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边楚天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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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其实简单不过，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而有些事情原以为有多么复杂，做起来却可以是奇迹般地简单。在那个年月里，好象什么逻辑都可以混乱了似的。说起来，我一生当中不知办过多少复杂而又简单，简单却十分复杂的事情。老巫婆的事情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办过的十分简单而又异乎寻常的一件大胆又荒唐的事情。
我找到二杆子，把从武汉带回来的那瓶红酒献给了他。那是离开大姐家的时候，姐夫硬要送给我的。听说是一瓶什么洋酒，很昂贵的，我当时不敢受，但姐夫说他当年是喝过一些洋酒的，如今家中只剩下这一瓶了，他要把这一瓶送给我！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瓶洋酒了，正因为这样，他一定要把这一瓶送我！我说我早年在桂林我白姑家也喝过洋酒的，知道是啥味道，再说我生性并不喝酒，姐夫就留着自己喝吧！姐夫却说正因为知道我不太喝酒，才没有开了这瓶酒，就是要让我带回去，也算是他的一份心意，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是盛情难却之下，把这瓶酒带了回来的。
我对二杆子说，这瓶酒是县里一个领导特地让我给大队革委主任带来的，让给安排一个下放的“五保户”。这“下放的五保户”是我同老巫婆进村的时候，在原来老樟树那儿临时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了，就拿来先用到了大队革委级的这个正式场合。我让二杆子瞧那瓶酒，告诉他那上面尽是些蚯蚓样的洋文呢，一个字也认不得的，全玉丘有哪一个见过这种洋酒呢？
二杆子对我的话深信不疑，拿起那瓶酒翻来覆去地看，口里说着：“就不是洋文我也认不得一个字呀，你就莫笑我了吧！”然后他就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来给我，我填好了两张表，又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起放到二杆子面前，并把我的钢笔给他，要求他签字。
二杆子推开了我递给他的笔，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支钢笔。
二杆子不识字，但自从他当了大队革委主任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口袋里就插上了一支自来水笔。没事的时候，他拿笔在纸上学写字，通常只是反复地练习三个字——“虢承能”。这是他的名字，一个有了大队革委主任的身份后才发掘出来的名字。在这以前，的确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既没有在口头上用过，也没有在笔头上用过。他当了大队革委主任以后，人们当面不能再喊他二杆子了，就把原来本该属于他的“虢”字还给了他，把本来不大可能属于他的“主任”二字嫁接在他的“虢”字后头，喊作“虢主任”了。二杆子对“虢主任”这个称呼晕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名字的尊严价值，他要使用自己的名字才行。于是他要玉丘小学校长于中教他写字，热情地喊于中为于老师，甚至于校长。于中就教他如何拿笔，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只是他学得比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还吃力，直埋怨祖宗也不弄个容易写的姓，偏要拣个这么难写的“虢”字，写起来也真他妈的太用劲。“承”字也不好写，那“了”上面的三根横杆他常常不是少了一根就是多了一根，还有“承”字两边象箭头样的东西他总是搞不清打弯的方向，常常把个“承”字写得牛头马面的。“能”字笔画也多，按于中的说法，“能”字右边是两把刀，还写了一个“刀”字给他看。二杆子对刀很感兴趣，竟学会了一个“刀”字，却将“能”的右边真写成了两把“刀”。于中说不对的，虽然是刀的意思，“能”字的右边却必须是匕首的“匕”，不能直接调换成“刀”的。二杆子就犯了糊涂，匕首是刀，匕首贵还是刀贵？打一把刀可比打一把匕首要用更多的铁！为什么刀还不能换匕首？对此于中没法解释，只好说你要是那样写的话，别人就不认作“能”字了，你是要写给人家认的呀！一句话说到了二杆子的心坎里头，他才下了死决心忘掉好不容易学会的“刀”字，去写匕首的“匕”。功夫不负有心人，二杆子终于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尽管写起来就象是用棍棒搭茅房架子，或者是用草根枝条搭鸟巢一样地费力，写完三个字常常要憋出一额头的细汗珠子来。从此二杆子开始在一些场合使用自己的名字，比如通知、证明、介绍信等等等等，他为此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有一个谜语是这样说的：有一种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别人比你自己用得多。谜底是：名字。这个谜语要是让二杆子来猜，怕就猜不出它的谜底了。因为二杆子的名字别人根本就没有用过，经过他自己的万般努力，好不容易才由他自己用了用，情形是太不一样了。
