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中国文学常识》（7）
古代戏曲（一）
大约中国戏曲的发展所以如此的迟缓，其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他；二是诗赋策论为历来文士得官的阶梯，故他们注全力于此，自无暇注意到与科举功名全无关系之戏曲了。
一
希腊的戏曲开始得极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即已有极弘大的公共剧场，即已有极伟大的悲剧作家与喜剧作家，即已有永久不朽的使今人读之犹为之愉悦的伟大剧本。中国的戏曲的开始却较希腊的迟得多。
当中国的诗歌已改变了好几种的形式，当中国的散文已经历了好几次的新潮，且当中国的小说已发生了之后，她的戏曲才第一次出现于文坛；她的伟大的戏曲作家，她的不朽的剧本才有得产生出来。这时约在12、13世纪，即金、元等外族相继侵入中国内部之时。离开希腊戏曲的开始，已有1800余年了；离开中国第一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时代已有两千余年了。
中国戏曲的发展为什么如此的迟缓呢？当春秋之时，即有关于优伶的记载。如楚有优孟，怜贤相孙叔敖后裔之穷困，因在楚王之前，为孙叔敖衣冠，王大感动，即欲以他为相，他不欲，说了好些讽谕的话。楚王因此大悟，便给孙叔敖子以赠赐。后来类此的记载甚多。大约所谓“优伶”，都为娱乐帝王贵族之人，以愉快的、滑稽的行动，锋利机警的言谈，引帝王们的发笑（有时则使他们自省其非）为目的。虽往往装扮古人的形状，但其目的似不专在于搬演故事，而在于假此以使人发笑，乃是所谓“弄人”之流，而非所谓正式的演剧家。
北齐时，有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大面”（亦称代面）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见《旧唐书音乐志》）。此为戴假面的歌舞剧的开始，其后类此者尚有所谓“拨头”“踏摇娘”“参军戏”等。
“拨头”者，《乐府杂录》言：“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
“踏摇娘”的起源，据《旧唐书音乐志》谓：“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悲苦之辞。河朔演其声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夫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郎中之状，乃“著绯带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据《乐府杂录》，其题为《苏中郎》，盖即《踏摇娘》。）
“参军戏”，则似为不带假面之戏。赵璘《因话录》言：“（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椿。”
像这一类的零碎记载甚多，俱可为中国戏曲在13世纪之前已发生之证。
但在13世纪之前，我们却不能找到一本流传于今的剧本，不能找到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宋史乐志》言：“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苏轼的诗有言：“搬演故人事，出入鬼门道。”则当北宋时已有剧本与具有演者出入之门——鬼门——的剧场了。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本，陶九成的《辍耕录》载金人所作院本690种，大约那时的戏曲必甚发达，剧本作者也必已很多了。但这900余种的杂剧院本无一传于今者，故不知其体裁之何若。其作者的姓名也都无可考。至今可考知的戏曲作者，且至今尚得读其剧本者，乃始于金末元初之时，即13世纪的前半之时。
大约中国戏曲的发展所以如此的迟缓，其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他；二是诗赋策论为历来文士得官的阶梯，故他们注全力于此，自无暇注意到与科举功名全无关系之戏曲了。到了金、元之时，科举久停，文士无所用心，适值当时民间演戏之风甚盛，于是许多文学者便移他们的注意于科举功名之心而注意于民众的艺术上，而戏曲的伟大作家因此便产生了许多出来了。
臧晋叔谓元朝以剧本取士，所以元剧作者特盛，且俱为当时才智之士。实则他的话是没有什么确据的。“以杂剧取士”的话，在历史上并无记载，在别的书上也并无记载，且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俱为由金入元者，早已以作剧著名，更与元之“举科”无关。晋叔的话想必是他的对于元剧特盛之因由的“想当然”之解释。
二
中国戏曲的组成，由于下面的三个部分：一为“科”，即指示演者在舞台上的动作的；一为“白”，即演者的说话；一为“曲”，即演者所唱的辞句。
三者之中，以曲为最重要。近来影刊的《元剧三十种》系依据于元时的坊间刊本，其中“科”“白”俱极简略，有时仅在“曲”前注明“孤夫人上云了，打唤了，旦扮引梅香上了，见孤科”，并不写出他们的对话；有时则竟在全剧中连一点“科”“白”也不写出，全部都是“曲”，如《关张双赴西蜀梦》即为一例。这可见当时戏曲所注重的全在于唱，至于举作与对话则并不重视，可以由伶人自己去增饰表演。（《元曲选》中科、白俱全，有的人说这是明人所加的，有的人则说是作者原来所有的。以后说为较可靠。大约作者当初原都有很完全的科、白，坊问刊印剧本时，图省事，每都将他们删去。）但到了后来，则所刊印的剧本大概都把所有的科、白刊上了。
宋时，伶人所唱者都为当时盛行的新体的“词”。后来金人占据了中国北部，“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乃别创一调以媚之”（王世贞《艺苑卮言》）。这就是“北曲”的起源。12、13世纪中的剧本都是用这种新体的诗写的。到了14世纪的前半，即元末明初之时，“南曲”又渐渐地发达。南曲为南方的人改变词调所创造的，在宋时已有之。当北曲极盛时，南方也被收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寝至南方的诗人亦俱善于作北曲。在13世纪的后半，善作北曲的诗人大都为南方的人，或北人而流寓于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谐适于南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发达起来，渐渐有占夺了北曲的地位之倾向。当16世纪之时，即为南曲最发达之时，那时北曲虽然未全消灭，然其势力已甚微弱了。但这是后话，本章所述，止于中世纪，即15世纪之末，仅能述至南曲初起之时。
最初的一个最伟大的北曲作家是董解元。董解元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大约因为他在金时中过解元，所以人便称之为董解元。他的生年约在12世纪的后半。著名的《西厢弹词》便是他的大著。论者每以此书为中国的第一部剧本。钟嗣成的《录鬼簿》著录戏曲家也以他为第一人。实则此书并非剧本，乃是一个人用琵琶弹的；他一面念唱曲调，一面弹奏琵琶，颇类现在流行各地的说书或夏夜在妇女丛中一面敲鼓，一面念唱的弹词。不过，其中有“白”，有“曲”，除了为一人唱而非多人表演，为叙事式的一人代言的说唱之书而非直接由伶人扮演说唱的剧本之外，其他各点，对于后来剧本的结构上都很有影响，尤其在“曲”的一方面。这部书的题材是完全根据于元稹的《会真记》的，但加了不少的人物及穿插等。王实甫之著名的《西厢记》剧本，其事实及情节即完全依照于它而写的，它实可算是一部极伟大的史诗；像这种的体裁的著作，在中国只有这一部，离开它的别种重要之点不说，即以它的本身的文艺价值而论，也可以使它在文学史上占一不朽的地位。它写人物的个性，翩翩如活，诗句也有许多是极好的。如：要酒后厨前自汲新泉，要乐当筵自理冰弦，要绢有壁画两三幅，要诗后却奉得百来篇，只不得道著钱。（卷三，38页，《暖红室本》）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四，1页）
等是其例子。
