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走日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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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好景不长，就在民国三十三年，人们都在说日本鬼子到了长沙一带，向桂林方向开拔。鬼子来了，乡亲们就躲，我们那里的人把这个叫做“走日本”。
后来又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衡阳了，很快就会到咱们南阴的。挑鞭炮的任师傅从家乡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家里有四个老人，兵荒马乱的，你们还是回去吧！白姑和姑父跟我与你母亲商量。
我是你爷爷、奶奶的独生子，你母亲又是你外公、外婆的独生女。
你外公、外婆原本生有一子一女，你母亲的兄弟小时侯读书识字很见天赋的，可惜十几岁时夭折了。你母亲就这样成了外家一根独苗，由于家贫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你外公六十多岁时还挑脚，挣点工钱养家糊口。冬天一双脚皲裂得不象个样子，就用羊角刺熬成油涂一下。你外婆在失去儿子后终日以泪洗面，直到把一双眼睛哭瞎。我跟你母亲结婚后就帮你外公外婆种田、打柴、挑水，象个儿子一样地照顾着两个老人的生活，直到我去桂林。
“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我们的心也总不安。”你母亲这么说。
“也只有回去了！”我下了决心。
我与你母亲就这样作别桂林，踏上了回乡之途。
我俩的一担行李，一头是口箱子，另一头是被盖。我挑着担，拉着你母亲，指望能坐上火车。谁知这时已经没有北上的火车，只有南下的客车。我拉着你母亲爬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运火车，以为可以一路到家了，谁知那火车走了几站后就趴在那里不动了。我们只好下来，挑着行李沿铁路走下去。机会来了就爬车，就这样终于到了冷水滩，已是几天以后的事了。当时正遇湘江涨大水，无法过河。天上鬼子的飞机在丢炸弹，飞机掠过时能听到机关枪朝地面正在哒哒哒地扫射的声音。两颗心紧紧地揪着，我们顾不得疲劳，又摸到冷水滩火车站，在那里又爬上火车，终于到了南阴地界的一个小站。在小站下了火车赶三十多里路到南阴，也是无法过湘江，又找不到一只船。我们只好沿河走，天黑时到得南阴宝塔附近，已经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试着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诉说了原委，得以在那户好心人家借宿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经过一夜休整后，感觉到恢复了体力，精神倍增，沿湘江步行而下，直到沙溪洲那里得一渡船过河。过得河来不远，抬头就望得见玉丘的狮子岭了。
从桂林起身，到狮子岭山脚下，如果是坐火车后加一程步行的话，一共也就是三、四天可到的路程，我们这一躺却用了七、八天的时间。
狮子岭下有片很大的开阔地叫邵家岭，旧时是个大集市。其实当时这里还没见日本鬼子真的到来，因此市景如常。我们回家打理一阵后，我到邵家岭集市搭了一个大棚子，摆开一套把子刻起字来，你母亲在那里做点小买卖生意，我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可是，不久就听说日本鬼子真的来了，就快到邵家岭了！
你母亲跟所有年轻女人一样，换上蓝缕衣裳，用碳灰或泥巴将脸涂成怪样子，再弄成蓬头垢面的样子，赶回家里随老人们转移。狮子岭下的人就都上了狮子岭，全部钻进了岭上的煤窑洞里。
我当时为了藏好我的刻字工具被日本鬼子抓住了。
跟我一道被抓在一起的有五六个人，当时正在邵家岭起货的任师傅也在当中。
