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七章 慈不掌兵

第三百六十七章 慈不掌兵

大定赋税高,主要是内府开支、军费和官员工资,尤其是军费,光中央禁军就有百万,还不算上各地的厢军,资金都是由政府供给。为了拿钱养兵,定政府的税收项目之多,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高额的赋税会让下层人民过得很辛苦,一旦碰上收益不佳的年份,百姓就过去下去了,于是民乱爆发,但是这种民乱是很有地域性的,往往仅限于收益不佳的地区。

朝廷在处理起义军的政策上也是恩威并施,对于义军首领严惩不贷,其他人员会给予安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定廷对于灾民会采取各种安抚措施,比如收编入军,还有就是各种福利院以及政府补助,政府还会协调富人搞慈善资助难民。所以这么一来,大定的起义虽然多,但是分布很散,规模根本动摇不了国家根本,又很快会被政府军剿灭,所以才能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仍然屹立不倒,还能安享盛世繁华。

其次,大定经济发展比较好,民间比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层,最受压迫的人,但是这种人对统治结构最没有危险。真正有望成功的起义(也是对统治结构构成危险的阶层)往往需要社会中和中下层的参与。只靠最低层的是没有用的。

冯过便这么和辛弃疾、宗泽这些主战派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的受压迫的阶层,如果不是一个族群里产生,就会向其他族群发展。很可惜,大定朝廷总体政策是固本,但不健体。如果大定以族群的生存考虑而向外发展,将国内矛盾和最底层阶级外移的话,就一定会富强起来。可惜的是,大定的军力无法支持国战,导致国内矛盾越来越严重。而后是各种招安平抚,陷入恶性循环中难以收拾。

事实上,大定百五十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前些年的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最大规模的钟相、杨幺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至于所谓“替天行道”的“梁山聚义”,更只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定建国时间短,矛盾还没积累到爆发大起义。

比如东汉建立和黄巾大起义中间间隔了一百六十年,这还是因为东汉是在西汉的基础建立的,并没有经过大破大立,传统利益集团依然根深蒂固。

黄巢起义更是在大昌建国二百六十年才发生。

大定之前是经历了几百年的五代的乱世,人民十分渴望统一和安定,相对来说立国时间比较短,社会矛盾还没积累到总爆发的地步。

其次,就是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确实起到了安定内部的作用。大定优待士大夫,地主士绅阶级的力量强大,忠诚度高,不会轻易参与到所谓的农民起义中去。没有知识分子的加入,农民起义者天然的局限性导致他们没法扩大成全国性质的起义,逐渐变成了流寇。

农民起义是有明确的纲领和政治目标,以建立政权的形式,反抗当权者,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基本政权管理,有健康稳定的税收。以军事斗争胜利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建立起威望,然后开科取士,吸引知识分子的大量进入,成为稳固政权的基础管理者。

而流寇则是因为吃不上饭而聚集起来的队伍,他们不一定有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获得糊口的粮食,或者躲避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或者是发生了大的灾害,被迫起来抗争。

这些人一旦获得了粮食,甚至于获得了钱财,得到了女人,很快就会丧失斗争意志,开始寻求起享乐起来。哪怕在敌军围困中,也要自我麻痹,幻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综合起来看,大定的所谓农民起义其实大部分是流寇,这些农民起义者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也没有建立根据地和政权的举措。

再加上难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进行转型,导致大定的起义基本上难以做大,甚至因为本朝特有的募兵制度,转而接受招安。

这也从侧面说明,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优待读书人的国策,确实取到很好的效果,也确实终止了五代兵变频繁的乱象,这种国策虽然在面对入侵者的时候,严重削弱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安定内政方面,这个国策确实收到了奇效。

从文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们不希望武将通过战争得到提拔;二是如果文臣们去领兵,确实不是他们能做到的,没那个金刚钻。

再加上动用军队确实太耗费钱粮,而封建王朝时期的军队纪律非常差劲,甚至祸害民众比匪徒更厉害。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让起义死灰复燃、反复发作。

而如果选择使用招安的制度,那么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

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起义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通过招安,反而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击。而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

而对于这些流寇来说,招安是一条人生上升通道。

正所谓:“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

通过招安,由贼成为了“官”,获得高官显爵,对于没有什么追求的流寇来说,确实是一条不错的人生捷径。

但显然刘钤辖不打算这么做,这,其实也是朝廷默许了的。

一遇民乱便招安,造反成了改变人生的康庄大道,于朝廷却是加重了负担,长此以往,委实承认担不起。认清了此节,便试试换种手段——以杀止乱,让造反者晓得走上这条路是要掉脑袋的,自然不敢轻易走上这条路。

至于说这其中有无“杀良冒功”,大头兵的兵饷并不高,一个个都指望着立战功呢,不奢望升官发财,赏钱总是有的。

于此,刘光世和宗泽颇有默契,有意忽略了此节。都说慈不掌兵,率兵之道并非简单的解衣推食,还得给予实实在在的利益,方能树威立信。

流寇就是流寇,虽说有可能是被裹挟,但也没少说烧杀抢掠的恶事。做了错事就得接受应有的惩罚,怨不得人,也怪不得命蹇时乖。路是自己选的,就得有坠入深渊的心理准备。

二人,都是狠人。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战场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是幻影,残酷壮烈才是真正的现实。古往今来,哪一场战争的代价不是血雨山河,不是白骨累累?更有甚者,是数以万计的士兵,乃至无辜百姓被坑杀。

白起率领秦军与赵军在上党决战,秦军大胜,收四十五万战俘,尽数坑杀——“乃挟诈而尽阬杀之”。而这一战,也让白起成为了令敌军闻名丧胆的人物,此后战役无不所向披靡,更是为秦一统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晋国在邲之战中兵败楚庄王,在楚臣的建议下,楚庄王阬杀了晋国士兵,筑成了京观,以威慑他国。

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决战,曹操险胜,尽数坑杀了一支袁军战俘。

在十六朝的动荡时期,“阬杀”案例尤其繁多:西晋永嘉四年,石勒击败晋军,在武德“坑降卒万余”。晋建兴五年,前赵国刘聪为镇压平阳贵族,坑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王莽篡权之后,曾下诏处理异党,包括赵明、刘信、翟义、霍鸿等,悉数对其九族进行“阬杀”。更有甚者,他还下令用厚土掩盖尸体,修筑底面积为六丈,高为六尺的“京观”。之后,在土堆上插上六尺的旗杆,标注“反虏逆贼鲸鲵”字样,作为对同党及后来者的威吓。

拓跋珪率兵攻燕时,近五万燕军兵败被俘。魏王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对被俘的四五万燕军派发衣粮遗还。中部大人王建劝道:“燕国强大,现倾国而来攻打我们,我们侥幸大胜,不如都把这些人活埋掉,燕国就空虚易取了。”拓跋珪听此言有理,就把近五万燕兵全部活埋。

大昌贞观二年,薛仁贵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五年,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

古语云“杀降不祥”,历史上的这些杀降者的下场都不是很好,白起最后被秦王迫逼自刎,项羽自杀于垓下,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杀死,唯独薛仁贵于七十之年善终。

但,对敌方的仁慈便是对己方的伤害,杀俘固然会导致名声不佳,在战场上越能起到威慑作用。为了胜利,为了己方将士少付出生命的代价,做个恶人……又何尝不可?

半月收复被贼寇侵据的城池,又是大功一件,但贼首张迪逃窜失踪,实在是犹若鱼鲠在喉。

张迪究竟去哪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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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定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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