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

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zhèngfu、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五年（188）蜀中爆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攻占雒县（今广汉），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武阳（今彭山）等地，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面对义军，官军节节败退，几无抵抗能力。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多次击败义军后，又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等，最后消灭了义军（《刘焉传》）。刘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刘焉旧部赵韪企图夺权，便率领土著豪族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刘璋传引《英雄记》》）。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蜀中豪族马秦、高胜率部曲数打下郪县、牛鞞（今简阳）、资中等县城，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乱，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平乱。这些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蜀汉建国后，怎样对待土著豪族，在统治者内部曾有过一些分歧，最后统一在诸葛亮的从严治蜀、坚决打击、抑制土著豪族的国策下。本文试就蜀汉土著豪族的发展渊源、主要特征、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响做一初步研究，欢迎指正。

一，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之渊源

豪族，古籍中或称豪强、豪宗、豪家、豪右、激ān豪、豪滑，强族、大族、大姓，宗强、右姓、旧族、大家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豪族初兴于西汉中期，发展壮大于东汉中、晚期。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势力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多数豪族是经东汉逐步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于预政治、武断乡曲。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沦为部曲，失去ziyou。

残余奴隶制度是豪族发展的动因之一整个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一直存在残余的奴隶制度。东汉zhèngfu曾采用各种手段，在蜀中大量释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虽曾多次诏令释放奴婢，但却未能解决产生奴婢的主要来源，即未解决土地兼并、财产集中等问题。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zhèngfu对豪族买卖、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采取姑息态度。故东汉早期，虽在光武帝时奴婢一度有所减少，但至明帝、章帝时，又超过了西汉末期；更为严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数目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建武十二年chun三月，汉军尚未最后攻下成都，刘秀便在洛阳发布诏书：诏陇、蜀百姓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yu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zhèngfu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yu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yu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yu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赐以公田”)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xing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为扩大赋税来，巩固zhongyāng集权，刘秀曾试图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发展。但此举立刻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时也遭到各层官僚的消极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综观两汉政治、经济，西汉对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抑制，东汉则是放任。东汉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大体都有利于豪族地主的发展。

东汉早期，除短时间的个别地区外，巴蜀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如蜀郡守张堪，系南阳豪族子弟，年青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钱让与侄子，因此闻名（《后汉书》卷31《张堪传》）。蜀郡守第五伦，在西汉末年战乱时，率族人筑碉堡等坚守，铜马、赤眉义军前往攻打数十回，皆不能下（《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可见其抵抗能力之强，势力之大。蜀郡守陈宠，沛国豪族，世代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后汉书》卷21《廉范传》），战国赵将廉颇之后，祖父廉褒，西汉成、哀间为右将军，父廉丹，王莽时期为大司马庸部(益州)牧，家里田地财产极多，为杜陵豪族。南阳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无子，死后由三女各出钱五百万筑墓并修墓楼等。仅这一笔费用便相当于当时个50个“中产”之家的总值。东汉制度，郡椽、县吏主要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人大体都是当地豪族子弟。乡里统治，则由豪族直接担任。这样便形成了以各层豪族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该共同体与zhèngfu虽也有许多矛盾，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来的人以官吏为多。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贵，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牛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183;第五伦传》可见，这些官吏主要是依靠权力，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巨资。向这些官吏行贿者，主要是工商业者。巴郡谯君黄，西汉末年成帝哀帝之时曾任谏议大夫，回乡后触怒公孙述，被公孙述赐毒酒；其子交出八百万钱才获免（《华阳国志》卷3《蜀志》）。八百万，相当于当时八十户中家之产

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东汉早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征。属于东汉早期(光武、明帝时期)的考古资料，现已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旺苍洪江镇券顶砖墓(m1)（《旺苍县洪江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了年4期）、西昌的部分砖墓（《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化》1983年1期）、金堂焦山、内江魏家冲、三台、荥经水井坎崖墓、新都马家山崖墓m5、成都天回镇大湾砖墓（《四川三台县东汉岩墓内发现新莽铜钱》，《文物》1982年6期；《四川荥经水井坎岩墓》，《文物》1985年5期等）。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汉遗风，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陶俑类型少、数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体型小(高20厘米左右)、表情呆滞。从陶俑看，这时家丁、部曲、奴仆内部分工不细，奴婢一般直接来于农家，未经过专业技艺训练阶段。这些表现了经济恢复之初，豪族大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特征。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还未达到奴仆成群。

二，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主要特征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夕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四万至一百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亩以上，家产总值一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此试讨论二、三类的基本特征。

