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3章 有为无为
重人轻事，政治制度、官僚体系都是围绕治理人来建立的。
不只是古代中国，全世界的古代政治集团，基本都是如此。
区别是，思想体系比较完整先进的集体，认为把人管理好，所在的集体才能健康有序。
古代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思想体系落后，甚至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思想的族群，单纯是不知道怎么去做事。
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管理人，来构建群体制度。
大多数政治群体，都是这种情况。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则基本都是围绕事儿建立的。
政府机构的职能也非常的具体，就是专门管某一件事儿。
俗话说的各管一摊，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也因此，现代政府非常庞大，机构人员众多。
但优点是能实现精细化管理。
这也是工业化能够实现的前置条件之一。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
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多数国家依然没能实现这个转变。
这一点都不夸张，‘现代化’不是设立几个机构，委派几个官员就能实现的。
而是整个思想体系，整個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前面说过，任何体制都需要思想做为驱动力。
没有伟大的思想，就不存在伟大的体制。
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思想构建，只是模仿别人建立了一套体制。
实际上他们的内核依然是老一套。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本土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也有先发国家的封锁打压。
有句话很残酷但也很现实：生存与发展本就是一种奢侈，只是处在其中的人浑然不觉而已。
说陈景恪之前的种种变革，都是在打基础，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之前所有的变革，从始至终都没有触及本质。
都是在传统思想下，对已有的制度进行修补完善。
换个皇帝，很容易就能把他所做的一切废除，重新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他之所以要兜这么大的圈子，其实是在培养信心。
培养大家对变革的信心，更是在培养大家对他本人的信心。
同时也通过一次次体制变革，对传统势力做脱敏训练。
今天只改变零点一，大家会觉得有改变但不多，可以接受。
明天再改变零点二，大家也觉得还好。
等过上十几年再回头去看，才陡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模样。
这是在不进行流血革命的情况下，陈景恪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目前来看还算成功。
所以他才顺势推出了大同思想，就是要尝试完成思想上的大转折。
他只弄出了一个框架，而没有面面俱到。
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另一方面是给其他学派留下生存空间。
这样就能减少阻力。
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那个人的功绩。
但他要给世人树立一个标准，一个很高很高，无限接近于那个人的思想的标准。
即便三代五代，十代二十代人都无法完成，也无所谓。
种子已经种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结果的。
现在对官僚体系的重构，就是一次触及本质的变革。
不只是增加职位那么简单，更是要把政府机构的职能，从治心向治事转变。
陈景恪停了一会儿，给众人思考的时间，然后才继续说道：
“基于以上原因，之前的官职设置非常简单。”
“一个县才两三个命官，其余都是辅佐的吏。”
“一旦朝廷想做什么事儿，就会发现人手不足。”
“不可能指望这两三个人包管一切，不说能力问题，精力也不足。”
“大明变革推进效率低，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想变革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扭转这个思想，将单纯的管人，变成管人和管事两手抓。”
“甚至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
众人心道果然如此，就是冲着这一块来的。
就是不知道他要如何完成这个转变。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听漏了关键的地方。
陈景恪扫视了一圈，见众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很是满意。
“为什么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呢。”
“首先说说管人，所谓管人其实就是治心。”
“古人认为，将人心管好了，天下自然大治。”
“所以，华夏思想自古以来最重治心。”
“这一点其实没有错，世间的大多数矛盾，都是人心引起的。”
“人心不治，世界就不会安宁。”
“但错就错在，朝廷将治心作为了唯一手段。”
“老子说的很清楚，治大国如烹小鲜。”
“《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
“朝廷只需要制定礼仪律法，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以此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
“只要他们不触碰到这个框架，就不要过多的去骚扰他们。”
“这才是老子清净无为的核心。”
众人再次颔首，这个道理并不新鲜，历朝历代对这方面也都有诠释和拓展。
陈景恪也没有过多赘述，他说这些也只是确定一个主基调，治心当采用道家的无为之法。
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德，百姓想干啥就干啥，朝廷不要多管闲事。
可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少。
更多时候是变着花样的折腾人，最终将国家折腾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分不清管人和管事的区别。”
“用管人的方式去做事，结果事事不成。”
“用管事的方法是去管人，结果百姓不堪其扰。”
“可以说，这是过于重治心而轻做事的必然结果。”
话题至此，终于进入了核心，为什么要重做事。
陈景恪注视着众人，说道：“为什么要重做事？”
“先贤已经说的很清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根据人类生存需求理论可知，生存才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你不能指望一群活不下去的人，去遵守所谓的法律。”
“想让百姓遵守律法，必须要先让他们活下去。”
“身无分文的时候，一文钱都能看在眼里。”
“身上有一贯钱的时候，掉了一文也不会太心疼。”
“百姓能吃饱饭就不会造反，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当政者都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适当的约束，社会上的违法行为也必然会减少。”
“这就是唯物学里面，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很容易就能听懂。