继《西厢弹词》之后的，便为结构很完备的剧本了。13世纪时的剧本，都是用北曲写的，前面已经说过，它们的结构都是很相同的；全部分成四折，所谓“折”便是现在的所谓“幕”，便是南剧里所谓“出”的意思。有的时候，于四折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楔子”，大约在四折不够叙演尽某种故事时，才添加上这种楔子。这种的例子在《元曲选》里极多；如马致远的《汉宫秋》，无名氏的《衣锦还乡》《合同文字》等，俱是有楔子的，北剧（现在名他们这种剧本为北剧，或谓之杂剧）所用的角色不少，但却只有两个主要角色可以唱曲，即正末与正旦，其余的角色都仅可说“白”，以帮助主角；而这两个主角在同一剧中又不能并唱，如此戏为正末主唱的，则须由他一人从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第四折之最后，旦角不能唱一句；如果是正旦主唱的，则须由他一人从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底，正末——如果剧中有这个角色——也不能唱一句。如《元曲选》中的《汉宫秋》等，即为正末主唱之一例——此例最多——而同书中的《风光好》（戴善夫作），则为正旦主唱之一例。但在同一剧中，主角如正末等，又可以一个角色装扮好几种人物；如在第一折中他扮书生，在第二折中他又可以改扮神道。因此，唱的虽只有他一个人，而在剧场上，却可以在不同折里有不同的人物在唱着。譬如元无名氏的《硃砂担》，在楔子里，在第一折及第二折里，正末俱扮王文用，后来王文用被白正所杀，正末便在第三折里改扮东岳太尉（神）而出唱。到了第四折，正末又扮了王文用的鬼魂而出场歌唱，而东岳太尉在这一折里则不唱，另由一人扮之。举此一例，可以概知其他。
这种结构，那时的戏曲作家都守之极坚，无一人肯出此范围之外者。虽然王实甫的《西厢》，尝破全剧由末或旦一人独唱之例，但他对每剧必以四折为限之成例仍始终不敢打破，宁可使很长的《西厢》故事分成为四个剧本，却不愿使它连为一气而为一部具有20折的长剧。而除实甫此剧外，他人也无有破例者。
但像这种结构简单的剧本，后来究竟渐渐地不足以使人满意了。因为每种剧本只限四折，在剧情简短的时候原可以适用，而一到了采取长的故事为题材时，便不够应用；且在短的故事里也不能将人物性格、事实背景描写得详尽，虽然可以加上了一个楔子，但究竟还是不够。且全剧仅由一个角色唱，未免太单调了，听者也觉得乏味。于是后起的南剧（或谓之传奇）便把这些北剧的成例全推翻了。在南剧里，无论哪一个角色，都可以唱，就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也可以唱几句。因此，在戏曲上有许多大进步：第一，听众见了许多不同的人在唱，有时一人独唱，有时数人合唱，自然较之始终仅见同一的人在唱者为更觉得有兴趣。
第二，当仅以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之时，唱者自易疲倦，万不能继续演唱长部的剧本，元剧之以一部四折为定例者，其原因未始不源于此。
现在，一切角色都可以唱了，正末及正旦的唱的担负便轻得多。大家轮流唱着，剧本自可拉得很长了。所以南剧的出数，大都有30至50之数。如《琵琶记》有42出，《幽闺记》有40出，《荆钗记》有48出，《白兔记》有33出。如此，剧情便可以描写得尽致，不致因限于篇幅之过短而有强行截去作者之情思之患了。南剧之与北剧不同者尚有一点，即在南剧之开始（第一出），总有一段叙述全剧大意与情节的引子，由一个“副末”在剧场上报告出来，这个引子，名称很不相同，有时称之为“家门始终”，有时称之为“家门大意”，有时称之为“家门”，有时称之为“开宗”，有时称之为“副末开场”，有时称之为“先声”，有时则称之为“楔子”。但这种楔子与北剧所谓楔子的内容完全不同；北剧的楔子则全剧情节的一部分，而此之所谓楔子或家门大意，则为全剧中的一个小引，为将全剧的大纲先括述出来的一种“提要”之类的东西。又南剧的楔子必须最先，北剧则或在最先，或在各“折”之中间，俱不一定。
自南剧打破了北剧的成规之后，北剧的作家，也便不复再坚守以前的死规例了。明人作杂剧者，如朱有燉，如汪道昆，如徐渭他们，都已把北剧的四折的制度推翻，而成为一种“独幕剧”的体裁。同时，正末、正旦主唱的旧规例也完全被破坏了。这在北剧本身一方面，实是一种大进步。
但当戏曲的结构进步到很完美的时候，戏曲的文辞，却又由“本色”的、新鲜的、活泼的，而渐渐地被文人们粉装珠饰而成了非民众的，只供文人贵族赏玩的失真趣的文艺作品，与五七言诗、词、古骈文同一类的陈腐东西了。
这是后期的话，在第一期中，这种雕饰艳辞腐语的倾向，尚未见很显著。
三
元代的戏曲作家甚多，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者，凡117人。钟嗣成是一个元末的人，此书初作于公元1330年（至顺元年），（据他的自序）大约此后他尚时时加以修改，所以书中所叙的时代却迟至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乔吉甫的死年），离开初作书时已有15年之久了。因此，此书所叙的作家与作品颇为完全。他在此书里，将元曲的作家分为三个时期来说：一、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他所相知的，及已死才人他所不相知的；三、方今才人相知的，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的。
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上，以钟氏的第一期为蒙古时代，自太宗窝阔台取中原至世祖忽必烈统一南北为止（1234—1279）；第二期为统一时代，自此后至至顺及后至元间（即公元1340年以前）为止；第三期为至正时代（1341—1367），即元末之时代。兹将钟氏所举作者的时代及生地列表于下：
○注一：表中各作者姓名后所注之数字，乃表示他们作曲之数。
○注二：此表完全依据《录鬼簿》，故所载作曲之数与现在所知者略有不同，如关汉卿，今知他的剧本共有63种，但《录鬼簿》仅载58种。现在仍依《录鬼簿》所载。
○注三：作者姓名后未注数字者，乃《录鬼簿》不载他们的作曲之数者。
○注四：表中作者的姓名用粗黑字印者乃表示他们的剧本尚有传于今者。孔文卿姓名下所以注一“疑问号？”者，乃表示他的所仅存于今的一个剧本与别一作者所著的剧本同名，未知是否即他所著。
○注五：元曲作者有剧本存于今者，尚有二人，一为罗本，一为杨梓，为《录鬼簿》所未载，故此表亦未列入，特附注于此。
在这表里，我们可以看出元曲的变迁的大势。第一期里的作者共有56人，其生地大都为北方，江浙等处未有一人；仅有马致远、尚仲贤、张寿卿诸人作吏于南方，他们当系传播北曲于南方的最有力量者。这时的作者的中心集合地大约系大都。大都即今之北京。然在第二、三期里，我们便可看出一个大变动的时局了；第二期的作者仅30人，而南方的人已占了17，尤以（续表）
杭州为最多；北方的作者则仅有六七人，且尚系与南方都有若干关系的，如曾瑞则后半生居于杭州，郑光祖及赵良弼俱为杭州的官吏，乔吉甫与李显卿也住于杭州（只有宫天挺一人未到南方来）。到了第三期，则北方的戏曲家仅有高君瑞一人为南方所闻知，其余的许多作者都是南方的人。由此可见，在这两个时期，南方的杭州竟已代大都而为戏曲作家的中心集合地了。但在戏曲的本身讲来，则第一期的作者最多，且其作品流传于现在者也最多，到了第二、三期则作者似都已疲乏，无复有第一期一人而作30剧、50剧的魄力了，他们的作品传于今的也较第一期少得许多。
在这110余的作家中，最有名者，为第一期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第二期的郑光祖、乔吉甫，世称之为“六大家”。现在将较重要而有剧本留传于今的作家依次叙述一下。
关汉卿为最先出的一个戏曲作家，他是大都人，号已斋叟，曾做过太医院尹。他的生年大约在公元1234年（金亡之年）以前。他的戏曲作品，据《录鬼簿》所载仅有58种，而据今所知的则有63种；大多数俱已散佚，仅有《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以上俱见《元曲选》），《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以上俱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及《续西厢》（附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后）等13种尚存于今，尤以《窦娥冤》及《续西厢》为最著名。