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duli的飞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渔、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飞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白做刀矛飞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细密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面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鞞(今简阳)县长、江原(今崇庆)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zhèngfu、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ziyou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附民实际上受着种种人身限制。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崔实：《四民月令》）正是其形象写照。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供其ri常生活驱使。一般来说，西汉奴婢用于生产，东汉三国时期的奴婢多用于生活。汉末三国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除部分边远地区豪族使用部分抢夺、掳掠来的奴婢外，绝大多数系买来，或抵债而来。如雒人折象，有奴婢八百人（《华阳国志》卷十中）。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成都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文物》1974年4期）。当时对奴婢可买卖、打骂，不能擅杀。时人以奴婢为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嫁女多以奴婢为陪奁，分家须均分奴婢。象征奴婢身份的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仅陶俑数量增多，还出现成组的石俑，流行铜俑。其体型普遍加大(50一100厘米高)，造型优美，写实，夸张、神韵谐合统一。陶俑种类新出现执镜女俑、提鞋女俑、执筛男俑、执刀俑、执刀挎盾俑、执盾俑、执棒俑、庖厨俑、说唱俑等，体型加大，表情丰富。这些资料表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其院宅楼房普遍加大飞配套，男女仆从显著增多，仆人中已有较明确、较细的分工。很多男仆手握武器、木棒，不仅护卫主人、宅院，还催租逼粮，横行乡里；其中很多人可能从小便受专门的武术训练，相当多的仆从专职从事(至少在年青时)音乐午蹈、杂技等娱乐xing活动，供主人赏乐，其中多数人受过专职训练。这些从事技艺xing、或担任“内待”、“细活”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大量直接来自于农村的奴婢，则主要干“粗活”。

三国时期，蜀地奴隶、奴婢，在文献也有一些反应。《周群传》说周群“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这里的奴隶可以观天象。《李严传》说：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这些奴隶显然不是生产xing、苦役*隶。《杨戏传》说：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又说李密上《陈情表》后，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先主定益州后，以刘琰为固陵太守。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这些都表明，在蜀汉时期，在豪族大姓家里，奴隶普遍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俑的身份是吻合的。

控制、参与各级统治。亲自出任或荐子弟出任郡、县掾吏等公职，有的还通过读书等途径，进入朝廷或郡、县的各层统治。汉代规定，“中产”之家以上，才有做官的资格，一般百姓由此失去了从政的机会。东汉、蜀汉乡里设三老、里典、伍老等，担任者须有一定家产(这只是起码要求，实际上多系首户担任)、“老年”(60岁以上)、“德高望重”(一般原系族长)等，结果便只有豪族地主才有资格参与乡飞里统治，而里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为族长。东汉时期选举的孝悌、孝廉、秀才、力田等，除极少数由郡府指定外，主要由乡里推举，自然是豪族们依照权势、财产，轮流被举，郡、县掾吏，——般就在这些被举者中选拔。

东汉晚期、三国巴蜀豪族，多世代为官者。如郪县大姓王氏，在东汉中晚期的代表人物王堂，先后任巴郡太守、将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职；其幼子王稚，官府十五次yu征辟出仕，并授以二千石、太常等要职，其曾孙王商，为刘璋的治中从事，先后担任过蜀郡、宕渠、犍为、益州太守等职，王甫为绵竹县令、荆州议曹从事等。成都县的另一大族李氏，与王氏世代联姻，多为官为吏者。

赵氏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华阳国志》卷十上），见于记载的人并不多，权势却不小。赵戒在顺帝时先后任太濮、司空、司徒录尚书事、太尉等职，封厨亭侯。其子赵典，先后任议郎、侍中，赵戒死后袭封厨亭侯，先后任弘农太守、右扶风、大鸿胪、太濮、太常等。赵谦、赵温为赵典哥哥之子。前者曾任汝南太守、光禄卿、太尉、司徒、车骑将军、司隶校尉、前将军、封郫侯，又任尚书令等；后者先后任京兆丞、侍中、太常飞司空、司徒等职，封江南亭侯。赵子真为赵温族人，东汉末年为濮阳太守。赵氏三代四公，权倾朝野，族人在成都横行霸道。《华阳国志#183;蜀志》说：“诸赵倚公，故多犯法”，“赵子真父子强横”。一般地方官对其敬而远之。迄东汉末年，赵氏势力正炽，如果不是遇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势力可能还舍延续几代。郫县大姓何氏，兴于西汉。何武先后任雩县令、谏议大夫、扬州刺史、丞相司直、—清河太守、兖州刺史、司隶校尉、哀兆尹、御史大夫、大司空等职。其子何况，一度嗣为侯。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汉书》卷86《何武传》）其兄何霸、后为属国都尉、中郎将；何显，曾为颖川太守。王莽时期，何氏势力受到打击，东汉时期又有所恢复，—直是郫县的望族。临邛大姓陈氏，代表人物为陈立，曾先后任巴郡、牂柯、天水郡太守，名噪—时。巴郡宕渠人冯绲，父为幽州刺史，他便“家富……为州里所归爱。”南安人费贻，东汉初期出任合浦郡太守，其后代便跃居南安大族。