我们几个人每人肩上给压上一担大米，就这么随鬼子的队伍出发了。
我心里想，没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还算有幸。但这一副老沉的担子在肩，会要我们跟到哪里去呢？最后又会怎样处置我们呢？我不得不想呀。家里老人家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和妹仔（我平时喊你母亲岑和秀的小名做“和妹仔”）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老人家在一起，我这一去还能跟家人再见面吗？
容不得我多想，鬼子在身后用枪托捅着我的背，叽哩哇啦地，我只好赶紧跟上队伍。
我们是沿着公路走的。傍晚时分到得一座山边，路边是个陡坡，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忽然听到叭叭几声枪响，队伍好一阵骚动。任师傅虽然是个脚夫，一担米在肩不算什么，但他急于逃脱，趁夜色钻进了路边的草丛。可是随着一阵枪响，他就永远地趴在那里了。
一阵莫名的恐惧与极大的悲伤象蚂蚁一样地从我的双脚一直爬到脸上，然后又难受地钻进了我的心里。我连看都没能够再看上任师傅一眼，就无奈而悲伤地随队伍又向前了。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真正挑过什么重担子，此刻这一担大米就象一百个死人压在我身上，感觉越来越重了，过不久两条腿就有点不太听使唤了。再这么走下去人肯定会倒下去的，先被那一百个死人压扁，再让鬼子补上一排枪，身上变成马蜂窝……我双腿打起拐来，感到死神就要揪住自己的头发了。
好不容易队伍歇下来了，大概鬼子们也走累了罢。生命象一根浸了水的干海带，在我身上又反弹起来。
月色清冷，我坐在装大米的蔑篓旁边一动不动，眼睛却扫视着四周，一根根神经都绷紧了，心在咚咚地跳，似乎就要跳出躯壳似地。周围不具备任何条件可以逃脱，我想我绝不能步任师傅的后尘。我的手搭在蔑蒌上，大脑里有一个指令让手的肌肉紧张、收缩，我暗暗用力，一根竹片抽出来了，握在手里。我不动声色，手握竹片用匀速的暗力逼过去，蔑蒌就被设计出了两三个小洞眼。我挪了一下屁股，背靠到另一只蔑蒌，装作休息的样子，右手反向背后，照旧用匀速的暗力挤压过去，完成了同样的设计。我马上听到了大米象沙子一样漏下来的声音。那声音微乎其微，只有我自己用心才能听得到。我听到了那种声音，那是生命之音，那是多么美妙的生命交响曲啊！
又起步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疲劳与肌肉酸痛很快又漫过了全身，但我的心在米粒如沙般漏下来的那种细微而美妙的乐章中起舞。我感到这乐章实在太美妙了，比在桂林时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听到的音乐还要动听多了。只可惜座位旁——不——是身旁，没有你母亲一起来分享罢了。但是，这乐章是自己创作、指挥的呀！
担子是越挑越重的，但我坚信鬼子压在自己身上的这一担必定会越来越轻，这是自己设计好了的。听啊，大米在漏下来，在唱歌，在跳舞。我简直觉得蔑篓里漏下来的不是米，而是血，是鬼子的血。自己用竹片将鬼子戳了几个洞，现在鬼子的血在流了。我没有看见任师傅流下的血，我现在多想看到鬼子流下来的血啊！
到路边一个村子集合的时候，我一屁股坐下来，两条腿象筛糠似地抖着，用手压都压不住，好象这腿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似地。要是没在蔑篓上设计出那几个小洞眼的话，这两条腿哪还能坚持到现在，恐怕早已真正不属于自己了，或者自己不属于这两条腿了！
这个时候，鬼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饭菜”，我们五个脚夫每人面前放了一碗。大家急忙捧起碗来，一股馊味直钻鼻孔，这算什么饭菜！
但必须得吃，不然明天走不动就会完蛋的。我鼓励大家吃，但人人都直摇头。我就先吃了一口。胃里马上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倒出来。我停了一下，调整好状态，把自己的意念从舌头上赶开，只当是给机器加燃料，用筷子使劲往嘴里扒，然后开启“吞料”程序，奋力搅拌，再往胃里压进去。一碗“饭菜”就这么下去了。另几个人看着我，我将经验一传授，没有办法，大家如法炮制，总算是完成了各自的“晚餐”。
