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现在想起来，整件事是从2018年的那个冬天开始的。

天气预报中的大雪如约而至，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滴水冻成了冰凌，平日里本就灯火阑珊的棚户改造区被覆盖上了一层白色，积雪掩藏了景物原来的模样，让周遭的一切都变了形，给人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这时候真适合怀旧。我喃喃自语。

一阵寒风吹过，几朵雪花从树梢飘落，恰巧掉进脖领子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自觉裹紧了羽绒服。

我继续朝着目的地走着。登山靴的防滑性能不错，无惧地穿甲的路面。我开始庆幸自己昨晚翻箱倒柜把它俩找出来是多么正确的决定。鞋底踩在雪地和动土的声音是不同的，但都很单调与乏味，它们撞击到围墙之后又反射回来，传到耳朵里，踢踢踏踏，给人一种有很多人走来走去的错觉。

这让我想起了搬家之前的日子。那时候的人们都住在临街的几个筒子楼里。老BJ人很讲究睦邻友好，街里街坊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时间长了就发展成了一种介乎友情与亲情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不管是谁，出门还是回家，只要在见到老人便一口一个大爷大妈的叫着，对方也欣然接受，热情地招呼“吃了吗”，你要是回答还没吃，对方真的会把你拉到家里再加副碗筷。但凡有点什么新鲜事，更是全楼出动，像今天这种雪天，定是这样一幅画面：孩子们追跑打闹，大人们拍照聊天，老人们扎堆聊天，讲着几十年前自己遇到过比这雪大的天气云云。

只可惜，往日不再。

一纸拆迁公告让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们各奔东西，留下来的人也并非怀念这里的生活，不过是为了多要些补偿款罢了。凡事一和钱挂钩就免不了沾染市井气。

好在当年的几个”发小儿“还留下了联系方式，于是有了今天的聚会。

约在一家名为“人和鱼乡”的小饭馆，地点是我选的，就在离棚改区一条街远的路口。发小儿们早已天各一方，但我知道，只要说是以前住的筒子楼附近，他们总能找到的。

这家川菜小馆里只有一道拿手菜，那就是水煮鱼。据说这里的老板曾在京城水煮鱼圈子里非常有名的一家连锁餐厅里做到主厨的位置，挣够了钱便自己出来创业。一般的菜品都是其他后厨制作，唯独水煮鱼，老板是要亲自掌勺的。再加上作为成都人，他深谙正宗四川菜的做法，品相俱佳的川椒在一般的饭馆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罕物，一有机会他总能从家里带些土生土长的辣椒等原料过来，因此他做出的水煮鱼特别地道，也吸引了不少老餮宁肯绕上半个三环也要亲自来尝。

一盆热气腾腾的鱼端上饭桌，果然名不虚传。那种独特的浸着热油的辣味就钻进食客的鼻子里。掺着杯中散发出的啤酒花的香气，让人胃口大开。

今天面对几位铁哥们儿，这顿酒自然是躲不过去的。

几杯精酿啤酒下肚，大家的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像做你们这种工作，肯定能遇见新鲜事吧。解决得了的，还有解决不了的。况且你还有收集各种稀奇古怪故事的癖好，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自己也出本书什么的。现在不是流行出书嘛。那些名人没少找人捉刀。”一个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哥儿们向我建议。

“我看行，我们帮你起个头……”一群人起哄道。

“就我？还出书？平时写个报告还折腾半宿睡不着觉呢。

最后发现抽的烟比写的字还多，老婆一百八十个不乐意。”

“感情是个妻管严。”一群人继续挤兑我。

“那怕什么，不是有我呢。你写个初稿，我来帮你润色下，保准有人喜欢。什么叫哥们儿，我这样就是两肋插刀。要是写的不行，你插我两刀。”他说着还掰开筷子比划了一下。

“我？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头摇得好像拨浪鼓一般，“有保密条例呢。”

“你这不都脱了那身衣服了吗，而且权当是故事，你随便编，还怕啥。你爱写不写。先把这杯喝了。”

“不过还真没听你说过那些故事，今天难得哥儿几个都在这，就给我们讲讲，全当下酒菜了。”

