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载稚梅

我生于1919年，那时正好是五四运动。父亲是bj大学的一名教授，也参与了五四运动，鼓励学生勇反封建压迫，拯救危亡华夏。他总是醉心于各种革命活动，心中总是揣着兴中华的信念。正好这时我出生了，他一开心，干脆给我取了“华莘”这个名字。后来，父亲说，这名字寓意着中华重生，“莘”就是谐音一下“生”嘛。“宋华莘，这名字挺好。”母亲也赞成。

从小我便受着父亲的熏陶，也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籍。“华莘呐，以后你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啊，要努力爱国积极奉献。”父亲对着尚且年幼的我总是这么说。

我的童年还算比较安宁。直到我十二岁那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老家在东北的我们被迫携一家老小迁往南京。虽说远离了战火集中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又怎会有真正的平静呢？每天我们这些学生都生活得不安宁。

不过，也正是在南京，我遇见了周邵。他大我两岁，住我家隔壁，还恰好在我就读的学校附近上中学。那时风气已经渐渐打开，人们自五四运动后思想的闸门被打开，封建的思想被动摇，也去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许多有志青年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热爱马克思主义，我也不例外，周邵也不例外，我们就因为这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我们的父母也因为都从事革命活动也成为世交。

1935年，日本所谓的“华北自治”活动，刚好在bj的我和周邵便义愤填膺地参加组织了一二·九运动。我们高呼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且示威游街。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蒋老头子就是想采取“不抵抗”的妥协政策，不顾华北地区人民的死活痛苦，这怎么能够同意！

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是心中还是有数的。我们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力量兴许是十分单薄的，但是，心怀热血，又怎能安然温室，无视同胞苦难？我们组织起长长的游街队伍，大喊着口号:“反对华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喊得很卖力，嗓子都快哑了。周邵更是喊得脸红脖子粗，因喊得过度用力而脖颈上青筋暴起。

突然，前面一阵骚动，传来了大喊大叫，还有痛苦的哀嚎声。周邵将我护在身后，我心中一阵惊疑，但我们还是挤到前面去，想去一探究竟。好容易扒开密集似潮的人群，只见几名身着国民党军装的官兵对着游行队伍，凶神恶煞地威胁着，让我们赶快闭嘴。

人群仅愣了一瞬，可立即又澎湃了起来，甚至更甚从前气势。官兵气得捶胸顿足，口中不断地对大众进行着一切最狠毒的谩骂。

不知是不是气得昏了头，其中一人气急败坏地拾起身旁的冲洗街道的高压水枪，立即打开闸门，一股强有力的水压滋向人群。高压水不似平常水，不是真刀，又恰似坚刃，一名女同胞娇嫩的面颊上竟被水压划出了血痕。

那位女同志虽已泪光盈眶，但硬是紧咬着唇，一声也没吭，既没大哭也没大闹，只是用愈加坚决而愤慨的眼神去狠狠地剜那些懦弱的、欺弱怕强的、腐朽的官兵，那些剥削人民、拿人民的血汗去孝敬外国佬的封建政府……

“看你们这群崽子气还没脱的还敢不敢喊了！”官兵闭着眼，自认为那些“无知”的人已经都被他的英武给威慑住了，得意极了，以为人群会由此臣服。

但是他想错了，我们读过书，我们明白，一味的妥协只会换来更多的损失与压迫。清政府的妥协换来了什么？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条约背后又是无数贫苦百姓被压榨剥削的呻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味地妥协换来了什么？华北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华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声再次响起，似在反抗，声浪愈滚愈高，淹没了官兵的叫嚣。在无数爱国青年的呐喊声中，周邵也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我们俩相视一笑，也更卖力地喊了起来。

那时，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宁静的，但已被栽下了红梅的种子，心中装满了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