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8)
第十二章《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8)
旅夜书怀
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无论在经济上,商业上,军事上,民族竞争上,诗上,音乐上,色彩上,它都有种魔力。
南游杂感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
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在北方,天气还很冷,上火车时,我还穿着皮大衣。一进广东界,百花盛开,我的皮大衣没了用处。于是就动了春游之念。在会议进行中,我利用周末,游览了从化、佛山、新会、高要等名城。广东的公路真好,我们的车子又新又快,幸福非浅。会议闭幕后,游兴犹浓,乃同阳翰笙、曹禺诸友,经惠阳、海丰、普宁、海门等处,到汕头小住,并到澄海、潮安参观。再由潮汕去福建,游览了漳州、厦门、泉州与福州,然后从上海回北京。
回到家里,刚要拿笔,却又被约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于是,就又离家十来天。这已是五月中了。
从北而南,从南而北,这次跑了不少路,到了不少地方。
若是一一述说,很够说三天三夜的,也许难免罗唆。在路上,无暇为文,只零碎地写了一些短诗。现在,我想写点南游的感想,或不至过于琐碎。
公园
在各地游览中,总是先逛公园,即由此说起吧。看了南北十几座名城,得到这个印象:凡是原来有的公园,都整整齐齐,采饰一新,而且添加了新的设备。几乎所有的公园里,都特为儿童们开辟了游戏场。我最爱立在这些小乐园外,看胖娃娃们打秋千,溜滑板,骑五彩的木马。真好看!我在幼年时,没有享过此福。看到这些幸福的娃娃,我不由得就想到中国的明天。
谁知道他们将来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
从前没有公园的城市,不管规模大小,现在都添辟了公园。
这是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解放前,有些公园破破烂烂,有名无实。今天,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辟的,都的确像公园了。
同时,公园里的饭馆,茶馆也变了样子。从前,这些是有闲阶级消磨时光的地方。他们吃饱喝足,就该评论来来往往的妇女们的头脚了。今天,顾客主要是劳动人民。这是个极大的变化。
从前,我不敢多到公园去,讨厌那些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闲人们。现在,一进公园,看到花木的繁茂,亭池的美丽,精神已为之一振。及至看到游人,心里便更加高兴。看,劳动人民扶老携幼,来过星期日或别的假日,说着笑着,或三五友人聚餐,或全家品茗休息,多么美丽呀!公园美,人健康,生活有所改善,不是最足令人高兴的事吗?这真是“劳动人民干净土,百花今始识风流”啊!——这就是我那些不像诗的诗中的两句。
招待所
在广东、福建各处,有个北方不大见到的光景。这就是不少的城市都有很体面的招待所,招待归国观光的侨胞。人民热爱侨胞,这是一个证明。在我路过流沙的时候,我就是在还未完工的一座这种招待所,休息了半天的。流沙是个不大的地方,招待所却相当体面。这使我非常高兴:想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虽是北方人,可是每逢遇见闽、粤的侨胞,便彼此像看见了亲人。他们问长问短,迫切地打听祖国的情况。那时候,国内正值国民党当权,内政外交无一是处。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没的可说,只好相对惨笑。今天,侨胞们可以回来看看了,祖国真是百废俱兴,气象一新!就拿流沙这个不大的地方来说吧,就有很体面的电影院、戏院、革命纪念馆、水库等等。在戏院里,我们看到最好的潮剧。在那条不长的街道上,卖热炸豆腐的、凉粉的、豆浆的、炒面的、水果的……色香俱美,品种繁多。不错,祖国在建设中不能不遇上一些困难;可是,翻了身的中华儿女还会叫困难吓倒吗?不会!绝对不会!遇见困难便去克服!克服了困难,便长了经验,长了本领,从而干得更好,更快,不是吗?
