“谢谢”，很快又恢复到面无表情的模样。
没办法，这段日子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
平安夜与梁雯不欢而散，结束面授学习返回的路上，也很不顺利。
去武汉时，王加根曾在花园火车站打听过返程的列车：K218下午五点二十从武汉发车，晚上七点钟左右到花园。因此，最后一天考试他就提前交了卷，拎着行李急匆匆地赶往武昌火车站。
到售票厅才发现，K218次列车的始发站是汉口站，不经过武昌。从武昌火车站到汉口火车站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出租车也得四十多分钟（如果不堵车的话），显然已经赶不上K218的发车时间了。而武昌火车站到花园火车站最近一趟列车要等到晚上十一点。
他既懊恼，又沮丧，非常后悔没有把列车的始发站问清楚。
唉，也怪他对武汉不熟悉。武昌火车站和汉口火车站都在中心城区，怎么会相距那么远呢？
他看了看手表，五点钟不到。也就是说，在武昌火车站坐晚上十一点的列车，还要等六个多小时。
干脆回武汉金专培训中心，明天再回去。可住一晚上得花三十元钱的住宿费，他又舍不得。那就等吧！反正家在花园镇，深更半夜下车也没关系。
拿定主意后，他就排队买好了车票，打算去街上吃点儿东西，然后到候车室里坐着等候。
站前广场旁边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人来人往，看上去乱糟糟的。街上的店面主要是餐馆、旅社和商店，墙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搬家”“家教”“电脑算命”之类的广告。路边还有数不尽的地摊儿，兜售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儿。
他听函授学员们提醒过，这里的餐馆好多都是黑店，宰人。因此，无论街道两边店铺的老板如何热情招徕，他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最后到一家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矿泉水，就进入火车站的空调候车室。
这么长时间，他本应该找个地方转一转，无奈带的行李太多了，背着提着累死人。再加上天气又不好，下着濛濛细雨，地上满是泥泞和脏水。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到处转，弄不好会搞得一身泥。不如坐在候车室里，享受着空调的温暖，闭上眼睛打个盹。
还好，列车还算正点。
王加根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
走出火车站，外面竟然下雪了。一阵寒风袭来，他打了个寒颤。走在寂静的街道上，他又想了十年前和方红梅一起到武汉买结婚用品的情景。那天也是因为没有买到白天的车票，深夜坐火车回花园镇。那天的雪更大，风更猛，似乎还夹着冰雹。他和方红梅一人扛着一只皮箱，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冰雹打在麻木的手背上，针刺一样的疼痛……
回首与方红梅相识、相爱、相伴的十几个春秋，他再一次深切地认识到，方红梅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婆。
呆会儿回到家里，看到他深更半夜不辞劳苦地赶回家，她该会有多么的惊喜啊！
遗憾的是，王加根有点儿自作多情。
当他轻手轻脚地打开防盗门，走过客厅，走进卧房，方红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打了声招呼：“回来啦？”
两人进一步交谈后，王加根才知道，几天前，他们的女儿王欣脑袋摔破了，到医院缝了五针。
“今天才抽线，也不知会不会留下疤痕。”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
听到此，王加根就急着去隔壁房间看女儿。
方红梅阻止了他，说王欣睡得正香，开灯会把她吵醒的。
“咋回事呀？”
方红梅说，王欣是在上学时摔破脑袋的。有天课间休息，她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玩单杠，不小心从单杠上掉下来了。据说当时流了好多血，同学们吓得不得了，赶紧去向班主任老师报告。班主任老师就派了两个女同学，把王欣送回了家。
“哪有这样当老师的！”方红梅提起这事就恼火，“欣欣上学时受了伤，学校是有责任的，应该及时送她去医院。但欣欣的班主任图省事，派两个学生送她回家就完了，没有一点儿责任心。说得严重点儿，这就是草菅人命！”
王加根也觉得这个班主任老师太差劲。
“欣欣被同学送回家时，我正在上班。司机小丁见她满脸是血，就开车送她到县一中找我，然后一起去县医院。医生给她清理伤口，缝了针，又打了绷带。为保险起见，还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据医生讲，主要是皮外伤，轻微脑震荡，不算严重。”
“脑震荡？”王加根再次紧张起来，“将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
“应该不会吧！”方红梅信心不足地回答。
“你去找过他们班主任吗？这事应该找镇一小的校长！把话说清楚，万一孩子将来有什么，学校必须负责任。”
方红梅说，她本来是准备去镇一小找王欣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谈谈的，但王欣不让她去。
王欣说，班主任本来就不喜欢她，家长再这么一闹，班主任更会把她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书恐怕就读不下去了。
“欣欣那么听话，从不调皮吊蛋，学习成绩也赶上来了。班主任老师为什么还是不喜欢她？”王加根疑惑不解地问。
“这跟欣欣听不听话、学习成绩好不好没关系。”方红梅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学校也有一样，有的教师很势利，喜欢不喜欢某个学生，并不完全看学生的成绩和表现，而会与家长联系起来。学生家长有权有势，与老师来往密切，又舍得投资，他们的孩子就会被老师宠幸，得到关照。”
方红梅说的这些，王加根也时有耳闻。比方，学生家长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呀，有事没事请老师吃饭呀，周末或节假日请老师外出游玩或者钓鱼呀……
王欣上学这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投资。除了必须参加的家长会，也很少主动与王欣的班主任老师联系。如果真是因为这些因素，班主任老师就对王欣另眼相看，这素质和格调也太低了。
这件事情如鲠在喉。
王加根暗下决心，如果女儿由于这次受伤有什么后遗症，自己绝不会轻饶她的班主任，也不会放过学校。
他是律师，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夫妻俩一个星期没见面，都有如饥似渴的冲动。两人暂时搁置不愉快的话题，进入实质性的情感交流。
完事后，王加根平躺在床上，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他又问起了那件最让他担心的事情：“敬文这几天来过吗？他那贷款马上就到期了，能按时还上吗？”
