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零拾（2）
又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旧说，以为“道理愈说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却和诗人本意愈离愈远了”（三十八面）。这些话甚得要领。
但是黎先生所解释的喻义，却大抵只据人情，未加考证，难以征信。他自己说：“所比的东西和所用的词在古代是常俗所晓，到后来却渐渐地晦塞了”（四十二面），可见没有考证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书中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云：“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开，人说媒是合拢。只有‘克’‘得’两字比上了。”又举类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说是“牵强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面）。但是诗人多以薪喻婚姻，黎先生所举两例之外，还有《汉广》的“翘翘错薪”，《绸缪》的“绸缪束薪”，《车舝》的“析其柞薪”，都是的。这当与古代民俗有关，尚待考证；用“牵强不切”四字一笔抹杀，是不公道的。不过本书提出广说比义和切说比义两原则，举例详论，便已触着语言文字的传达作用一问题，这就是新路了。书中论《诗经》兴义也颇详细。所引诸家说都很重要，参考甚有用。但所说“兴”的三义（七十四面），还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结束旧公案（参看八十四面）的。
所以本书只能当作不完备的材料书用。可是在这方面也还有些缺点，如引比兴旧说，有吕祖谦一条（七十九至八十面）不注出处。这见于《吕氏家塾读诗记》二，还易检寻；不过引文有删节，未曾标明。又朱熹两条，第二条不注出处。这一条其实是三条，黎先生似乎从《诗经传说汇纂》首卷下抄出。首尾两条原见于《诗传遗说》和《朱子语类》，中间一条却惭愧，还不知本来的出处。又惠周惕一条引“鹤林吴氏”，黎先生“按吴氏原文”云云。吴泳有《诗本义补遗》已佚，所谓“原文”，实系据《困学纪闻》三转引，不加注明，会令人迷惑。这些地方可见本书虽定稿于民国十四年，却始终是仓卒成编，未经细心校订。这是教读者遗憾的。
1937年。
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
———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现在所谓“语法”或“文法”，都是西文“葛朗玛”的译语；这是个外来的意念。我国从前只讲“词”，“词例”，又有所谓“实字”和“虚字”。词就是虚字，又称“助字”；词例是虚字的用法。虚实字的分别，主要的还是教人辨别虚字；虚字一方面是语句的结构成分，一方面是表示情貌、语气、关系的成分。就写作说，会用虚字，文字便算“通”，便算“文从字顺”了。就诵读说，了解虚字的用例，便容易了解文字的意义。这种讲法虽只着眼在写的语言———文字———上，虽只着眼在实际应用上，也可以属于“语法”的范围，不过不成系统罢了。———系统的“语法”的意念是外来的。中国的系统的语法，从《马氏文通》创始。这部书无疑的是划时代的著作。著者马建忠借镜拉丁文的间架建筑起我国的语法来，他引用来分析的例子是从“先秦”至韩愈的文字———写的语言。那间架究竟是外来的，而汉语又和印欧语相差那么远，马氏虽然谨严，总免不了曲为比附的地方。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人文科学更其如此，往往必需经过一个比附的时期，新的正确的系统才能成立。马氏以后，著中国语法的人都承用他的系统，有时更取英国语法参照；虽然详略不同，取例或到唐以来的文字，但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直到新文学运动时代，语法或国语文法的著作，大体上还跟着马氏走。不过有一些学者也渐渐看出马氏的路子有些地方走不通了；如陈承泽先生在《国文法草创》里指出他“不能脱模仿之窠臼”（八面），金兆梓先生在《国文法之研究》里指出他“不明中西文字习惯上的区别”（《自序》一面），杨遇夫先生（树达）在《马氏文通刊误》里指出他“强以外国文法律中文”（《自序》二面），都是的。至于杨先生论“名词代名词下‘之’‘的’之词性”，以为“助词说尤为近真”（《词诠附录》一），及以“所”字为被动助动词（所字之研究，见《马氏文通刊误》卷二），黎劭西先生（锦熙）论“词类要把句法做分业的根据”（《新著国语文法》订正本七面），及以直接作述语的静词属于同动词（同上一六二面）等，更已开了独立研究的风气。“脱模仿之窠臼”，自然可以脱离，苦的是不知道。这得一步步研究才成。英国语法出于拉丁语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它的窠臼呢。
十年来我国语法的研究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第一该提出的是本书著者王了一先生（力）。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法初探》和《中国文法里的系词》两篇论文（并已由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书）；根据他看到的中国语的特征，提供了许多新的意念，奠定了新的语法学的基础。他又根据他的新看法写《中国现代语法讲义》，二十八年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印给学生用。本书就用那讲义做底子，重新编排并增补而成。讲义是二十六年秋天在长沙动笔的。全书写定整整经过五个年头。二十七年陆志韦先生主编的《国语单音词汇》的《序论》跟样张等，合为一册，由燕京大学印出。《序论》里建议词类的一种新分法，创改的地方很多，差不多是一种新的语法系统的样子。陆先生特别着重所谓“助名词”———旧称“量词”，本书叫做“称数法”，———认为“汉缅语”的特征，向来只将这种词附在名词里，他却将它和“代名词”、“数名词”同列在“指代词”一类里。这种词的作用和性质这才显明。到了今年，又有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册出版（商务）。这部书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语法系统。但这部语法是给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的，侧重在分析应用的文言；那些只有历史的或理论的兴趣的部分，多略去不谈。