文物
在解放前,去看名胜古迹几乎是一种痛苦。举例说:三十年前,我到过河南的龙门。那里的千年以上的雕塑杰作久已驰誉全世。可是,多少多少精美佛像的头,已被帝国主义者勾结我国奸商砍下来偷运到他们国家去了!这多么令人伤心啊!龙门如是,别处也如是,就是北京的文物也难逃此劫:古寺名园中许多珍贵的艺术品,有的被帝国主义者偷走,有的被国民党的军队肆意破坏了。
今天,凡是值得保存的文物都加以保护,并进行研究,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但广州、福州的古寺名园或修葺一新,或加意保护,就是佛山的祖祠,高要的七星岩,也都是古迹重光,辉煌灿烂。这使我们多么高兴啊!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古老的文化,文物的保护不但增加我们的历史与艺术知识,而且也使我们更热爱祖国啊。昔日观光,感到痛苦;今日游览,令人兴奋!
戏剧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粤剧、潮剧、话剧、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那些小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师傅教得得法,学生学得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得好。
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
关于我的南游,说到此为止。设若有人问:内蒙古的风光如何呢?回答是:气候、山水不同,而人民的干劲也同样冲天,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成绩,即不多赘。
载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中国新闻》还想着它
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得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缝指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所以心里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主意。
上了船,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多少不提,到底是现款。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复杂着一点说,就是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一见如故。
不大会儿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最阔气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个佛郎;比我阔着块巴来钱。大家把钱凑在一处,很可以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宋,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那么,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干吗不快活呢?大家很高兴,说得也投缘。有人提议:到上海可以组织个银行。他是学财政的。我没表示什么,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美国华侨少年,也都挺和气。
两位印度学生穿得满讲究,也关心中国的事。在开船的第三天早晨,他俩打起来:一个弄了个黑眼圈,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
打架的原因: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是为一双袜子。也不是谁卖给谁,穿了(或者没穿)一天又不要了,于是打起活来。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一天到晚嘟囔着:“在国里,我吐痰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他脏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上了岸再说;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而后到上海,再回家。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诉我,都是停在旅馆里,没有出门。他怕引诱。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没意思,他说。到了马赛,他丢了一只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国姑娘。而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她们都钓我呢!”
所谓“她们”,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最年轻的不过才三十多岁。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她们吸烟,吃饭,抡大腿,练习唱,都在这儿。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脸像个干橘子。他们没事的时候也还光着大腿,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说她们关心着他。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那个小干老头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差不多老对她们喊叫。可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唱或抡腿,我们就瞎扯,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永远蹲在暗处,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他卖一种黑玩艺,五个佛郎一小包,舞女们也有买的。
二十多天就这样过去: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像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地少起来。我的心里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一天的,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只好下去。雇上洋车,不,不应当说雇上,是坐上;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的,即使识路,也听不懂我的话。坐上,用手一指,车夫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务印书馆。
不记得街名,可是记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上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洋车一直跑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凑巧,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
这就好办了。进门就找经理。道过姓字名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经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