第二日走到近午时分时我实在力不从心了，任凭押解我的那个鬼子在背后如何断喝、用手推、用枪托砸，我也只能一步一步地挪了。这个鬼子与我两个就这样逐渐落在了队伍后边，渐渐地看不到前面队伍的尾巴了。这时鬼子令我挪到公路边上，示意我放下担子。担子一释，人的本能让我就要瘫下去时，却见鬼子从肩上取下枪，端在了手中。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凉了，心想这下终于完了！
谁知鬼子并不举枪瞄准，而是把枪往我怀里一推，示意我将枪背起，他自己挑起了那担米，走到前头，令我背枪跟在后头。看来那鬼子似乎也确实知道人的体力超负荷运转到了一个限数时，就如一匹病马，任凭你用鞭子如何地抽也是爬不起来的了。所以鬼子自己当起马来，把马鞭交给了原来的马。
我心里几乎一阵狂喜，紧张起来。枪在自己手里呀，干了吧！但我又转念一想，开枪肯定不行，也不知道前面的队伍离我们是远是近，但肯定起码是听得见枪声的距离，大白天的，开了枪又往哪里跑呢？用枪托砸，我下意识地抓紧了枪杆。可是，看看前面那个并不会挑但的鬼子肩上压着那副原本是在我肩上的那副担子而吃力地走路的样子，我心里竟然有一种怪怪的味道，那家伙跟我们一样啊，脱掉那身黄皮谁说谁是日本人呢？这么走了一里把路的样子，那鬼子将担子重重地往路上一放，又跟我换了过来，我的机会就在犹豫中溜走了，我恨自己竟然这么优柔寡断。
队伍歇息后，我打手势表示不能再挑得动东西了。鬼子将我看了好一会，把一个刚抓来的瞎子拖到我身边，示意我跟瞎子抬东西。重新上路后，我就被安排跟瞎子抬一个大铁桶，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鬼子不怀好意地令瞎子在前，我抬后面。我们刚走不远，忽然瞎子不小心一脚踩进了路边的水田里，瞎子还没有从水田里爬将上来，就遭到一顿痛打。可怜那瞎子喊爹叫娘抱头痛哭，满身泥水地从水田里爬得上来，摸索着又抬起东西，竖起耳朵警觉百倍地边探路边走，才没有再发生意外。
几天后鬼子又令我背一袋烟丝，轻松多了。这样一直到了零陵县，潇水河过了浮桥后到了柳子庙，队伍就在那庙里暂时驻扎下来。但第二天队伍又开拔了，好在以后的行军途中我一直只背着那一袋烟丝。那几个脚夫却没有我幸运，尤其是那个瞎子，一路的折腾让他差不多已摸到阎王爷的一只脚了。而瞎子的痛苦却给鬼子们带来变态的欢乐，所以鬼子既不放瞎子走，也不要他的命。看得出鬼子们并不十分关注瞎子的脚夫价值，而是拿瞎子在途中制造出来的笑料给艰苦的跋涉解闷儿。鬼子们一路嘻嘻哈哈地，不断发明出搞笑的新招，每一个发明换来的都是瞎子的哭爹叫娘和鬼子的浪笑，那情形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队伍到桂林也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后来到柳州时队伍终于驻扎下来了。听说不再走了，我们暂时松了口气，庆幸终于挺过了这一场非人的劳役折磨。但是，鬼子将如何处置我们呢？等待我们的又是何种命运呢？
一天上午，一个鬼子打开我们几个被关押在里面的屋子的门，进来说起了中国话。“你们的回家，想的不想？”鬼子问。
“想呀，我们家里人等我们回去啊！”我赶紧回答，生怕鬼子的话题转到别的上面去。我还大着胆子问鬼子：“你会说中国话，你是哪里人呢？”
那个鬼子咧了一下嘴，象是笑了一下，说：“我家离这里的，路远的一万多里！”然后就没说别的了，掏出纸笔，趴在地上，两只脚朝后翘起来抵在墙上，在纸上写了起来，写完把纸条丢给了我。
我接过纸条一看，那字认不得，只觉得跟汉字的纂体倒是有点相像，但是不同，知道是日文，便也不再问，五个人出门就跑，朝着东北方向走（十多天来我们是跟着鬼子一直往西南方向走的）。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又回到了冷水滩，沿河边一路走，思量着如何过湘江。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只小船，大喜过望，五个人都上了船。没有船桨，我就从船底抽出四块木板，除瞎子以外，四人用木板当桨，拼命划船，很快到了对岸。谁知道我们刚一上岸，就碰到一队鬼子兵，几个人四散而逃，随即就听见响起了枪声。枪声一响，我心里全凉了，眼前就出现了几个脚夫的身影，一个个都朝我咧开着嘴，那样子怪怪的很吓人。尤其是瞎子，我似乎看到那瞎子不再是个瞎子了，眼睛睁得那么大，比任何人的都大，好吓人啊，哪能会是瞎子呢？