《窦娥冤》连楔子共五折。楔子里叙楚州蔡婆生了一个男孩子，家里颇有些钱；有一个窦秀才名天章的，向她借银数十两，不能偿还，便把他的女儿名端云的给了她为媳妇，改名窦娥，这窦娥便是此剧中的女主人翁。蔡婆收下了媳妇，便送了些盘缠给天章上京应举去了。第一折的开端叙一件意外的遭遇。赛卢医借了蔡婆的钱，不能还，便把她诱至郊外，欲用绳绞死她，恰值张驴儿与他的父上场救了她，赛卢医逃去了。全剧的波澜便由此掀起。张驴儿与他的父依仗着救死的恩惠，随蔡婆回家，欲父娶了蔡婆，而他自己娶了窦娥（那时蔡婆的儿子已死去了）。窦娥执意不肯嫁他。第二折叙张驴儿遇见赛卢医，强迫他给些毒药，欲毒死蔡婆而将窦娥做妻；不料被他的父误吃了而死。张驴儿强指系窦娥下药毒死的，告了官，将她定了死罪。第三折叙窦娥被杀的情景，这一折是世界上最凄苦的文字之一，什么人读了都要战栗起来，是全剧的最高点。窦娥临死时说，如她是冤枉的，颈血便都将飞溅在丈二白练上，那时虽是六月，也将下雪，且那个地方也将亢旱三年。果然，一切都应了她的预言。第四折叙窦天章做了廉访使，到了楚州，调阅案卷，窦娥的鬼魂向他诉冤。他便捉了张驴儿、赛卢医，各给他们以相当的罪名，报了窦娥的怨冤。虽然如此结束，然而我们为窦娥的屈死而引起的悲愤心还不能宁谧下去；这个题材原太悲苦了，而汉卿的叙写又紧张之极，迫切之极，自然使人读后更难于忘记了。中国的悲剧本来极少，这一剧可算是所有悲剧中之最伟大的。
《续西厢》是续王实甫的《西厢》四剧的。王氏的《西厢》止于草桥店梦莺莺，关氏所续则为“张君瑞庆团圆”之一幕剧情。董解元的《西厢弹词》原有这一段事实，《西厢》是全依据于它而写的，故汉卿也要做了第五本的《西厢记》以补足王氏的未完的四本。《西厢记》与《续西厢》的作者为谁，从前曾争论了许久，或以为关著而王续，或以为王著而关续，或以为全部是王著，或以为全部是关著，到了现在，则“王著而关续”的话，差不多成了定论了。关的续本，金喟曾极力施以攻击，以为“狗尾续貂”，这是他未见《董西厢》，不知原本本是如此的之故。且续本里的好词句，也未必少于前四本，如：
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阁著笔尖儿未写，早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暖红室刊西厢十则》第三册3~4页）即是一例。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他的生年也与关汉卿约略相同。他的著作的开始在金朝未亡之前。《丽春堂》一剧叙的是金代的事，而最后言“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可为一证。所作剧本凡14种，存于今者仅《丽春堂》（见《元曲选》）及《西厢记》2种，而《西厢记》尤为流传最广之作品。如果他什么都不作，仅作了《西厢记》一书，则此书已足使他不朽。
《西厢记》系依据董解元的《西厢弹词》而改作剧本的，共分四本，凡16折；第一本为“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为“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为“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为“草桥店梦莺莺”。在第一本里叙崔家寄寓于普救寺。张珙来游，偶然见了莺莺，大惊羡，便也寄寓于寺之西厢，想觅一个机会与她通殷勤。借着做道场，又与莺莺相见了一回。第二本叙孙飞虎率军围寺，欲劫了莺莺去。大家惊惶无措。崔夫人说：“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于是张珙草了一书递与镇守蒲关的大将杜确，统军来解了围。不料夫人又反悔了说：“莺莺幼昔许与郑恒为婚”，只以兄妹之礼使莺莺与张生相见。张生大失望，莺莺也很凄楚。第三本则叙他们二人的互相恋慕的感情；为他们传递消息的人为一个婢子名红娘的，在这一本里，这红娘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靠了她，莺莺与张生终于私自成了婚。第四本便叙他们的恋爱成功的情形。后来，这事被老夫人发觉了；她无可如何，只得又许了张生的婚姻，着他到京应举。热恋的二人的分别，是全剧的故事中最凄楚的一节。他的所写即止于此。后来的张生与莺莺的团圆的事，在关汉卿的续本里写出。
在这个剧本里，人物的个性分得十分清楚；老夫人是有老夫人的个性，张生是有张生的个性，莺莺是有莺莺的个性，红娘是有红娘的个性，其他几个和尚与孙飞虎等也各活泼泼地现在纸上。在这一点上，王实甫的描写能力似较董解元为更进步。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二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的恋爱的经过与他们的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地、细腻地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董解元的《弹词》也是着力从这一点上写的；但没有王实甫写得腻婉。全剧中又充满了诗意的描写，在各支“曲”子里，我们又可以找到不少的极好的抒情诗，如：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到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
等便是其例子。
实甫的《丽春堂》一剧，其重要便远不如《西厢》；《丽春堂》的题材很简单，系叙金朝右丞相完颜，在赐宴时与李圭相争，被皇帝贬于济南，后因盗贼蜂起，复召他回朝。百官们在他家的丽春堂设宴贺他，李圭也来谢罪。
以如此的简短的故事衍为四折，却并不见其拖牵繁累，且还具有戏曲的趣味，这也可见作者的艺术的高超。
马致远，号东篱，也是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他的生年略后于关、王二人。《录鬼簿》载其戏曲共12种，今知共有14种，其中的一半（7种）尚传于今，即《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黄粱梦》《青衫泪》《陈抟高卧》及《三度任风子》，俱见于《元曲选》中。他的戏曲喜叙神仙的奇迹，如《岳阳楼》《黄粱梦》《三度任风子》等俱是，这是他与关、王二人不同的一点。他的作品的风格，俱甚潇洒自然；不像关之凝重，也不像王之婉曲。《汉宫秋》可谓他的诸剧的代表。
《汉宫秋》系叙汉时的美姬王昭君远嫁的故事的。这个故事曾感动了不少的诗人；然致远此剧的描写中心乃不在昭君而在汉元帝，这是它与别的以此同一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大殊异的一点。故事的起点为匈奴求婚于汉室。先此，毛延寿曾为汉元帝的使者，往各处搜求美女，以实后宫，并图其形以备临幸。
有名王嫱字昭君的一个美女，因不肯贿赂延寿，被他在图上点破，因此久不得临幸。后元帝偶然见了她，大惊其美，便十分的宠爱她，问知延寿的舞弊，即欲斩他，延寿逃到匈奴，说单于指名要王嫱为阏氏。汉廷官吏怕动刀兵，便极力劝元帝割舍了王嫱，送给匈奴和亲。元帝不得已而许之。昭君与元帝的相别，是全剧的极高点，写得极凄凉。番使护着昭君渐渐地去远了，元帝还立在那里凝望着；这里的一段曲，是写他那时的心境的：呀，俺向着这四野悲凉！草已添黄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她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
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后半段的音节是如何的迫切！自昭君去后，元帝抑抑无欢，一夜在梦中见了昭君，醒来时正听见孤雁在叫。这个情境真足使任人都为之感动。后来，昭君走到了黑龙江，投水死了，匈奴便拿了毛延寿，送回汉廷治罪。全剧便如此的结束了。
白朴，字仁甫，后改字太素，真定人，生于公元1226年（即金正大三年），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他也是后于关、王的作剧家。所作剧本共15种，存于今者仅2种，即《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俱见《元曲选》。《梧桐雨》是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史的，《墙头马上》是叙裴少俊与李千金的恋史的。
《墙头马上》是一篇有趣的喜剧，描写得很大胆，里面有许多好的抒情诗，如：
榆散青钱乱，梅攒翠豆肥。轻轻风趁蝴蝶队，霏霏雨过蜻蜓戏，融融沙暖鸳鸯睡。落红踏践马踏尘，残花酝酿蜂见蜜。
之类。
《梧桐雨》是一篇极高超的悲剧；无数的中国悲剧，其结果总是止于团圆或报仇，即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也是大圆满、快人意的结束；无数的叙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的文字，其结果也都是止于幻造的大团圆之境地，如陈鸿的《长恨歌传》乃有叶法善的传语，洪昇的《长生殿》乃以天上的重圆结束全剧，全失了悲剧的意境；独仁甫此剧，则为最完美的悲剧，其全剧乃在唐明皇于杨贵妃死后的悲叹声中而收局。他写明皇的悲怀，甚为着力，使人读完了此剧，也为之感伤无已。试举其一段。
