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奇人陆法和（二）

五，应验

“反了，侯景真的反了！”

太清二年十月，朱元英一头冲进陆法和在清溪山的茅庵。

梁武帝太清二年八月十日，侯景据南豫州首府寿春叛乱。九月二十五日，侯景声言狞猎，率军南下，先占据谯州，接着攻下历阳。

十月十三，萧衍派宁远将军王质领军三千沿江防守。

十月二十二，在萧衍侄子萧正德的帮助下，侯景率八千部众渡江。王质不战而退，名将陈庆之之子陈昕被俘。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往各处军镇。

此时陆法和正在清溪山传道。于山中结草庵居住。朱元英在确证消息后，紧赶慢赶跑去报信。其实陆法和早已知道。

去年（太清元年，也即中大同二年。此年梁朝改元一次）侯景背叛后，东魏权臣高欢的儿子、年轻的高澄处置得宜。他先封锁父亲的死讯，等到切实掌控了军政大权，这才发布消息。然后发兵进剿。但是侯景人虽狂妄，手底下却有硬货。东魏军想要一口将之吃下，反而连吃了几个大亏。其后在名将慕容绍宗主持下，东魏军稳扎稳打。侯景慢慢不支。毕竟他以一隅之力对抗一国，打消耗战是不会有便宜的。再加上带的是叛军，军心本不稳固。开头侯景骗他们说北方的家属都已被杀，勉强稳住军心。后来情况不妙，对方也适时展开政治攻势，说大家的家属全都安好，只要及时反正那就既往不咎。人心一散，局势顿时不可挽救。

梁朝的援军也打了败仗，自顾不暇。侯景只得收拾败军仓皇南逃。逃到梁朝南豫州地界，有个梁奸刘神茂主动找上门去，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以河南王身份骗开州城占据此地。侯景只剩七八百残兵，心想与其入京城讨冷饭吃，当然不如占块地盘做土皇帝。于是两人合作，以哄骗方式占据了寿阳。萧衍要是脑子清楚，对这种迹近谋反的行为本该严加惩处。当时接纳侯景，朝中反对者众多。但萧衍既自负又贪小便宜，指望借侯景之力对付东魏。此时侯景兵败，已无利用价值，又有这种严重违法行为，等于自己给萧衍制造治罪的借口。可萧衍年老昏瞀，政治智商衰退成了负数。不但不治罪，反而就地封侯景为南豫州牧，将地盘合法赠予。侯景在此渐渐恢复元气，后来见梁朝与东魏眉来眼去，似乎有对自己不利的的倾向，侯景当机立断，于八月抢先出兵向南攻击。

朱元英见陆法和料事如神，侯景果然谋反，而且凭乌合之众连下数城，俘斩名将多员，此时居然渡江攻击建康，心中既激动又不安。报告了消息后，他连连追问陆法和此事会如何发展。到底是侯景兵败被杀，成为南朝政界一个笑话。还是首都建康会被此枭攻占，让南朝沦入灭顶之灾？

这种论断倒是不好轻下。陆法和始终笑而不语。受逼不过的时候，才轻描淡写的说道：“攻没攻下有差别吗？咱们只要做好准备，等时机成熟出兵征讨就是。摘果子要等成熟时节。灭亡侯景也要等他恶贯满盈。把握全局，勿问细节。”

这种见解令朱元英大为叹服。本来魏晋时代出产名士，名士的言谈处事都是潇洒不羁，重意不重形的。魏朝王粲好驴叫，死后魏文帝亲率众臣学驴叫送行。东吴诸葛谨脸形很长，孙权为作弄他，有一天弄来一头驴，在脸上写了“诸葛谨”三个字。朝臣看了全都大笑。不料诸葛谨的儿子诸葛恪人小鬼大，拿笔在驴脸上加了“之驴”两个字，二话不说将驴拉回家去。令孙二哥损失了一头驴。晋武帝司马炎儿子出生，大喜之下赏赐群臣，一老古板认为无功不可受禄，司马炎大笑说我生儿子怎能让你出力！东晋王子猷（王徽之）住在山阴（绍兴），一夜下了大雪，他突然想去拜访戴安道，于是连夜乘船前往。戴安道住在剡县（嵊州），两地相隔八十里。等船到目的地已经天亮。王子猷突然发觉兴趣已在路上丧失，也不敲门就原船回去。所谓乘兴而来，兴尽便止。以上就是名士的风度。