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见黄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后来,常到他家去吃饭,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他家给他寄茶,总是龙井与香片两种,他不喜喝香片,便都归了我,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不过,这都是后话。我还得去找事,不远就是中华书局,好,就是中华书局吧。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给找着个事做,他的人可爱。见了他,我说明来意。他说有办法。
马上领我到华侨中学去。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公众汽车(都是小而红的车,跑得飞快)方便,一会儿就到了。
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马上搬来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做,心才落了实,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然后支了点钱,买了条毯子,因为夜间必须盖上的。
买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总以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讲多是壁虎。
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十分讨厌。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渡过去。六点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做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在床上,既然离死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地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躺了三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
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
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花样!学生们不奢华。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题;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们,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吃也简单,除了爱吃刨冰,他们并不多花钱。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
以住说吧,有个床,有条毯子,便可以过去。没毯子,盖点报纸,其实也可以将就。再有个自来水管,作冲凉之用,便万事亨通。还有呢,社会是个工商社会,大家不讲究穿,不讲究排场,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书,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从一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产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烟窑子等是有的,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倒是由内地的先生们觉得苦闷,没有社会。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当教员的没有地位,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人的圈里去。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来的;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里。
玩的地方也没有,除了电影,没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个月,我就有点厌烦了。别人也这么说。还拿天气说吧,老那么好,老那么好,没有变化,没有春夏秋冬,这就使人生厌。况且别的事儿也是死板板的没变化呢。学生们爱玩球,爱音乐,倒能有事可做。先生们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弄点汽水闲谈。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做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我们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做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
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没工夫。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我都不会。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不敢动笔。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去看各种事儿,为是供给我点材料。可是以几个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个地方的味儿,不会。再说呢,我必须抽写海,和中国人怎样在海上冒险。对于海的知识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岁才看见了轮船。
那么,只好多住些日子了。可是我已离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岁,常有信催我回家。为省得闲着,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本来想写的只好再等机会吧。直到如今,啊,机会可还没来。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地落掉。写了三个多月吧,得到五万来字;到上海又补了一万。
这本书中好的地方,据我自己看,是言语的简单与那些像童话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话,因为前半截有好些写实处——本来是要描写点真事。这么一来,实的地方太实,虚的地方又很虚,结果是既不像童话,又非以儿童为主的故事,有点四不像了。设若有工夫删改,把写实的部分去掉,或者还能成个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个工夫。顶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讲着漂亮——确是漂亮——的北平话。
《小坡的生日》写到五万来字,放年假了。我很不愿离开新加坡,可是要走这是个好时候,学期之末,正好结束。在这个时节,又有去做别的事情的机会。若是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辞去教职而仍不离开此地,为是可以多得些经验。可是这些事都没成功,因为有人从中破坏。这么一来,我就决定离开。我不愿意自己的事和别人捣乱争吵。在阳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无论在经济上,商业上,军事上,民族竞争上,诗上,音乐上,色彩上,它都有种魔力。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大众画报》第十二期滇行短记
