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遇故知
我年轻时学习写小说，总想找些奇谈巧遇，写出来令人“拍案惊奇”。近年来认识到真实和朴素的价值，就想极力避免那些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件。所以迟疑再三，不愿写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东重访少年时工作的地方，住在某县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间客房，不两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识了。我隔壁住着两夫妻，男的有六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声，女的有说有笑，满院子都是她的声音。男的早出晚归，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过分入时，在这小县城里颇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买鸡，买肉，买苹果，就在门前一个煤火炉上烧菜或是在井边洗衣服，再不就凑到人堆里扯闲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传达室和看门的于老汉闲谈。于老汉认识字，从《新观察》上读过我写的访日短文，就跟我打听日本的情形。谈话中间，那女人来了，于老汉招呼她坐，她摇摇头仍在门边站着，满有兴趣的听我闲聊。我对她没多少好印象，这时正和老汉谈日本的吃食，并没睬她。可是我正谈到兴头上，她兜头来了一句：
“你净是胡扯，那地方不怎么样！”
咦，这真奇了。我既不是对她说的，她又没到过日本，怎么能说我胡扯？
“他们日本人好东西也做不出好味儿来，挺好的鱼，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恶心！做汤连点油也不放，放些小干鱼儿，恶腥气！”
我有点生气的问：“还有啥不怎么样的？”
“见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还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脚丫子冲着门！”
“这么说你去过日本？”
“才回来没半年。本来说住到年底的，我说啥也不住了，俺老头没法，跟我提前回来了。”
这时候于老汉才插嘴告诉我：她的老头，就是那个满身油垢，整天不出声的人，是日本人，大伙叫他城山先生。地区汽车修造厂的技术员，到这儿的汽车修理厂帮忙来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装束有点扎眼，毛衣和筒裤都是货真价实日本产，比北京街头留长发蓄胡须的哥们身上地道的多。
尽管对这人印象不好，但觉得自己态度也过于不逊了。我忙向她让坐，并打听她怎么会嫁给个日本人的。
“我三十岁时死了男人，想找个没结过婚的，工资高点的，人老实点的，年纪大点的。中国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适。”
“你在哪儿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个厂。我没进厂他就在那个厂了，从一解放他就在那个厂工作，是从解放区进城来的。”这时一阵劈劈啪啪的泥水声，城山先生从外边回来了，打着一把破伞，鞋子夹在腋下，赤着两只脚走到门口，朝我们看了一眼，几乎看不出的点点头，又朝里走了进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声，把头伸出门去，“你把伞在外边先落，把脚涮干净再进去！”
城山先生站住脚，毕恭毕敬地听完，一声不响地走到井边涮脚去。夫人说是要给老头子打酒，赶到井边，一边数落城山先生出门不带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从他手里把伞夺了过去。进屋拿了酒瓶，一阵风跑出了招待所大门。
城山先生引起我职业性的兴趣。我请县委开了介绍信，去汽车修配厂访问他。
汽修厂的厂长老姜，原来在地区厂里和城山同事，请城山来帮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绍信很高兴，倒象要访问的是他本人，一口气介绍了城山许多好处：在战争时期就参加我们工作了。不怕危险，认真苦干，责任心强……总之，是个有觉悟的国际朋友。他有日本国籍，可是拒不接受额外照顾，只和中国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后，四处帮忙，从不要补差之类。
我问：“日本侨民有几次分批回国，他怎么不走？”
老姜说：“战争年代他为什么没走我不知道，建国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时他说中国才开始建设，正需要技术人员，他不能走。后来生产上正轨了，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当时日本生活很困难，失业的人不少，他又没走。再以后，他在这儿成了家，而且离退休的年纪也不远了，当然就更不走了。”
“现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为他是先去看看情况，安排一下，以后回国。可是一年的护照，他三个月就回来了。”
“为什么，就为他爱人过不惯那儿的生活？”
“据他爱人说是这样，可也不象，也许中国这点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顶用，也许……谁知道呢，这个人近几年越来越沉闷了，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来！”