我给了二杆子一个使用名字的机会，心想他应该会很乐的。他在几张纸上搭鸟巢似地搭成了那几个字后，却并没有往日那样的乐劲，倒有点若有所思的样子了。他先是将那瓶酒塞进了抽屉里，然后看着自己刚签下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最后一次签字了，最后一次……”我一时不明白，二杆子对我说：“公社要我通知你，让你一回来就到公社去一下。你倒回来得蛮快的哩！”
见二杆子一副捉摸不定的样子，我也不想再问他什么。走的时候，我对他说：“县里领导说了，这事你们大队安排，生产队落实就行了，可以不报告公社了的。”二杆子说知道了，你就放心好了，说完拉开抽屉又去看那瓶酒。我又对他说：“还得要你在队里说上一声呢，队里才好落实呀！”二杆子也答应了，我就赶紧往回走。
跟生产队长商量好了以后，我马上就行动起来，叫了一个人帮忙，将队里一间闲置的旧木板房打扫干净了，用水砖砌了一个土台，铺上一块门板，就算是一张床了。在房子的一角打了一个水砖灶，打得一点也不马虎，外面用掺了糠头的冬泥巴粉刷一遍后，灶台又用石灰、黄土、纸浆加水拌成的“三和泥”粉刷了一遍，跟我们家的土灶台没有什么两样。和妹仔从家里搬了几样东西过去，一床破棉絮，一个面盆，一个破水缸，一把旧菜铲子。一些老婆婆跟着行善，你一样我一样地凑了一些东西送过去。
几天后，我与和妹仔还有队长等几个人一起把老巫婆带到了她的新家，我对她说：“王婆子，你以后就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了，这里就是队里给你安排的家，你看看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你跟大家说好了。”
老巫婆跟和妹仔说过她姓王。
老王婆确实已经不是几天前的老巫婆了，几天前还是个鬼，谁看见都会毛骨悚然。现在已经是个人了，而且是个象模象样的老人了。她穿了一套和妹仔给她找出来的干净衣服，我想那一定是我母亲留下的旧衣服，是和妹仔收拣在箱子里多年的东西了。和妹仔还帮她修剪了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麻团一样的髻儿，脸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是个整洁娴静的老婆子的样子了。我到这时才发现，老王婆其实还是个十分端庄的老婆子，鼻梁又高又直，小巧的嘴巴，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可以想象这老婆子年轻的时候一定长得还挺俏的，当然那已经是个与现在无关的谜了。不知怎么，顺着这样一张老脸看过去，我却仿佛感受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年轻的脸似地，为什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却实在也说不清楚。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惟恐武汉长江边上那团阴影下的恐惧又会出来作怪，急忙打住了这莫名其妙的思绪。
老王婆在屋子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突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泪流满面地看着我，嘴里说着：“你……你是……”我就瞪了她一眼，老家伙身子立即一颤，终于说：“你……你们是……大好人呀！”然后就泣不成声了，几乎就要瘫了下去的样子。
和妹仔赶紧扶住了她，摸了一把眼泪说道：“你老快莫要说了，既然上面安排了，大家总会照顾好你的。也就是条件差点，将就着点过就是了！”
和妹仔叫人给挑了一担水来，倒进了破水缸里，又给搬来一捆柴禾，就张罗着帮老王婆一起做第一顿饭菜。因为是“新”房新灶进火，有人还找来了一挂鞭炮在门口放了，引来很多乡亲看热闹，把个老王婆感动得不得了，老家伙眼里一直噙着泪水，脸上却笑着，还颇有点害羞的样子，所以做起事来显得有点笨手笨脚的，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真的不太会干活。也许她的乞丐生活时间不短了吧，家务事可能有点生疏了呢？
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几乎有点信不过。这样一件事情，居然就这么办下来了？是呀，就这么办下来了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老王婆已经是玉丘的一个“五保户”了。
远在武汉的一团阴云，现在成了玉丘的一个“五保户”！
