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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前夕,我来到周嘉雨工作生活的杨浦,她吃住在长阳路上一间名叫弘宏通讯的店铺,一间20平米左右的小屋,店主是周嘉雨的小姨,也就是乐琦的母亲。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为客人贴膜,睫毛扑闪扑闪认真的模样颇为可爱。

“这么快就到了,打车了吧。”她抬头冲我嫣然一笑。

我点点头:

“公车太慢了。”

客人走后,她倒来一杯热水,从钱包里抽出一张50元递给我:

“你那么点生活费,以后别打车了。”

我接过纸币压在杯下,绕过柜台坐到了她身边。

“你一口气把水喝了我就要。”

她没有犹豫,伸手拿起了杯子,我急忙制止:

“你赢了,烫坏了算谁的?”

我抽走纸币放进口袋,它暖暖的,很舒服。

“肯定算你的,到时候得上医院挂号打针,没准还要躺上十天半个月,一大笔账有你受的。”她做出一个扇我的手势。

“傻妞,我肯定撒腿就跑啊。”我笑道。

她冷哼一声:

“早看出来你是个薄情寡义的主。”

关于“薄情寡义”,周嘉雨只说对了一半,我并不薄情,只是寡了义。

周嘉雨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在这里休息,她在上海没有家也不想去花重金租上一套破房子,因为那也一样不是家,她的家,在启东。我很不解,为什么她没有寄宿在乐琦家里,她告诉我,虽然她跟乐琦情同手足但和小姨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和谐,对于一些时不时的冷言冷语也已经习惯了,在家乡初中毕业以后她就被母亲发配到小姨这里帮忙,说小姨有本事嫁了一个上海男人还开了一间店铺吃喝不愁,说这是一次从小乡村走进大城市的好机会要她好好把握,她就这样来到上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妹,这么多年她最多的是忍耐,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去找别的工作,只是一没文凭二没本事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于是就这样得过且过也算是寄人篱下了好几年,她不是没有想过回家,只是母亲的严词说教让她实在身不由己。

比起周嘉雨,我的命途同样布满荆棘,我出生在上海最远的郊区金山,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从此跟着母亲相依为命,谈不上家徒四壁也仅仅是能够吃饱穿暖而已,母亲常说,人要靠自己。可我却很不争气,成绩一直处于中下游也没有什么特长,她无可奈何地说:

“既然不是读书这块料,那就索性早点上班挣钱去吧。”

于是中考时我果断放弃全部高中,把医药列在第一志愿,讽刺的是,我临时抱上佛脚数学拿到了满分,总分奇迹般的越过当地普高,虽然整个暑假都愤愤不平,但也无济于事。

为了对付午饭,周嘉雨去隔壁新亚大包买来了炸酱面和鲜肉馄饨,她沉着脸说:

“对不起,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哪也去不了。”

我假意生气:

“关门,打烊!”

她笑了笑,指着面前的打包盒:

“你吃不吃,不吃拉倒。”

我饿了许久,炸酱面很快被我一扫而光,她的樱桃小口一开一合,只只馄饨都要咬上足足三口。

“好吃吗?”我问。

她抽出纸巾擦了擦嘴:

“凑合。”

我想,这也许就是她的生活。

很多时候,造成生活不尽人意的罪魁祸首也许不是命运,而是随波逐流,周嘉雨画在纸上的恐龙大腹便便,那原本应该是一条优雅的长颈鹿。

“亲爱的,你这画的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长颈鹿啊,看不出来吗?”她挽起我,笔尖落在我的手腕上:

“画个手表送给你。”

笔尖划过我的皮肤,痒痒的,伴着点点疼痛,画表上的时间跟墙上的挂钟一致,皆是三点十三分。

我和周嘉雨的很多次约会都像这样没有佳肴也没有电影,而我却乐在其中,我喜欢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挽着我画一些我看不太明白的东西,写一些我读不太懂的文字,望着门外来来往往的行人,冷不丁地冲她的脸颊亲上一口,听她红着脸说上一句:

“别影响我创作”。

我总会呵呵地傻乐,然后得寸进尺地搂上她的腰。周嘉雨说,这样的约会不需要花时间去挑选合适的衣服,也不需要打上粉底抹上口红把自己变得花枝招展,她享受最简单的陪伴,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约会。

张启悦不太苟同我的爱情观,他认为浪漫有千般模样根本不像我说得那么简单,他总是想乐琦所想,及乐琦所及,为了带乐琦去锦江乐园坐云霄飞车,他可以每天只吃一顿,并且不择手段的黑我和陈峰的生活费去上网,为了爱情,他可以抠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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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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