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生如歌——一. 青春岁月

春节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社员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生产队长早早地敲响了挂在饲养点门前柱子上的那块大铧铁。“铛！铛！铛！“很响。整个屯子里的人都能听得到。人们陆陆续续来到饲养点门口等着队长点工派活。

我今天起了个大早。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也将成为生产队里的一个劳动力。第一天参加劳动可不能去晚了。我兴致勃勃地出了门，心情无比激动。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今天才真正长大了，是个大人了。以前那些年也就算个孩子吧。我在心里一边想着一边憋着一股劲，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干活，争取多挣工分，不让老爹老妈失望。

饲养点门口已以聚集了很多人。队长数着人头派着活。有出牛圈粪的，有铡草的……我和另外几个人被派去跟车拉粪。牛圈门前，一个大大的粪堆，占满了大半个院子。有专门负责刨粪的人用镐把冻得很硬的土粪刨成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碎块堆在粪堆周围，以方便装车。车把式举着鞭子一声吆喝，老牛听话地拉着车依次停靠在粪堆旁边。我们一个人跟着一辆车和车把式一起开始往车上装粪。车把式装车前面，我们装后面的，装满后便拉到地里扒成一小堆一小堆，以备播种时下到地里。一个上午，每辆车大约能拉四车。开始的时候，我干劲十足，大家边干边有说有笑，挺热闹地，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后来还没到中午，第三车装到最后的时侯，我就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两只胳膊又酸又疼，手也握不住锹把了。我心里不服气咬紧牙，两只手拼命用力握着锹把使劲铲，可那个铁锹像是跟我作对，总是往一边偏，好不容易铲上来的粪块全掉下去了，我急得快要哭了，眼看着别的车都快装满了，我还差一大截呢。心里一急，干脆把锹一扔，直接用手搬！你还别说，这法子挺好用，又快又省力。我专挑大块的搬，不一会就把车装满了。车把式在那儿看着直乐。他说：“没看出来，你这小闺女还挺“泼实”的，这就对了，干这庄稼地里的活，就得不怕脏不怕土的，好样的。“后来拉第四车的时恰逢，他不忍心看我一个劲地用手去搬，便快速把前面装满之后转到后头帮我装，我很是感激，很庆幸摊上了一个心眼好，又乐观的车老板，不但没怪罪我干的慢，还鼓励我，帮我干活。这样想着心里的压力也减轻了很多。中午回家我才发现，两只手不知什么时侯磨出了好几个大水泡，而且早都磨破了。怎么当时没感到疼呢？可能是当时光急着干活的事了。我怕妈妈看见了担心，没有吱声，偷偷地洗了一下，压碎了两片止痛片抹到伤口上，过了一会儿果然不疼了。

庄稼地里的活，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只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也没有经过锻炼体力太差了，干什么活都很吃力，和队里那些年龄相仿的人相比，可是差远了。那时候下地干活都是“拉大帮“，一大群人，男男女女都有，由小组长领着，到了地头一人两垄，一字排开，给玉米地锄草，大家干劲都十足，你追我赶的，谁也不肯落在后头。我咬着牙坚持着，才能勉强跟在后面。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这里面还有”窍门“，有人投机取巧，根本没有用力去锄草，只是胡乱一搂，搂起一层土，把草压倒了，草根根本没锄掉，等过了一会儿，那草又恢复过来了，就又从土里抬起了头。气得跟在后面检查质量的队长大吵大嚷：“这是谁干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肯承认。

那个时候的农村，老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只有到生产队挣工分，出勤一天画一道杠，就为一个工，而一个工挣多少分是不一样的。最高的12分，最低的也有7、8分。看似挺公平，但细细深究却是非常的不公平。比如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劳力，一些重活累活都是他们干的，一天也就最高12分了，而一些体弱多病，为了生活也要参加劳动，可只能干一些零零碎碎的轻快活，一天也挣7、8分，归根结底，还是吃大锅饭，亏好不亏癞。