事实是，我现在不是在火车上，绝对不是在腾云驾雾，我是真正脚踏实地地踩在玉丘的土地上，这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千真万确的土地，千真万确的事实！老大一个活人呀，要吃，要穿，要用，还有，上面知道了怎么说，会不会害了那个老东西，也害了我自己？我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胆子大不大的问题，也没有想过什么结果。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过程，一个过程就可以把我卷进去，一个过程就可以促使我决定。人的很多决定实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对于我，除了不顾一切，还有行动，我的行动更是不顾一切的，我会调动一切因素将决定付诸实施，直至达到目的。我得承认一点，这样一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事情，还是在二杆子手里办成的，他是大队革委主任，而我呢，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我当时甚至就没有想过，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你能什么也不是吗？他二杆子就能担起责任来？真要是追究起来，你又怎样去交代呢？我真的就没有想过，要把什么都想好了，我这一生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的决定了，我也就不是我了。
当初离开武汉，我应该是在逃，逃离一种恐惧。但是，假若那团阴云没有在衡阳出现，假若不是我的决定，假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又能逃得了吗？即使空间上逃离了，在精神上，我能逃离那一团阴云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从那团阴云向我罩过来，我是不是就主动在追呢，不是逃，而是追！我什么时候真正地逃过呢？当年那个漆黑的夜晚，面对坟山深处的鬼喊鬼叫，我逃过吗？我如果逃的话，也许到今天还没有逃掉内心的恐惧呀！准确地讲，你就是到死的那一天，你都没有逃掉，也就是说，最终将是由它把你追到坟山为止！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逃过，我才可能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鬼”！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因为我没有逃过，才变成了我后来看到的样子，才是今天这个样子，才是我知道或者我愿意的样子。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液里，我的遗传基因里，从来就不曾有个“逃”字。所以，几乎就可以这样说，不是老巫婆——应该是老王婆了，把我从武汉追到了衡阳，而是我把一团阴云从衡阳追到了玉丘，让那团阴云变成了我的“五保户”。那么，我又是在追着一个什么东西呢？难道就是今天这么一个结果：队里添了一个“五保户”？
我根本就说不清，我只知道“五保户”也是一个过程。有了过程，也就有了一切，一切应该都在过程当中。
我想尽办法让老王婆变成“五保户”以后，这才想起二杆子的话，就到了公社。
当时的公社革委主任是陈建礼，就是修玉丘水库的时候，从县里派到玉丘来跟叶诗筠和谢海秋三个人一起帮我们搞测量的那个憨憨厚厚的陈建礼。原来的公社书记罗庆林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被揪了出来，大家都不知道罗庆林后来被发配到哪里去了。当时陈建礼陈主任跟我说，你还得出来挑担子，玉丘没有你，担子挑不起来。一些老干部还得要重新上来，这也是县里的意思，别的地方也有这么做了的，条件是两个：一是原来下台的老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二是去年拉上来的人不能做好工作。玉丘就是这样，公社就这么定了，你现在是玉丘大队的革委主任了！虢主任，你回去后赶快开展工作，虢承能我们已经找他讲清楚了，你回去后马上跟他搞好交接的事情。
我还想说点什么，革委主任陈建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轻车熟路的，我们也是老朋友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用多说了。又说他还要去开会，就走了。