(一)
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另创一格,则吾岂敢,聊以塞责,颇近似之,惭愧得紧!
(二)
八月二十六日早七时半抵昆明。同行的是罗莘田先生。他是我的幼时同学,现在已成为国内有数的音韵学家。老朋友在久别之后相遇,谈些小时候的事情,都快活得要落泪。
他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所以我也去住在那里。
住在靛花巷的,还有郑毅生先生,汤老先生(注:汤老先生,即汤用彤先生,著名哲学家,已故),袁家骅先生,许宝先生,郁泰然先生。
毅生先生是历史家,我不敢对他谈历史,只能说些笑话,汤老先生是哲学家,精通佛学,我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没有看懂,因而也就没敢向他老人家请教。家骅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一天到晚读书,我不敢多打扰他,只在他泡好了茶的时候,搭讪着进去喝一碗,赶紧告退。他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常来看我。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宝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地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
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地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郁先生在许多别的本事而外,还会烹调。当他有工夫的时候,便做一二样小菜,沽四两市酒,请我喝两杯。这样,靛花巷的学者们的生活,并不寂寞。当他们用功的时候,我就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等他们离开书本的时候,我也就跟着“活跃”起来。
此外,在这里还遇到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位文坛老将,好像是到了“文艺之家”。关于这些位先生的事,容我以后随时报告。
(三)
靛花巷是条只有两三人家的小巷,又狭又脏。可是,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
昆明的街名,多半美雅。金马碧鸡等用不着说了,就是靛花巷附近的玉龙堆,先生坡,也都令人欣喜。
靛花巷的附近还有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湖中有荷蒲;岸上有竹树,颇清秀。最有特色的是猪耳菌,成片地开着花。此花叶厚,略似猪耳,在北平,我们管它叫作凤眼兰,状其花也;花瓣上有黑点,像眼珠。叶翠绿,厚而有光;花则粉中带蓝,无论在日光下,还是月光下,都明洁秀美。
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都在靛花巷左右,所以湖上总有不少青年男女,或读书,或散步,或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
(四)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山土是红的,草木深绿,绿色盖不住的地方露出几块红来,显出一些什么深厚的力量,教昆明城外到处人感到一种有力的静美。
四面是山,围着平坝子,稻田万顷。海田之间,相当宽的河堤有许多道,都有几十里长,满种着树木。万顷稻,中间画着深绿的线,虽然没有怎样了不起的特色,可也不是怎的总看着像画图。
(五)
在西南联大讲演了四次。
第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做主席。他谦虚地说:大学里总是做研究工作,不容易产出活的文学来……我答以:抗战四年来,文艺写家们发现了许多文艺上的问题,诚恳地去讨论。但是,讨论的第二步,必是研究,否则不易得到结果;而写家们忙于写作,很难静静地坐下去作研究;所以,大学里作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是帮着写家们解决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崇古鄙今,而是供给新文艺以有益的参考,使新文艺更坚实起来。譬如说:这两年来,大家都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但讨论的多半是何谓民族形式,与民族形式的源泉何在;至于其中的细腻处,则必非匆匆忙忙地所能道出,而须一项一项地细心研究了。近来,罗莘田先生根据一百首北方俗曲,指出民间诗歌用韵的活泼自由,及十三辙的发展,成为小册。这小册子虽只谈到了民族形式中的一项问题,但是老老实实详详细细的述说,绝非空论。看了这小册子,至少我们会明白十三辙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和它怎样代替了官样的诗韵;至少我们会看出民间文艺的用韵是何等活动,何等大胆——也就增加了我们写作时的勇气。
罗先生是音韵学家,可是他的研究结果就能直接有助于文艺的写作,我愿这样的例子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六)
正是雨季,无法出游。讲演后,即随莘田下乡——龙泉村。
村在郊北,距城约二十里,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此。冯芝生、罗膺中、钱端升、王了一、陈梦家诸教授都在村中住家。教授们上课去,须步行二十里。
研究所有十来位研究生,生活至苦,用工极勤。三餐无肉,只炒点“地蛋”丝当作菜。我既佩服他们苦读的精神,又担心他们的健康。莘田患恶性摆子,几位学生终日伺候他,犹存古时敬师之道,实为难得。
莘田病了,我就写剧本。
(七)
研究所在一个小坡上——村人管它叫“山”。在山上远望,可以看见蟠龙江。快到江外的山坡,一片松林,是黑龙潭。晚上,山坡下的村子都横着一些轻雾;驴马带着铜铃,顺着绿堤,由城内回乡。
冯芝生先生领我去逛黑龙潭,徐旭生先生住在此处。此处有唐梅宋柏;旭老的屋后,两株大桂正开着金黄花。唐梅的干甚粗,但活着的却只有二三细枝——东西老了也并不一定好看。
坐在石凳上,旭老建议:中秋夜,好不好到滇池去看月;包一条小船,带着乐器与酒果,泛海竟夜。商议了半天,毫无结果。(一)船价太贵。(二)走到海边,已须步行二十里,天亮归来,又须走二十里,未免太苦。(三)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看滇池月,非穷书生所能办到的呀!
(八)
中秋。莘田与我出了点钱,与研究所的学员们过节。吴晓铃先生掌灶,大家帮忙,居然做了不少可口的菜。饭后,在院中赏月,有人唱昆曲。午间,我同两位同学去垂钓,只钓上一二条寸长的小鱼。
(九)
莘田病好了一些。我写完了话剧《大地龙蛇》的前二幕。
约了膺中、了一和众研究生,来听我朗读。大家都给了些很好的意见,我开始修改。
对文艺,我实在不懂得什么,就是愿意学习,最快活的,就是写得了一些东西,对朋友们朗读,而后听大家的批评。一个人的脑子,无论怎样的续密,也不能教作品完全没有漏隙,而旁观者清,不定指出多少窟窿来。
(十)
从文和之琳约上呈贡——他们住在那里,来校上课须坐火车。莘田病刚好,不能陪我去,只好作罢。我继续写剧本。
(十一)
岗头村距城八里,也住着不少的联大的教职员。我去过三次,无论由城里去,还是由龙泉村去,路上都很美。走二三里,在河堤的大树下,或在路旁的小茶馆,休息一下,都使人舍不得走开。
村外的小山上,有涌泉寺,和其他的云南的寺院一样,庭中有很大的梅树和桂树。桂树还有一株开着晚花,满院都是香的。庙后有泉,泉水流到寺外,成为小溪;溪上盛开着秋葵和说不上名儿的香花,随便折几枝,就够插瓶的了。我看到一两个小女学生在溪畔端详那枝最适于插瓶——涌泉寺里是南菁中学。
在南菁中学对学生说了几句话。我告诉他们:各处缠足的女子怎样在修路,抬土,做着抗建的工作。章川岛先生的小女儿下学后,告诉她爸爸:“舒伯伯挖苦了我们的脚!”
