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张爱玲的“成名”的记忆（上）

()四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正处在抗rì战争相持阶段的非常时期。抗战八年，上海除了从“八.一三”开始的三个多月的血火之战外，分别为四年的“孤岛”时期和近四年的“沦陷”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上海文坛，尽管文学界许多名将猛士已撤退到大后方以及香港等地，但留守在上海的文艺队伍还是异常活跃的。文学报刊并不比战前逊sè，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其中锋芒所向略有收敛。

正由于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上海文艺界的形式也十分复杂，沦陷时期的文学作品更是鱼目相混，珠玉杂陈，进步作品表现形式皆是隐晦的，曲折的。敌伪zhèngfǔ的新闻检查相当严密，任何一种有所指的“过激”文字，皆会遭到杀身之祸。

张爱玲卓然不群，独树一帜，注目于战事以外的凡人琐事，怨偶姻缘之间，又集古典佳韵、现代风情与一身，自然聚起了全上海各sè目光的注意。

初出茅庐的张爱玲多么像一位在台下慢慢啜茶的看戏人呀，她细细地啜着茶，不动声sè地看着台上喧哗吵闹的表演。中国人那世代相传的机智、滑稽与小小的狡诈，时不时地让她露出会心的一笑。台上“戏剧”的规则、过程及欢喜悲哀，她都太熟悉了。熟悉到一边讽刺一边爱着的程度。她的这种异乡人的特异视角引起了沦陷区评论家的注意。散文作家周班公就这样说过张爱玲：“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周班公这种现是敏锐的，但对张爱玲犹有未见之处。

张爱玲认为：现实、人生大半是不可了解的，满布着破坏与磨难，淹没在重重的黑暗之中，而真实的可了解的人生，全是一些不相干的、偶然的、刹那间的情境上。人生之戏剧也大致如此，熙攘往来的悲欢离合，不过是文明的浮华表象，而在那浮华之间，偶尔有一瞬清澈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却是生命朴素的底子。对于前者，张爱玲她一向是抱着嘲讽与讥薄的态度，对于后者，却被深深地感动着，以及对生命沉没的无言之痛。

不难想象，散文或时评写作，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些丰富的内容。张爱玲必然地会有所不满足。她最初选择替《二十世纪》英文报刊写稿，一则是因为对自己的英文颇有自信，再则因为英文报刊稿酬很高。而在这个时期，她迫切的需要钱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更希望通过钱来获得她久已向往的dú1ì自在的生活方式。似乎从很小她就渴望着一种新的生活：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zìyou自在，独来独往。姑姑就是榜样。姑姑的dú1ì、姑姑的随和、以及姑姑的幽默都给了张爱玲很深的好感，事实上她们一直相依为命十余年。

张爱玲希望挣到足够的钱，从而可以按照一种zìyou的、雅致的、美好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张爱玲后来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zìyou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的。”

挣钱的目标在《二十世纪》英文报刊上很快实现。这并不是说，这份杂志付给了她多少稿酬，而是说，它给了张爱玲空前的信心，包括文学才华，包括以文谋生的能力。这使张爱玲受到极大的鼓舞。

《二十世纪》英文报刊，这份时今已为人遗忘的英文刊物，为年轻的张爱玲提供了走向职业写作的第一步台阶。不过《二十世纪》终究不是文学圈内的杂志，而张爱玲，最终是要真正“杀”进文坛的。就像《二十世纪》的主编梅涅特说过：“张爱玲是一个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四年前，她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时，汪宏声先生也这样说过张爱玲的前途“未可限量”。

这些话，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回响在她自己的内心。她真的要“杀”进文坛了，她需要更大的冒险与成功。

一个“**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也许比其他的人更需要飞扬的轰轰烈烈的人生，更需要完美明亮的生活。

自从张爱玲用中文写了两个短篇《沉香屑.第一香炉》和《沉香屑.第二香炉》叩开了她仰之已久的上海文坛的大门时，张爱玲便一不可收拾地走进了上海大文坛。

随着张爱玲一不可收拾的创作激情，各种杂志，各类人等皆对张爱玲投注了不同内容的关怀和热望。其中，有些背景不甚干净的报刊杂志，也拼命拉张爱玲写稿，写各种吹捧文章，举办多种活动，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为自己的报刊拉场子，撑门面。

一时间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连梅兰芳来沪，朝鲜舞蹈家崔成喜来访，张爱玲也作为知名人士前往陪同采访并合影留念，她一举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

而此时，张爱玲的父亲则因为生活挥霍无度，将家产彻底毁掉，不但卖掉了最后一部汽车，也舍弃了体面的洋房花园生活，而搬到一处普通的公寓里住。而弟弟张子静因身体多病，辍学后一直在家修养。闲来没有事情做时，便找来姐姐写的小说读，每一篇都仔细读过。读完了就想去找姐姐谈谈读后感，但是与姐姐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每次去，十有九次碰不见她，姐姐不是外出就是忙着写稿。姐弟俩很少能够坐在一起，像从前那样融洽地交谈。

出了名的姐姐似乎不是他的姐姐，而成了一个遥远的名人。就像他对母亲的印象一样。

张爱玲的jīng致文章，飞扬文采，引起了当时还滞留在上海的一些进步学者、前辈作家的注意。他们一方面感到欣喜，这个文学新人的出现，功底非浅，是现代文坛上难能可贵的出手不凡、少年老成的文学天才；但另一方面也提张爱玲担忧，当时的上海文坛环境特殊，清浊难分，似张爱玲这般红极一时的大出风头，很有可能遭人利用，走上歧途，这是人才的浪费，是文坛的损失。