（正末扮明皇，做睡科，唱）【倘秀才】“闷打颏，和衣卧倒，软兀剌方才睡着。”
（旦上云）“妾身贵妃是也，今日殿中设宴，宫娥，请主上赴席咱。”
（正末唱）“忽见青衣走来报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宴乐。”
（正末见旦科，云）“妃子你在那里来？”
（旦云）“今日长生殿排宴，请主上赴席。”
（正末云）“吩咐梨园子弟齐备着。”
（旦下）（正末做惊醒科，云）“呀，原来是一梦。分明梦见妃子，却又不见了。”（唱）【双鸳鸯】“斜翠鸾翘，浑一似出浴的旧风标，映着云屏一半儿娇。好梦将成还惊觉，半襟清泪湿鲛绡。【蛮姑儿】懊恼，窨约惊我来的，又不是楼头过雁，砌下寒蛩，檐前玉马，架上金鸡；是兀那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梢，曾把愁人定虐。”
这一场梦境，这一阵滴落于梧桐上的雨点，使全剧增添了不少的活气。
高文秀，东平人，府学生。他虽然死得很早，但他的戏曲作品却不少，据《录鬼簿》所载有32种，据今所知有34种，存于今者仅《须贾谇范雎》《黑旋风双献头》（以上2种见《元曲选》），及《好酒赵元遇上皇》（此1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3种。
《谇范雎》（“雎”，《元曲选》作“叔”）系叙战国时范雎为魏齐及须贾所辱，伪死，得脱奔秦，做了秦的丞相，因得报复了他的旧怨。此剧《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兹据《录鬼簿》，知为文秀所作。
《黑旋风双献头》（“头”《元曲选》作“功”）系他所作的“水浒”剧本之一。他善于写“水浒”故事，尤喜写黑旋风李逵；此类剧本，所作不下8种，存于今者仅此1种。此剧叙宋江的旧友孙孔目欲偕妻郭念儿赴泰安神州庙烧香。他到梁山泊请一个“护臂”（即今所谓保镖的人）。李逵自己出来要担任这个差事。他们同到了泰安。有一个白衙内原与郭念儿相恋着，这时便乘机在饭店里拐了郭念儿回去。孙孔目到大衙门去告他，不料这衙门的官正是白衙内，便把孙孔目下在死牢。李逵进监牢用蒙汗药把禁子迷倒了，救了孔目出来，夜间又去杀了白、郭二人。把双头带上山去献功。此剧里的李逵，虽然形状生得黑怪，性格生得烈憨，然尚知道用计，心思也很精细，且杀人后曾题诗在墙上，与《水浒传》的一部小说上所描写的完全憨直愚鲁的李逵不同。
《好酒赵元遇上皇》系叙一酒徒，因饮酒常醉而为家庭所弃，却也因饮酒而遇到了微行的上皇，认作兄弟，反得了好结果。
郑廷玉，彰德人，所作剧本共23种（据《录鬼簿》），存于今者有《楚昭公》《后庭花》《忍字记》《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俱见于《元曲选》，又有《崔府君断冤家债主》1种，《录鬼簿》未著录，《也是园书目》以为系郑廷玉作，今亦见于《元曲选》。
《楚昭公》系叙战国时，伍子胥伐楚，楚昭公战败，赖申包胥向秦国求得了救兵，又恢复了楚国的事。其中还杂着些神怪的故事：一、这次战事的开始，此剧说，系因吴国的一柄宝剑名湛卢的飞到楚国去，吴向楚王索取不得之故。二、当楚昭公兵败时，逃难过江，船小人多。艄公说须疏者下船，以救此船的倾覆，于是昭公的妻与子都跳入水中去了。但龙神把他们都救上了岸。楚国恢复时，他们又得团圆了。
《后庭花》系以“包公故事”之一为题材。
《忍字记》系叙贪狼星被贬下凡，后复回原位的故事。
《看钱奴》，《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录鬼簿》及《也是园书目》俱以为廷玉作，系叙周秀才因穷卖子，后复得复聚的事，其中也杂有神灵的奇迹。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也是叙幽明果报的故事。就廷玉现存的几篇戏曲看来，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有神道在内的，大约他很喜欢以神灵的奇迹来缘饰他的故事，也许他自己竟是一个迷信果报、相信神灵的奇迹的人。
尚仲贤，真定人，为江浙行省务官。他所作的戏曲，《录鬼簿》载有10种，今知共有11种，存于今者有《单鞭夺槊》《柳毅传书》及《气英布》3种，俱在《元曲选》中。
《单鞭夺槊》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俱系叙尉迟敬德的事，而事实不同；在《元曲选》中的一种，系叙尉迟敬德初投唐，单鞭打了单雄信，救了李世民的事；在《杂剧三十种》中的一种，系叙唐初诸国都削平了之时，李建成及元吉，欲夺太子之位，因世民有猛将尉迟敬德不敢下手，便在高祖面前说敬德的坏话，高祖便将敬德拿下，后又得赦免的事。这两种不同的剧本，也许是尚仲贤一人所作，将尉迟恭的前后二事分开二本写的，也许一种是尚仲贤作的，而其他一种是别的人作的。在这两个假定中，似以前说为较可信。
《柳毅传书》系叙龙女被她夫家弃在泾河岸边牧羊，请柳毅为她传书于母家；她叔叔钱塘君大怒，便去与她丈夫争斗，将他吞入腹中，而以龙女许了柳毅为妻的事。
《气英布》，《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录鬼簿》所载尚仲贤所作剧目，有此1种，黄文旸《曲目》也以为此剧系仲贤所作，系叙楚汉相争之际，随何说降了楚将英布；汉高祖初于濯足时接见他以挫折他的锐气，后又十分的笼络他的事。
武汉臣，济南府人，所作戏曲共11种（《录鬼簿》仅载10种），存于今者有《老生儿》《玉壶春》《生金阁》3种。
《老生儿》系叙60岁的刘从善，家甚富有而无子，后散了家财，便得了一子的事。
《生金阁》也是以“包公故事”之一为题材的，包公在那时，已是一位中国古来最有名的审判官了，所以许多“故事”都附着于他的名下；即在元曲中，叙述他的故事的也不在少数。
《玉壶春》系叙妓女李素兰誓志欲嫁李玉壶，二人终于团圆了的事。
吴昌龄，西京人，所作戏曲凡11种，存于今者有《风花雪月》及《东坡梦》2种，俱在《元曲选》中。
《风花雪月》系叙八月十五月明之夜陈世英与桂花仙子相恋着，一宵过去，仙子别去了，世英恋念着她而病了的事。
《东坡梦》系叙苏轼携妓白牡丹去见佛印禅师，欲诱他娶了白牡丹而还俗，终于不成的事。
杨显之，大都人，是关汉卿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作戏曲凡8种，今存2种，即《酷寒亭》与《潇湘雨》，俱见于《元曲选》。
《酷寒亭》叙郑孔目救了宋彬，二人结为兄弟。后孔目娶一妓为妻。她又与李成相恋。孔目知道这事，乘夜杀了妻，李成逃去了。孔目因杀妻事被刺配于沙门岛，李成恰是解差，欲害他，到了酷寒亭，被宋彬救去，并杀了李成报仇。
《潇湘雨》叙张商英被贬到江州去，在淮河中船沉了，与他女儿翠鸾失散。翠鸾为渔父崔老所救。后来与他的侄子崔甸士结婚了，甸士中了举，又与考官的女儿结了婚。翠鸾去寻他，却被他当作逃婢，押配远地。她在临江驿遇见了父亲，这时商英已做了廉访使，便去捉了崔甸士来欲杀他。因崔老的恳求，而赦了前罪，他与翠鸾复成了夫妻。这剧里的甸士，直不似一个有心肠的人，事实较之高明的《琵琶记》略略的有些相同，然《琵琶记》中的蔡邕较似崔甸士好得多。在描写人物的心理与性格方面，《琵琶记》也较这部《潇湘雨》进步得千百倍。
李寿卿，太原人，将仕郎，曾除县丞。他的剧本共有11种（《录鬼簿》仅载10种），存于今者有2种，即《伍员吹箫》与《度柳翠》，皆在《元曲选》中。
《伍员吹箫》即叙费无忌害了伍员全家，伍员逃出楚国，沿途受了许多苦，后做吴国的相国，攻楚，拿住费无忌报仇的事。郑廷玉也有一剧叙此故事，但他系从楚昭王方面写，此则从伍员方面写。
《度翠柳》，《元曲选》作无名氏撰，但《也是园书目》则题李寿卿作，《录鬼簿》载他的所著剧名，也有此剧在内。此剧系叙月明和尚因妓翠柳本是如来法身，便去引渡她成了正果的事。
石君宝，平阳人，所作戏曲凡10种，存于今者有《秋胡戏妻》及《曲江池》2种，俱见《元曲选》。又有《风月紫云亭》1种，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录鬼簿》载君宝及戴尚甫的戏曲名目俱有此一种。不知现存的这一部究为何人所作。
《秋胡戏妻》叙鲁大夫秋胡初时家甚穷苦，与罗梅英结婚才三日，便被迫去从军。梅英为他守贞，不肯别嫁。十年之后，秋胡官至中大夫，请假回家，他走到近家的地方，见一女子在采桑，便以黄金挑引她，这女子不肯。他回家了，他的妻子随后也归来，原来她就是那采桑的女子。她大骂了他一顿，欲与他离婚，结果，因秋胡的母的劝慰，便复和好了。
《曲江池》叙少年郑元和因恋着妓女李亚仙，堕落为“与人家送殡唱挽歌”的人。他父亲郑府尹知道了这事，便把他打得死去。他苏醒后又沦落为乞丐。幸得李亚仙救了他，劝他读书，后成为知县。