本书是《中国现代语法》作者的立场和陆先生、吕先生不一样；著者王先生在他那两篇论文（还有三十五年在《当代评论》上发表的《中国语法学的新途径》一篇短文）的基础上建筑起新的家屋。他的规模大，而且是整个儿的，书中也采取陆志韦先生的意见，将代词和称数法列为一章，称数法最为复杂纷歧，本书却已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分析“一”和“一个”两个词的意义和用法最精细；这两个词老在我们的口头和笔下，没想到竟有那么多的辨别，读了使人惊叹。
本书所谓现代语，以《红楼梦》为标准，而辅以《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小说所用的纯粹北平话。虽然前者离现在已经二百多年，后者也有六七十年，可是现代北平语法还跟这两部书差不多，只是词汇变换得厉害罢了。这两部书是写的语言，同时也差不多是说的语言。从这种语言下手，可以看得确切些：第一，时代确定，就没有种种历史的葛藤。《马氏文通》取例，虽然以韩文为断，但并不能减少这种葛藤。因为唐以后的古文变化少，变化多的是先秦至唐这一大段儿。国语文法若不断代取例，也免不了这种葛藤，如“我每”“我们”之类。近年来丁声树先生、吕叔湘先生对于一些词的古代用例颇多新的贡献（分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及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足以分解从前文法语法书的一些葛藤；但是没有分解的恐怕还多着呢。第二，地域确定，就不必顾到方言上的差异。北平语一向是官话，影响最广大，现在又是我国法定标准话，用来代表中国现代语，原是极恰当的。第三，材料确定，就不必顾到口头的变化。原来笔下的说的语言和口头的说的语言并非一种情形；前者较有规则，后者变化较多。小说和戏剧的对话有时也如此的记录这种口头的变化，不过只偶一为之。说话时有人，有我，有境，又有腔调，表情，姿态等可以参照，自然不妨多些变化。研究这种变化，该另立“话法”
一科；语法若顾到这些，便太琐碎了。本书取材限于两部小说，自然不会牵涉到这些。———范围既经确定，语言的作用和意义便可以更亲切的看到。王先生用这种语言着手建立他的新系统，是聪明抉择。而对于这时代的人，现代语法也将比一般的语法引起更多的兴趣。
本书也参考外国学者的理论，特别是叶斯泊生及柏龙菲尔特。这两位都是语言学家，对于语法都有创见。而前者贡献更大；他的《英国语法》和《语法哲学》都是革命的巨著。本书采取了他的“词品”的意念。词品的意念应用于着重词序的中国语，可以帮助说明词、仂词、“谓语形式”、“句子形式”等的作用，并且帮助确定“词类”的意念。书中又采取了柏龙菲尔特的“替代法”的理论（原见《语言》一书中），特别给代词加了重量。代词在语言里作用确很广大，从前中外的文法语法书都不曾给它适当的地位，原应该调整；而中国语法的替代法更见特征，更该详论。书中没有关系代词一目，是大胆的改革。关系代词本是曲为比附，不过比附得相当巧妙，所以维持了五六十年。本书将从前认为关系代词的“的”字归入“记号”，在那“的”字上面的部分归入“谓语形式”或“句子形式”，这才是“国文风味”呢。
书中《语法成分》一章里有“记号”一目。从前认为关系代词的“的”字、名词代词和静词下面的“的”字；还有文言里遗留下来的“所”字，从前也认为关系代词，杨遇夫先生定为被动助动词———这些都在这一目里。这是个新意义，新名字。我们让印欧语法系统支配惯了，不易脱离它的窠臼，乍一接触这新意念，好像没个安放处，有巧立名目之感。继而细想，如所谓关系代词的“的”字和“所”
字，实在似是而非———以“所”字为被动助动词，也难贯通所有的用例；名词下面的“的”字像介词，代词下面的像领格又像语尾，静词下面的像语尾，可又都不是的。本书新立“记号”一目收容这些，也是无办法的办法，至少有消极的用处。———再仔细想，这一目实在足以表现中国语的特征，决不止于消极的用处。像上面举出的那些“的”字，和“所”字，并无一点实质的意义，只是形式；这些字的作用是做语句的各种结构成分。这些字本来是所谓虚字；虚字原只有语法的意义，并无实质的意义可言。但一般的语法学家让“关系代词”、“助动词”、“介词”、“领格”、“语尾”等意念迷惑住了，不甘心认这些字为形式，至少不甘心认为独立的形式，便或多或少的比附起来；更有想从字源上说明这些字的演变的。这样反将中国语的特征埋没了，倒不如传统的讲法好了。
本书没有介词和连词，只有“联结词”；这是一个语法成分。印欧语里有介词一类，为的介词下面必是受格，而在受格的词多有形态的变化。中国语可以说是没有形态的变化的，情形自然不同。像“在家里坐着”的“在”字，“为他忙”或“为了他忙”的“为”字，只是动词；不过“在家里”，“为他”或“为了他”这几个谓语形式是限制“次品”的“坐着”与“忙”的“末品”罢了。联结词并不就是连词，它永远只在所联结者的中间，如“和”、“得”（的）、“但”、“况”、“且”、“而且”、“或”、“所以”以及文言里遗留下的“之”字等。中国语里这种词很少。因为往往只消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排在一起就见出联结的关系，用不着特别标明。至于“若”、“虽”、“因”一类字，并不像印欧语里常在语句之首，在中国语里的作用不是联结而是照应，本书称为“关系末品”，属于副词。本书《语法成分》一章里最先讨论的是系词。这成分关系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中国语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王先生曾有长文讨论。据他精细研究的结果，系词在中国语里是不必要的。那么，句子里便不一定要动词了。这是中国语和印欧根本差异处。柏龙菲尔特等一些学者也曾见到这里，但分析的详尽，发挥的透彻，得推王先生。经过这番研究，似乎便不必将用作述语的静词属于同动词了。
系词的问题解决了，本书便能提供一种新的句子的分类。从前文法语法书一般的依据印欧语将句子分为叙述、疑问、命令、感叹四类。印欧语里这四类句子确可各自独立；或形态不同，或词序有别。但在中国语里并不然。这里分类只是意义的分别，只有逻辑的兴趣，不显语法的作用。本书只分三类句子：“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叙述句可以说是用动词作谓语；描写句可以说是用静词作谓语；判断句可以说是用系词“是”字作谓语（这一项是就现代语而论）。这三类句子，语法作用互异，才可各自独立。而描写句见出中国语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值得表彰的。书中论“简单句”和“复合句”，也都从特征着眼。简单句是“仅含一个句子形式的句子”，复合句是“由两个以上的分句联结而成者”。先说复合句。复合句中各分句的关系不外平行（或等立）和主从两型。本书不立“主从”的名称，而将这一型的句子分别列入“条件式”、“让步式”、“申说式”、“按断式”四目。这个分类以意义为主，有逻辑的完整。王先生指出在中国语里这些复合句有时虽也用“关系末品”造成，但是用“意合法”的多。因此他只能按意义分类。至于一般所谓包孕句，如“家人知贾政不知理家”，本书却只认为“简单句”。因为书中只有一个句子形式。“贾政不知理家”，而“家人知”并没有成功一个句子形式。“贾政不知理家”这个句子形式在这里只用作“首品”，和一个名词一样作用。