凡事就怕有起哄架秧子的。要不怎么说三人成虎呢。

干完一杯啤酒，酒精影响下的我也开始有些头脑发热了：“讲讲就讲讲，你们可都听好了，出了这个门，别给我胡说八道去。”

“是，是。”一帮人把脑袋点得如同捣蒜一般。

我叫赵晓安，拂晓的晓，平安的安。

这个名字是我的爷爷给我起的。

听老爷子说，我出生那年就异常，可惜不是什么“天有异象，地有异动，必出高人”，却赶上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雪。在东北有个词叫“压趴架”，其实形容得是豆角长势好，把架子都压坏了。而那天的大雪也赶得上“压塌屋”的程度了。老爷子后来回忆，出门就看见大合作社的棚子真被大雪压倒了。多亏出事的时间尚早，菜市场还没开门，要不非把人捂底下不可。

天刚破晓家里接到妇产医院的通知，说我母亲难产危急，让家里快去人，必须有家属在现场签字手术。恰巧我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办案，一时联系不上，爷爷只好带上我叔叔赶往医院。

还有更麻烦的。

时间往回倒上三四十年，BJ虽然是首都，但也还是个环路外就是一片片菜地的城市，入夜之后，普通公共汽车末班车时间一过，周围便立刻安静下来，那年月也没有出租车，路上连小轿车都少见，自然无法和现在霓虹灯闪烁、夜生活丰富的现代化都市同日而语。于是爷爷和叔叔一出门，便抓了瞎——凌晨时分街上也不见个人影，妇产医院离又远，怕是撒丫子跑过去也来不及了。

人命关天，那是刻不容缓的事。

到这个关头，人总会做出些不管不顾的事来。

正在两个人记得团团转的时候，刚好看见一辆夜班公共驶来。两人如同看见救星，立马站在马路中央，任凭司机按喇叭晃大灯也不躲闪，硬生生把车拦了下来。

还没等司机师傅开口，两人便把我母亲难产的事合盘托出。

一听是这么回事，司机师傅一拍大腿：“得嘞，今天这车我也不拉别人了。老先生您坐好，我直接奔医院。”

瞧瞧那时人们的觉悟。

等赶公共汽车到达医院以后，我爷爷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一面指挥我叔叔去缴费，一面自己以直系亲公公的身份在通知书上郑重签下了名字。事实上医院那边也没耽搁，早就把我母亲推上了手术台。几个小时之后，就见医生从手术室里面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母子平安，是个男孩。

老爷子这才长舒一口气，大呼万幸，要是母子有个好歹，可怎么向孩子他爹交代。

护士长说孩子出生要登记，叫什么名字，我爷爷想了想说：“破晓出生，母子平安，就叫晓安吧。”

再说说我当警察，那事也可以说是祖传的。

从民国初年那阵子算起，那时我爷爷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凭着身强力壮，脑子也活份，还认识几个字，就想托人在当时的北平市公安局谋个差事。我爷爷的性格是不招灾不惹祸，大志向没有，大本事不会，在那年月的城市生活，就只能穷一辈子，但至少穷也要图个安生。

好不容易七拼八凑了几块袁大头送上去，再加上一包好礼，巡长总算点了头，留下爷爷在他手下当个巡警。其实说白了就是个管闲事儿的。谁家的东西丢了，哪条街上出了“倒卧”，什么地方闹了苍蝇都要管，，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平时就在街上宣传防火防盗、注意卫生。

尽管挣得也是辛苦钱，但那年月当警察不得民心，街里街坊的当面和和气气，叫你“长官”、“老总”，你管了人家背后戳着脊梁骨便骂你是“臭脚巡”、“狗腿子”。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个每月几个银元差事，至少能养家糊口。逐渐还有了点自己的积蓄，于是娶了街坊的女儿，再后来就有了我的爸爸、叔叔和姑姑。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让日伪给占了去，我爷爷继续留在所谓的“北平特别市警察局”里，搞什么“治安强化”，更没少被人指指点点。