大队一个头儿，什么级别也不是，尽管老百姓看你是个官，其实什么官也不是。正因为不是官，下台上台就那么简单，不但没有什么复杂的程序，甚至都不需要上面来个人开个会宣布宣布。倒是去年二杆子上台的时候隆重不过，公社专门派了人来，挂上“南阴县岭坝公社玉丘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新牌子，敲锣打鼓，鞭炮轰鸣，二杆子因此格外地神采飞扬。现在二杆子差不多是灰灰溜溜地下来了，我也好象是冷冷清清地又上台了，但人们还是很快就在说着虢支书又当我们的支书了。其实当时我的头衔就是革委主任，但人们还是喊我支书，好象我只能是支书，不能是二杆子当头儿时的那个称呼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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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其实简单不过，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而有些事情原以为有多么复杂，做起来却可以是奇迹般地简单。在那个年月里，好象什么逻辑都可以混乱了似的。说起来，我一生当中不知办过多少复杂而又简单，简单却十分复杂的事情。老巫婆的事情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办过的十分简单而又异乎寻常的一件大胆又荒唐的事情。
我找到二杆子，把从武汉带回来的那瓶红酒献给了他。那是离开大姐家的时候，姐夫硬要送给我的。听说是一瓶什么洋酒，很昂贵的，我当时不敢受，但姐夫说他当年是喝过一些洋酒的，如今家中只剩下这一瓶了，他要把这一瓶送给我！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瓶洋酒了，正因为这样，他一定要把这一瓶送我！我说我早年在桂林我白姑家也喝过洋酒的，知道是啥味道，再说我生性并不喝酒，姐夫就留着自己喝吧！姐夫却说正因为知道我不太喝酒，才没有开了这瓶酒，就是要让我带回去，也算是他的一份心意，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是盛情难却之下，把这瓶酒带了回来的。
我对二杆子说，这瓶酒是县里一个领导特地让我给大队革委主任带来的，让给安排一个下放的“五保户”。这“下放的五保户”是我同老巫婆进村的时候，在原来老樟树那儿临时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了，就拿来先用到了大队革委级的这个正式场合。我让二杆子瞧那瓶酒，告诉他那上面尽是些蚯蚓样的洋文呢，一个字也认不得的，全玉丘有哪一个见过这种洋酒呢？
二杆子对我的话深信不疑，拿起那瓶酒翻来覆去地看，口里说着：“就不是洋文我也认不得一个字呀，你就莫笑我了吧！”然后他就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来给我，我填好了两张表，又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起放到二杆子面前，并把我的钢笔给他，要求他签字。
二杆子推开了我递给他的笔，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支钢笔。
二杆子不识字，但自从他当了大队革委主任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口袋里就插上了一支自来水笔。没事的时候，他拿笔在纸上学写字，通常只是反复地练习三个字——“虢承能”。这是他的名字，一个有了大队革委主任的身份后才发掘出来的名字。在这以前，的确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既没有在口头上用过，也没有在笔头上用过。他当了大队革委主任以后，人们当面不能再喊他二杆子了，就把原来本该属于他的“虢”字还给了他，把本来不大可能属于他的“主任”二字嫁接在他的“虢”字后头，喊作“虢主任”了。二杆子对“虢主任”这个称呼晕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名字的尊严价值，他要使用自己的名字才行。于是他要玉丘小学校长于中教他写字，热情地喊于中为于老师，甚至于校长。于中就教他如何拿笔，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只是他学得比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还吃力，直埋怨祖宗也不弄个容易写的姓，偏要拣个这么难写的“虢”字，写起来也真他妈的太用劲。“承”字也不好写，那“了”上面的三根横杆他常常不是少了一根就是多了一根，还有“承”字两边象箭头样的东西他总是搞不清打弯的方向，常常把个“承”字写得牛头马面的。“能”字笔画也多，按于中的说法，“能”字右边是两把刀，还写了一个“刀”字给他看。二杆子对刀很感兴趣，竟学会了一个“刀”字，却将“能”的右边真写成了两把“刀”。于中说不对的，虽然是刀的意思，“能”字的右边却必须是匕首的“匕”，不能直接调换成“刀”的。二杆子就犯了糊涂，匕首是刀，匕首贵还是刀贵？打一把刀可比打一把匕首要用更多的铁！为什么刀还不能换匕首？对此于中没法解释，只好说你要是那样写的话，别人就不认作“能”字了，你是要写给人家认的呀！一句话说到了二杆子的心坎里头，他才下了死决心忘掉好不容易学会的“刀”字，去写匕首的“匕”。功夫不负有心人，二杆子终于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尽管写起来就象是用棍棒搭茅房架子，或者是用草根枝条搭鸟巢一样地费力，写完三个字常常要憋出一额头的细汗珠子来。从此二杆子开始在一些场合使用自己的名字，比如通知、证明、介绍信等等等等，他为此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有一个谜语是这样说的：有一种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别人比你自己用得多。谜底是：名字。这个谜语要是让二杆子来猜，怕就猜不出它的谜底了。因为二杆子的名字别人根本就没有用过，经过他自己的万般努力，好不容易才由他自己用了用，情形是太不一样了。