这两件故事都是民间流传得最广、最久的，至今尚有无数的人在重述着，尚有无数的伶人在演唱着；大约这些故事的所以传播的范围如此之大者，石君宝的剧本是与有很大的力量的。有许多古代的故事，为民间所盛传者，大半都是因元、明小说、剧本取了他们为题材之故。
戴尚甫，真定人，曾为江浙行省务官，所作戏曲共5种，今存者，除《紫云亭》1种不知是否即他所著的外，尚有1种《风光好》，见《元曲选》。
《风光好》叙宋高祖时陶谷奉使南唐，被宋齐丘等以妓秦弱兰诱惑他，因此不能毕其使命，只得逃依故人杭州钱椒王处。不久，宋兵灭了南唐，秦弱兰避难来杭，因与陶谷结婚了。
张国宾，一名酷贫，大都人，为喜时营教坊勾管，即当时人所称为倡夫的；他所作的戏曲凡4种（《录鬼簿》作3种），存于今者有3种，即《合汗衫》《罗李郎》及《薛仁贵》，皆见《元曲选》。当时与他同道的人，以戏曲家著称的，还有赵文敬、红字李二及花李郎；他们的剧本，都皆不传。国宾诸人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却流传得极广；戏曲的艺术价值也不见得比所谓士大夫的坏。
以上诸人皆为第一期戏曲家中作品留传于今稍多的，至于仅余一种作品的戏曲家，则尚有王仲文、纪天祥、孙仲章等十余人。
王仲文，大都人，作曲10种，仅《救孝子》一剧传于今（见《元曲选》）。
纪天祥，也是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作曲6种，今传《赵氏孤儿》1种，见《元曲选》。
孙仲章，也是大都人，或以为他是姓李，作曲3种（《录鬼簿》作2种），有《勘头巾》1种传于今，见《元曲选》。
石子章也是他们的同乡，作曲2种，今存《竹坞听琴》1种于《元曲选》中。
王伯成，涿州人，作曲2种，今存《李太白贬夜郎》1种，见《杂剧三十种》中。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作曲3种，今传《张生煮海》1种，见《元曲选》。
李文蔚，真定人，曾为江州路瑞昌县尹，作曲12种，今仅存《燕青博鱼》1种，见《元曲选》。
岳伯川，济南人，或云镇江人，作曲2种，今传《铁拐李》1种，见《元曲选》。
康进之，棣州人，或以他为姓陈，作曲2种，皆叙黑旋风李逵事，今存其一，名《李逵负荆》，见《元曲选》。
张寿卿，东平人，浙江省掾吏，作曲1种，名《红梨花》，今存于《元曲选》中。
狄君厚，平阳人，有《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一剧，见于《杂剧三十种》中。
孔文卿，是狄君厚的同乡，有《东窗事犯》一剧，亦见于《杂剧三十种》中。在第二期戏曲家金仁杰的戏曲目中，亦有与此剧同名的1种。不知此剧究竟是谁作的？
李行甫（一作行道），绛州人，有《灰阑记》一剧，见《元曲选》中。
李直夫，女真人，住于德兴府，作曲凡12种（《录鬼簿》作11种），存于今者仅《虎头牌》1种，见于《元曲选》。
孟汉卿，亳州人，作曲1种，名《魔合罗》，亦见《元曲选》中。
第二期的作家，有作品之存于今者，较之第一期少得许多。在30个作家中，仅有曾瑞、宫天挺、乔吉甫、郑光祖、金仁杰及范康等6人，我们现在尚能读到他们的剧本，至于其余的人，则所作都已散佚无存了。
曾瑞，字瑞卿，大都人（亦作大兴人），从北方迁于南方，定居在杭州，不愿仕，自号褐夫。他死的时候吊者有千余人。他所作曲仅有1种，即见于《元曲选》的《留鞋记》。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为钓台书院山长，死于常州。他所作剧凡6种，存于今者2种：《范张鸡黍》见于《元曲选》，系叙范巨卿、张元伯的生死不渝的友情的；《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见于《杂剧三十种》，系叙严子陵、刘文叔（即汉光武）的不以富贵易操的友情的。
乔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旅居杭州，卒于至正五年二月。他所作曲有11种，今传其3种，《金钱记》《扬州梦》及《玉箫女》，俱见于《元曲选》。吉甫为元六大剧作家之一，与同时的郑光祖及第一期的关、王、马、白齐名。
《金钱记》系叙韩翃的恋爱故事。
《扬州梦》系叙杜牧的恋爱故事。
《玉箫女》系叙韦皋与韩玉箫的恋爱故事。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他与乔吉甫同为第二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嗣成谓他：“名闻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所作剧本凡19种（《录鬼簿》载17种），传于今的凡4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梅香》3种见《元曲选》；《辅成王周公摄政》1种见《杂剧三十种》。
《王粲登楼》叙王粲辞母出游，所至不遇，后到荆州，登高楼而思乡，最后则做了大官，与蔡邕女结婚，复与母重聚的事。
《倩女离魂》叙倩女与王文举相恋，文举赴京应举，倩女的魂离了躯体偕他同去的事。
《梅香》叙白敏中幼与裴度之女小蛮订婚，后裴夫人不提起婚事，而敏中却与小蛮热烈的相恋，由一个梅香樊素在中传信。全剧的结构极似《西厢记》，《西厢》里的红娘便是这剧里的樊素。
《周公摄政》叙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但后来周公与成王终于谅解的事。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曾为建康崇宁务官，天历二年卒。所作凡7种，今存《萧何追韩信》1种，见《杂剧三十种》中。尚有《东窗事犯》1种，亦见《杂剧三十种》中；但孔文卿亦有与此同名的一剧，不知究为何人所作。
《萧何追韩信》系叙楚汉之际的大英雄韩信，流落不遇，后终为萧何所力举，得成灭楚的大功业的事。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作曲2种，今传《竹叶舟》1种。钟嗣成谓他：“编《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笔即新奇。”惜此剧今不传。
《竹叶舟》系叙吕洞宾点化陈季卿成仙的事。
在第二期的初时，尚有杨梓及罗本。
杨梓曾作《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诸剧，但《录鬼簿》并未叙到他。他是海监人。至元三十年（1293年）时，元师征爪哇，他以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以500余人，船10艘，先往招谕之。元兵继进，爪哇降。后为安抚大使，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元曲作家都为末官小吏，为大官者，仅梓一人而已。他的剧本，存于今者有《霍光鬼谏》1种，见于《杂剧三十种》中，又有《豫让吞炭》1种，见于《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
罗本，字贯中，武林人，作小说甚多。近来尚流行之《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俱相传为他所著。所作剧本，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存于今，见于《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
第三期作家的作品，存于今者尤少；在25人中仅有秦简夫、萧德祥、王晔、朱凯四人各有作品一二种流传下来而已。
秦简夫作剧5种，存于今者有《东堂老》《赵礼让肥》2种，俱见于《元曲选》。
《东堂老》叙赵国器因子不肖，将死时，托孤于李实，实有君子风，人称为东堂老，果然不负所托，使败子终于回头了。
《赵礼让肥》叙赵孝、赵礼兄弟孝于母，在虎头寨被马武所捉，欲杀之，兄弟争死，马武因释放了他们。后马武助刘秀打平了天下，又举荐赵氏兄弟二人为官。
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善于作南曲。所作剧本共5种，今仅存《杀狗劝夫》1种，见《元曲选》（原作无名氏作）。此剧为后来南剧中有名的《杀狗记》所本，叙孙荣与弟孙虫儿不和，反去亲近乡里小人。他的妻杨氏欲劝谏他，便将一狗杀了，去了头尾，穿上人衣。孙荣见了，以为杀死了人，便大惊起来，欲请朋友帮助拿去埋了，他们都不肯去，只有他兄弟孙虫儿肯。后来，他们反到官去告孙荣杀人。开了土看，却原来是一只狗。
孙荣无事回家。自此他便与兄弟和睦起来。