书中论简单句，创见最多。中国语的简单句可以没有一个动词，也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动词，如上文举过的“在家里坐着”便是一例。这也是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这是“谓语形式”的应用。“谓语形式”这意义是个大贡献。这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句子”的意义，在简单句的辨认，也就是在句子与分句的辨认上，例如“紫鹃……便出去开门”，按从前的文法语法书，该是一个平行的复合句；因为有两个动词，两个谓语。但照意义看，“出去”、“开门”是“连续行为”，是两个谓语形式合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语言单位”；这其实是简单句。再举一个复杂些的例：“东府里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就意义上看，更显然是一个简单句；“来”、“请”是连续行为，“过去”、“看戏”、“放花灯”也是的。五个谓语形式构成一个简单句的谓语。一般的语法学家也可以比附散动词（即无定性动词）的意念来说明这种简单句。但印欧语的散动词往往有特殊的记号或形态，中国语里并无这种词，中国语其实没有所谓散动词。只有“谓语形式”可以圆满的解释这种简单句。本书称这种句子为“递系式”，是中国语的特殊句式之一。
“递系式”以外，本书还列举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五种特殊句式，都是简单句。从前的文法语法书也认这些为简单句，但多比附印欧语法系统去解释。如用印欧语里所谓助动词解释能愿式的句子“也不能看脉”里的“能”字，“被动式”句子“我们被人欺负了”里的“被”
字，用散动词解释“能愿式”句子“那玉钏儿虽不欲理他”里的“理”字，“使成式”句子“就叫你儒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里的“打”字；用介词解释“处置式”
的句子“我把你膀子折了”里的“把”字；“紧缩式”句子“穷的（得）连饭也没的吃”里的“的”（得）字。其实这些例子除了末一个以外，都该用谓语形式解释。那“紧缩式”句子里的“的”（得）字本书认为联结词，联结的也还是“谓语形式”。这五种句式其实都是“递系式”的变化。有了“谓语形式”这意义，这些句子的结构才可以看得清楚，中国语的基本特征也才可以完全显现。书中并用新的图解法表示这些结构，更可使人了然。书中又说到古人文章不带标点，遇着某一意义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时，句与分句的界限就不能十分确定；我们往往得承认几种看法都不错，这是谨慎而切用的态度。关系也很大。
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只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话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王先生在本书里特立专章讨论“欧化的语法”，可见眼光远大。但所谓欧化语的标准很难选择。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只有廿六年，时间究竟还短；文学作品诚然很多，成为古典的还很少，就是有一些可以成为古典，其中也还没有长篇的写作。语法学家取材自然很难；他若能兼文学批评家最好，但这未免是奢望。本书举的欧化语的例子，范围也许还可以宽些，标准也许还可以严些；但这对于书中精确的分析的结果并无影响。欧化的语法这一章的子目便可以表现分析的精确，现在抄在这里：一、“复音词的制造”。
二、“主语和系词的增加”。三、“句子的延长”。四、“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五、“联结成分的欧化”。六、“新代替法和新称数法”。七、“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语法及其他”。看了这个子目，也就可以知道欧化的语法的大概了。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王先生是第一个人做这番工作，他研究的结果影响中国语的发展一定不在小处。
本书从“造句法”讲起，词类只占了一节的地位，和印欧语的文法先讲词类而且逐类细讲的大不同。这又是中国语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印欧语的词类，形态和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语法里占重要的地位。中国语词可以说没有形态的变化，作用又往往随词序而定，词类的分辨有些只有逻辑的兴趣，本书给的地位是尽够了的。本书以语法作用为主，而词类，仂语等都在句子里才有作用，所以从造句法开始。词类里那些表现语法作用的如助动词（“把”字“被”字等）、副词、情貌词、语气词、联结词、代词都排在相当的地位分别详论。但说明作用，有时非借重意义不可。语句的意义固然不能离开语词的结构———就是语法作用———而独立，但语法作用也不能全然离开意义而独立。最近陈望道先生有《文法的研究》一篇短文（《读书通讯》五十九期），文后附语里道：“国内学者还多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
功能就是作用。可惜他那短文只描出一些轮廓，无从详细讨论；他似是注重词类（文中称为“语部”）的。这里只想举出本书论被动句的话，作为作用和意义关系密切的一例。书中说被动句所叙述的，对句子的主格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这确是一个新鲜的发现；中国语所以少用被动句，我们这才了然。———本书虽以语法作用为主，同时也注重种种用例的心理；这对于语文意义的解释是有益处的。