我给了二杆子一个使用名字的机会，心想他应该会很乐的。他在几张纸上搭鸟巢似地搭成了那几个字后，却并没有往日那样的乐劲，倒有点若有所思的样子了。他先是将那瓶酒塞进了抽屉里，然后看着自己刚签下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最后一次签字了，最后一次……”我一时不明白，二杆子对我说：“公社要我通知你，让你一回来就到公社去一下。你倒回来得蛮快的哩！”
见二杆子一副捉摸不定的样子，我也不想再问他什么。走的时候，我对他说：“县里领导说了，这事你们大队安排，生产队落实就行了，可以不报告公社了的。”二杆子说知道了，你就放心好了，说完拉开抽屉又去看那瓶酒。我又对他说：“还得要你在队里说上一声呢，队里才好落实呀！”二杆子也答应了，我就赶紧往回走。
跟生产队长商量好了以后，我马上就行动起来，叫了一个人帮忙，将队里一间闲置的旧木板房打扫干净了，用水砖砌了一个土台，铺上一块门板，就算是一张床了。在房子的一角打了一个水砖灶，打得一点也不马虎，外面用掺了糠头的冬泥巴粉刷一遍后，灶台又用石灰、黄土、纸浆加水拌成的“三和泥”粉刷了一遍，跟我们家的土灶台没有什么两样。和妹仔从家里搬了几样东西过去，一床破棉絮，一个面盆，一个破水缸，一把旧菜铲子。一些老婆婆跟着行善，你一样我一样地凑了一些东西送过去。
几天后，我与和妹仔还有队长等几个人一起把老巫婆带到了她的新家，我对她说：“王婆子，你以后就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了，这里就是队里给你安排的家，你看看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你跟大家说好了。”
老巫婆跟和妹仔说过她姓王。
老王婆确实已经不是几天前的老巫婆了，几天前还是个鬼，谁看见都会毛骨悚然。现在已经是个人了，而且是个象模象样的老人了。她穿了一套和妹仔给她找出来的干净衣服，我想那一定是我母亲留下的旧衣服，是和妹仔收拣在箱子里多年的东西了。和妹仔还帮她修剪了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麻团一样的髻儿，脸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是个整洁娴静的老婆子的样子了。我到这时才发现，老王婆其实还是个十分端庄的老婆子，鼻梁又高又直，小巧的嘴巴，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可以想象这老婆子年轻的时候一定长得还挺俏的，当然那已经是个与现在无关的谜了。不知怎么，顺着这样一张老脸看过去，我却仿佛感受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年轻的脸似地，为什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却实在也说不清楚。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惟恐武汉长江边上那团阴影下的恐惧又会出来作怪，急忙打住了这莫名其妙的思绪。
老王婆在屋子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突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泪流满面地看着我，嘴里说着：“你……你是……”我就瞪了她一眼，老家伙身子立即一颤，终于说：“你……你们是……大好人呀！”然后就泣不成声了，几乎就要瘫了下去的样子。
和妹仔赶紧扶住了她，摸了一把眼泪说道：“你老快莫要说了，既然上面安排了，大家总会照顾好你的。也就是条件差点，将就着点过就是了！”
和妹仔叫人给挑了一担水来，倒进了破水缸里，又给搬来一捆柴禾，就张罗着帮老王婆一起做第一顿饭菜。因为是“新”房新灶进火，有人还找来了一挂鞭炮在门口放了，引来很多乡亲看热闹，把个老王婆感动得不得了，老家伙眼里一直噙着泪水，脸上却笑着，还颇有点害羞的样子，所以做起事来显得有点笨手笨脚的，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真的不太会干活。也许她的乞丐生活时间不短了吧，家务事可能有点生疏了呢？
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几乎有点信不过。这样一件事情，居然就这么办下来了？是呀，就这么办下来了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老王婆已经是玉丘的一个“五保户”了。
远在武汉的一团阴云，现在成了玉丘的一个“五保户”！