可惜这时已是南北朝，名士风liu早已被雨打风吹去。朱元英虽然也是大姓子弟，为人却是庸俗不堪。他的宗族还在建康，实在牵挂他们的安危，于是很没品的追问不休。这种情形有点象笔者小时候看电影，常常见到某种观众追问旁人“后来怎样？”“这个是好人坏人？”“主角最后是活是死？”这种观众很令人讨厌。陆法和也是这样认为。但他知道不给个答案很难脱身，最后只得拿出江湖术士的语法逻辑，斩钉截铁的答道：“攻下了……也等于没攻下！”这才算把朱元英镇住。

而事实上，这种语法是古今中外普遍通行的“神示语”。妙就妙在模棱两可，看似下了结论，其实诡诈得很。街头算命者常用的“父在母先亡”就是典型例子（没看懂的请努力尝试多种断句法，直到理解其中两种含意。若是始终领悟不过来，建议以头撞墙三次，回来再看）。除非遇上存心砸场的，凡来求教的其实内心都有见解或者倾向（可能深藏于潜意识中，自己不太容易发觉）。这种语法是一种潜意识投射工具（相当于心理学上的墨迹测试法）。想找权威解决疑难的，便能以之发现权威。内心很担忧某件事的，便能从中找到忧患。极希望某事有良好结果的，便能从中发现美好。主持者只要细心观察，自能发现求教者的内心隐秘。于是对症下药，自然人人信服。

简而言之，大众最信奉既指出真实的问题、又合乎自己预期的预言。他们通常不能区分“给出安慰”和“给出指导”的差异。就象后世在广东混，只要见男人就称靓仔，见女人就称靓妹，不分男女都祝他（她）大发横财，广东人就会认为此人“很会说话”是一样的道理。

话归正传，朱元英从陆大师的指示中找到安慰，又听取了若干指示，便带着收获返回江陵。

六，祸根

南北朝时期军事上北强南弱。但北魏末年朝局动荡，分裂为东西魏后，实力大大消减。这本是南朝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但是梁帝萧衍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萧衍出身士族，学问渊博，情趣高雅。也有胆略和将才。少年时期领军打了不少胜仗。后来从襄阳起兵，杀了众叛亲离的齐末帝（东昏侯）萧宝卷，随即篡齐建梁。萧衍是贵族执政的典型。既有家世学问，又有从政经验。起初将梁国治理得不错。又恰好遇上北朝大削弱，边境上烦心事并不太多。

人生到了萧衍的境界，唯一目标除了成佛成仙就是长生不死。萧衍不负众望的选择了其中之一，即信仰佛教。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事，但萧衍在文化上秉承名士和帝王的两大恶劣因子，结果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佛教以八识百法建立心物一元的世界模型，其宇宙观、人生观宏丽精深。以萧衍的知识和情趣，被吸引是很自然的。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学佛乃大丈夫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喜欢是一回事，信奉又是一回事。萧衍根本放不下物质世界的诱惑，也澄清不了名士派头的流毒，他的信仰佛教，不过是拣取自己喜欢的部分接受。即使是这种部分接受，仔细推究也是大成问题的。

他的信佛如何信法？一是大造佛寺，敬礼僧人，大量度人出家。二是持守戒律，过午不食，也不吃肉。从五十岁开始还戒了色。三是为守杀生戒，对罪犯极为宽容，最怕判人重罪，于是皇亲国戚、流氓恶棍都托了他的福，而守法百姓就倒了八辈子血霉。恶劣例子非常多，随便举一个，他的儿子萧纶派杀手杀了大臣，事情查出来，老头子暴怒两天，处理方法是把人放了。为什么不肯从重处理呢？因为他信佛嘛，怕判人重罪对自己有不利果报。反之宽容就会带来善报。可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须知放纵罪犯等于自己犯罪，这根本不是在造福，而是在造孽！

这种拼命祈福的行为发展到极致，终于某一天，萧大皇帝舍身入寺，表示不做皇帝，要做和尚。这下群臣都急了。大家左劝右劝，讨价还价，最后花巨款把他从佛寺里“赎回”，继续做他的皇帝。这种超级行为艺术，换一个非名士出身者是很难演得精彩的。其实他哪是真想出家，无非用这种行为来“佞佛”（讨好佛），以之乞求佛的保佑。其信佛格调之低下，已经跟不识字的愚夫愚妇趋同。这种信佛，根本就是叶公好龙。怪不得天竺高僧达摩和本土的傅大士都跟他话不投机。

解析起来，这是一种典型中国病，即认知上的纯主观性以及行为的高度趋利性。换种浅白的表达法，可以说萧衍根本不是在信佛，他是在跟佛做生意。他利用皇帝的资源，用行政手段讨好一下佛，为自己换取来生富贵，这种轻松的好事当然要抢着做。至于别的难度高的，太为难自己的，那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西方哲人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萧衍不想感知的部分，当然全都不存在。

于是这么信佛的一个皇帝，却留不住东来传法的达摩大师，任他一苇渡江北上开派。江东的傅大士学理高深又兼手段灵活，亲身示范居士也可以修行深湛佛法。然而萧衍对他那套不感兴趣。潜意识里，他或许在说：“我堂堂皇帝信佛，自然有我简单省力的方式，都学你们这种乡下俗人，那皇帝还值个屁钱了!”