本书目的在表彰中国语的特征，它的主要的兴趣是语言学的。如上文所论，这一个目的本书是达到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对于口头说的也是笔下写的现代语最有亲切感。在过去许多时代里，口头说的是一种语言（指所谓官话。方言不论），笔下写的另是一种语言；他们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我们并不轻视文言，可是达意表情一天比一天多用白话，在现实生活里白话的地位确已超出文言之上。本书描写现代语，给我们广博的精确的新鲜的知识，不但增加我们语言学的兴趣，并且增加我们生活的兴趣，真是一部有益的书。但本书还有一个目的，书中各节都有“定义”，按数目排下去，又有“练习”、“订误”和“比较语法”，是为的便于人学习白话文和国语，用意很好；不过就全书而论，这些究竟是无关宏旨的。
1943年3月，昆明。
中国文学与用语（译文）
〔日本〕长濑诚作
一
去年周作人氏来东时，说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正在过渡期，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获原朔太郎氏响应周氏之说，以为日本文坛现状也是如此，因言语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于是诗与戏剧的佳作就不可得了。原来是言语造诗人，并非诗人造言语啊！（《纯正诗论》）言语造诗人还是诗人造言语，虽尚有考察的馀地，但言语对于诗及戏剧关系重大，吾人大约皆无异论。周氏和获原氏所说都是国内时代的限制，但同时也各说了本国语所具的本质的区别。现代中国语文的猥杂是受了异形式的外来语文的侵蚀，过渡的混乱状态，我想。
二
花美。（中）
花ハ美シィ。（日）
DieBlumeistsch?n．（德）
Lafleurestbelle．（法）
Theflowerispretty．（英）
欧洲语里作这种命题主辞的名词有冠词的限制；作宾辞的形容词，在法国语也有性别的限制，而主宾辞皆以系辞连结之：包括这种主宾辞的判断，显然是分析的而带客观性。中国语呢，没有冠词，形容词也没有性别的限制，只说“花美”就成。这种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像表象性质的短语“花美”的样子，是判断以前的东西。日本语却在二者之间。
中国旧文学取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能在一二十字的短句中，将那具有无限飘渺的馀韵的作者世界观投映出来，而形成神韵一派。又如庄子，好像那位反对论理地把握“实在”的柏格森的样子，也主张着直觉的知的同感似的（如《应帝王》篇混沌的死及《天道》篇轮扁等寓言），他那象征主义色彩也大大的靠着中国文这种特质的帮助。
三
就诗歌说，这种性质的文学到唐代李杜等已达完成之域。中世的唐朝，社会机构染着很浓的浪漫色彩，李杜等的诗便是这种社会机构的投影。而现代中国呢，一面还残存着旧日家庭经济的生产机构，一面却向着资本主义经济最尖端进行；社会状态既如此猥杂，精神方面在过渡中也极其混乱。无论中国人驱使文字如何的巧，用旧来成语表现继续输入的新名词概念到底不合式，却是当然。一面用“引得”、“德律风”、“摩托车”等欧洲语的译音，一面将“不景气”、“取缔”、“雏形”、“立场”等等日本语照原样使用；看起来却也并不感着如何生硬似的。———胡适氏对于这种新名词敏感的关心着，将Renaissance的日本译语“文艺复兴”改正为“再生时代”，将Scholar哲学的日本译语“烦琐哲学”改正为“经院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种情形不止于单语范围，就文章本身而论，新思想的输入也当然要引起文体的变更的。跟着新文化移植来的是旧来的世界观之科学化；文学革命的白话运动结果，将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使它适应这种科学化：这便是白话运动的基调，虽然是非意识的，我想。现在的白话里，“花美”改说“花儿是美丽”了，形容词“美丽”用“是”字与主辞“花儿”连结。“是”字原来大约是代名词，在现在白话里已转化而与Sein（德），efre（法），be（英）等字相同，做着系辞的事了。这句子比说“花美”时显然更加分析的判断化了。从文学上看，这种表现形式与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相比，缺乏含蓄，气味不佳，给人以猥杂之感，也是理有固然。但是不管这些，照前述理由，我总想着白话运动的趋向是不错的。
四
我总想：中国决不会因为使用那种猥杂的语言，作那种不文学的文章，就永久产生不出艺术的诗与戏曲。凡过渡的东西，一般人常以为新奇、猥杂。不独语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现在中国的样子，汽车与民众生活乖离，成为嗟怨之标的，成为“普罗文学”的对象，这种时代岂不也有吗？又像现在中国女子高跟鞋成了问题一样，在日本，女子断发洋装的事是如何不合社会环境而受非难呵。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样与新的生活式样以及新的概念调整了，从前认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着猥杂的也像没有那样猥杂了。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一样。不单是任凭那样的自然淘汰，还可设法普及教育并统一语言，应用注音符合等音标文字以补足有音无字的缺陷；那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感觉而仍不失中国的特质的文学，一定会产生。
过渡期的乱杂在日本也麻烦过来着。十四五年前，说“因为跟他在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坐在一处，忽而攀谈，从此便熟起来了。”———如此说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说“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因为空间的距离，偶然会认识了他。”这样的表现形式，便算是所谓新人物的表征了。
以意为之的事也许有；但外国人的我们所望于中国文坛的是发表中国色彩浓厚的作品。我们推重鲁迅的作品，决非为了他对于现代文化观点之精，而是为了他作品中渗透了非中国人写不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及世界观。佳作也许总带着民族味的。话虽如此，将旧来的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样使用，我们却是一点不盼望。我们深知“连结二点之线乃二点间最短距离是也”（二点ヲ结ブ糸泉分ハ二点间，最短距离ニテ候）等表现形式之无理，决不至于要求中国文坛作同样的蠢事。