王晔，字日华，也是杭州人，作剧3种，今有《桃花女》1种，存于《元曲选》中（原作无名氏撰）。此剧叙洛城算卦的周公因知桃花女有妙道高法，甚嫉妒她，因此，托词娶她为媳妇，欲陷害她。不料桃花女道法更高，周公只得屈伏，以儿子得到一个高明的妻自慰。
朱凯，字士凯，他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不知道。他作小曲极多，剧本有2种，今传《昊天塔孟良盗骨》1种，见《元曲选》中（原作无名氏撰）。
《孟良盗骨》系叙宋初“杨家将”故事之一则。“杨家将”的故事至今尚盛传于中国民间，杨令公、杨六郎及孟良之名差不多连妇孺都十分的熟悉。
《录鬼簿》所不载的戏曲作家，尚有李致远、杨景贤二人，其作品俱见录于《元曲选》中；他们的真确时代，我们不能知道，大约是第三期左右的人。
李致远所作，为《还牢末》一剧，叙的是“水浒”故事之一。李逵奉令下山邀刘唐、史进入伙，因打死人入狱，赖李孔目救之，得以免死。李孔目的第二个妻，与赵令史相恋，便去告他私通梁山泊，以李逵给李孔目的金环为证。他被捕下狱，幸得李逵又下山救了他，并捉了赵令史及孔目的第二个妻回山杀死。
杨景贤所作，为《刘行首》一剧，系叙仙人马裕奉师命度脱一个女子名刘行首的故事。
在这三个时期中，还有许多无名作家的剧本流传于今。在《杂剧三十种》里的，有《诸葛亮博望烧屯》《张千替杀妻》及《小张屠焚儿救母》3种；在《元明杂剧二十七种》里的，有《汉钟离度脱蓝采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3种；在《元曲选》里的，有《冯玉兰》《碧桃花》《货郎旦》《连环计》《抱妆盒》《百花亭》《盆儿鬼》《梧桐叶》《渔樵记》《马陵道》《神奴儿》《小尉迟》《谢金吾》《冻苏秦》《硃砂担》《来生债》《鸳鸯被》《风魔蒯通》《陈州籴米》《合同文字》《隔江斗智》《举案齐眉》及《三虎下山》23种；其中有好几篇是不下于关、马等6大家的作品的。他们的题材，一部分是“水浒”的故事，一部分是“包公”的故事，也有取“三国”“战国”及其他流传的故事的；而以取“包公”故事为题材的为最多，如《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陈州籴米》等都是。
四
当元的末季，杂剧的作者稍倦，于是“传奇”的作者便起于南方。钟嗣成的《录鬼簿》虽专载杂剧——北剧——的作家，然于叙萧德祥的一段文字里，却言他“凡古文俱檃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可见，那时南曲已甚流行。到了公元1369年（即明洪武二年），朱元璋的部下，征定了中原，攻陷了北京，把蒙古民族逐回他们的北方去；久陷于异族统治之下的中原，这时始复为汉族所恢复。在这时的先后，产生了好几部伟大的长篇剧本，即所谓传奇的。在戏曲的技术上，传奇较杂剧进步了许多；因此，这些传奇甚为当时人所欢迎，几有压倒杂剧之势。
这时最盛行的传奇为《荆》《刘》《拜》《杀》及《琵琶记》5种。《荆》即《荆钗记》，为明太祖之子朱权作；《刘》即《刘知远》，一名《白兔记》，为无名氏作；《拜》即《拜月亭》，一名《幽闺记》，相传为元施惠作；《杀》即《杀狗记》，为明初徐作；《琵琶记》则为明初高明作。
施惠，字君美，一云姓沈，杭州人。《录鬼簿》列之于元曲的第二期作家中。《录鬼簿》仅叙他“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并不言及他曾作《拜月亭》一剧。也许此剧竟不是他所作的。王国维君跋此剧，谓：“此本第四折中，有‘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句，此乃用明太祖微行时为阉豕者题春联语。”因此断定它为明初所作。王氏说颇可信，在元曲的第二期，似尚不能产生如此完美的南剧。此剧共40出。较之仅有四折的杂剧，自是一部大著作。王实甫曾作《才子佳人拜月亭》一剧，今不传；关汉卿也有《闺怨佳人拜月亭》一剧，至今尚传。论者或以此剧为王实甫所作；这完全是一段很可笑的误会的话，无论在实甫的时候，绝不会有如“传奇”
的一种在技术有大进步的剧本产生，即想到实甫是一位向未到过南方的北部的人的一层，也便会决定他之万不至于作此剧了。大约此剧乃是根据汉卿及实甫的那两本同名的杂剧而写的。传奇的题材，常常取材于杂剧，如《杀狗记》之取材于萧德祥的《杀狗劝夫》杂剧，便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拜月亭》的故事是如此：蒋世隆与妹瑞莲，在家守分读书。当时蒙古族侵略金人，金廷大臣陀满海牙主张不迁都，且举他的儿子兴福率师御敌，大臣聂贾则主张迁都以避元军的锐锋。金主听了聂贾的谗言，把陀满海牙杀死。陀满兴福因此避难在外，某日因逃胥隶的追捕，跃入蒋氏园中。蒋世隆知他的来历，便与他结拜为兄弟而别离了。兴福别世隆后，经过一山，被一群强盗戴为首领，暂在那里落草。同时，兵部尚书王镇，奉命辞家往边庭缉探军情；他家中有一女，名瑞兰，即此剧中的女主人翁。不久，元军南下，金人迁都，各处大乱，蒋世隆与瑞莲及王瑞兰与她的母亲俱避难而漂流于外。在人群中，世隆与他的妹子失散了，瑞兰也与她的母亲失散了。世隆匆急的把“瑞莲！
瑞莲！”这样地叫着，王瑞兰听见了，以为是她母亲叫她，便答应了，走了过去。原来二人都是误会。他们便假作夫妻，同路走着。同时，瑞莲也遇到瑞兰的母亲，也结伴同行。世隆与瑞兰经过一山，被强盗捉上山去；不料寨主乃是他的兄弟兴福，反赠金与他而别。二人到了旅舍，由店主人的主婚而成了真的夫妇。世隆在此生了病，恰遇王镇公毕归去，经过此处，见了瑞兰。
她告诉他们结婚的事，但王镇大怒，不肯允认，强迫着瑞兰与他同归，而把世隆单独留下。作者把这个别离，写得很凄惨。王镇到了官驿，恰遇到他的妻及蒋瑞莲，王氏一家是很欢悦地团圆了。但悲戚的还有二人，瑞莲在想念她的哥哥，瑞兰则在想念她的丈夫。这时，世隆独自卧病在旅舍，凄凉万状，且更悲念他的妻子。幸遇兴福上京应举（元军已退，金廷赦免诸罪，复举行贡举），见到了他。待他病愈，二人便同赴京城应考，各中了文武状元。王镇奉旨，将他的两个女儿招文武状元为婿。哪知只有兴福及瑞莲二人从命，至于瑞兰呢，她想念着世隆，世隆也恋念着她，因此，俱不肯从命。后来，王镇请世隆到府中宴会，认了久散的妹妹，才说明了一切，知道他所要与为婚的原来就是那在旅舍相依恋的妻瑞兰。至此，一部《拜月亭》便在两对新人的结婚礼中闭幕了。
《拜月亭》的文章，明人何元朗、藏晋叔、沈德符等俱以为高出《琵琶记》，但也有持反对的论调的。近人王国维以为，《拜月》的佳处，都出于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平心论之，《拜月》里好的文句究竟不少。如第二十六出《萍迹偶合》里的几段：【销金帐】黄昏悄悄助冷风儿起。想今朝，思向日：曾对这般时节，这般天气，羊羔美酒，销金帐里；兵乱人荒，远远离乡里，如今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前腔】初更鼓打，哽咽寒角吹，满怀愁分付与谁？遭逢这般磨折，这般离别，铁心肠打开，打开鸾孤凤只！我这里恓惶，他那里难存济。翻覆，怎生，怎生，独自个睡！
【前腔】咚咚二鼓，败叶敲窗纸，响扑簌聒闷耳。谁楚这般萧索，这般岑寂，骨肉到此，伊东我西去。又无门住，又无依倚。伤心，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及第三十二出《幽怀密诉》里的几段：【齐天乐】（旦上）恹恹捱过残春也，犹是困人时节，景色供愁，天气倦人，针黹何曾拈刺。
（小旦上）闲庭静悄，琐窗潇潇，小池澄彻。
（合）叠青钱泛水，圆小嫩荷叶。
……
（小旦）姐姐，当此良辰媚景，正好快乐，你反眉头不展，面带愁容，为什么来？
【青衲袄】（旦）我几时得烦恼绝，几时得离恨彻！本待散闷闲行到台榭，伤情对景肠寸结。
（小旦）姐姐，撇下些罢。
（旦）闷怀些儿，待撇下怎生撇！待割舍难割舍！倚遍阑干，万感情切都分付长叹嗟。
下面描写姐妹二人拜月诉怀也是写得非常的动人。
《白兔记》不知作者的姓名，大约也是与《拜月》同时的产品。全剧共33出，是叙刘知远与他的妻的离合的故事的。刘知远被继父所逐，飘游于外。有李文奎，生有二子洪一、洪信及一女三娘。他在庙中遇见知远饥寒交迫，便把他带回家。一日，他见知远昼卧，火光透天，更有蛇穿窍出入，知道他必会大贵，便把女三娘嫁给他为妻。后文奎死了，洪一逐知远出去，并逼他写休书，又叫他看守瓜园，园里有铁面瓜精，会杀害人。知远杀了瓜精，它化了一道火光，钻入地中，掘开一看，原来是石匣装着头盔衣甲，及兵书宝剑。于是他别了妻，出去建立事业。这里，三娘留在家中，兄嫂要她改嫁，她不肯，便受了他们的许多磨折，日间挑水，夜间挨磨。不久，生了一个孩子，因系自己咬断脐带，便名之为咬脐郎。兄嫂欲害此子，她便托窦老抱去，带给知远。这时，知远又娶了岳家小姐，便将孩子留在那里养育。后知远讨贼有功，升为九州安抚使。咬脐郎已长大，一日，出去打猎，因追赶白兔，到了沙陀村，遇见受了千万痛苦的母亲三娘。他不知道她就是他的母，回家后，诉与父亲知道。知远告诉他一切的事。他们便迎接了三娘回来同住，又提了兄嫂来，把兄赦了，把嫂杀死报仇。正与罗马帝尼禄以基督教徒为夜烛一样，知远也取香油五十斤，麻布百丈，将他妻的嫂做了照天蜡烛，全剧便在此告了终止。
