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张爱玲的“成名”的记忆(下)
()1944年的上海街头。黄浦江的水在远处昼夜奔流。
一位年轻的上海小姐,一袭桃江sè的旗袍,黑缎镶边,外罩一件葱绿sè的古式夹袄。她似乎遇到什么兴奋的事情,脚步异常的轻快。
她匆匆地奔走在一个个报摊前。大堆五花八门、花花绿绿、良莠混杂的报刊里,她要寻找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一扇可以看月亮、看热闹的小窗户。这是一本印制jīng美的不厚不薄的书的封面,那上面有两个隶书的字体“传奇”。
她痴情地看着它。
“小姐,来一本吧!”摊主热情地招呼她。
小姐装着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这书可好卖了!我一下子进了几十本,这不,就剩下这最后两本了。你拿一本,另一本我还舍不得卖呢!我要留着自己看。小姐,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张爱玲’这个作家吧?……”
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小姐讲述着他听到的有关张爱玲的逸事。当时,张爱玲的传奇家世已被披露了,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是的,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行后,四天便一销而空。
这一年,23岁的张爱玲几乎一夜成名。她迅走红,与当时的已经成名的女作家苏青、潘柳黛、关露、吴婴之、汪丽玲一并成为上海滩又红又紫的女作家。对于这种“传奇”的变化,不仅是她的家人未曾始料及,恐怕连她自己也未曾想过有这么快就红遍上海。不过,这也正是她的期望,在圣玛丽亚女校她就曾想过要过林语堂。她坦承自己有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她更幻想着过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
这个与时代脱节了的世界震动了读者。柯灵回忆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就红遍了上海。”
在不久后又出版了《传奇》的增订版,出版的《传奇》增订版的再版序言中,张爱玲坦率地说:“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的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疯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爱玲是主张“趁热打铁”的。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少年时魂牵梦萦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艳羡的事实。所以在《传奇》的序言中,张爱玲明确的表达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这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在我的文章里出现过多次,让我感悟......,让我叹息......,让我震撼.....,让我沉醉......。这句名言也在半个世纪多、乃至近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激励过多少有志青年。
当然,张爱玲的崛起、成名是上海滩多种力量“合作”的结果,并非只有周瘦鹃的《紫罗兰》刊物,柯灵的《万象》刊物。其他几家杂志社也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苏青办的《天地》刊物,比如胡兰成办的《苦竹》刊物,尤其是以有rì伪背景的《杂志》刊物为,给张爱玲的成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张爱玲创作的“井喷”期,《杂志》也是接连着登出张爱玲的小说,如《茉莉香片》。这篇文章是张爱玲自己送稿上门的呢,还是《杂志》主动来约稿的呢?不得而知,但在《杂志》随后表的《到底是上海人》,就已经是再约稿了。这是张爱玲面向反应强烈的读者的一份答辞,她这样写道: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杂志》在推出张爱玲的过程中,用力最勤。在随后两年里,《杂志》不惜血本,为张爱玲迅出版作品集,为她多次召开多种形式的张爱玲作品座谈会、纳凉会。为专人作品开座谈会、纳凉会,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它只属于张爱玲。
但是文坛中人,包括张爱玲自己,都知道《杂志》是一份背景比较复杂的杂志。它与rì本有着说不清的纠葛。它隶属于以rì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它与一般的消闲杂志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表面看是“rì伪”派的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在沦陷区的上海,它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它的实力是其他刊物所无法比拟的。
张爱玲素来远离政治,加上成名心切,所以她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张爱玲没有接受前辈的婉劝,坚持与《杂志》合作。对她来说,民族、国家这些玄远的事情,与自己并不相关。相反,出不了名则关系着她一生的志愿。机会来了,她不可能弃之若屣。在年轻的她看来,成了名就意味着一切,成了名就意味着一切的完美与快乐。
她需要名气、钱、zìyou与快乐。她曾经说过:“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她还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的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糕团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政治不政治,她实在是无心顾及、不在意的,也不认为是值得考虑的。自《茉莉香片》起,《杂志》为推出张爱玲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包括6续表了她此后的大部分作品,如《殷宝滟送花楼会》、《留情》、《创世纪》、《论写作》、《说胡萝卜》、《姑姑语录》等等,更包括为扩大她的影响而举行的各种形式的宣传。