我与国人皆为现在中国语文的猥杂悲，可是确信，过了这好比生产之苦似的过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内氏等办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中国文学月报》，以介绍批评新文学为主。现已出到第九号。本篇见第八号中，虽简略不备，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会员，原在外交部，现在东亚学校服务，有《中国支那学研究的现状与动向》一书。未见。
1936年1月，译者记。
日本语的欧化
———谷崎润一郎《文章读本》提要（一）本书著者是有名的小说家，议论平正，略偏于保守。《论文调》一章说日本文章可大别为“流丽”、“简洁”两派：前者即《源氏物语》派，也就是和文调；后者即非《源氏物语》派，也就是汉文调（一六三面）。著者说前一体最能发挥日本文的特长。从前人称赞文章，惯用“流畅”、“流丽”等形容词，以读来柔美为第一条件。现在的人气味却不同了，喜欢确切鲜明的表现，这种表现法便流行了；他希望要稍稍使流丽调复活才好（一六二面）。所谓确切鲜明的表现固然近于汉文调，还受了西洋文的影响。著者反对西洋文的影响，他是个国粹论者。
（二）书中反对西洋化的话，随处可见。他说现在的口语文并不是照实际的口语写的，现在的文章似乎是西洋语的译文，成了日本语与西洋语的混血儿。实际的口语虽然也渐渐染上西洋臭味，可还保存着本来的日本语特色不少（二五一至二五二面）。又说现代人好滥费语言，也是西洋人的癖好。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等以文为业的人，所写作的也竟有此倾向。西洋人爱用最上级的形容词，如allmust等，日本人从而模仿，于没有必要时也用。著者说：“我们祖先所夸诩的幽邃慎深之德，便日渐消失了。”（七二面）（三）他举过一例，指出现代文与古典文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省略敬语，二是句读显明，三是有主词（一五六面）。古典文如《源氏物语》，正要句读不显，造成朦胧的境界，其柔美在此（一五二面）。著者本人的文章也学这一派；他的点句法并不依照文法的句子而要使句断不明，文句气长，如用淡墨信笔写去的神气（二三二面）。又日本语的句子，主格是不必要的（八○面）。他说有个俄国人要翻译他的戏剧叫做“要是真爱的话”的，觉得题目很难翻。到底谁爱呢？是“我”？
是“她”？是“世间一般人”？要而言之，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谁？他说按戏讲，主词可以说是“我”；可是按理说，限定爱者是“我”，意味未免狭窄些。虽然是“我”，同时是“她”，是“世间一般人”，是别的任何人都行：这样气概就广阔，令人有抽象感。所以这个句子还是不加主词的好，他说，尽量模糊，于具体的半面中含有一般性，是日本文的特长；关于特别的事物的话，可以有格言与谚语之广之重之深。要是可能，翻成俄文，也还是不用主词的好（二七四至二七五面）。他又举李白的《静夜思》说此诗能有悠久的生命，能诉诸任何时代任何人的心，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主词，动词不明示“时间”这两件事关系甚大（二七六至二七八面）。
（四）著者是不看重文法的。他说：“文法正确的未必是名文；别教文法拘束住罢”（七八面）。况且所谓日本语的文法，除动词助动词的活用，假名用法，系活的用法以外，大部分模仿西洋，学了实际上没有用处，不学怕倒觉自然（八一面）。即如动词的时间规则，日本语也不是没有，可是谁也不去正确的应用（一九面）。他说现在日本中学校都有文法的科目，因为学生说本国话虽无特别困难，但写文章却和外国人一般，须有规则可以据依。而现在的学生虽小学校的幼童也用科学方法教育，从前私塾里非科学的教法，如无理的暗诵朗读，他们是不服的；他们头脑已习于演绎归纳，不用这种方法教，是记不住的。先生也觉得这么办有标准有秩序，所以现在学校里教的日本文法，实是为了师生双方的便利，将非科学的日本语的构造，尽量装成科学的，西洋式的。强立许多“非如此不可”的规则，如无主词的句子是错误之类（八三至八四面）。但他说来说去也还是只能承认，在初学的人，将日本文照西洋式结构，也许容易记些。但这只是一时不得已的方便法门，到了相当的程度，就不能再用这种笨拙的办法，须将因遵照文法而用的烦琐的语言竭力省减，还原于日本文简素的形式，这是作名文的秘诀（九一面）。但还原怕未必是容易的事罢。著者颇赞成私塾的朗读法，引了“读书百遍意自通”的谚语（三九至四○面）；但口语文不适于朗读（四四面），私塾的朗读法终于是不行的。
（五）主词的有无与敬语有关。用了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便可省略主词而不致混淆，以造成复杂的长句（二六七至二六八面）。所以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不仅有表示礼仪的作用，并且是补救日本语构成上的缺点的利器（二六九至二七○面）。著者说今日阶级制度撤废，烦琐的敬语虽已无用，但是敬语决无全废之理，因为敬语在日本国民性及日本语的机能中有着很深的根据的缘故。现在人已将昔日的书简文中相似的动词助动词应用于日常的口语里，便是一证（二六八至二七○面）。敬语不限于动词助动词，别的品词中也有，尊称便是。如“颜”上加“御”字，便可省说“你呢”、“你的”；其省略作用正同（二七○面）。但现代口语中虽用敬语，文章中却不多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人相信文章不是对面说话，而是向公众说话，所以叙述时不愿将个人的感情参在里面；再说留给后世人看，即使对于尊敬的人的事，也当取科学者的冷静态度。著者的意思，有些书里不妨参入一些亲爱敬慕的感情，如子侄记尊亲的事，学生记先生的事，妻子记丈夫的事，仆婢记主人的事等。就是本书著者“对于诸位先生也在用着某种程度的敬语”的（二七一面）。
著者《论文体》一章中，将日本口语体分为“讲义体”、“兵语体”、“口上体”、“会话体”四类（一八二面）。“讲义体”去实际的口语最远，而与“文章体”相近（一八三面）；演说时讲书时都用此体，现在普及于一般日本人的口语文大部分是这个。“讲义体”可以说就是现代文（一八五至一八六面）。可是“讲义体不适于多用敬语”（二七二面），著者的意思怕到底不容易多多实现。
（六）著者论“会话体”的特长有四：一、说法自由，句末用名词用副词都成，不像别体有死板的句式。二、句终有音的变化，即表示口气的声音。三、可以实际的感到作者的语势，想象他微妙的心境与表情。四、可以辨出作者的性别。著者主张论文与感想文等皆可试用此体，小说更不用说（一九三至一九四面）。但是近来年轻人将他们自己平素随便的发音移写入文字里，如“シュヰタ”作“シュタ”之类，而小说家于叙述的文字里也流行这种错误的用法。著者认为是可慨叹的（二六一面）。其实音的变化也是自然的趋势，一两个人是挡不住的。