帝王意识与文人主观思维的结合，不但在信佛一事上偏差很大，事实上早在之前治国治家上，问题就已暴露无余。萧衍登基后，对皇族大力提拔，诸子各领重兵镇守一方。行为上高度放任，几乎可以说是怎么胡来都不会有事。残虐百姓？没事。擅杀大臣？没事。贪污**，荒淫废政？那更是不值一提。甚至不认他这个老爹，叛国投魏……那也没事！

这样的宽容，效果如何？

二儿子萧综死活认为自己是野种，一门心思造反叛乱，而且至死不悔。大女儿跟叔叔萧宏通奸，谋划干掉老爹让萧宏上位。侄子萧正德跟侯景合作，私下派船助其渡江南下。等到侯景兵围台城，各地手握重兵的皇子没一个积极救援。私底下全都希望老头子和太子被杀，好让自己有称帝的机会。

总而言之，家教是彻底的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萧衍虽然博学，逻辑思维能力却极为低下。他不知道“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的道理。更不知道言传不如身教，主观意愿和空洞说教完全抵不上子女对自己行为的揣摩领会。

比如说，建国初对功臣的苛薄，是一种自私寡恩的身教。拒谏饰非，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这是唯我独尊的身教。弟弟萧宏军事政治无一才干，屡犯大错却胆大包天想杀萧衍，还跟侄女**私通。这样的人物，萧衍却一再宽纵，甚至见其贪污**而大表赞赏。因为才能差，威胁就小。而一旦努力谋财，谋反的心思就更加弱了。与之相反，太子萧统有才有德，政治威望不断高涨，马上引起萧衍猜忌。萧衍就借“腊鹅案”对萧统进行敲打，弄得萧统一直到死都心中惶惶。后来因伤早死，病情恶化之快恐怕就有心态恶劣的原因。这更是一种宽严两误、充分暴露虚伪阴暗面目的身教。

如此种种，子女们完全看在眼里。再加萧衍无原则的宽纵，结合起来效果“惊人”。现代有教育学家指出，父母对子女不当行为的宽纵，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使其养成劣习。另一方面却是对父母的深度鄙视。后一条有点出乎意料。事实上小孩子自有其价值判断体系。潜意识中他们十分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父母以溺爱的方式“贿赂”他们，换取的事实上只有鄙视和不尊重。所以溺爱子女的父母惊人雷同的发现，自己在子女面前越来越没威信。百分之百的纵容只能换回百分之百的悖逆。萧衍如明白此点，就该知道佞佛的行为多么可笑！

萧衍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博学的傻瓜，一个宽容的暴君，一个失败的家长，再加一个内心多欲而外饰仁义的伪劣佛教徒。

一个统治者，一旦有了萧衍这种内心yu望与外在手段的反差，就注定了失败的下场。春秋时宋襄公yu望膨胀，想以区区残宋之力与楚争霸。偏还自命仁义，要以最堂皇的手法取胜。结果下场是“公伤股，门官歼焉”，仓皇拖着受伤的大腿跑回家。

王莽以骗术起家，夺得政权后不用辣手整固，却自我膨胀想效法先王施行仁义。一方面宽纵旧贵族，甚至对刘汉皇族也不赶尽杀绝，一方面又大搞限田、放奴之类仁政，将有实力的贵族得罪个遍。偏偏手法差劲，得罪了贵族却没能讨好平民。结果两头不着。既没捞到虚名也没得着实利。硬将大好局面折腾到天下皆反。

氐人苻坚靠政变上台，苻氏皇朝本身也建立在军事暴力的基础上。但后期苻坚读书读傻，居然自以为可以靠无原则的仁爱取得天下。对族人无限宽纵，对外族降将、俘虏也极度宽容。却不知这样的后果，是等于在煽动他们：反吧，造反吧。失败了会得到原谅。成功了就做老大。