事实是，我现在不是在火车上，绝对不是在腾云驾雾，我是真正脚踏实地地踩在玉丘的土地上，这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千真万确的土地，千真万确的事实！老大一个活人呀，要吃，要穿，要用，还有，上面知道了怎么说，会不会害了那个老东西，也害了我自己？我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胆子大不大的问题，也没有想过什么结果。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过程，一个过程就可以把我卷进去，一个过程就可以促使我决定。人的很多决定实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对于我，除了不顾一切，还有行动，我的行动更是不顾一切的，我会调动一切因素将决定付诸实施，直至达到目的。我得承认一点，这样一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事情，还是在二杆子手里办成的，他是大队革委主任，而我呢，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我当时甚至就没有想过，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你能什么也不是吗？他二杆子就能担起责任来？真要是追究起来，你又怎样去交代呢？我真的就没有想过，要把什么都想好了，我这一生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的决定了，我也就不是我了。
当初离开武汉，我应该是在逃，逃离一种恐惧。但是，假若那团阴云没有在衡阳出现，假若不是我的决定，假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又能逃得了吗？即使空间上逃离了，在精神上，我能逃离那一团阴云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从那团阴云向我罩过来，我是不是就主动在追呢，不是逃，而是追！我什么时候真正地逃过呢？当年那个漆黑的夜晚，面对坟山深处的鬼喊鬼叫，我逃过吗？我如果逃的话，也许到今天还没有逃掉内心的恐惧呀！准确地讲，你就是到死的那一天，你都没有逃掉，也就是说，最终将是由它把你追到坟山为止！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逃过，我才可能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鬼”！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因为我没有逃过，才变成了我后来看到的样子，才是今天这个样子，才是我知道或者我愿意的样子。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液里，我的遗传基因里，从来就不曾有个“逃”字。所以，几乎就可以这样说，不是老巫婆——应该是老王婆了，把我从武汉追到了衡阳，而是我把一团阴云从衡阳追到了玉丘，让那团阴云变成了我的“五保户”。那么，我又是在追着一个什么东西呢？难道就是今天这么一个结果：队里添了一个“五保户”？
我根本就说不清，我只知道“五保户”也是一个过程。有了过程，也就有了一切，一切应该都在过程当中。
我想尽办法让老王婆变成“五保户”以后，这才想起二杆子的话，就到了公社。
当时的公社革委主任是陈建礼，就是修玉丘水库的时候，从县里派到玉丘来跟叶诗筠和谢海秋三个人一起帮我们搞测量的那个憨憨厚厚的陈建礼。原来的公社书记罗庆林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被揪了出来，大家都不知道罗庆林后来被发配到哪里去了。当时陈建礼陈主任跟我说，你还得出来挑担子，玉丘没有你，担子挑不起来。一些老干部还得要重新上来，这也是县里的意思，别的地方也有这么做了的，条件是两个：一是原来下台的老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二是去年拉上来的人不能做好工作。玉丘就是这样，公社就这么定了，你现在是玉丘大队的革委主任了！虢主任，你回去后赶快开展工作，虢承能我们已经找他讲清楚了，你回去后马上跟他搞好交接的事情。
我还想说点什么，革委主任陈建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轻车熟路的，我们也是老朋友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用多说了。又说他还要去开会，就走了。
大队一个头儿，什么级别也不是，尽管老百姓看你是个官，其实什么官也不是。正因为不是官，下台上台就那么简单，不但没有什么复杂的程序，甚至都不需要上面来个人开个会宣布宣布。倒是去年二杆子上台的时候隆重不过，公社专门派了人来，挂上“南阴县岭坝公社玉丘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新牌子，敲锣打鼓，鞭炮轰鸣，二杆子因此格外地神采飞扬。现在二杆子差不多是灰灰溜溜地下来了，我也好象是冷冷清清地又上台了，但人们还是很快就在说着虢支书又当我们的支书了。其实当时我的头衔就是革委主任，但人们还是喊我支书，好象我只能是支书，不能是二杆子当头儿时的那个称呼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