（七）本书论文极重含蓄，可以说自始至终只说了含蓄一事（二七四面）。《论品格》一章，有论古典中人名一节，著者开头就说：“我们以直述活的现实为卑下，言语与所表现的事情间必须隔着一重薄纸似的，才觉着品高。我们是这种国民。”
他举《伊势物语》中的插话，总以“昔有一男子”句起始，而决不记这些男子的姓名、身分、住所、年龄。又这类书中记女人的名字，多只写一个“女”字。见于《源氏物语》中的“桐壶”、“夕颜”等名，也并非女人们的本名，而是借房室或花的名字以称之。著者说：以“物语”而论，若用女人们真名，就对她们失礼了。对于男子，也多避记真名，而以其官职、爵位、住所邸宅的名称间接指示之。这样，述情写景就能“如隔薄纸一张”了。他说，真实虽可贵，但写得太显，便教人觉着如在人前露出胫股似的了（二四九至二五○面）。
（八）他又以含蓄解释日本语语汇的少。在日本语里，陀螺或水车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都用“マハル”或“マゲル”两字；前者是自转，后者是绕着别的东西转，在日本语却不分别。中国语里相当于“マハル”或“ラグル”的字，可就多了，如“转”、“旋”、“绕”、“环”、“巡”、“周”、“运”、“回”、“循”等，意义皆略有不同。他说，这是日本语的缺点之一。从前日本人取汉语以补充自己的语汇，现在又取欧美语，这是很对的。但是他又说语汇丰富起来了，便过于依赖言语的力量，过于好说话，而忘却沉默的效果，那就不妥当了。他说日本语语汇的缺乏，不一定就是日本文化劣于西洋或中国，他宁以为这是日本国民性不好说话的证据。自古中国与西洋都有以雄辩著闻的伟人，日本的历史上就没有这种伟人。他说日本自来的风气是看不起能辩的人的。他说因为日本人正直，贵实行，不爱巧语花言，又性不执拗，对于一件事不愿意烦言。他说日本人有十分实力，自己只觉着七八分，叫人看也只七八分；这是东洋式的谦让之德，与西洋人正相反。又说优劣暂不必论，而由此可见日本语的发达，不适于多言，并非偶然（五四至五八面）。著者论述此意，占了三面半的地位，才真是雄辩呢。
（九）可是日本人依赖言语的习性，到了记述西洋输入的科学哲学法律等学问，就发生困难了。这些学问在性质上必须细密正确，非处处写得清清楚楚不可。但日本语的文章却怎么也不能如此周到的。著者说他常读日译德国哲学书，许多处问题稍深入，就常会不懂。这固然也是哲理本身的深奥，而日本语构造不完备却是主要原因。自古以来，东洋关于学问技术的著述也不是没有，但都以难言传的境界为贵，以写的太露为嫌。徒弟教育时代，弟子直接受先生口传，一面受先生的人格陶冶，自然领会，并不全依赖书。这样看来，日本文章不适于科学著述也是当然的了。现在日本的科学家解决这种不便，大概以参用“原语”为主。他们讲书，在日本语里挟上非常多的原语，发表论文，既用日本文，同时又用外国文发表，而以外国文体为标准。他们的日本文在具有专门的知识及外国语的素养的，虽然看得懂，在常人简直茫然。体裁虽说是日本文，实在是外国文化的东西。这种外国文化的东西要比外国文还难懂，实际上说，翻译文在没有外国文的素养的人才是必要的。日本的翻译文，没有一点外国文的素养的却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呢？（七二至七五面）（十）但日本语这种缺陷该怎样补救才好呢？这不仅是文章的问题，而是由于思想方法，长时间养成的习惯，传统气质等等。就眼前而论，不适于用本国国语发表的学问，不能真算是本国的东西。著者说：“迟早我们得创造适于我们自身的国民性及历史的文化式样。”他说，今后不可单模仿西洋人，非得将从他们学得的东西与东洋的传统精神融合起来开辟新路不成（七五至七六面）。著者相信他们立在文化的前头发挥独创力的机运已经到了（七六面）。但是谈何容易呵！
（十一）从以上种种看，在创造中的日本语的问题，颇跟在创造中的中国语的问题相像。这也难怪，日本语在构造上虽与国语不属一系，但在文化及表现的样式上，却是差不多的。日本语所受汉文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又日本维新在别的方面进步很快，但在语文方面似乎并不如此。我们和他们至多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所以谷崎的议论很足供我们参考。但他的意见究竟过于保守，在这个时代，讲Tempo，讲Speed，人心忙迫而忘却悠闲的这个时代（一四四面），怕不合于实际罢。
原书于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本文作于1938年1月。
日本语的面目
这里是四篇论文的提要。原文都见于日本山本三生等编纂的《日本文学讲座》第十六册《国语文法篇》，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出版。
一保科孝一《日本语的特质》（一至三四面）本文分十节：一论语言起源于拟声，二论日本语是关节语，三论助动词及助词的发达，四论语序，五论日本语是多节语及叠字对句等，六论敬语，七论省略法的发达，八论口语文言的关系，九论方言的发达，十论语音的连想作用。文中重要的依据，似乎是Aston的AComparativeStudyoftheJapaneseandKoreanLanguages（1879）与Chamberlain关于日本语及虾夷语的比较研究（四节），可见日本人对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还没有研究成绩可言。文中所论日本语的特质，或可帮助我们批评日本语，或可帮助我们研究本国语，现在摘述一二。
先说语序。日本语的句子，主词居首位；直说法以动词或形容词结尾，动词宾词在动词之前；疑问句则有疑问助词，常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Aston说这种语序对于发表论理的思想是否有利，是个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判断事物时最重要的成分放在句子的最后，那判断就不能早确定，到了最后还可以变更。如说“私ハ增税案ニ赞成致シマ”句子到此，赞否是不确定的；最后加上“ス”或“セン”，那说话人的意思才确定了。又疑问助词“力”照例放在句子最后；要是对于上引的一句发生疑问，便得说，“アナタハ增税案二赞成致シマス力，致シマセン力”（你对增税案赞成呢？反对呢？）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疑问、禁止的意思的最重要的成分，都在句子的最后，未免不明确，同时像是意志浮动，到最后还不确定的样子。如中国话那样按着主词、述词、宾词的顺序，恐怕不成。日本人对于席间演说等本领很差，老用“不过呢”、“那么”、“就是”等插进语句中间；这些话什么用处也没有，只不过填空子罢了。这在欧美人大概不会有的。日本人的不能持论，正是日本语语序的结果罢（一○至一一面）。这里所说疑问助词在句末，与中国语是相同的。