我没有跑，我想到去找那张鬼子写的纸条，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几个日本鬼子将我截住，其中一个用手电照在我脸上，我睁不开眼，感到天旋地转，几乎立不住就要倒下去，被另一个鬼子从后面提住我的衣领站住了。我感到莫大的耻辱，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你爷爷曾经扯住我的衣领，把我从自己开掘的小“龙眼”洞里象拎小鸡似地拎了出来以外，还没有另外哪一个人敢这样侵犯自己的尊严。其实，国土已被践踏在人的脚下，民族在挣扎，自己的命都捏在人家手里，又何谈尊严呢？
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替鬼子卖过力，用生命换来过一纸放行的日文的，难道彼时军中的“通行证”，此时就不起作用了吗？我跟鬼子们比划了好一阵，意图说明自己是有你们的条子的，准许回家的条子，只是条子找不着了而已。我恨自己不懂哑语，就按自己认为能被解读的手势，对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哑巴”继续比划。可是这些“哑巴”们连哑语也不懂的话，剩下的就只有强盗逻辑了。当初私塾里柏钧老先生开设的功课也算是洋学了，但却没有学过日语呀，否则的话，我会跟这些“哑巴”们辩个明白的！事实上，没有条子在手里捏着，莫说日语，就是会讲“鬼语”，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好一顿比划，换来的只是鬼子们一阵怪笑，之后，我就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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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好景不长，就在民国三十三年，人们都在说日本鬼子到了长沙一带，向桂林方向开拔。鬼子来了，乡亲们就躲，我们那里的人把这个叫做“走日本”。
后来又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衡阳了，很快就会到咱们南阴的。挑鞭炮的任师傅从家乡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家里有四个老人，兵荒马乱的，你们还是回去吧！白姑和姑父跟我与你母亲商量。
我是你爷爷、奶奶的独生子，你母亲又是你外公、外婆的独生女。
你外公、外婆原本生有一子一女，你母亲的兄弟小时侯读书识字很见天赋的，可惜十几岁时夭折了。你母亲就这样成了外家一根独苗，由于家贫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你外公六十多岁时还挑脚，挣点工钱养家糊口。冬天一双脚皲裂得不象个样子，就用羊角刺熬成油涂一下。你外婆在失去儿子后终日以泪洗面，直到把一双眼睛哭瞎。我跟你母亲结婚后就帮你外公外婆种田、打柴、挑水，象个儿子一样地照顾着两个老人的生活，直到我去桂林。
“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我们的心也总不安。”你母亲这么说。
“也只有回去了！”我下了决心。
我与你母亲就这样作别桂林，踏上了回乡之途。
