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发财

在床上躺了几天的易小山仔细的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自己经历的事情，他发现自己的穿越应该和自己脖子上的和田玉观音牌有关，但是这个牌子他清楚地记得是17年4月从一个陕西卖家哪里买的当时就花了1000多块钱，而且还拿去鉴定过.专家非常明确的告诉他这就是个俄料的现代工艺品，绝对不存在什么他捡漏了买到个古物的可能。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个牌子图上自己的血就能穿越呢？。想不明白他干脆想试试，轻轻一针食指上冒出个小血珠，把食指涂在牌子上过了10秒他就觉得眼前一黑，再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5天前的日军宪兵队牢房里面。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老鼠跳蚤，只是少了李大本事。发现没人的易小山又回去了，过一会易小山又出现在床上。接下来他开始了各种实验。从床到床头柜门被子甚至还包括身边一个打瞌睡的俩猫。最后经过试验他发现，首先：这个时空和抗战时空时间流速为1:1，每次穿越需要消耗他的血，死物品用量都是几滴但是他把窗台上的一盆植物带过去的时候就用了半个一次性杯子的量，等他把猫带过去也是。第二是这个空间是有上限的，他曾经试图把整个房子都搬过去，但是没反应。后来他经过摸索大概确定了长宽度大约是10米左右。依据就是他想把离着10多米外的路灯搬过去的时候没动，但是换成房间里面床就行还能捎带着把门口的鞋架带进去。

躺在床上易小山还在想着李大本事，再经过几次换药后伤口慢慢结痂，相对也能走动下只是姿势不太好看。

武义县城往东5里的树丛里，一道蓝光一闪突然多出一人来，易小山一眼就看见了那颗李大本事藏他手机的树洞，拖着腿往那边去。翻出心心念念的手机易小山发现里面还有东西又在树洞里面掏了掏掏出一堆零碎，里面在上层是一堆枯叶，枯叶下面是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八成新的驳壳枪还有两个10发的弹匣，以及几本中日证件和几张法币100块银元，最让他激动的是两根1两重的小黄鱼。

“发现不少啊，有枪有证件有银元和纸币，银元都是袁大头成色还挺新的，纸币还是法币面值有1元，2元，5角，我不会是摸到情报组织的存货点了吧”手里拿着小黄鱼的易小山暗搓搓的想，然后看了下手里的纸币。这时候的法币还是有点保值的，3元法币还能兑换1块银元，但是也已经开始贬值了。真正开始贬值要等到1941年后，那才是一发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

1936年，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己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

于是山本大尉以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1939年7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是于1935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5元和10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和记号也是非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

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徽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场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1939年至1941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10多亿元。这一发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设备，没收了大量10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得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

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票面价格的70％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30％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签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话说1941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香港。在清点战利品时，日军乐蒙了：国民政府的香港造币厂中的印钞机、货币编码、底册，全套宝物闪闪发光！

此时此刻，日本人想到了开始，但没想到结局——事实证明，对老百姓的收刮能力，太君是不如蒋部长的，他直接预判了日本人的预判。

这时候，蒋部长的心里独白应该是这样的：印钱这种事就不用皇军代劳了，我在行很呢……

事实证明：印钞搞通胀这块，就算老美来了也干不过蒋部长，日本印几十亿？看不起谁呢！山本少佐直到最后也没想过日本人的这个判断是多么图羊图森破。所以山本从始至终都是倾情投入。

很快，山本出品了一批面额5元的法币（当时的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些刚出锅的法币，被以最快速度运到中国，这时候打开包装肯定都是热乎的。

但是运到地方才发现：这套钱在中国已经不流通了！

山本白忙活一顿！但他不气馁！

紧接着研制出炉了的1元、5元、10元面值法币（当时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总有一款适合你吧！

这些假钞鲜艳明亮，张张挺括，塌马太新了，这玩意都是民间买菜，坐地铁，打麻将用的，怎么可能这么好看？

这塌马太容易让人怀疑了，总之没敢用太多，用多了也没人要，给人发红包都嫌晃眼睛。

百折不挠的山本少佐再次投入满腔热忱投入造假事业里面去了……

终于，苍天有眼，山本少佐捣鼓出了以假乱真的假钞！

印币的版样都是重金聘请的高级雕刻大师，不吃不睡，拿着放大镜一丝不苟地刻出来的，连钞票上孙先生头像的头发丝都一模一样，又费了牛劲，进行做旧处理……

人算不如天算，万万没想到啊，山本少佐最终败给了产能：

国民政府在重庆盖了更大的印钞厂，因为常年入不敷出，只能疯狂印钞，不到三年时间就发行1800多亿！

蒋部长表示：我已经通胀了五百多倍。四十亿擦屁股都嫌少！

山本少佐的心四崩溃的：我个特意来捣乱的居然还比不上你自己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