次说人格化。Aston说日本人与朝鲜人想象力大不发达，语言缺乏人格化。有知之物与无知之物，神与万有，精神与物象，个人与众人，自己与他人的区别，都很缺乏明了。两国语言都没有文法上的性别，即人称代名词和形容词都是不分性别的。动词也不分人称。阿利安语藉人代名词以表示这种动词的区分；日本语与朝鲜语虽有男性代名词及女性代名词，但都不明示动词的人称。因此两国语言里主语与动词连接的力量是极薄弱的。又因动词缺乏人称，真的被动语气不发达。朝鲜语简直没有被动语气。日本语里也不十分发达，被动可用以表示可能及敬语；这种用法在阿利安语少得很。人称观念的不发达，从人代名词也可见。人代名词多用不指示人称的词。如自称用“ソレガシ”（某），对称用“君”、“旦那”（大人），他称用“彼方”，便是一例。就将这些词儿算入，文章中用代名词的地方还是很少；纯粹的日本文，三面中只有人代名词六个罢了。如译成英文，便非一百个不可。朝鲜语里代名词也不多用。因而两国语言里数的观念，比阿利安语不发达的多。例如两国语言里没有双数dualnumber，动词形容词也没有可以表现复数的形式，名词的位也与数无关，都可见。这也是主语与动词关系不严密的一个原因。两国语言的名词没有单复的区别，只在代名词里多少有一些（一三至一四面）。Chamberlain说：“日本敬语极丰富，敬语可代替人代名词，又可代替表示人物的动词活用”（一四面）。
这当也是人称观念不发达的一大原因。日本的代名词很不少，有些是本国的，有些是汉语里传去的，但省而不用的时候多。保科孝一却说：“日本是离开大陆的岛国，不怕外国侵略，岛内生活极为平和愉快，‘所有’观念不大发达，大概代名词便因此粗疏起来了。”（二三至二四面）次论省略。只省略主语一点，与阿利安语不同。“因为有敬语表示人称关系，省了代名词不怕误解。平安朝假名文学，照例在开端一度表出主语，以下便一概省略。《源氏雨夜的品定》里，主语也大抵省略。这因事实的内容与敬语的关系，了解主语所表示的人格，并无何种困难；将它省去，文章倒简洁些，修辞的价值也增大些。”（二五至二六面）
次论口语与文言。德川时代的学者，以为文言崩坏，变为口语。如文言上二段、下二段的动词崩坏了，便成口语里的上一段、下一段了。著者说文言体自然崩坏的事是没有的；倒是口语有了变化，文言是要受影响的。以本例而论，古代口语的上二段、下二段的动词变成了现在的上一段、下一段动词。这种变化发生于口语之后，文言也会用上一段、下一段活用的。音便也如此。先发生于日常谈话，到了普及于一般口语的时候，自然就影响到文言了。例如Kisaki—Kisai，—Okini—Oini，imijiku—imijiu，Sukikaki—Suigai，K音的脱落是发生于口语的一个音便的现象。这个现象普及于一般口语的时候，自然便影响到文言；文言便也渐渐将这个变化行开了（三○面）。
次论音节。日本虽有单音字，但是少数，大部分是二音以上的。日本单语构造与中国语斯拉夫语之子音多于母音者不同，而与意大利语之多含母音者相似。音节构造虽然简单，可是说话及歌谣舒长而不急促。著者竟然说：“用这样语言的日本民族的气质，自然平静明朗的。”（一六面）又叠语与对句也是日本语的特征（一六至一八面），与中国语相同。
二小林好日《日语文章论》（一○九至一二六面）本文诚如著者自论，是个未成品；其原因在硬用西洋理论及文法范畴来讲日本语句的结构，而一面自己也不信其合式，所以便不免浮光掠影的毛病。但文中也有几处值得注意的。
第一判断句与非判断句。如“雪ハ白ィ”（雪是白的），整个儿是论理的判断；“雪ハ”是判断的主题，“白ィ”是叙述语。表现判断时，总用助词ハ字的。这叫做“对极关系”。像“强的国家”或“纸及墨”、“笔、墨、纸”那样从属关系或同位关系的连语，叫做“同极关系”（一一一面）。但“子供ガ鸡二食耳ヲヤッティル”
（孩子拿食物给鸡）一类句子，却不算“对极关系”，因为这只是知觉作用，而不是判断作用。这里只有直观。直观虽也可作判断的对象，但须将句子变为论理判断的形式，如说“目前，光景ハ’（目前的情形是）云云，这一来判断的对象便清楚了。在本例里，“子供ガ”、“食耳ヲ”等是动词“ヤッティル”的主体及客体（宾语），是从属于动词的补充成分。动词所说明的概念，只是他的主体（目的、标准）的事物的属性概念。所以在这种句子里，主词是从属于述语的；那么，整句便是同极关系了（一一二至一一三面）。
第二语序。语中成分有四：主语，述语，宾语，修饰语。定他们的关系的，一是语序，一是助词。如JohnstruckJames与JamesstruckJohn两句中，主宾语的区别，靠语序。但在日本语，像“太郎ハ次郎ヲ打ッタ”与“太郎ヲ次郎ガ打ッタ”
两句，就靠助词显示这种区别了。又如中国语那样的孤立语，表示句中各成分的关系，语序是特别重要的。可以说不研究语序就无文法可言。所以中国语称为序列语。“大破敌兵”、“敌兵大破”二句，便只是靠语序区别主语与宾语的。在日本语“敌兵ヲ大ィ二破レ夕”、“敌兵ガ大二破ッタ”，用ガ与ヲ便将主宾关系显明了。日本语里，助词表示句中各成分关系，其重要由此可见（一一六至一一七面）。
第三单语的构成。在语句中，单语构成连语，单语连语构成句。看起来好像先有单语，次有连语，最后才有句。其实不然，从发生上说，先有句，次有连语，最后才有单语，这从幼儿的语言可以想见。幼儿的语言不是单语的连结而是声音的连语，如“バうバうバう”是。这种声音是作为句子而结合，以显示全体表象的。这样作为句子发表的声音结合，几个凑起来，便又成了新的统一体；而原来的一句成为他的部分。既成了新句子的部分，就不得不缩短变形。何以呢？因为句子不单是声音与声音的结合，而是声音群的统一，他是与意识内容的统一融合之事实相应的外形统一，他便是这种声音结合。那么，句子作了别的句子的部分时，便成了连语了。而这新句子又与别的句子结合而变成连语，更要缩短变形一回。如此缩来缩去，变来变去，结果便成了单语。这些单语的连结和连语的连结，伴着语言的发达，习用的结果，便成了定形，少有刺戟，立即会再现于意识之中（一一九至一二○面）。
第四和文脉。和文脉是用连语，连锁的延而不断的构成法；句子短，句法简洁，便是汉文脉了。现在人受了欧文的影响，多用短句，但还不能完全避免连锁式而不用。这可以说是日本文章构成法的一种特征（一二五面）。但胜本清一郎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日本文学的基础》一文中，却否定这种特征，以为像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芦刈》等只是风靡欧洲的Rocoso趣味的影响（一二六面）。
第五文法。著者以为“要作日本语文法，当先看日本人的思想如何表现到句子里，这又非得先归纳的研究事实不可。须广搜从古至今各时代的各种语言资料，将句的组成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之。立足于如此的归纳的历史的研究之上，日本语的文法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个意味上，像松下大三郎的《标准日本文法》是有可注目的价值的。”（一二六面）