普遍重视、并基本垄断文化教育。东汉、三国巴蜀民间教育相当发达，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以豪族地主为主。如宕渠人、幽州刺史冯焕，“家富好施”，其子冯绲，少耽学问，习父业，治《chun秋严》、《韩诗》、《仓氏》等，子冯元，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东汉蜀中豪族大姓，普遍把教书育人视为立身扬名的主要途径之—，把受教育视为发展家族势力、兼并他人、乃至出仕做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琴棋书画”就是当时提出的豪族子弟的教育标准之一。

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石资料表明，东汉、三国时期，巴蜀豪族一般都拥有—定的私人武装力量，特别是边远山区，其武装数目更为庞大。这些武装，平时充当豪族爪牙，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战时则可与其它豪族械斗，甚至与zhèngfu军抗衡，与起义军较量。如郪县的高、马二家，世掌部曲，建安二十三年(218)，二家起事，合聚部伍数万人，直打到资中县，后被李严平定。有的豪族武装甚至能镇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中平五年(188)，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曾攻占广汉、蜀郡、巴郡的大多数地区，攻下包括成都、江州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却被犍为豪族贾龙以部曲打败（《后汉书》卷75《刘焉传》。《华阳国志》卷5《刘二牧志》）二牧传刘璋传）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yin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汉献帝chun秋》曰：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陆逊传》说：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如果说成都平原豪族最富的话，则愈边远的地区武装愈强，其中以南中地区最为突出。《后主传》说：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吴书#183;步骘传》说：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yu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由是加拜平戎将军，封广信侯。《后主传》说：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魏氏chun秋》曰：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yu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闿。臣松之案：以为房为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不辜以悦激ān慝？斯殆妄矣。

工商业豪族异军突起。如果说西汉巴蜀豪族以官僚、地主为主的话，那么东汉中晚期至蜀汉，工商豪族则大量涌现，异军突起。其特征是攀比心理强。《三国志#183;蜀书#183;董和传》说董和在刘璋时担任成都县令，当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华阳国志#183;蜀志》说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牲，赠裢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这正是对当时蜀地工、商豪族的形象写照。

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纵横交错的政治、经济关系网。东汉巴蜀豪族婚姻，已很讲究门当户对。各地大姓，彼此相互联姻，婚姻成了巩固、发展政治、经济势力的一种手段。对豪族大姓，各种人士自有不同的看法。如当时巴蜀当地土著民族中流行一首诗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华阳国志#183;巴志》）。

三，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政策初析

面对巴蜀的豪族势力，刘璋政权与蜀汉政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对策。

刘焉、刘璋父子曾割据益州26年（188－－214），其中刘焉6年，刘璋20年。在刘焉时期，对当地的土著豪族尚采取了一些较为严历的措施。刘璋时期，特别是“赵韪之乱”后，对土著豪族则一味迁就。如南郡枝江人董和担任成都令时，曾严格限制豪族所为。当地豪族便联合要求刘璋调董和到外地。刘璋听命，准备调董为巴东属国都尉。这时成都的一些官员又出来相携请愿，要求留任董和，刘璋又俯首听命，将其留任。法正通过长期的观察，认为刘璋过于“懦弱”，以致于不得不寻求新主。在邀刘备入蜀、并被刘备夺蜀的过程中，更表现了他的鼠目寸光和软弱无能。诸葛亮在总结刘璋政权失败的教训时，也认为：刘璋过于暗弱。毫无疑问，因“宽”而“误”。

鉴于刘璋的教训，蜀汉政权建国之后，制定了重点针对土著豪族的一系列政策，从根本上抑制、打击了土著豪族势力。

首先与土著豪族势力发生冲突的是经济利益。《三国志#183;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入蜀之初（214年），官府财政极度困难，军用开支无所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刘巴的建议，铸造“值百”大面额钱，即同样大（或更小）的一个铜钱，因有“值百”二字，就相当于过去一百个“五铢”钱的购买力。相传刘备甚至取帐钩铸钱。这一招确实高，立解燃眉之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zhèngfu开支、军用开支很快就解决了。后来蜀汉还铸了“太平百钱”、“直百”、“定平一百”等大面额钱。