等姜厂长领我到现场去找城山的时候，已经离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远了。城山正躺在一辆旧福特下边修车。老姜喊了好久，他才把头仰面朝天地从车下探出来，说：“正干着活，你叫啥哩？”——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
“有记者访问你！”
“这是干活的时候，又不是会客的时候。”
他说完不等回答，又把头缩了进去。
碰了个钉子，我有些扫兴，对老姜说：“咱们回办公室等他吧！”
老姜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车间。这时城山在身后喊了一声，满脸油污的追了出来。我俩就站住了脚。人们总有点好奇心。院子里几个干活的人看见日本技术员喊住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活来观看。这时他走近了，笑笑说：“刚才正在节骨眼上，停不下手来，对不起。”
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语说：“能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算采访，只想和你谈谈心……”
他脸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声。
我又说：“我也才去日本回来不久。”
他摇摇头，用山东话说：“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关西口音我听不懂，咱们说中国话吧！”
我又一次有些扫兴。我的日语水平虽然很低，但这几句话还不致于说错。他既听出我有关西口音，怎么会听不懂内容？我又用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和他交谈的兴致已经淡多了。老姜要去向干活的工人交代什么事，我便约城山下午再谈，再次和他告别。城山忽然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轻金属工厂当过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说：“是啊！”
“认识个城山信一郎吗？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细地看他。他说：“在招待所我就怀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谈，我去找你！”
我怀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脸相依稀还象，可是神态、性格完全不是那一个人。
轻金属工厂，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矿藏的一家工厂，技术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学徒是中国人。我是到那里当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桩跟在测量的人后边钉桩子。日本人给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给我两角五分钱，扣了住席子窝铺和吃窝头咸菜的钱，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钱，干几个月不够买双鞋。穿苦力们不够用度怎么办？把头教我们偷，偷了工厂的东西他负责收买，不必自己拿出去卖，这样少点危险，可是他收价很低，偷一把钳子只给五个鸡蛋，偷一个小电机也不过给一条蓝布裤子再加一双鞋钱。我年纪小，不敢偷大家伙，只能捡点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场外边干活，我进车间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新电筒，随手揣到了怀里，急忙溜了出来。约摸快到下班时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桩打成捆扛回窝铺，一个小鬼子气的满脸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来！”
我害怕了，两腿发抖，脸涨的象火烧，求救的眼光投向把头。把头原来在指挥我把木桩捆好，现在他自己却看也不看我，抢过我手中的木桩用绳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并不抓着我，只是在前边领路，不时回头看看我。他有十八九岁，穿一身战斗服，洗的发白了，又落满了黑砂。戴一顶战斗帽，帽子前角一个窟窿，后边毛了边，挂着线头。穿一双分指的水袜子，也露出了小脚趾，只有屁股上别的那毛巾是新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日本人。他一句话不说，领我绕过办公室，往石灰矿那边空旷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见打两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东西，送勤劳部、警备队，那是要灌凉水上老虎凳的。他现在不打我，当然是要送我进那里去了。
这时正下中班，人们纷纷往厂外走，我不好执拗。过了会儿，看看周围没人了，我停住了脚。他走出四五步，听到后边没有脚步声，也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走！”
我说：“不！”
“走！”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不要问，跟我来！”
“先生！”我哭了，把手电筒从怀里掏了出来，“我还给你，还给你不行吗？”
他走近了我，扠开两腿，伸开胳膊，摆出副角力的姿态：“你这么小，为什么学干下流事？”
“我，我没有钱，妈妈病了，来信叫我寄钱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来，扠腰站在我对面。“你们家没别人挣钱吗？买药靠你这个小东西？”