下面听课的众人豁然开朗，之前读唯物论积累的种种疑惑，都似乎有了答案。对唯物学和大同思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当政者，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意识到该怎么办，却不知道要如何去实现。”
“就好比都知道要抑制土地兼并，这样百姓才有地种才能有饭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可具体要如何抑制兼并？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靠每个县的那两三名官吏，怎么可能管得住这些？”
“况且最热衷于兼并土地的，恰恰就是这些官吏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
“最后百姓无立锥之地，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
“朝廷却还是将一切归结于人心坏了。”
“然后试图通过治心，来让百姓安分守己。”
“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吗？”
“可以说，既可悲又可笑。”
众人被说的有些无地自容，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
陈景恪并没有打击贬低谁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论事。
只有将这一切说清楚，才能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增加社会上的财富总量。”
“更具体的说，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衣服、药品、器具等等，来改善百姓的生活。”
“通过满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来达到治心的目的。”
一席话说的众人犹如醍醐灌顶。
原来如此，治事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基本生存需求，最终反馈到治心上去。
这和先贤的所提倡的思想并不冲突。
而是对先贤思想的拓展和具体化。
难怪他要提出人性需求理论，难怪他构建的终极理想世界，要求物资和精神双满足。
没有物资满足，精神满足就不存在。
没有精神满足，物资满足也没有任何意义。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治事比治心要简单。”
“心是最复杂多变的，也是难以掌控的。”
“凡是玩弄人心的，最后必将被人心反噬。”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简直太伟大了。”
“事不一样，它更加的具体，好坏一眼可辨。”
“所以治事看起来繁琐，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实则是将抽象的工作具体化，让大家有迹可循，是一种职能的简化。”
“比治心要简单太多了。”
众人总觉得这话很怪。
做事简单吗？恐怕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会说，比以前难太多了。
可只听陈景恪的讲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
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一时间也想不出来。
陈景恪也没有让他们多纠结，很快就给出了解答：
“为何大家普遍觉得，变法之后当官变得更难了？”
“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不熟悉做事，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其二，说的难听点，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思想。”
“他们做官只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们是没有的。”
“对这样的人来说，自然是治心更轻松。”
“什么都不需要管，只要百姓不造反，按时把赋税征收上来就完事儿了。”
“多么的轻松惬意啊。”
“可是你们去问问那些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问问他们累不累。”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通过治心来达成国泰民安，真的轻松吗？
看看范仲淹就知道了。
想要改变世道，却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尝试着去做，却遭到接连的打击，最后郁郁而终。
他轻松吗？
就算是被许多人骂的王安石，他真的就是为了祸国殃民吗？
恐怕不是。
他是察觉到世道有问题，想要做出改变。
只是不得其法，最终好心做了坏事。
他快乐吗？
不说前朝，看看陈景恪就知道了。
他是大家公认的君子。
为了变革殚精竭虑，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羡慕他的才华，羡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么。
恐怕没人会认为他们轻松。
说白了，‘治心’时代最适合自私摆烂的官吏，他们会觉得轻松惬意。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却是灾难。
治事不一样。
它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须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摆烂的官吏自然觉得不舒服。
我当官是为了享受，怎么让我‘当牛做马’起来了？
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则不然。
他们看到了让国家变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
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
他们会充满斗志，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说到这里，陈景恪话锋一转，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树立一些标杆，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引导人们向善。”
“没有正确的引导，社会风气就会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
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率先开始妖魔化。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至少也要做成一样。
只不过当时那些人，是用这个理论来批评中国的。
认为中国事儿做不好，人也没教好。
然后西方某某国家做的多好多好。
总之老公知言论了。
抛开立场问题，只看这个理论本身，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现代国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出问题。
作为穿越者，陈景恪自然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向治事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将治心给抛下。
话题说到这里，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
“治事当有为，治心需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