我俩的一担行李，一头是口箱子，另一头是被盖。我挑着担，拉着你母亲，指望能坐上火车。谁知这时已经没有北上的火车，只有南下的客车。我拉着你母亲爬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运火车，以为可以一路到家了，谁知那火车走了几站后就趴在那里不动了。我们只好下来，挑着行李沿铁路走下去。机会来了就爬车，就这样终于到了冷水滩，已是几天以后的事了。当时正遇湘江涨大水，无法过河。天上鬼子的飞机在丢炸弹，飞机掠过时能听到机关枪朝地面正在哒哒哒地扫射的声音。两颗心紧紧地揪着，我们顾不得疲劳，又摸到冷水滩火车站，在那里又爬上火车，终于到了南阴地界的一个小站。在小站下了火车赶三十多里路到南阴，也是无法过湘江，又找不到一只船。我们只好沿河走，天黑时到得南阴宝塔附近，已经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试着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诉说了原委，得以在那户好心人家借宿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经过一夜休整后，感觉到恢复了体力，精神倍增，沿湘江步行而下，直到沙溪洲那里得一渡船过河。过得河来不远，抬头就望得见玉丘的狮子岭了。
从桂林起身，到狮子岭山脚下，如果是坐火车后加一程步行的话，一共也就是三、四天可到的路程，我们这一躺却用了七、八天的时间。
狮子岭下有片很大的开阔地叫邵家岭，旧时是个大集市。其实当时这里还没见日本鬼子真的到来，因此市景如常。我们回家打理一阵后，我到邵家岭集市搭了一个大棚子，摆开一套把子刻起字来，你母亲在那里做点小买卖生意，我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可是，不久就听说日本鬼子真的来了，就快到邵家岭了！
你母亲跟所有年轻女人一样，换上蓝缕衣裳，用碳灰或泥巴将脸涂成怪样子，再弄成蓬头垢面的样子，赶回家里随老人们转移。狮子岭下的人就都上了狮子岭，全部钻进了岭上的煤窑洞里。
我当时为了藏好我的刻字工具被日本鬼子抓住了。
跟我一道被抓在一起的有五六个人，当时正在邵家岭起货的任师傅也在当中。
我们几个人每人肩上给压上一担大米，就这么随鬼子的队伍出发了。
我心里想，没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还算有幸。但这一副老沉的担子在肩，会要我们跟到哪里去呢？最后又会怎样处置我们呢？我不得不想呀。家里老人家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和妹仔（我平时喊你母亲岑和秀的小名做“和妹仔”）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老人家在一起，我这一去还能跟家人再见面吗？
容不得我多想，鬼子在身后用枪托捅着我的背，叽哩哇啦地，我只好赶紧跟上队伍。
我们是沿着公路走的。傍晚时分到得一座山边，路边是个陡坡，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忽然听到叭叭几声枪响，队伍好一阵骚动。任师傅虽然是个脚夫，一担米在肩不算什么，但他急于逃脱，趁夜色钻进了路边的草丛。可是随着一阵枪响，他就永远地趴在那里了。
一阵莫名的恐惧与极大的悲伤象蚂蚁一样地从我的双脚一直爬到脸上，然后又难受地钻进了我的心里。我连看都没能够再看上任师傅一眼，就无奈而悲伤地随队伍又向前了。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真正挑过什么重担子，此刻这一担大米就象一百个死人压在我身上，感觉越来越重了，过不久两条腿就有点不太听使唤了。再这么走下去人肯定会倒下去的，先被那一百个死人压扁，再让鬼子补上一排枪，身上变成马蜂窝……我双腿打起拐来，感到死神就要揪住自己的头发了。
好不容易队伍歇下来了，大概鬼子们也走累了罢。生命象一根浸了水的干海带，在我身上又反弹起来。
月色清冷，我坐在装大米的蔑篓旁边一动不动，眼睛却扫视着四周，一根根神经都绷紧了，心在咚咚地跳，似乎就要跳出躯壳似地。周围不具备任何条件可以逃脱，我想我绝不能步任师傅的后尘。我的手搭在蔑蒌上，大脑里有一个指令让手的肌肉紧张、收缩，我暗暗用力，一根竹片抽出来了，握在手里。我不动声色，手握竹片用匀速的暗力逼过去，蔑蒌就被设计出了两三个小洞眼。我挪了一下屁股，背靠到另一只蔑蒌，装作休息的样子，右手反向背后，照旧用匀速的暗力挤压过去，完成了同样的设计。我马上听到了大米象沙子一样漏下来的声音。那声音微乎其微，只有我自己用心才能听得到。我听到了那种声音，那是生命之音，那是多么美妙的生命交响曲啊！