“我没有爸爸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靠妈妈给人洗衣补衣生活，妈妈一病没人挣钱了！”
他沉默了一会，把腿收拢了，稍息站着，指指那个电筒。
“这个你能卖多少钱？”
“把头也许给三角，也许给五角，由他给。”
“这够买药的吗？”
“我不敢偷值钱的东西。这个也不是偷的，我见它放在窗台上，随手拿的！”
“嗯！”他找一块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挠着头，想了一阵，摆摆手说：“你坐下！”
我规规矩矩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等着他教训我。
他把屁股后边的新毛巾拽了下来，想了想，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随手拿起那个电筒：“这是公家的，不能给你，这毛巾和钱是我自己的，送给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钱。”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里却流下泪来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泪说，“我也没有父亲，妈妈把我给了伯父。后来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赶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在安东半工半读学的技术。我也没有钱，钱寄给妈妈了，不然我还会多给你一点。我们作朋友吧！”
我惊奇的看着他，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原来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妈妈，也会痛苦，也会同情别人。我以前是把他们看作只会打人、骂人，没命的喝酒撒疯，也没命的干活的兽类的！我间他刚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处置我？他说想把我拉到没人地方，审问我是不是偷了电筒，谁知还没问，我自己就掏出来了。我说，在哪里不能问我？干吗要到没人的地方？他说他丢电筒这事不敢叫工长知道，工长知道了也要揍他的。这又是一个意外，原来日本人也会揍日本人，而且他们也怕挨揍。
这以后我再和他见面，总是笑着互相点个头，互相说句“噢哈友斯”，并按习惯把“斯”字拉的很长，但并没成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龄也相差一大块，怎么交朋友？——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差距和四十二与四十八岁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后者相差年龄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龄的三分之一，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你认识个陈三同志吗？”
我被他那副派头镇住了。连忙摇头。
他用了个我熟悉的姿势招招手说：“来！”
他领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见来势突兀，不声不响的溜了。那汽车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领我拐进一条巷子。先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再走进一个墙豁口，就看见一群光膀子穿短裤衩的人，在围观一个人爬在地上用头拱球。那人用头拱一下，球滚出去十来步，他追上去再用头拱，每拱一下，场上就爆炸似的响起一片笑声。
领我的小战士喊：“老陈同志。”
“别咋呼！”一个战士说，“他打球输了，正挨罚呢！”
这时那人拱着球已绕场快一圈了，有几个人喊：“行了，行了！算通过了！”也有人喊：“不行，说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个身子，满脸通红的笑着说：“不行，非拱完不算。你们输了也别想耍滑！”说完他又一本正经的拱起来。
人们又笑。我也加入到这个欢乐的旋涡中来了。那球终于滚满三圈。拱球的人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高举两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样子好像不是挨完罚，倒象得了拱球冠军。人们给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领我来的小战士趁机过去对他说了什么，他擦着汗朝我这望了望，急忙跑了过来说：“真是你！刚才你看汽车时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车上等你回来，没想真是：忘了我了吗？城山信一郎！”
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还怀疑这人是不是那个城山信一郎，他个子高了，嘴上长了短短的胡子，满口山东话，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军衣军鞋，连一点日本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我说：“你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他说：“没有。同志们开玩笑还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说：“唉，你没看他干活时候那股犟劲，还象个鬼子兵！”