次年,小说集《传奇》再版出版后,《杂志》又在康乐酒家主持召开了“《传奇》集评茶会”,邀请来的上海社交圈、文艺圈的知名人士前来参加捧场,吴江枫、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实斋、钱公侠、谭正壁、谭惟翰、苏青、袁昌、麦洛川等知名人物都谈了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印象与意见。并特意安排初出茅庐的张爱玲作主要言。时隔半个多世纪,谷正槐回忆其事时这样写道:
“1944年8月26rì由《新中国报社》主办,假座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集评茶话会’出席者有陶亢德、谭正壁、苏青、章实斋、袁昌、谭惟翰、炎樱、柳雨生等十几多人,在这些出席者中我的年龄最小,又因为我用‘谷正槐’笔名为《杂志》写稿,除了主持人吴江枫外,都不知道我是‘沈寂’,故称我为‘先进作家’。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着橙黄sè上装,品蓝sè长裙,式样奇特,sè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口红的嘴唇)。她沉静得近乎似一座玉女石像,庄重得令人起敬。伴同张爱玲一起来的是她的印度女友炎樱,像来自热带的女郎。大家的言都是溢美之词,称赞张爱玲的技巧和文笔。只有谭正壁谈及内容和人物,很简略。”
后来,《杂志》还以茶宴形式召开过多次纳凉座谈会,纵谈生活与艺术问题,张爱玲出席了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虽然她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但是作为众人关注的中心,年轻的她深感惬意。
《杂志》的这些努力如愿以偿。短短一年的时间,张爱玲即成为上海滩“传奇”甚至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常常和她一起出席活动的炎樱写过一篇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提到:
“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再上街后就变得招人耳目了,有一次一群小女学生跟着喊:‘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好奇地回头看。又有一次,一个外国绅士老跟在后面,可怜巴巴地要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
炎樱叹息道:“从前疯狂的事情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里的nai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里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者是太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炎樱的“苦恼”之下,不难想见张爱玲在上海“倾城倾国”的凤仪。
然而,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这种清清爽爽的“卖文生涯”,她自己多次欣赏自己的职业,并且以此为乐,深感清苦,还乐此不疲。
张爱玲这样写道:“苦虽苦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张爱玲充分体会到这种职业格外享有一种人格的zìyou,她说:“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愿意要一个抽象的主人。”
当然,张爱玲“传奇”般的崛起也有其他的客观原因。实际上,张爱玲的写作,与新文学传统,甚至与她心爱的鸳鸯蝴蝶派都很有差异。2o世纪4o年代,李君维就敏锐地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评价张爱玲的: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在百新书店出售就显得有些尴尬,它挤在张恨水《似水流年》的旁边好像不大合适,挤到《家》、《net》、《秋》一起当然更合不到一起。正如热闹的宴会里,来了一个不之客,主人把她介绍到这边一堆人里,话也不投机;介绍到那边一堆人去也格格不入;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她与两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得冷漠。”
但是“不之客”也有成功的机遇。这就是,“孤岛”沉没后,矛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6续离开,上海文坛一时出现真空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为“新人”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对此,柯灵颇为感叹地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诺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一个机会。rì本侵略者和汪jīng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那就更没有张爱玲小说里的主人翁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年――1945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柯灵这段话确实算是很明白的话。
这是**裸地站在天底下飞扬放恣的张爱玲,这是衰败的时代创造了完美的张爱玲。
《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有这样一句说主人公白流苏的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用这句话来说张爱玲,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44年,是沦陷区的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张爱玲一生中的短暂而明亮的传奇岁月。
这两年,就是人们一直相传堪称上海的“张爱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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