一个建立在暴力征服上的皇朝，一个得国不正且贪欲无厌逼迫臣民百战开疆的皇帝，带着一群或被灭国或走投无路才无奈臣服的外族将领。统治本是一盘散沙，却偏自信满满对臣下无限宽容。于是结局众望所归，淝水之战小有挫败，成分复杂的各族将领立刻一哄而散，强大的前秦一朝瓦解。

如此这般，危险的先例史不绝书。陆法和博学纵览，再加修习禅定使其心智澄明，早将萧氏皇朝繁华底下的危机看得清晰透彻。

此时侯景虽已渡江围城，离成功却还无限遥远。他手下只有几千训练不足的的新兵。大部分还是在寿阳裹挟的梁朝臣民。他以北方人而且是最为人鄙视的羯族人身份，根本得不到南方士大夫的支持。梁朝承平多年，国力强盛。又是在南北朝这种变乱局面下，军队训练有素，战将层出不穷，军资精良完备。以数千乌合强攻坚城，根本不可能迅速拿下。一旦各地援军四面合围，侯景连自杀都未必能有机会。

可是陆法和知道，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一旦最高统治者出了问题，国力再强，臣民再多，也只能成为有心者的一份嫁妆。萧衍的荒谬行为早已使国内矛盾重重。侯景走到这一步，看似手段强横，其实只不过是暗合各方意原，这才如此顺利。萧衍如不痛加反省，以断然手法从根子上消除隐患，潜伏的矛盾必将借侯景这只“看得见的手”搅乱池水，将沉底烂泥完全翻到水面上来。

借用后世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侯景同志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刻，梁朝的五方神魔对他灵魂附体。使他“理所当然不可不猛”的神勇无敌。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侯景既能渡江，为什么就不能攻下台城？陆法和胸有成竹，他已经为那一天做好了准备。

七，时机

太清三年三月十二，侯景攻下台城（梁朝首都建康的内城）。

自太清二年十月二十四侯景包围台城，直到攻下，历时五个多月。围绕这座建康内城，攻击、防守、支援三方演出了无数场精彩绝伦的黑色幽默大剧。

在这期间，侯景就象一个魅力无限的明星，梁朝众多粉丝赠予其太多的便利。他说要有光，就发光。他说要吃粮，就给粮。他击不退援军，援军就自己退却，或者死不进攻。他攻得筋疲力尽即将崩溃，萧衍立刻同意议和让他整顿，还下诏令各路援军退却。不是侯军太狡猾，根本就是梁军太配合。人生到了这种境界，你要不弄出一点奇迹简直都无法跟粉丝交待。

于是，三月十二日，台城众望所归的陷落。行事昏悖却自高自大的萧衍也终于将人生道路走绝。

消息传到江陵，手握重兵的湘东王萧绎只是淡然一笑。这本来就是他想要的结果。那个昏瞀的死老头要是不挂掉，太子哥哥萧纲要不挂掉，皇位就没他什么事。所以台城必下，这两人必死！

在侯景以不屈不挠、阴魂不散、死缠烂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流氓精神奋战在建康前线的时期，萧绎倒也没有闲着。他在潜心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接班扫清障碍。

台城一下，萧绎顿时如释重负，立即玩了一出把戏。

四月份，太子舍人萧歆象个幽灵般从历史的夹缝里钻出，现身于江陵城内。他自称是从台城逃出，身上奉有密诏，加封湘东王萧绎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并授予“承制封拜”大权。而萧绎原有职位仍然兼领。

一下子，萧绎就在法理上具备统御梁朝所有军队（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做出最高决策（侍中）、自行任免官员（承制）及诛杀征讨（假黄钺）的极度权力，而且还能管理民政及自行征税（司徒）。萧绎原有的职位是：使持节（具备对中下级官员先斩后奏之权）、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九省军区司令）、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兼管荆州的民政）。本身就是梁朝宗室里实力最强的一个，这下子又具备统御天下之权，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出手收拾兄弟子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如果自己得不到最高权力，出力去救出老爹和大哥又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不能完全归罪于萧衍家庭教育的失败。这不是个简单的孝与不孝的问题。而是高度集权的政体下，所有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个人。此外全是臣，全是奴隶。这种制度造成了皇帝一人与全天下的对立。即使贵为皇子，身居高位，仍然是无独立人格，无人身保障的。历代血淋淋的事实一再教育大家，除非能成为那天下一人，此外任你是宰相或是王爷，仍然什么保障都没有、什么尊严都没有。所以历代皇帝连太子都要猜忌。而贵为太子仍想造反，恨不得老头早死一天也好，本质上就是由这种“零和博弈”的局面逼迫出来的。处于这个与全民为敌的位置上，皇帝只能不择手段维护统治。首要一条即是不让天下臣民有任何合作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中国人的一盘散沙，与其求之于大而化之的“文化劣根”，不如认真梳理一下极端**对国民心理的毁灭性伤害，及其如何一代代积淀成极端权力崇拜、蔑视道德、对权势即罪恶的高度理解、对他人的恐惧与不信任之类集体无意识的。换言之，起作用的绝对不是什么道德说教或是先哲哲学体系中的某个提法。而完全在于现实的制度层面，政治实践层面。