他从墙根石碾上抓起军装，迅速的穿好，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请我到他住处去。路上我问他：“你入伍当兵，怎么到了这里？”
他详细地把怎样被俘，怎样参加了解放军的汽车队来到了山东的经过告诉了我。他现在除去开车，还兼技术教员。
我说：“看来，你短期内不回国了？”
他说，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区服务的侨民回去，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拒绝了，因为从参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共产党并没把他看作敌人，甚至也不把他当作俘虏。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责来。他是知恩必报的。他愿一直服务到全国解放再回国，这一生总算作了件有价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两人住在临街的一家民房里。汽车队不用背着背包行军。他又有技术津贴，组织上分到战利品也会照顾他这个国际战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顿比过年还丰盛的午饭：美国罐头，花旗桔子汁，燉了一只鸡，还有他们车队带来的熟牛肉。我头一次见到划根火就能把罐头底点燃烧汤的美国军用罐头。那盒里除去饼干、果酱、牛排，还掏出来两支香烟一包汤料。除去我们三人，城山又招呼来了队长和指导员，后来又拉上了房东老大爷，来了次热热闹闹的真正的会餐。
吃饭时，为了增加点欢乐气氛，我说起在轻金属厂认识城山的历史。谁知刚提个头，城山脸红着把我打断了，连说：“别提那个，再说你要把我这点欢喜心情破坏了！”临走时，他送我出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讲咱们过去的友谊？这并没什么不好嘛，你那时对我的态度就和别的日本人不同。”
“没什么不同！也许更可耻些。侵略者还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该用伪善来骗人！”
我奇怪的说：“你那时是伪善的吗？你只是个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为什么不在日本干活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工资高。一样的技术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多拿几倍钱！这钱是从中国工人手里抢来的！再说干的什么活呢？不是为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资源吗？我不认为只有日本军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国人的血。我这样的人手上也不干净。可我还同情你，劝你不要偷东西，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想？这么作？你说起那些事来我难过！这两年我学习不少东西，开始学着作好人了，别再提过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
对这次见面，我和同志们议论了好几天。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人思想转变，所以很兴奋。本来是约好互相通信的。但我因为忙，一直没给他写，也没接到过他的信。不知是他也没写，还是写了我没有收到。时间一长，我以为他会回国的，也就不写了。
我从汽车修配厂出来，又走了一两个地方，在外边吃过饭刚回招待所，城山便来敲门了。他叫我上他那屋去谈，说喝水方便。我以为他夫人会招待我们一下。过去一看，茶、烟虽摆好了，她却不在。我问：“夫人呢？”他说：“赶庙会去买东西了。她走了倒好，免得我们说话她瞎打岔。”
我开宗明义就问他：“上午在厂里，为什么我用日语跟他打招呼他那么不安，而且说听不懂我的话？”
“我习惯了，从不在人前说日语。在地区厂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我们俩见面也不说日语。”
“怎么会养成这个怪习惯？”
“*****。”
“*****也冲击到你头上了？”
“没有，大家对我很客气。领导上，包括军宣队，对我也很客气。不过是朋友们都远离开我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跟我来往。厂里只我们两个日本人，当然还要谈谈说说，可一说日语，旁边的人都瞪圆了眼睛盯着你，充满了怀疑和反感。我们就约定不再用日语。一个外国人，事事要人提醒多不好！”
“这么说，你当真把日语全忘了？”
他摇摇头：“我思索的时候还用日语。我只有这一点还是日本的了，不能把它忘记。”
说完，他沉默下来，目光有点黯然。
为了打破沉寂，说起我去年到日本时的观感，讲那里的工作效率，管理方法，新型建筑，物质文明。他听着，偶尔也附和着说一两句：“是啊，变了，全变了！”但兴致始终没有重打起来。我说：“你也变了。战争年代我见到你，你是很开朗，很活跃的，怎么现在这么郁闷？”
他笑笑说：“老了，我六十多了。”
我说：“我也五十多了，可心情还很年轻，常常忘记自己是年过半辈的人。以致孩子们总说我不象个爸爸！”
“你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吗？”他脱口而出说，“我总是作客人！从小时送给伯父起就作客人，整整一生。有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有时候是受到亲切关怀的客人。可总是客人。”
说完，他又沉闷起来。
我在咀嚼他这几句话的含意，没有再向他提问。身在异国，总有一种作客的心理，这不难理解。但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真是由于女人的原故？