又起步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疲劳与肌肉酸痛很快又漫过了全身，但我的心在米粒如沙般漏下来的那种细微而美妙的乐章中起舞。我感到这乐章实在太美妙了，比在桂林时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听到的音乐还要动听多了。只可惜座位旁——不——是身旁，没有你母亲一起来分享罢了。但是，这乐章是自己创作、指挥的呀！
担子是越挑越重的，但我坚信鬼子压在自己身上的这一担必定会越来越轻，这是自己设计好了的。听啊，大米在漏下来，在唱歌，在跳舞。我简直觉得蔑篓里漏下来的不是米，而是血，是鬼子的血。自己用竹片将鬼子戳了几个洞，现在鬼子的血在流了。我没有看见任师傅流下的血，我现在多想看到鬼子流下来的血啊！
到路边一个村子集合的时候，我一屁股坐下来，两条腿象筛糠似地抖着，用手压都压不住，好象这腿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似地。要是没在蔑篓上设计出那几个小洞眼的话，这两条腿哪还能坚持到现在，恐怕早已真正不属于自己了，或者自己不属于这两条腿了！
这个时候，鬼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饭菜”，我们五个脚夫每人面前放了一碗。大家急忙捧起碗来，一股馊味直钻鼻孔，这算什么饭菜！
但必须得吃，不然明天走不动就会完蛋的。我鼓励大家吃，但人人都直摇头。我就先吃了一口。胃里马上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倒出来。我停了一下，调整好状态，把自己的意念从舌头上赶开，只当是给机器加燃料，用筷子使劲往嘴里扒，然后开启“吞料”程序，奋力搅拌，再往胃里压进去。一碗“饭菜”就这么下去了。另几个人看着我，我将经验一传授，没有办法，大家如法炮制，总算是完成了各自的“晚餐”。
第二日走到近午时分时我实在力不从心了，任凭押解我的那个鬼子在背后如何断喝、用手推、用枪托砸，我也只能一步一步地挪了。这个鬼子与我两个就这样逐渐落在了队伍后边，渐渐地看不到前面队伍的尾巴了。这时鬼子令我挪到公路边上，示意我放下担子。担子一释，人的本能让我就要瘫下去时，却见鬼子从肩上取下枪，端在了手中。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凉了，心想这下终于完了！
谁知鬼子并不举枪瞄准，而是把枪往我怀里一推，示意我将枪背起，他自己挑起了那担米，走到前头，令我背枪跟在后头。看来那鬼子似乎也确实知道人的体力超负荷运转到了一个限数时，就如一匹病马，任凭你用鞭子如何地抽也是爬不起来的了。所以鬼子自己当起马来，把马鞭交给了原来的马。
我心里几乎一阵狂喜，紧张起来。枪在自己手里呀，干了吧！但我又转念一想，开枪肯定不行，也不知道前面的队伍离我们是远是近，但肯定起码是听得见枪声的距离，大白天的，开了枪又往哪里跑呢？用枪托砸，我下意识地抓紧了枪杆。可是，看看前面那个并不会挑但的鬼子肩上压着那副原本是在我肩上的那副担子而吃力地走路的样子，我心里竟然有一种怪怪的味道，那家伙跟我们一样啊，脱掉那身黄皮谁说谁是日本人呢？这么走了一里把路的样子，那鬼子将担子重重地往路上一放，又跟我换了过来，我的机会就在犹豫中溜走了，我恨自己竟然这么优柔寡断。
队伍歇息后，我打手势表示不能再挑得动东西了。鬼子将我看了好一会，把一个刚抓来的瞎子拖到我身边，示意我跟瞎子抬东西。重新上路后，我就被安排跟瞎子抬一个大铁桶，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鬼子不怀好意地令瞎子在前，我抬后面。我们刚走不远，忽然瞎子不小心一脚踩进了路边的水田里，瞎子还没有从水田里爬将上来，就遭到一顿痛打。可怜那瞎子喊爹叫娘抱头痛哭，满身泥水地从水田里爬得上来，摸索着又抬起东西，竖起耳朵警觉百倍地边探路边走，才没有再发生意外。