《白兔记》的文辞朴质明显，连“曲”文也都是非常明白，妇孺都能懂得的，远比不止《琵琶》与《拜月》的典雅；因此，我觉得《白兔》大约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篇剧本，或由优伶编纂而成的，绝不像《拜月》《琵琶》之出于文人的手笔。如：
【北一枝花】昔日做朝内官，今做个山中寇。俺只为朝中奸诈多，有功的恨杀为仇，杀功的即便封侯，因此上撇了名锁利勾。（第二十五出）
【江儿水】那日因游猎，见村中一妇人，满怀心事从头诉。裙布钗荆添凄楚，蓬头跣足身落薄，却原来亲娘生母。爹爹，你负义辜恩，全不念糟糠之妇。（第三十一出）等数曲便是一例。所以典雅派的文人对它都不满意，实在的它里面所最缺乏的是富于诗趣的叙写，然亦因此，它的流传却能够广而久。
《杀狗记》也是以文辞朴质为论者所不满的，它的作者是徐。，字仲由，淳安人，明洪武初（1368年）征秀才，至潘省辞归，有《巢松阁集》。
他自己尝说：“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故人。”此剧系依据于萧德祥的《杀狗劝夫》而写的。其剧共36出，至少较德祥的同名的一剧增大至四倍以上，因此，剧中人物增加了不少，情节也复杂得许多。他将孙虫儿改为孙荣；《杀狗劝夫》里未说孙华与孙荣不和的原因，此剧则言孙荣劝谏他哥哥不要与小人交往，因此二人不和。孙荣被逐，忍不住饥寒，投水自杀，被人所救，暂住于破窑的一段事，也是《杀狗劝夫》杂剧中所无的。又孙华在《杂剧》中只有一妻，这里却增了一妾，又增了一个雇仆吴忠。其他两剧相异之点，不能在此一一举出。徐此剧，因欲使读者及观剧者更表同情于孙荣，所以对于他的在外困苦的情形，着力描写着，且时时将他哥哥的豪华举出与他的穷寒相较；又写两个恶友的性格与举动也较“杂剧”所写更为刻毒些。这使它更易感动一般读者及观剧者。在描写人物的一方面，也较萧德祥的“杂剧”为有进步。它的文辞与《白兔记》同其朴讷，如：【宜春令】心问事难推索，我官人作事全不知错。存心不善，结交非义谋凶恶。更不思手足之亲，把骨肉埋在沟壑。唬得人战战兢兢，扑簌簌泪珠偷落。（第二十五出）自然比不得《拜月》《琵琶》等作，那样地为文人所欢迎了。近人吴梅因此不相信此剧是徐所作的，他说：“余尝读其小令曲《满庭芳》……语语俊雅，虽东篱，小山，亦未多逊。不知所作传奇，何以丑劣乃尔。或者《杀狗》久已失传，后人伪托仲由之作，羼入歌舞场中耳。”（《顾曲麈谈》卷下，83页）这个意见，似不甚妥确。徐作此剧或系应当时剧场或伶人的需要，自然不能如其作抒情诗之可任意用渊雅的文辞；也许他自己反以此剧文辞之能为一般民众所领悟而自喜呢！即假定此剧非徐所作，也断不是徐以后人所能伪作；因此种文辞朴讷明显的剧本，在明初以后便绝不会有人去作了。那时的剧作家正是群趋于雕饰艳词雅语之时，仅此种“本色”的、明白的剧本，怎么会产生出来呢？所以我们只可以说，此剧也许如《白兔记》一样，乃元、明之间的民间流传的剧本之一，而非徐所作；却不能说它是后人伪托名之作。
《荆钗记》为明初宁献王朱权所作。权，为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自号曜仙、涵虚子、丹丘先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就封大宁，永乐元年改封南昌，以正统十三年（1448年）卒。他深于音律，曾著《太和正音谱》，于《荆钗记》外，又作杂剧许多种。明代戏曲之发达，他的提倡是与有力量的。
《荆钗记》共48出，剧中的故事是如此：王十朋与钱流行的女儿玉莲订婚，以荆钗为聘礼。富人孙汝权见玉莲的美丽，也欲娶她。她的继母与姑娘都欲逼她嫁了汝权，但她不从，于是她与十朋很简陋地结了婚。十朋上京赴试，他的母亲与玉莲寄住于岳家。他中了状元，万俟丞相欲妻以女，他坚执不从。孙汝权这时也在都，私将十朋家信改写了，说已娶万俟丞相的女儿，欲将前妻玉莲休了。玉莲的继母等因此又逼她改嫁孙汝权。玉莲不从，投江自杀，被钱安抚所救，拜他为父，同赴福建任上。十朋知道了她自杀的消息，十分的悲痛。万俟丞相因他不肯为婚，将他改调至广东潮阳为佥判，而将他的饶州本缺换了王士宏。后来，玉莲要求钱安抚派人到饶州去打听王十朋的消息，回报说，王佥判全家死亡。玉莲也误会了，以为十朋是真的死了。后来，十朋升任吉安，钱安抚欲将玉莲嫁他，他不知是玉莲，执意不肯。又经了几番波折，他与玉莲才得重圆。这个故事，并不是朱权所创造的，在很久的时候，即已流传于民间了。《欧江佚志》谓，此故事系宋时史浩门客造作以诬王十朋及孙汝权的，因十朋为御史，首弹丞相史浩，其事实汝权怂恿之，所以他们用此故事以蔑十朋及他。但此说亦不大可信。汝权在此故事中固被写成一个很坏的小人，然十朋却仍是被写成一个很贞坚的好人。造作故事以蔑人的，似不会反把他写得很好的。大约民间流传的故事，都是喜以历史上著名的人，强附着于他们的故事之上的，正如人之喜以美观的衣服附着于自己的身上。至于这种故事之与真实的历史相符合与否，他们是不管的。所以造作《荆钗记》的故事以诬蔑王十朋、孙汝权之说，可以说是全无根据。像这类的错误的解释，在中国文学上是无时不遇到的。我们应该彻底地扫清了他们。《荆钗记》的文辞，较《白兔》《杀狗》为文雅，然仍带有一种“朴讷质白”之特质，所以王元美评他“近俗而时动人”。第三十五出《时祀》的一曲，我认它是全剧中最感人的一段：【沽美酒】纸钱飘，蝴蝶飞，纸钱飘，蝴蝶飞，血泪染，杜鹃啼，睹物伤情越惨凄。灵魂恁自知，灵魂恁自知。俺不是负心的，负心的，随着灯灭。花谢有芳菲时节，月缺有团圆之夜；我呵，徒然闲早起晚寐，想伊念伊。妻，要相逢，除非是梦儿里，再成姻契！【尾声】昏昏默默归何处？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姮娥宫殿里。
《琵琶记》，明高明作，叙汉蔡邕事；其题材非高明所创造，也是依据于一个以古代的大人物强附着于其上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在宋时已流传于民间了，南宋人诗云：“斜阳古道柳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或以为高明作此记，系讽王四的。王四与他为友，登第后，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故他借此记以讽。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为王四，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实则这些话都是穿凿附会的，绝不足信。高明此剧原是依据于自宋时即流传于民间的蔡中郎故事的，与什么王四，及不花太师，都是毫无关系的。
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授处州录事，辟丞相掾。方谷真起事，他避地于鄞之栎社。他的文名盛称于世，《琵琶记》尤为当时人所赞许。朱元璋也甚喜此剧，即位时，便欲召他到金陵，他以老病辞。
不久，病卒。著有《柔克斋集》。
《琵琶记》共42出，它的内容是如此：蔡邕与赵五娘结婚才两月，他父亲便要他到京应举。他不得已只好辞了高年的父母与热恋的妻而上道。到京后，以高才硕学，得中状元。牛太师欲以女嫁他，他再三不肯，又上表求归。
牛太师请天子主婚，又不准他回去。他只好勉强地留在京中与牛小姐结婚。
这时，他家中因他出去，显得穷困万状，只有赵五娘一人侍奉老人，营求衣食；后来老人只有几口淡饭吃，五娘自己则什么也没有得吃，只好强咽糠粃充饥。婆婆死了，公公又死了。她将头发剪下，想去卖了办理丧事。又用麻裙包土来筑坟。然后背着公婆的真容，拿着一个琵琶，到京去寻她丈夫蔡邕。
她至牛府，与牛小姐相见，被留居府中，说明了一切，乃知她丈夫并非贪名逐利不肯回家，却是被人逼留在此。他回府时，牛小姐与他说知，他才知父母俱已亡故，便大哭着与五娘相见。他们同回祭墓。后来他与五娘及牛小姐同过着很安乐的生活。全剧便于此告终。高明此剧的文章很典雅，与《拜月》是同类，而与《白兔》《杀狗》则雅俗殊异，所以许多人都极顶地称许他。第二十一出叙赵五娘强咽糠粃事尤为评者所称。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飏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一曲实为全戏的最警策处。相传则诚居栎社沈氏楼，夜案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光交为一，因名其楼曰瑞光。这虽是一段神话，然这一个好曲原足以当此种神话的夸饰而无愧。
五