比如文学前辈郑振铎、傅雷、夏丐尊、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等人，都在暗暗注视着张爱玲的每一篇作品的问世，正因为如此，对新人张爱玲怀有爱意的文艺界前辈倍加关注。而张爱玲却浑然不觉，只是尽情地享用着成功后的快乐。

张爱玲的好友柯灵多次地委婉地向她表示，因为时局不清，希望她少与《杂志》这个刊物往来，甚至暗示她不要到处表自己的作品，柯灵说：“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是卖力、鼓掌、拉场子的，那是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包括老文学前辈郑振铎等都十分关注着张爱玲。

《杂志》这个刊物它与rì本有着说不清的纠葛。它不但附属与以rì本人为后台的《新中国报》，还粉饰rì本统治下上海的“太平”、“共荣”。不过，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杂志》又有意坚持与一般商业刊物很不同的“严肃”态度，声称要走纯文艺路线，较多表与政治关系不强烈的各类实地报道、人物评述、专辑、记录等，在上海文艺界的确颇有些地位。

这些劝说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自然是中肯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rì本自然需要文学这种“软xìng”文化来镀造去统治的“繁荣”与“文明”，张爱玲的走红无疑有助于这种假象。

文学前辈郑振铎当时在上海隐名埋姓，典衣节食，埋头于祖国文学遗产的整理与抢救，yù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着“史流他帮”、“文归海外”的大劫。（郑振铎为祖国的文学遗产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当郑振铎在《紫罗兰》、《杂志》、《万象》等杂志上看到张爱玲的小说时，深为作者的才华与深刻所惊叹，认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又正当兵荒马乱的，应该好好珍惜才对。

于是，郑振铎找到《万象》的主编柯灵，要他劝说张爱玲，不要像现在良莠不分地四处表作品以防中某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的圈套。他具体建议，要张爱玲继续写文章，但不要表，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开明书店是地下党办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叶圣陶已经撤退到netg，而只有夏丐尊和章锡琛留守，他仍延揽了上述的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上在那里韬光养晦，养jīng蓄锐。从这些文坛耆宿来看，这未必不是一条保险而又实际的建议，因为他们经多涉广，对社会的不测风云心中有底，虽然这个建议当时说给张爱玲，以她的为人处世之道，不见得采纳，但柯灵还是选择了机会向张爱玲表达了郑振铎的建议。

事有凑巧，不久后张爱玲给柯灵写了一封信，把柯灵作为朋友，向他征询是否同意zhongyang书店老板平襟亚的建议，在他那里出本小说集。zhongyang书店成立于1927年，系平襟亚创办，主要出版标点长篇章回小说。太平洋战争爆后，又创办《万象》月刊，仍是平襟亚为老板，柯灵为主编。这个书店靠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靠低价倾销取胜，zhongyang书店即靠此起家。平襟亚，系学法律出身，亦是梨园常客，文坛趣友，好做插科打诨的戏文，以后也曾为张爱玲为题材作一小品文，这已是后话。

柯灵虽在《万象》杂志供职，由于他们之间也有着不一般的友谊，柯灵却存心不想让张爱玲混迹于此。加之郑振铎已有言在先，便顺手推舟，又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开明书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想以此对比出，该书店的出书量，并说明如果是他，宁愿婉谢垂青，不予出版小说集。柯灵恳切陈词于张爱玲，言以她的出世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能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张爱玲很快回信，极其坦率地说要“趁热打铁”，言及此刻正是她走红的时候，再推一把，更能推波助澜，成就她的名声。她的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社是《杂志》社。柯灵有点后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zhongyang书店，成全了平襟亚。柯灵真是十分的暗自失悔。

张爱玲毕竟年少气盛，而她又是那样地盼望早rì成名，以实现自己各种生活夙愿，她的早熟使她早已觉得她该迈出一个真正net的境界，那种有地位、有身份、有名气、有财富的net境界。

于是，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于1944年8月在上海《杂志》社出版行。出版后第四天便一销而空，轰动上海文坛，复有再版。

在《传奇》再版的序言中，张爱玲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率直地表达了她对出名的热望与急切：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两段名言是张迷们的至爱，也是我的至爱，多次在我的文章里出现过。）

张爱玲是实际的，功利的，但她的实际和功利来自她意识深处的危机感和困惑感。因此，虽然她并不明白“更大的破坏”将是什么，是什么xìng质，但她只要牢牢地抓住现在，要趁热打铁，要快快出名。

在她早慧的头脑中，早已千遍万遍地思考过，生命就是一闪即逝的，所有的光辉都将成为过去，最靠得住的只是现实的存在，因此，与其深思熟虑地打算，安排着未来，还不如在此刻破坏尚没有来临的时候，让她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去出名。

因此，处于这种“出名要趁早”的奇念，张爱玲愈美文铺地，玉珠满盆，她将她在旧式家庭的浸yín，战争风雨里的洗练，个人天xìng的敏感所凝练成的生命的感悟，加上融会了传统文化jīng华的西方文明机俏的jīng品jīng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

于是，在1943年、1944年的上海各种活跃杂志里，如《天地》、《万象》、《杂志》、《苦竹》、《小天地》、《古今》、《紫罗兰》等等，均可见到张爱玲的大名，真可谓名噪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