几天后鬼子又令我背一袋烟丝，轻松多了。这样一直到了零陵县，潇水河过了浮桥后到了柳子庙，队伍就在那庙里暂时驻扎下来。但第二天队伍又开拔了，好在以后的行军途中我一直只背着那一袋烟丝。那几个脚夫却没有我幸运，尤其是那个瞎子，一路的折腾让他差不多已摸到阎王爷的一只脚了。而瞎子的痛苦却给鬼子们带来变态的欢乐，所以鬼子既不放瞎子走，也不要他的命。看得出鬼子们并不十分关注瞎子的脚夫价值，而是拿瞎子在途中制造出来的笑料给艰苦的跋涉解闷儿。鬼子们一路嘻嘻哈哈地，不断发明出搞笑的新招，每一个发明换来的都是瞎子的哭爹叫娘和鬼子的浪笑，那情形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队伍到桂林也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后来到柳州时队伍终于驻扎下来了。听说不再走了，我们暂时松了口气，庆幸终于挺过了这一场非人的劳役折磨。但是，鬼子将如何处置我们呢？等待我们的又是何种命运呢？
一天上午，一个鬼子打开我们几个被关押在里面的屋子的门，进来说起了中国话。“你们的回家，想的不想？”鬼子问。
“想呀，我们家里人等我们回去啊！”我赶紧回答，生怕鬼子的话题转到别的上面去。我还大着胆子问鬼子：“你会说中国话，你是哪里人呢？”
那个鬼子咧了一下嘴，象是笑了一下，说：“我家离这里的，路远的一万多里！”然后就没说别的了，掏出纸笔，趴在地上，两只脚朝后翘起来抵在墙上，在纸上写了起来，写完把纸条丢给了我。
我接过纸条一看，那字认不得，只觉得跟汉字的纂体倒是有点相像，但是不同，知道是日文，便也不再问，五个人出门就跑，朝着东北方向走（十多天来我们是跟着鬼子一直往西南方向走的）。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又回到了冷水滩，沿河边一路走，思量着如何过湘江。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只小船，大喜过望，五个人都上了船。没有船桨，我就从船底抽出四块木板，除瞎子以外，四人用木板当桨，拼命划船，很快到了对岸。谁知道我们刚一上岸，就碰到一队鬼子兵，几个人四散而逃，随即就听见响起了枪声。枪声一响，我心里全凉了，眼前就出现了几个脚夫的身影，一个个都朝我咧开着嘴，那样子怪怪的很吓人。尤其是瞎子，我似乎看到那瞎子不再是个瞎子了，眼睛睁得那么大，比任何人的都大，好吓人啊，哪能会是瞎子呢？
我没有跑，我想到去找那张鬼子写的纸条，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几个日本鬼子将我截住，其中一个用手电照在我脸上，我睁不开眼，感到天旋地转，几乎立不住就要倒下去，被另一个鬼子从后面提住我的衣领站住了。我感到莫大的耻辱，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你爷爷曾经扯住我的衣领，把我从自己开掘的小“龙眼”洞里象拎小鸡似地拎了出来以外，还没有另外哪一个人敢这样侵犯自己的尊严。其实，国土已被践踏在人的脚下，民族在挣扎，自己的命都捏在人家手里，又何谈尊严呢？
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替鬼子卖过力，用生命换来过一纸放行的日文的，难道彼时军中的“通行证”，此时就不起作用了吗？我跟鬼子们比划了好一阵，意图说明自己是有你们的条子的，准许回家的条子，只是条子找不着了而已。我恨自己不懂哑语，就按自己认为能被解读的手势，对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哑巴”继续比划。可是这些“哑巴”们连哑语也不懂的话，剩下的就只有强盗逻辑了。当初私塾里柏钧老先生开设的功课也算是洋学了，但却没有学过日语呀，否则的话，我会跟这些“哑巴”们辩个明白的！事实上，没有条子在手里捏着，莫说日语，就是会讲“鬼语”，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好一顿比划，换来的只是鬼子们一阵怪笑，之后，我就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