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山河倾覆英雄泪，血染人间白骨枯（一）

一六四四年，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种叙事方式，也是南明二十年血泪的滥觞。

此时的中国正值大明、大清、大顺、大西四个政权交锋之际，可谓是山河破碎风飘絮，百姓生活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为理解南明这段“山河沦丧、遍地膻腥”的历史，我们先溯其本源，来到一六一六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

这一年大明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肆意发动内战，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破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打算亡羊补牢，在抚顺边墙外河谷中战死，这是辽东第一位殒命的总兵。自此开始，在辽东这片土地上，先后共阵亡了二十一位总兵，也将放干大明王朝的血液。至此辽东兵败，朝野哗然。

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发宣府、大同、延绥、甘肃等九边边军汇集辽东，计划四路出兵，一举荡平。后金方面利用时间差找准机会逐个击破，先在浑河河谷歼灭山海关总兵杜松，接着击败开原总兵马林，再回返深山密林中歼灭辽阳总兵刘綎，趁势攻破开原、铁岭。

值此辽事倾颓之际，熊延弼经略辽东，朝廷继续发浙兵、川兵等援辽，短暂处于相持状态。然而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没有了皇帝的鼎力支持，熊延弼被迫下台，辽东经略一职由袁应泰接任。

天启元年，数万金兵攻破沈阳，浙兵、川兵援沈。浙江戚家军在辉煌中全军覆没，川东白杆兵在残破中以身殉国。

明朝末年在辽东就流传有这么一句谚语，“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足以见得后金的八旗军凶名赫赫。但在上述浑河之战中，戚家军与白杆军也并非徒有虚名、不堪一击。

川东白杆军素以悍勇著称，为明朝女将秦良玉所组建。白杆军携锋利长矛大刀，身穿铁甲，铁甲外再套一层棉甲，可谓是刀枪不入、箭矢不侵。他们作战勇猛、悍不畏死，刚赴辽东战场就给了努尔哈赤一个下马威，把八旗骑兵打的连连退败。根据后金自己的史书所记载，八旗军确实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伤亡惨重。尤其是红甲喇军、白旗军、连努尔哈赤最精锐的黄旗军都曾在坚强的川军面前败下阵来。

浙军前身是著名的戚家军，他们手持狼筅腰刀，携带火器大炮，采用戚继光生前所制定的车营阵来应对八旗军，打破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神话，令轻取沈阳的后金军遭逢劲敌，连续多次恶战，多次失利，险像环生，倍极艰苦。

戚家军与白杆军虽然悍勇，但加起来不过几千余人，面对数万金兵最终寡不敌众，在此次战役中全军覆没。而在川浙联军作战之际，辽东巡抚袁应泰手中尚有万余辽东铁骑，可他却坐视不管、置若罔闻，眼睁睁看着川军和浙军先后被击垮。

难道是辽军贪生怕死、胆小懦弱，不敢与八旗军作战？其实并非如此，明朝末年，辽东地区一直有着“四大恨”的说法：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

辽人和辽军对明朝朝廷积怨已久，有超过大半的辽人偷偷投奔了努尔哈赤，剩下的辽东铁骑也都是面和心不和。只不过可惜了白杆军和戚家军，这两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全军覆没，一代军神戚继光的最后心血也在浑河岸边荡然无存。

曾经称霸天下、丰功伟绩的大明王朝，为何会兵败山倒、日益衰落？这自然与掌权者休戚相关。

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十岁即位，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汉家疆土。

万历十年，朱翊钧效仿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相俊俏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万历十四年，朱翊钧沉湎于酒色之中，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

万历十七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朱翊钧贪财之事在明代诸帝中都尤为出名。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万历四十六年，为应付辽东战争每年所需的庞大军费，朱翊钧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的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百姓的强烈不满，后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

自万历皇帝明神宗驾崩后，其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改称泰昌帝。本来以为泰昌帝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曾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资格入阁，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十分擅长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驳斥过。

这日，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早已经乱成一团，泰昌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平日里与方从哲交往颇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一愣，不禁疑惑道:“圣上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院一向使用固精建中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就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

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只见老太医神色淡漠，语气中尽是担忧与无奈。方从哲连忙说道:“我马上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了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突然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羸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怎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

泰昌帝说:“朝中政事皆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

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这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听后心中不满，面露嗔色道:“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召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体质虚弱，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

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泰昌帝点点头说道:“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李可灼跪地谢主隆恩。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般。两天以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居然还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方从哲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驾崩。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发了整个朝廷的暴动，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告老还乡，离开了京城，回到了老家ZJ省湖州府德清县。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方从哲的老家，浙江湖州府德清县，取名于“人有德行，如水至清”，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西部。此地东望上海，南接杭州，北靠太湖，西枕天目山麓。素有“名山之胜，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竹茶之地，文化之邦”的美誉。

德清立县于唐代，最早不叫德清，而叫“武源”，有人认为该名称是因当地人习武成风而得。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十七乡本武康县地，唐天授二年析置，以县界有武承塘，故名武源县。”虽然武源县的名称并非与武功、武林相关，但当地人习武成风确有此事。

清早黎明破晓，阳光洒落在狭长的青石板街道上，德清县武康镇的人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于街上放眼望去，有客栈刚开门正在打扫卫生的伙计，有一掀开锅盖热气扑面而来的馄饨摊老板，有路旁摆放着筐筐新鲜蔬菜的小贩，还有菜摊前拎着竹篮摘拣蔬菜的妇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