在传奇盛行之时，杂剧作者仍有不少。作《荆钗记》的朱权也作有杂剧12种。与他约同时的，有王子敬、刘东山、谷子敬、汤式、杨景言、贾仲名、杨文奎及朱有燉，俱为明初有名的杂剧作家。
王子敬作剧4种，今存《误入天台》1种，见《元曲选》。
刘东山作《娇红记》等2种，俱无传本。
谷子敬作剧3种，有《城南柳》1种，亦存于《元曲选》中。
汤式字舜氏，号菊庄，宁波人，作剧2种，俱无传本。
杨景言作剧2种，也俱无传本。
贾仲名（一作仲明）作剧4种，今存《萧淑兰》《对玉梳》《金安寿》3种于《元曲选》中。
杨文奎作剧4种，今存《儿女团圆》1种，也在《元曲选》中。
朱有燉（周宪王）在他们当中是最伟大的。他为朱元璋子周定王的长子，甚负文名，作杂剧凡27种，散曲尤多。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可见他的歌曲流传之盛，他死于正统四年（即1439年）。自他死后，杂剧的作者直至15世纪之末叶才再有出来。他的杂剧存于今的有《洛阳风月牡丹仙》及《刘盼春守志香囊怨》2种，见于《盛明杂剧》；《清河县继母大贤》《赵贞姬身后团圆梦》等8种，见于《杂剧十段锦》，近又见十余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六
继《琵琶》及《荆》《刘》《拜》《杀》之后至15世纪之末的传奇作者，有沈受先、姚茂良、苏复之、王雨舟、邱濬、沈采、邵深数人。除邱濬之外，他们的确实时代，我们都不能知，大约都是15世纪的后半的前后的人罢。
沈受先字寿卿，里居未详，作传奇《三元》《银瓶》《龙泉》《娇红》凡4种，《三元记》今见《六十种曲》中，系叙冯商好行善，生子，连掇三元事。
姚茂良字静山，武康人，作《精忠记》《金丸记》《双忠记》三传奇。
《精忠记》见《六十种曲》，叙宋名将岳飞被秦桧所诬杀事。《曲品》谓：“词简净，演此令人眦裂。”然作者在最后因欲慰悦悲愤的观众，竟以秦桧诸人受地狱的裁判结果，大失伟大的悲剧的性质。
《双忠记》系叙张巡、许远事。
苏复之的里居未详，尝作《金邱记》1剧，叙苏秦事，《曲品》谓其“近俚处具见古态”。
王雨舟的里居也不详，所作有《连环记》1种，系叙三国时吕布、貂蝉的事。
邱濬字仲涤，琼州人，为当时的一个大儒，生于公元1418年，卒于1495年。所作有《五伦》《投笔》《举鼎》《罗囊》4记。
《五伦记》在戏曲中传达道德的训条，论者多目之为腐。
沈采字练川，吴县人，所作有《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等3种。
《千金记》今传于《六十种曲》中，系叙汉名将韩信事，因他于成功时曾以千金赠给漂母，故名“千金记”。
邵深字励安，常州人，官给谏，作《香囊记》，叙张九成事，今存于《六十种曲》中。《曲品》谓他此记“词工白整”。
自此以后，剧作家都益趋于典雅渊深的路上走去，词益斫饰，白益工整，一般民众渐渐地不易领悟他们了。
七
这个时代的诗与散文都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作家。元人侵入中国后，宋之旧作家仍在这时黑暗时代维持他的势力者有赵孟诸人。
孟（1254—1322），字子昂，为宋之宗室，以善书名。
其后则有虞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戴表元、袁桶、姚燧、马祖常、元明善、欧阳玄、吴莱、柳贯、黄溍、苏天爵、揭奚斯、鲜于枢诸人，皆为古文家，重扬韩、柳古文运动之余波。重要的诗人则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奚斯，并称为四大家，稍后则有萨天锡、倪瓒、顾瑛、张雨、杨维桢。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尝从吴澄游，仕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自号邵庵。有《道园学古录》50卷。相传集初不能诗，及在京师，遇杨载，授以诗法，遂超悟其理，成了一个名家。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人，其诗在当时很有影响。
范梈（1272—1330），字亨夫，清江人。
揭奚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人。
虞集尝评他们的诗，以为：“杨载如百战健儿，范梈如唐人临晋帖，揭奚斯如美女簪花。”并自称，“如汉廷老吏”。
许衡（1209—1281），字仲平，河内人；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人；二人同为元代古文的双柱。
姚燧出衡之门下，虞集则受澄之影响。其流风至于明初未绝。
萨都剌（约1272—1355），字天锡，号雁门，虞集称其最长于情，流丽清婉。
张雨（1283—1350），字伯雨，钱塘人，为道士，早年与虞集诸人唱和，晚年则与杨维桢、倪瓒诸人为友，有《句曲外史诗集》。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无锡人，工画，诗亦清俊。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昆山人，与瓒齐名。
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后半最负盛名之作家。维桢，字铁崖，号铁笛道人，山阴人，诗文古拙而雄于才气，从横排奡，自辟町畦，然誉之者固多，毁之者亦不少。明初，有王彝者，至作《文妖》一篇以诋之。
吴莱（1297—1340），字立夫，与黄溍、柳贯，并称为“古文三家”，其诗则与维桢齐名，有《渊颖集》，王士禛《论诗绝句》道：“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而他后来，乃尤重莱，所选七言古诗，唯录莱而不及维桢焉。
入明，传古文之诸派者，有宋濂、刘基、王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金华潜溪人，从朱元璋于军中。元璋即皇帝位后，以濂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并修《元史》。后因孙获罪，元璋欲杀之。
幸免死，贬茂州，中途而卒。有《潜溪集》。濂初从吴莱学，后又学于柳贯与黄溍，故其文力崇所谓“古文派”之正宗，清顺而乏气骨。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人，参朱元璋军事，多出奇计。洪武初，为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其为文亦清莹，而较濂为有才气。其诗尤有名，素朴真挚，气韵高雅。有《覆瓿集》等。
王袆（1321—1372），字子充，义乌人，与宋濂曾同学于黄溍，又曾同修《元史》。所作有《华川集》。
朱元璋尝谓：才思之雄，袆不如濂，学问之博，濂不如袆。
明初诗人，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四杰，而袁凯亦有盛名。
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人，自号青邱子。洪武初，预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后为朱元璋所腰斩，年仅三十九。王袆评其诗：“隽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召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杨基、张羽、徐贲三人之诗，俱不及启之高。
基（1326—？），字孟载，号眉庵，官山西按察使；贲，字幼文，官河南布政使；二人俱以曾为张士诚客，下狱死。
羽（1333—1385），字来仪，又字附凤，官太常司丞，后获罪投龙江死。
文字之狱，大约没有一个时代比明初更残酷的了！
袁凯，字景文，自号深叟，华亭人，官监察御史，有《在野集》。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作《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人遂呼之为袁白燕。
这时代最后的古文家为方孝孺。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候城人，从宋濂学，亦为正统派之作家，有《逊志斋集》。明成祖起兵入京，孝孺以不屈被杀。相传成祖并灭其十族，为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字狱之一。论者以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