1961年，正是低标准三两粮时期，大家几乎什么代食品都吃过了。队里每天有专人负责牵着一头小毛驴拉磨，磨苞米骨子等代食品分给各家各户填饱肚子，加上油水极少，好多人拉不出大便来，有的人浑身浮肿。人们最盼望的是春天快点到来，可以挖些野菜。那时候，掺些野菜做的窝窝头算是最好吃的了。就连谁家来了客人或办红白喜事想吃上一顿不掺代食品的纯苞米面大饼子，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了。平日里早晚两顿喝的是两个米粒粘不到一起的稀饭，一个人能吃好几大碗，到地里干活不到中午就饿了，肚子一个劲得咕咕叫。

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我们的精神面貌却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各级群团组织也十分地活跃。我们在共青团组织的号召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种蓖麻，沤绿肥。秋天的时候，协助生产队看山护秋，干得热火朝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天的护秋。那时侯每年上缴的征收粮中都少不了地瓜，地瓜必须要装包才能外运。这样就需要在头一天把地瓜从地里挖出来装进草袋里，第二天天不亮再装车运往火车站。所以每年这个季节队里的人都格外忙活。傍晚收工时，一袋一袋的地瓜包摆满了一大片地瓜地。团小组长早就编好了班，四个人一组，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天一组轮流协助护秋员执行看护任务。队长早就对我们放一百个心了，我们也从未失误过。

我们互相之间非常团结，到外面巡查时，两上男生一前一后，两个女生夹在中间，怕女生害怕，巡视一圈后再进屋里暖和一下。也有时两个人一组轮流出去，也是男女搭配，剩下两个在屋子里睡觉。要说的是，那时侯的我们那才叫真正的单纯而纯洁，思想很干净，非常简单，生产队的屋子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一铺火炕。留在屋里的不管是四个人还是两个人时，大家就像自家的兄弟姐妹，毫不介意，不管不问得哪躺哪，困了就睡，没有一点距离感。倒是有时侯也会开玩笑搞点点小动作，搬来一条大长板凳，横在炕中间，算是“划分界线”，这时大家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最盼望的是冬季。冬天昼短夜长，各个生产队的会计室便成了青年人的活动场所。为了迎接元旦的联欢会，各个小队都在赶排小节目。我们会挨个小队去观察，看看他们都准备了什么节目。当然，我们更喜欢在春节前跑到大队组织的那个业余小剧团去偷看他们的排练，偷听“演员们”唱歌，那声音好听极了。我们村的小剧团在全乡可是出了名的。每年春节都会演出好几场。那时侯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听评剧，所以他们大多以评剧为主。所谓的“小剧团”也不过就是找一个略懂一点这方面的人来当“导演”，再找几个嗓子好的青年人来当“演员”；鼓乐队更是“时髦”：一面大鼓一面锣，一把报胡，两把二胡，一个竹板。那小鼓一敲，小锣一打，便是鸣锣开场了。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山人海的。你还别说，那些刚放下镢头，换上一件七凑八拼改成的戏服，再画上“脸谱”，便走上了“戏台“。演员一亮相，便赢得台下一片哗然！“哇！好漂亮！真像！”再开口一唱，还真有那么一点味道，有板有眼的韵味十足。台下鸦雀无声，听得如痴如醉。观众早已经把戏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吃饭都顾不得了，戏不散场没有人离开。

我们小队是全大队人口最多的，年轻人也最多。元旦联欢会上，我们当然不肯落后，在团小组的带动下，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利用晚上排练一些小节目。