“敬文没来。”方红梅情绪不高地回答，“腊梅带着黑皮来玩过两天。听腊梅讲，敬文的那笔贷款好像出了点儿问题。”
“什么问题？”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啥情况？”
方红梅含糊其词：“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像那个装修工程敬文没有拿到，两万块钱被别人骗走了。”
王加根的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
对于这笔贷款可能出问题，他早有思想准备，但眼下这种情况，还是让他觉得蹊跷。怎么会被人骗了呢？
眼看一年就快过完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必须在元月上旬写好单位的工作总结，分别报送A银行孝天市分行、人行孝北县支行和孝北县人民政府。而这差事，雷打不动地必须由王加根来完成。可现在，他完全没心思写总结，集中不了注意力。
他借口到市分行办事，去了一趟孝天城，见到了小舅子方敬文。
与敬文交谈后，王加根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
敬文的结拜兄弟老三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一家工程造价公司上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老三结交了一些朋友。做装修的老二和敬文就想利用老三的人脉关系，在武汉承揽装修工程。
承揽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好多单位都建立了集中采购制度，对金额较大的项目公开招投标——承接工程得凭实力说话。当然，这其中也有暗箱操作，但已经不是主流。
今年“十一”放假期间，敬文和他的三个结拜兄弟在孝天城聚会。老三带来好消息，说他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老板，能够拿到建筑装修工程。
正苦于没活干的老二和敬文喜出望外，缠磨着老三带他们去会会这个老板。
老三很爽快地答应了，亲自开车带着他俩去了武汉。
老三提到的这个老板姓韩，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说着一口纯正的武汉话。韩老板得知他们的来意，从皮包里拿出一份《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说他眼下手头就有一个项目，因为合同金额只有几十万元，他兴趣不大。如果有人愿意出两万元的管理费，他可以把工程转让出去。
老二把承包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提出去工程项目现场看看。
韩老板二话没说，就把他们带到汉口台北路，来到了合同标的所在的地址。
这里果然是一处已经停止营业的门面房，大门上还贴着“拟装修升级”的公告。
老二当机立断，花两万元钱“买”下了这份合同。之后又把合同交给方敬文，让他去找王加根贷款，弄工程项目的垫付资金。
贷款的经过与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当敬文拿着他姐夫帮他贷的两万元钱，和老二一起到武汉准备开工时，却发现那个项目已经在施工。
房子外面打了围栏，里面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拿着合同找“甲方”理论，结果别人说，他们手上的这份合同是假的。“甲方”声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韩老板，从来没与这个人联系过。
敬文和老二只得去找老三。
老三拨打韩老板的电话，无人接听；去韩老板名片上标明的公司和办公地址，根本就没有那个单位。
韩老板如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了……
被骗走的那两万元钱本来是老二出的，但老二不想当冤大头，就和方敬文商量，对外声称那两万元钱是银行贷款，把损失转嫁给A银行孝北县支行。
听完这些，王加根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
他呆呆地坐在敬文家的客厅里，好半天没有作声。
发火么？训斥么？有什么用？反正钱已经被别人骗走了，装修工程也没有拿到。敬文现在是鸡飞蛋打，两手空空。
剐他无肉，剥他没皮，能够把他怎么办？
良久，他才低沉着声音问：“贷款马上就到期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先把利息付了，本金看能不能往后延一延。”敬文的意思是贷款展期。
王加根说，按照银行的规定，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也就是说，就算银行同意展期，这笔贷款最多也只能延期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你能把这两万元还上么？如果还不上，就要承担贷款逾期的责任。银行本金和利息分文不能少，还要偿付因此带来的罚息。作为银行内部员工，我还有可能会受处分。”
说完这些话，王加根感到后脊背发凉。
他一向谨小慎微，用方红梅的话讲，是个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脑袋的人。平日说话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如今，居然栽在了他小舅子敬文的手里。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方敬文是他老婆的弟弟。
王加根眼下面临的危险局面，实际上就是由于耳根子软造成的。他没有顶住老婆的狂轰滥炸，难以割舍与小舅子的亲戚关系，苦果只能自己吞，苦酒只能自己饮。
方敬文提出贷款展期的要求，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借款前，主动权在贷款人手里，但钱一旦借出去，主动权也随之转给了借款人。贷款人的地位，就从爷爷变成了孙子。现在不是方敬文求王加根，而是王加根求方敬文还钱了。
这种亲戚之间的借贷，没有任何担保措施。连借条都没有，根本没办法走法律程序。当然，即使手续完备、证据确凿，王加根也抹不开面子去告他小舅子。
返回孝北县城，王加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进家门，就开始发泄满肚子的怨气，把老婆和小舅子臭骂了一通。
方红梅自觉理亏，也心痛那两万元钱，但听到王加根口无遮拦地糟践她和敬文，心里还是不得劲。
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起来，闹得很不愉快。
他们的小家庭开始被乌云所笼罩，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三十岁生日，王加根怎么快乐得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