“我不久前回去了一次！”他仿佛听到我心中无声的提问。“发现我在日本，也还是客人，也许比在中国作客人更糟。我在这儿到底是熟客呀！而且主客之间相处的还融洽。在海那边，我却是生客。唔，实在是比客人的地位更糟。”
我不再提问。我发现这个人越问他越不肯开口，让他沉默他反会自己耐不住讲起来。
果然，不一会他又慢吞吞地说起来。
中日建交之后，他联系上了自己的母亲，得知他的两个弟弟都在战争中死去，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他想回去奉养她，可是他有了老婆，并且抱了一个孩子。带两个外籍亲属回去费点事，他老婆也不大放心。女人再粗，也有她精细的天性，她建议先办理探亲，回去看个究竟。
今年春天，他和妻子两人回去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没见过面的儿媳按日本风俗郑重地行了初见礼，邻居们、亲戚们轮流的来探看，请宴，热情是够热情的了。可他总觉得这热情后边还有点什么冷冷的东西。人们总是找个题目跟他打听旧事：大正年间这村着过一次火，是从你家烧起的吧？噢，不是，是昭和三年呀。不是从你们家，那是谁家？对了，是谷川家，谷川是你们东邻吧！怎么，是西邻？瞧你这记性，真好。我记得你那时还小得很，常在你家南边那地里捡稻穗！怎么，你家南边没有地……人们查来问去，仍不放心。写信把他在北海道的伯母找来了。伯母见面之后，一下就肯定他确是城山信一郎，同时提出他早已过继在她的名下，应当去继承她的宗祧。因为伯母的儿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需要有人照顾晚年。于是两个老妯娌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你当年养不起时给了我，现在要人扶持了又想要回去，这不合法；一个说你早已把他撵出去了，从小一个人流浪到中国，怎么现在还有脸来认亲？城山表示两位老人可以同住，都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两个老人却都说：“人只有一个母亲，你说你承认谁？”他很为难，只好回中国来，让他们去协商出头绪来再说。
我听了笑起来。
他问：“你笑什么？”
我说：“这些家务琐事，值得你情绪如此灰暗吗？”
他叹了口气：“你把事看简单了……”摇摇头把下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从门外传来了城山夫人的说笑声：
“这些老农啊，可真不怕钱扎手，就这么一只鹅，要我九块钱，还说不定是黄鼬咬死的！韭菜呢，简直是论根儿卖了……”
她推门进来，先朝我点点头，转脸就问城山：“炉子捅开没有？”
城山有点紧张了，站起身说：“我以为还早，现在捅也不晚吧！”
“你看看，哪个老爷们象你！支一支动一动，拨一拨转一转，我告诉你，你们日本那套大男子主义在我们这儿可行不通，我们是解放妇女！”
城山笑笑，拿起铁筷捅火去。这女人一边从草篮里往外掏东西，一边对我说：“要不是看这个老实头孤零零的可怜，我真想跟他散了！外国人，就是跟咱们的人不一样！”
我本来就对她印象不好，便毫不客气的顶他一句说：
“工资挣的多，又没负担，又是头婚，不好找呢！”
“工资多是前两年，现在一个社员种半亩韭菜就比他挣的多！没负担？他妈现在就揭不开锅了！我叫他接到中国来，他说老人生活不习惯。回日本？这点退休金在中国是个钱，到那儿连十颗白菜都买不到！喝西北风啊！日本的西北风比中国的稠乎啊？”
我问：“老太太以前怎么生活的？怎么一下会揭不开锅？”
她说：“以前不是说他战死了吗？政府发抚恤金哪！他忽然活着回去了！人家不光不发了，还叫赔以前发的三十多年的，加在一块一二十万，把我卖了还不够还帐的呢！上回有个地方来信，叫他写材料，说明他是怎么离开军队的，为什么没进俘虏营。我告诉他，就说真城山死了，他是冒充的。叫他们接着替死城山发抚恤金。他不去日本，不当日本人，这些年不也活过来了？”
这时城山进来，报告火已捅好，她提着鹅走出去。对我说：“他上午告诉我了，你们是老朋友，你在这吃饭吧，难得有个他愿意说话的朋友来，你多开导开导他。”
城山显然已经听到她刚才对我讲的话了。坐下后慢慢地说：“过去他们估计我死在战乱中没有统计，现在发现我还活着，认为我算是自动离队……”
我说：“你可以解释一下。”
“我解释什么？”他呼的一下站起来说，“我一家人弄成这样，应当是发动战争的人向我解释！我什么材料也不写！你开除我的国籍吗？你能把我身上的日本民族的血液抽出去换上别的什么吗？我大不了在这世界上永远作客人，可我还是日本人！”
他坐下来，缓了口气，有点颓唐地说：“我爱日本！”
我说：“你也并不总是作客人。在解放战争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没拿你自己当客人，我们也没拿你当外人。”
“是的！所以我退了休还工作，不要补贴。工作的时候，我安心，我满足，我踏实，这比钱可贵。我为工人阶级工作……”
他们预备了好几样菜。夫人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我们就一起动手。女人一边数落他，一边给他挽袖子，打下手，甚至拧热毛巾替他擦汗，把沾在胸前的肉屑替他摄下来。我发现这女人虽然粗俗，倒是当真体贴他，爱护他的，所以到吃饭时，我端起一杯酒来说：“朋友，你说你到处作客是不对的，在这个屋里，你不是主人吗？”
“是的，是的！”城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嫁给个外国人，是件烦恼事，我很感谢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扯这些干什么？”女人带点撒娇地说，“反正我不叫你一个人回去！”
“我回哪儿去呀？”城山喝了酒，用力的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
这晚上，我好久好久没有合眼，想把它写下来，又觉得太戏剧性了，不象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