(十二)
离龙泉村五六里,为凤鸣山。山上有庙,庙有金殿——一座小殿,全用铜筑。山与庙都没什么好看,倒是遍山青松,十分幽丽。
云南的松柏结果都特别地大。松塔大如菠萝,柏实大如枣。
松子几乎代替了瓜子,闲着没事的时候,大家总是买些松子吃着玩,整船的空的松塔运到城中;大概是做燃料用,可是凤鸣山的青松并没有松塔儿,也许是另一种树吧,我叫不上名字来。
(十三)
在龙泉树,听到了古琴。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
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
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荫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
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可是在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
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
(十四)
在昆明两月,多半住在乡下,简直的没有看见什么。城内与郊外的名胜几乎都没有看到。战时,古寺名山多被占用;我不便为看山访古而去托人情,连最有名的西山,也没有能去。
在城内靛花巷住着的时候,每天我必倚着楼窗远望西山,想象着由山上看滇池,应当是怎样的美丽。山上时有云气往来,昆明人说:“有雨无雨看西山。”山峰被云遮住,有雨,峰还外露,虽别处有云,也不至有多大的雨。此语,相当的灵验。西山,只当了我的阴晴表,真面目如何,恐怕这一生也不会知道了;哪容易再得到游昆明的机会呢!
到城外中法大学去讲演了一次,本来可以顺脚去看筑竹寺的五百罗汉塑像。可是,据说也不能随便进去,况且,又落了雨。
连城内的园通公园也只可游览一半,不过,这一半确乎值得一看。建筑的大方,或较北平的中山公园还好一些;至于石树的幽美,则远胜之,因为中山公园太“平”了。
同查阜西先生逛了一次大观楼。楼在城外湖边,建筑无可观,可是水很美。出城,坐小木船。在稻田中间留出来的水道上慢慢地走。稻穗黄,芦花已白,田坝旁边偶而还有几穗凤眼兰。远处,万顷碧波,缓动着风帆——到昆阳去的水路。
大观楼在公园内,但美的地方却不在园内,而在园外。园外是滇池,一望无际。湖的气魄,比西湖与颐和园的昆明池都大得多了。在城市附近,有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湖上可以划船,还有鲜鱼吃。我们没有买舟,也没有吃鱼,只在湖边坐了一会看水。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作诗要去思索,可是美景把人心融化在山水风花里,像感觉到一点什么,又好像茫然无所知,恐怕坐湖边的时候就有这种欣悦吧?在此际还要寻词觅字去作诗,也许稍微笨了一点。
(十五)
剧本写完,今年是我个人的倒霉年。春初即患头晕,一直到夏季,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想到,在昆明两月,倒能写成这一点东西——好坏是另一问题,能动笔总是件可喜的事。
(十六)
剧本既已写成,就要离开昆明,多看一些地方。从文与之琳约上呈贡,因为莘田病初好,不敢走路,没有领我去,只好延期。我很想去,一来是听说那里风景很好,二来是要看看之琳写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十几万字,还在继续地写。
(十七)
查阜西先生愿陪我去游大理。联大的友人们虽已在昆明二三年,还很少有到过大理的。大家都盼望我俩的计划能实现。
于是我们就分头去接洽车子。
有几家商车都答应了给我们座位,我们反倒难于决定坐哪一家的了。最后,决定坐吴晓铃先生介绍的车,因为一行四部卡车,其中的一位司机是他的弟弟。兄弟俩一定教我们坐那部车,而且先请我们吃了饭,吃饭的时候,我笑着说:“这回,司机可教黄鱼给吃了!”