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我。要说干体力活，我甘拜下风，可搞这些文化活动我可比他们强多了，一学就会。只可惜，我五音不全唱歌老跑调，只能滥竽充数，演个小合唱或者三句半什么的。像跳舞之类的我还是可以的。团小组长常常让我帮他作指导和训练舞蹈的一些动作。性格直率的我也从未推脱，积极的配合。没想到一次因为纠正一个动作遭到一个小姐妹的不满，大吵大骂，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又不会骂人，骂人那些话我一句也没学会，她见我一言不发，大概以为我怕她了吧，越骂越凶口沫横飞，什么难听她骂什么，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这让我反倒觉得很可笑，心想：“你不嫌累你就骂吧，我也不疼，再说我也没惹你，我问心无愧！我只当没听见，算你自己骂自己了！“心里这么想着，也就不生气了。我不再理她，继续和大家一起排练着节目。她骂了一阵可能也累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也就没趣地停了下来。没想到这一幕小插曲刚好被大队下来走访的书记和老村长撞见了。我们大队当时的书记和村长都是解放前的老兵、老党员。跟随***南征北战，参加过辽沈战役、锦州战役、他山战役等多场解放战争。老村长的腿上一直还有一块弹皮没有取出来。他们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上兢兢业业。白天忙乎了一天，晚上还时常下到各个小队检查工作。这天正好来到我们生产队。谁也没注意他们是什么时侯和我们的生产队长一起进到屋子里来的。书记指着我问身边的队长：“那个小姑娘是谁家的？“队长答道：”是石木匠家的三姑娘。”书记和大队长都点了点头，笑着说：“挺有成的，有肚量，小小年纪，被人这样骂都没有还口，不简单啊！”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小小的插曲，却成为我以后的人生之旅中转折的一个契机。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们原先的大队因为辖区太大不好管理，经上级批准一分之二变成了两个大队。这样一来原来的一套领导班子就不够用了。我们村这边正好缺了一个妇女大队长。大队领导班子研究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后来书记和大队长突然间想起了春节前那个晚上他们遇见的那个镜头，于是，我的名被提到了桌面上，刚开始有人不放心，说我年龄太小，没有工作经验，但后来还是一致同意了。是因为我爹的原因吧。老书记说：“就冲她爹的人品，这孩子错不了，将来会有出息的！再说她读过中学有文化，又进过城见过世面，当这个妇女大队长肯定没问题！”就这样，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便走马上任，当上了妇女大队长，成了一名大队干部。不过对我而言，好像也没太大的变化。因为那时侯在大队里，除了书记、大队长、会计、保管员是脱产之外，其它所有干部都是不脱产的，照常在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挣一天工分。只有开会和有公事的时侯再另给误工补贴。不过后来的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忧新。那是我刚刚上任不久，大队管委会到下面各个小队清理财产，来到一个小队时，在当我们离开时，小队长送给我们每人一瓶豆油（一个一斤装的酒瓶子装的）。我这条串在大鱼串上的小鱼当然也有份了。这让我我惊喜不已，第一次有了被人看重的感觉。我马上想到老爹老妈见了这瓶豆油后一定非常高兴，他们可是好久没有沾到油腥了，还因此都患上了浮肿病，腿和脚都肿得一按一个坑。今天我挣来了一瓶豆油给他们，可得好好地补一补了。我一边想着一边美滋滋地往家里走，心想，当个小小的官也挺好的，还能有点实惠呢。那个时侯的我，真的没有太高的觉悟，私心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想，为了老爹老妈，-为这个家，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把工作干好，让老爹老妈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那些年公社经常组织各村干部召开“拉练会“。当时的条件公社一级根本没有车，不管路多远都是靠两条腿，我们公社20来个大队范围挺大，如果以公社为中心最远的有二十多里。我们老村长因为腿上有伤不能长时间走路，于是经常让我代替他去参加“拉练会”。刚开始我很懵，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两位老领导告诉我，只要跟着走就行了，记住带队领导说的话，交待的事情，回来把会议精神带回来就行了。其实那时候我还真不清楚什么是会议精神。幸好，我的字写得很快，加上那时候公社干部在开大会的时候，特别是作报告的时候喜欢“拉长腔“，语速很慢，所以我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回来再向大队领导们一一汇报。老书记老村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也从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不少见识。

那个时候是集体经济，生产队就像社员的家，队长就像家长似的，而会计就好像是“管家“的了，所以会计这个活很被重视。我们村当时是“大队核算制”，（大多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的）所以在我们村大队会计尤为重要。因此，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大队两委班子觉得让我当这个妇女大队长有点浪费了。于是1963年我又被调到了大队会计室，当上了一名会计，先从现金出纳，到记账，再到主管会计，这一干就是20好几年，直到后来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才又调到了公社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