但这些钱并非从天而降。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大家知道，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有钱人家赢余的钱，除购买土地外，通常以现金方式储存在家里。益州豪族多经几代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他们过去存的数量极为宠大的现金——五铢钱，竟在一夜之间贬值一百倍！蜀汉zhèngfu开支、军用开支的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实质上却都是从益州土著豪族那里掠夺而来。

刘备这一招曾引起孙权的羡慕。东吴於嘉禾五年（236）开始铸“一当五百钱”，“当千钱”，“值二千”、“值五千”等大面额钱。由于土著豪族的激烈反对，孙权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妥协，于赤乌九年（246）下令收回大面额钱。孙权的这一转变，表明他确实是一个极能“审势”的政治家。而蜀汉却始终坚持铸造、使用值百钱，坚持从经济上刻剥、打击土著豪族，直到它最先灭亡。此外，蜀汉zhèngfu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如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禁酒；又设置“司盐校尉”，实行盐铁专卖；设置“司金中郎将”，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王连传》、《杨洪传》、《张裔传》。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

在对待土著豪族问题上，蜀汉zhèngfu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后，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经济困难解决后，刘备即命诸葛亮率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制定蜀汉法律《蜀科》。《三国志#183;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一次讨论时，法正曾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却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这里，诸葛亮分析了蜀汉初期的“势”，指出：秦朝因刑法过苛，百姓怨声载道，天下“土崩”；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仅“约法三章”，便大获全功；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蜀中豪族专权自恣，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础、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yu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从严治蜀。

从理论上说，一种法律的“严”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xing。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制订的；其次，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主要是刘备、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荆州人士”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东州士”。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豪族发生若干矛盾，利用职权、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此举一个。如蜀郡豪族常房，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建兴元年，南中叛乱爆发前夕，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今贵州）。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致死。朱褒举兵攻杀常房，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诸葛亮不加察证，便诛杀了常房四子，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对此，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妄杀无辜，以悦激ān逆，斯殆妄矣！”。

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要认识这一点，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魏、吴、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仍创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选拔各地“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推荐其同籍士人，分为九品，朝廷据此授官，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到三国中、晚期，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蜀汉的大规模进攻。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旧官制（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汉代旧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它早已不适应。大量史料表明，蜀汉各级zhèngfu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在巴蜀内地（盆地内）职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许多人“终刘氏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华阳国志》卷10）。只是在四，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政策的后果及其影响

蜀汉zhèngfu在经济上、法律上、职官制度等多方面打击、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对此，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要诸葛亮重视“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见上），但反受到了批驳。蜀汉zhèngfu不得“人和”的代价是沉重的。

益州土著遭排挤、受打击，自会不满。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冷眼旁观。如杜微“常称病，闭门不出”（《杜微传》）。另一些人虽然出仕，却不问政事，消极敷衍。如成都名士杜琼，在出任各种职时都“阖门自守，不与世事。”，所谓“小隐在山，大隐在朝”，此之谓也。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诸葛亮死后，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杨戏传》。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周群传、附张裕传》）。杜琼、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蜀汉zhèngfu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无视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在其统治的中、后期，后继无人，缺少人才，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便是其缩影。这与曹魏后期人才辈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著豪族常还寻找机发动武装叛乱，对蜀汉zhèngfu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胁。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豪族大姓马秦、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牛鞞、资中三县城（《李严传》）；章武二年（222）底，汉嘉太守举郡反（《杨洪传》；建兴元年（223）南中诸郡先后叛乱，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建兴五年（228）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反（《张嶷传》）；建兴十一年（233）“南夷”刘胄反（《马忠传》）；延熙三年（240）越嶲民族数反（同上），汉嘉“蛮夷”反，向宠前往征讨，战死（《向朗传附兄子宠》）；延熙十年（247）汶山“平康夷”反（《后主传》）；延熙十一年（248），涪陵属国民夷反（同上）；延熙十三年（250），涪陵豪族徐巨反。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

荆州外来集团、益州土著豪族、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支撑着蜀汉大厦。民族上层这根支柱，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东吴四十余年，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它反映出“天府之国”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正因如此，景耀五年（262）邓艾率轻军从yin平道攻蜀，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yin平后，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坐山观虎斗，根本没想到要帮助zhèngfu。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其承受能力之弱，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所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