(十八)
一上了滇缅公路,便感到战争的紧张;在那静静的昆明城里,除了有空袭的时候,仿佛并没有什么战争与患难的存在。
在我所走过的公路中,要算滇缅公路最忙了,车,车,车,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车!我们所坐的车子是商车,这种车子可以搭一两个客,客人按公路交通车车价十分之二买票。短途搭脚的客人,只乘三五十里,不经过检查站,便无须打票,而做黄鱼;这是司机车的一笔“外找”。官车有押车的人,黄鱼不易上去;这批买卖多半归商车做。商车的司机薪水既高,公物安全地到达,还有奖金;薪水与奖金凑起来,已近千元,此外且有外找,差不多一月可以拿到两三千元。因为入款多,所以他们开车极仔细可靠。同时,他们也敢享受。公家车子的司机待遇没有这么高;而到处物价都以商车司机的阔气为标准,所以他们开车便理直气壮。据说,不久的将来,沿途都要为司机们设立招待所,以低廉的取价,供给他们相当舒适的食宿,使他们能饱食安眠,得到一些安慰。
我希望这计划能早早实现!
第一天,到晚八时余,我们才走了六十三公里!我们这四部车没有押车的,因为押车的既没法约束司机,跟来是自讨无趣,而且时时耽误了工夫——一与司机冲突,则车不能动——一到时候交不上货去。押车员的地位,被司机的班长代替了,而这位班长绝对没有办事的能力。已走出二十公里,他忘记了交货证;回城去取。又走了数里,他才想起,没有带来机油,再回去取来!商车,假若车主不是司机出身,只有赔钱!
六十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家小饭馆,一位广东老人,不会说云南话,也不会说任何异于广东话的言语,做着生意。我很替他着急,他却从从容容地把生意做了;广东人的精神!
没有旅馆,我们住在一家人家里。房子很大,院中极脏。
又赶上落了一阵雨,到处是烂泥,不幸而滑倒,也许跌到粪堆里去。
(十九)
第二天一早动身,过羊老哨,开始领略出滇缅路的艰险。
司机介绍,从此到下关,最险的是圾山坡和天子庙,一上一下都有二十多公里。不过,这样远都是小坡,真正危险的地方还须过下关才能看到;有的地方,一上要一整天,一下又要一整天!
山高弯急,比川陕与西兰公路都更险恶。说到这里,也就难怪司机们要享受一点了,这是玩命的事啊!我们的司机,真谨慎:见迎面来车,马上停住让路;听后面有响声,又立刻停住让路;虽然他开车的技巧很好,可是一点也不敢大意。遇到大坡,车子一步一哼,不肯上去,他探着身(他的身量不高),连眼皮似乎都不敢眨一眨。我看得出来,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
在禄丰打尖,开铺子的也多是广东人。县城距公路还有二三里路,没有工夫去看。打尖的地方是在公路旁新辟的街上。晚上宿在镇南城外一家新开的旅舍里,什么设备也没有,可是住满了人。
(二十)
第三天经过圾山坡及天子庙两处险坡。终日在山中盘旋。
山连山,看不见村落人烟。有的地方,松柏成林;有的地方,却没有多少树木。可是,没有树的地方,也是绿的,不像北方大山那样荒凉。山大都没有奇峰,但浓翠可喜;白云在天上轻移,更教青山明媚。高处并不冷,加以车子越走越热,反倒要脱去外衣了。
晚上九点,才到下关车站。几乎找不到饭吃,因为照规矩须在日落以前赶到,迟到的便不容易找到东西吃了。下关在高处,车子都停在车站。站上的旅舍饭馆差不多都是新开的,既无完好的设备,价钱又高,表示出“专为赚钱,不管别的”的心理。