老爷子很少提起那些岁月的事情，问起来也总是说：坏人也抓过，好人也抓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若是被父亲追问得急了，老爷子一准儿定会说：“问那么多干什么，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小兔崽子审起我来了。”

要说爷爷也还有些血性。四二年第五次“治安强化”的时候，爷爷终究气不过侦缉队的横行霸道，和队长干了起来，结果不仅被人打了一顿，还被扣了个“非法抗日”的帽子，那可是枪毙的罪过，于是被扔在牢里等死，最后是我奶奶卖了嫁妆，又找遍亲戚借钱，上下打点，才把人从死监里捞出来。我爷爷因此丢了饭碗，还落下来病根，干不了体力活，只好靠做点小买卖养活我父亲和姑姑。幸有一帮老街坊帮衬，也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段动荡时光。

我爷爷总觉得老舍笔下《我这一辈子》中的“我”就跟写自己一样，就是给被时局所抛弃的小人物，所以一看《我这一辈子》，我爷爷总免不了长吁短叹一番。直到老人弥留之际，我姑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还是说要看看《我这一辈子》。姑姑就拿出书给老人念，念着念着老人就走了。

接下来是我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参军。原本干得默默无闻的父亲却因为身怀游泳的绝技，在一次“大练武”中一口气游了两万米，结果被前来观摩的师长看上了，生拉硬拽干起了炮兵，给首长当警卫员。

六几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还被安排当上一名人民警察。哦对，那时叫公安。

那时的警察局里几乎一水儿都是转业军人，更像个天南海北战友大串连，大家戏称“不在部队，也和部队差不多”。父亲一直说，战友之间的关系是最亲的，因为你敢把自己的背后交给战友，那才是过命的交情。那些时常来我家的“叔叔”、“大爷”们也没少给我灌输这种思想。

现在轮到说我自己了。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想不当警察都难。现在回想起来，我看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就是父亲书架上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似乎就预示了我的命运。

初中毕业后，我是在父亲的“建议”下报考的警校。说是“建议”，实则是被父亲架上考场的。为了这个，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最后父亲撂下一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子就是干警察的命，这事听我的，你少管。”“你就是轴！”母亲一怒之下回了娘家。

虽然拗不过父亲，不过我心里还盘算着跟班里的“对象”报考同一所高中呢。那时候警校搞提前招生，和中考的时间是错开的，我便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你让我考警察我就去考，不过要是人家看不上我，就不管我的事了吧。”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要说面试的时候拼命表现自己的优势并不容易，不过要想多“突出”一下自己的缺点不算困难。只是考官见惯了我这种“刺儿头”，深谙对付之道，诀窍就是利用血气方刚小年轻的求胜心和表现欲，什么安排个互相看不上眼的对手，或者有位警花小姐姐在旁边关注，在荷尔蒙的刺激之下，我竟莫名其妙拿了个第四名的成绩。

几年后，我顺理成章地进入BJ警察学院深造，选择的专业是侦查学，这也是出于父亲的意愿，多少有点子承父业的感觉。

毕业后，我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市局刑侦总队大案三队。

“等会儿。”刚才还听得津津有味的朋友突然打断我的叙述，一脸疑惑地问，“你不是在市局刑侦档案处工作吗？还在大案支队干过？有这英雄史，没听你说起来过啊。”

其他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许多疑问，就好像在审视一个刚认识的人一样。

有那么一刹那，饭桌前静得出奇，我似乎听到了啤酒内气泡散发和水煮鱼中滚烫的油翻滚组合在一起的奇妙的声音。

被朋友们这么一问，也勾起了我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思绪，那正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是被我永远隐藏在内心中最黑暗的角落里的故事。也许，今天是该说出来的时候了。

我盯着眼前的啤酒杯，突然想起佛家的一句禅语：杯中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于是一把将它抓起来，将其中的啤酒一饮而尽。我没法回答这句富含哲理的问题，却可以用实际行动解决它。

酒精的作用让已经微醺的我有些头脑发热，我嗽了嗽嗓子，抬起手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将身子探到桌前，轻轻地说：“说来话长，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恐怕没有人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