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州派的个人观点
既然写到了刘焉入蜀，那就顺便提一提网络上最近比较流行的“东州派”。
首先，笔者对于“东州派”的说法持开放态度，毕竟青史寥寥，能为后来者提供的也就是历史的一个框架和大致脉络，远远构不成历史本身。尤此，但凡基于历史框架上，所有合理的逻辑推断，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远非历史真像。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接受到某种标新立异的观点后便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趾高气扬的“教育”、“抨击”那些持有不同观点或不知道这个观点的其他历史爱好者。
毕竟无论哪种凭逻辑推断得出的观点，都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存在。
其次，笔者提提个人认为的“东州派说”的逻辑瑕疵。
东州派说的原始依据源自于：
《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华阳国志卷五》：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东州派说”认为，东州派衍自于对刘焉几乎有着从龙之功的东州人、东州兵。单此来说，是满足逻辑的关联性的。
但是当提到“东州派说”的某些关键人物时，却难免有些偷换概念的双重标准，譬如费观是荆州江夏人，吴懿是兖州陈留人，许靖是豫州汝南人。
而以上三处作为“东州派说”立派依据的史料则出奇一致的将“东州兵”、“东州士”定义为“南阳”“三辅”“民”“流入”“数万家”。笔者理解，南阳、三辅代表来自的地方；民、流入代表着阶级，也就是流民；数万家代表数量。
也就是说，吴懿、费观、许靖这三个所谓“东州派”代表人物，本质上与“东州派说”的立派依据自相矛盾。
再看时间线，刘焉入蜀是在公元188年5-6月间，死于194年。
鉴于《后汉书刘焉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五》在提“东州兵”时所用“初”字，大致可以判断东州兵组建的时间线在刘焉入蜀后不久。
因此，即便“东州兵”之后衍生出了“东州派”，试问这样一股与刘焉父子几乎有着从龙之功的既得利益势力，如何能接纳，至早于195年后入蜀的费观，至早于196年后入蜀的许靖，于196年入蜀的法正、孟达，以及于208年入蜀的李严。并将法正、孟达、李严，这些不受刘璋待见的后来人引为代表和首领？要知道这三人当初都是走投无路投奔刘璋的。（许靖和费观是刘璋迎入蜀中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东州派说”通过偷换概念，利用益州从事贾龙先迎后判，强行营造出一副刘焉治下，“益州派”受尽“东州派”压迫，矛盾重重的益州景象，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当我们回顾刘焉入蜀后的作为，你会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1.安抚地方
《华阳国志卷五》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以收人心。
《后汉书刘焉传》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2.壮大实力
《华阳国志卷五》：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
3.断绝通道，准备割据
《华阳国志卷五》遣张鲁断北道。
《后汉书刘焉传》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
4.排除异己，杀人立威
《华阳国志卷五》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后汉书刘焉传》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
看得出，刘焉其人也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手腕，入蜀之后，并非一味的打压益州本地士族，而是“剿抚并用”“刚柔并济”，同时积蓄实力，割据地方。
那么作为益州本地人的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为何会在初平二年起兵反叛刘焉呢？史书给出了一条很清晰的逻辑线。因为刘焉不臣之心：
《华阳国志卷五》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脩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校尉贾龙由此起兵攻焉。
而贾龙本身又是一个忠于汉庭的忠臣。
《后汉书孝灵帝本纪》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
《后汉书刘焉传》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州从事贾龙率吏民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刘焉。
《华阳国志卷五》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州界清净。
由此可见贾龙是看破了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知道他有不臣之心，这才起兵作乱的。和东州人并无关联。
那么益州本地人和东州人是否有矛盾呢？依照史书记载，两者在刘焉时期并无公然对立的记载。
两者矛盾激化，甚至到兵戎相见地步的主要原因，史书也给出了答案：
《华阳国志卷五》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韩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赵韪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乱，引兵数万攻璋。
《后汉书刘焉传》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韩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笔者的逻辑是，作为外来群体的东州人，一定是和益州本地人有矛盾的，然而，刘焉在时，这种矛盾被他用政治手段很好的掩盖起来。
刘焉死后，益州本地人因为刘璋性格温仁而推举他为继承人。然而也正是因为刘璋的温仁，导致他根本约束不住日渐跋扈的东洲人对益州人的侵爆，最终导致了当初为追随刘焉入蜀弃去太仓令一职的益州本地人，赵韪的反叛。
而东州人因为惧怕赵韪，而参与于了刘璋镇压赵韪的军事行动。至此史书上东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至此到达了最高潮，同时亦随着赵韪的被杀，两者公开的矛盾也在史书中戛然而止。
通过以上内容，笔者想表达的是，东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爆发在刘璋时期，而非“东州派说”口中的刘焉入蜀后。
其二，赵韪的叛乱发生在公元200年，此时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都在蜀中。按照史书但凡有名人参与都要提一提的尿性，《资治通鉴》、《后汉书》、《华阳国志》却皆只以东州人指代，而对以上“东州派说”的所谓“东州派”大佬只字未提，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最有可能的便是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和参与镇压赵韪的东州人没有实质关系。
虽然就结果而言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李严之流在刘备入蜀时，都选择了投降。但他们每个人的投降过程却是大相径庭，亦如张松一样，他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投降的充足理由。
法正、孟达是不受重用主动。李严是因为野心。费观当是为李严参军，说是为李严劝说，其中未必没有胁迫。吴懿是败战后投降。许靖是兵围成都后知大势已去，逃跑被抓。
所以，如果“东州派”单单仅是定义于刘备入蜀这一事件最终投降的外乡人的话，笔者认为是毫无问题的，毕竟所有名称类的本都是人为定义的。
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归为一个“政派”、“党派”逻辑上是有缺失的。毕竟这些人的行为，意图，表现都是不一致的。
最后笔者想说，笔者对所有历史空缺部分的合理逻辑推断持开放态度。但不支持掐头去尾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偷换概念。以及因持有某些无关键证据的观点而自以为掌握历史真相的历史爱好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抨击持有不同观点者。
另鉴于“东州派”说缺失关键逻辑链及关联线索，本书中不会引出或涉及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