公路局设有招待所,相当的洁净,可是很难有空房。我们下了一家小旅舍,门外没有灯,门内却有一道臭沟,一进门我就掉在沟里!楼上一间大屋,设床十数架,头尾相连,每床收钱三元。客人们要有两人交谈的,大家便都需陪着不睡,因为都在一间屋子里。
这样的旅舍要三元一铺,吃饭呢,至少须花十元以上,才能吃饱。司机者的花费,即使是绝对规规矩矩,一天也要三四十元咧。
(二十一)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为大理四景。
据说下关的风虽多,而不进屋子。我们没遇上风,不知真假。
我想,不进屋子的风恐怕不会有,也许是因这一带多地震,墙壁都造得特别厚,所以屋中不大受风的威胁吧。
早晨,车子都开了走,下关便很冷静;等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车子都停下,就又热闹起来。我们既不愿白日在旅馆里呆坐,也不喜晚间的嘈杂,便马上决定到喜洲镇去。
由下关到大理是三十里,由大理到喜洲镇还有四十五里。
看苍山,以在大理为宜;可是喜洲镇有我们的朋友,所以决定先到那里去。我们雇了两乘滑竿。
这里抬滑竿的多数是四川人。本地人是不愿卖苦力气的。
离开车站,一拐弯便是下关。小小的一座城,在洱海的这一端,城内没有什么可看的。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风景相当的美。可惜,苍山上并没有雪;按轿夫说,是几天没下雨,故山上没有雪,——地上落雨,山上就落雪,四季皆然。
到处都有流水,是由苍山流下的雪水。缺雨的时候,即以雪水灌田,但是须向山上的人购买;钱到,水便流过来。
沿路看到整齐坚固的房子,一来是因为防备地震,二来是石头方便。
在大理城内打尖。长条的一座城,有许多家卖大理石的铺子。铺店的牌匾也有用大理石做的,圆圆的石块,嵌在红木上,非常的雅致。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地做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谁能想到,这就是杜文秀抵抗清兵十八年的地方啊!
太阳快落了,才看到喜洲镇。在路上,被日光晒得出了汗;现在,太阳刚被山峰遮住,就感到凉意。据说,云南的天气是一岁中的变化少,一月中的变化多。
(二十二)
洱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海长百里,宽二十里,是一个长条儿,长而狭便一览无余,缺乏幽远或苍茫之气;它像一条河,不像湖。还有,它的四面都是山,可是山——特别是紧靠湖岸的——都不很秀,都没有多少树木。这样,眼睛看到湖的彼岸,接着就是些平平的山坡了;湖的气势立即消散,不能使人凝眸伫视——它不成为景!
湖上的渔帆也不多。
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远远地就看见几所楼房,孤立在镇外,看样子必是一所大学校。我心中暗喜;到喜洲来,原为访在华中大学的朋友们;假若华中大学有这么阔气的楼房,我与查先生便可以舒信服服地过几天了。及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五合中学,地方上士绅捐资建筑的,花费了一百多万,学校正对着五台高峰,故以五台名。
一百多万!是的,这里的确有出一百多万的能力。看,镇外的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的,而且不止一座呀!