萧绎出手的第一个目标是河东王萧誉，萧誉是萧绎侄子。他的老爹就是已故太子萧统。严格说起来，萧誉的“正统性”比萧绎还要高那么一点，所以这个对手必须除去。四月份萧绎一得到萧歆“授权”，立即向萧誉主管的湘州征兵。萧誉当然不肯平白交出部队，干脆的予以拒绝。六月，萧绎派世子萧方等出兵征讨。结果战死。萧绎又派镇兵将军鲍泉出战，还是不胜。只得让王僧辩再上。九月，萧誉的弟弟萧詧为给哥哥解围，从襄阳起兵南下。一直攻到江陵城下。因部下背叛，萧詧战败逃回襄阳。无奈之下投靠了西魏。湘州之战直到第二年五月才告终结。王僧辩擒杀萧誉，萧绎终于切实控制了湘州。随后萧绎逐走据守郢州的六哥萧纶，长江中游尽入掌握。

就在这一时间，侯景也分兵攻下三吴，完全zhan有了江东一带。九月，侯景部将任约溯江西上进攻西陵和武昌。萧绎逼不得已，这才开始部署与侯军作战。

一时间梁朝疆土上战火四起。各种势力打一团。但是陆法和并未轻举妄动。他一直在看，一直在等。他知道若没有真正的好时机，强行出头就象引火烧身那么危险。

这一等又是一年。大宝二年（西元五五一年），侯景声势达到极盛。局面的扩张已超过其人的控御能力。而他的自我膨胀也在此时达到顶点。三月，侯景大举发兵西上，打算与任约合军，除掉最强的对手萧绎。

本来侯景攻克台城，本质上是萧绎有意放任的结果。但是军事上有种现象，即当某方成功突破某一临界点，将会造成一系列强化反应，形成大火燎原、百川汇海之“势”。这种现象相当于工程学上的“正反馈”，一方的成功促进成功，另一方的失败加剧困境。侯景一介丧家之犬，居然凭几百杆破枪打下建康，难免让观望者产生“此天命也，非人力可及”的玄想。而萧氏皇朝却有“王气尽矣”的末世衰象，军心士气难免低落。这样的情形下，通过集体心理上的一系列微妙反应，运气通常会进一步向胜利方倾斜。

四月三日，侯景部将宋子仙攻克郢州，生擒萧绎之子萧方诸。左卫将军徐文盛、右卫将军阴子春逃归江陵。巴州刺史王珣、护军将军尹悦、定州刺史杜多安投降侯景。当时王僧辩正率后续大军前往增援，四月五日刚到巴陵，前线兵败的消息已经传到。王辩僧不敢继续前进，就地停驻在巴陵。侯景趁势西上，将巴陵城团团围住。

到此地步，萧绎已经慌了神智。这一仗不同往时。那时南朝的水军优势不可动摇。前方打得再差，一到水网地带，北军就无技可施。可是侯景夺据江东后，已经有了强大的水师，长江之险对之已不成障碍。巴陵如若再丢，江陵城已经无险可守。而萧绎热衷内斗的遗患至此显露。襄阳的萧詧与他已成死仇，随时会再次南下。上游的老八萧纪纠集大军屯于白帝，依萧家家风，如不趁火打劫才叫变态。萧绎的主力一半在郢州投降溃散，另一半被侯景围在巴陵小城，要是再有不利，萧绎就毫无把戏可玩了。

如此形势，萧绎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大小官员一一打起“双向选择自谋职业”的心思。陆法和却在这个险恶关口挺身而出，上书萧绎要求组军参战，为萧大王击退侯景。

萧绎喜出望外。他知道陆法和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陆法和的这种姿态，等于是以自己“预知未来”的名声力挺萧绎。传达的信息是“萧绎将胜而侯景将败”。

这样的造势机会如不利用，除非萧绎是个政治白痴。但萧绎显然不是，所以他痛快的授予陆法和建军之权，并给予一个“信州刺史”的空头官衔。信州此时还在萧纪世子萧圆照的控制之中。这种官职惠而不费，最合萧大王的行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