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
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二十三)
华中大学却在文庙和一所祠堂里。房屋又不够用,有的课室只像卖香烟的小棚子。足以傲人的,是学校有电灯。校车停驶,即利用车中的马达磨电。据说,当电灯初放光明的时节,乡人们“不远千里而来”“观光”。用不着细说,学校中一切的设备,都可以拿这样的电灯作象征——设尽方法,克服困难。
教师们都分住在镇内,生活虽苦,却有好房子住。至不济,还可以租住阔人们的祠堂——即连壁上都嵌着大理石的祠堂。
四年前,我离家南下,到武汉便住在华中大学。隔别三载,朋友们却又在喜洲相见,是多么快活的事呀!住了四天,天天有人请吃鱼:洱海的鱼拿到市上还欢跳着。“留神破产呀!”客人发出警告。可是主人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
我给学生们讲演了三个晚上,查先生讲了一次。五台中学也约去讲演,我很怕小学生们不懂我的言语,因为学生们里有的是讲民家话的。民家话属于哪一语言系统,语言学家们还正在讨论中。在大理城中,人们讲官话,城外便要说民家话了。
到城里做事和卖东西的,多数的人只能以官话讲价钱,和说眼前的东西的名称,其余的便说不上来了。所谓“民家”者,对官家军人而言,大概在明代南征的时候,官吏与军人被称为官家与军家,而原来的居民便成了民家。
民家人是谁?民家语是属于哪一系统?都有人正在研究。
民家人的风俗、神话、历史,也都有研究的价值。云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地,人文而外,就单以植物而言,也是兼有温带与寒带的花木啊。
(二十四)
游了一回洱海,可惜不是月夜。湖边有不少稻田,也有小小的村落。阔人们在海中建起别墅别有天地。这些人是不是发国难财的,就不得而知了。
也游了一次山,山上到处响着溪水,东一个西一个的好多水磨。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像瑞士的。
山上有罗刹阁。菩萨化为老人,降伏了恶魔罗刹父子,压于宝塔之下。这类的传说,显然是佛教与本土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经过分析,也许能找出原来的宗教信仰,与佛教输入的情形。
(二十五)
此地,妇女们似乎比男人更能干。在田里下力的是妇女,在场上卖东西的是妇女,在路上担负粮柴的也是妇女。妇女,据说,可以养着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闲地享福。
妇女的装束略同汉人,但喜戴些零七八碎的小装饰。很穷的小姑娘老太婆,尽管衣裙破旧,也戴着手镯。草帽子必缀上两根红绿的绸带。她们多数是大足,但鞋尖极长极瘦,鞋后跟钉着一块花布,表示出也近乎缠足的意思。
听说她们很会唱歌,但是我没有听见一声。
(二十六)
由喜洲回下关,并没在大理停住,虽然华中的友人给了我们介绍信,在大理可以找到住处。大理是游苍山的最合适的地方。我们所以直接回下关者,一来因为不愿多打扰生朋友,二来是车子不好找,须早为下手。
回到下关,范会连先生来访,并领我们去洗温泉。云南这一带温泉很多,而且水很热。我们洗澡的地方,安有冷水管,假若全用泉水,便热得下不去脚了。泉下,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两面是山,中间是水,有一块碑,刻着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
碑是光绪年间立的,不知以前有没有?
范先生说有小车子回昆明,教我们乘搭。在这以前,我们已交涉好滇缅路交通车,即赶紧辞退,可是,路局的人员约我去演讲一次。他们的办公处,在湖边上,一出门便看见山水之胜。小小的一个聚乐部,里面有些书籍。职员之中,有些很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们还在下关演过话剧。他们的困难是找不到合适的剧本。他们的人少,服装道具也不易置办,而得到的剧本,总嫌用人太多,场面太多,无法演出。他们的困难,我想,恐怕也是各地方的热心戏剧宣传者的困难吧,写剧的人似乎应当注意及此。
讲演的时候,门外都站满了人。他们不易得到新书,也不易听到什么,有朋自远方来,当然使他们兴奋。
在下关旅舍里,遇见一位新由仰光回来的青年,他告诉我:海外是怎样地需要文艺宣传。有位“常任侠”——不是中大的教授——声言要在仰光等处演戏,需钱去接来演员。演员们始终没来一个,而常君自己已骗到手十多万!
(二十七)
小车子一天赶了四百多公里,早六时半出发,晚五时就开到了昆明。
预备做两件事:一件是看看滇戏,一件是上呈贡。滇戏没看到,因为空袭的关系,已很久没有彩唱,而只有“坐打”。呈贡也没去成。预定十一月十四日起身回渝,十号左右可去呈贡,可是忽然得到通知,十号可以走,破坏了预定计划。
十日,恋恋不舍地辞别了众朋友。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扫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