三吉泽义则《平假名的研究》（一八五至一九五面）抄本上写ィんハ歌用的一种字体，叫做“平假名”。自古相传为空海所作，但无确据。这传说始见于大江匡房的《江谈》：天仁二年八月，日向小一条亭言谈之次，问日假字手本者，何时始起乎？又何人所作哉？答云：弘法大师御作。
云云。就古代平假名的形状和文字的性质想，此说不可信。新井君美创自然发达说，伴信友祖述之，著者是赞同的（一八五至一八六面）。
平假名之称始于江户时代，古称“女文字”或“女手”。《土佐日记》中只有男文字的名称，是指汉字的；想来也该有女文字的名称以指平假名。参看《宇津保物语》以下的用例，此意很可信。著者反对空海说，从“女文字”或“女手”的名称想，以为平假名是女子作的（一八六面）。
《万叶集》时代已过，《古今集》时代未来，这其间是日本文学的黑暗时代。
诗文隆盛，压倒和歌。这时代文艺清清楚楚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男性文艺用汉语表现，非用汉字写不成；女性的以日本语表现，写假名（一八六面）。这种分野起因于当时的男女教育法。男子教育以汉学为首。《九条殿遗诫》有云：“凡成长颇知物情之时，朝读书卷，次学手迹，其后许诸游戏”。女子教育，上流社会只学学弹琴与和歌，中流社会则学染织裁缝等作主妇的必要的知识技能，由《枕草子》及《源氏物语》《帚木卷》《雨夜的品定》知之。女子和汉字是无缘的。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迷信，说女子读了真字（汉字）书，会被人制住（？），见《紫式部日记》（一八七面）。
这时候女子就是有汉学的知识，也不能表现出来。她们只专心于和歌，潜思于假名的日本语里。和歌对于当时女子，与其说是趣味的文学，不如说是生活上不可缺的文学。写和歌便非用假名不可。所谓男女的分野不独纯文艺如此，所有笔札，无不判然划分。日记与书简都是这般。女子习于这类文字，渐渐便制出平假名来———不用说，这并不是意识的计划。她们常用假名，有时任其才气，信笔挥洒作草，为求简单，随意省笔。而因不知汉学，不受汉字掣肘，得以大胆自由。虽是大胆自由，但在受过完全的趣味教养的女子的手里，常教趣味性引着走，这便成了优艳的“女手”（一八九面）。
“王朝时代”人分假名为五种，见《宇津保物语》。一、“男手”，本用来称汉字（？），后来借称假名的一体所谓“万叶假名”的。这是一字一字离开写的，与连续书者异。二、“非男非女体”，即草假名，通称为“草”，是借用汉字草书之名。（“草”又为假名的总称，对汉字而言。）著名的《秋荻帖》就是这种字。三、“女手”（“女手”也可作为对汉字的假名的总称）。四、“カタカナ”（片假名）。
五、“苇手”（一种草书），文中无说，不详。“女手”是假名中之极草者，文字的姿态与笔致都不十分清晰，必是连续书的和歌书简之类，这从“女手”的本质使然（一九一至一九二面）。
四春日政治《片假名的研究》（一九七至二○六面）片假名作者问题，“南北朝”人明魏法师（藤原长亲）《倭片假字反切义解》序首言之：
风闻太古之代，未有汉字，君臣百姓老少口口相传（原注：中略）。
而凡国家用文字有真字，有假字（原注：中略）。至于天平胜宝年中，右丞相吉备真备公，取所通用于我邦字四十五字，省偏旁点画作假字。
并且说：
是故竖列五字横列十字，加入同音五字为五十字（原注：中略）。世俗传称之云吉备大臣倭片假字反切矣，有其口诀矣。
那么，连五十音图也成于吉备真备之手了。但片假名不出于一手创于一时是显然的。而五十音图片假名用得多了（古代书写有用真假名的，但用草假名的不常有）以后，将片假名字母综合而成，不会与片假名同时创作。相信片假名是一人一时所作的人，容易相信两者成于同时；又因整理音韵非如真备那样有学识的人不办，因而真备便成了创片假名的人了（一九七至一九八面）。又有白蛾，补注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据《以吕波声母传》更说五十音法是唐王化玄传给真备的。
近世这种俗传渐渐站不住。契冲的《和字正滥钞》说真备说无证据，说片假名与平假名都是弘法大师作的，释文雄《和字大观钞》对于异体的假名怀疑；他说吉备公是折衷前人所作片假字，集其大成，所以在书中尚有少许异体的假名残留着。
伴信友对于假名的研究，最为深广，著有《假名本末》，也怀疑异体的假名，但仍拘于旧说；他以为那些异体是旧体用熟了以后重制的。以上这些人对于异体假名那样贵重的资料，都没有能多多试用历史眼光比较观察一下（一九八至一九九面）。
到了明治时代，《文艺类纂》的作者木神原芳野在同书的《字志》里说：片假名原为省文略写，去偏旁以便用。而存于古代书迹中者，其省略初无定法，愈古愈然。是不出于一手而成其体者；其始自何时，不能详也。
这也怀疑异体，但否定了真备说，年代的考察，渐已萌芽，比文雄的承认异体的存在是更进一步了（二○○面）。
享和二年平泽元恺的门下生某拿元恺的《谟微字说》，求村田春海校正。春海因著《字说辨误》。书中“片假字”一条驳元恺“省文无用全书者”说云：如此书说，片假字皆省文而无全字，但契冲将“千”“子”“井”等字当作全字；省文虽多，也夹着全字的。这种全字大概也得叫做片假字，是一定的。片假字原为读书旁训而设，笔画少，书写便利；那么，省笔少的全字自然也可用。虽然全字罕见，但立省文为定则是不成的。
“片假字原为读书旁训而设”以下的话极中肯，从前无人说过，真是卓见。山崎美成的《文教温故》也说：
就古书之训点（注音并记读法）及点圈中残存之古体片假名而论，曩者旁记字训，以真书点画繁多，遂加省减，此即片假名起源矣。（二○一面）
假定片假名发生于“训点”，想着若就这种“训点假名”加以年代的考察，则片假名的起源发达得明，因而从事研究的，却是大矢透博士的事业。他著有《假名源流考》、《周代古音考》、《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韵镜考》等。关于片假名研究，明治四十二年刊行的《假名遗及假名字体沿革史料》是他的名著。该书于平安初期至近世初头的片假名字体沿革，开始与吾人以相当鲜明的概念，并指示各时代片假名字体的标准。但“训点”最初期的资料，即可见片假名发生之始的资料，诸书中尚无之。不过博士继续孜孜的搜集古资料，后来又公布了两三种史料，作为续篇。
这些都是从奈良正仓院，“圣语藏”的御藏经搜得的；其中已经有可以窥知片假名起源的好材料了。博士本计划写一本《假名字体沿革考》，可惜没有成书。但他关于片假名发达的调查，可以说是近乎完成了（二○三面）。
见于正仓院“圣语藏”的“点本”，以施于神护景云二年御愿经一类，《持人菩萨经》、《罗摩伽经》及唐写《阿毗达摩杂集论》等的“古点”为主要材料。其中景云愿经一类似乎是最古的施点，这些古点本共同的特征是，假名的字体常以真假名（汉字）为本位，略体假名极少。与稍后的假名字体比较，知此种情形属于片假名发达的极初期。这种事实表示“训点”的假名是从记入真假名起始的。论到记入假名的方法，字形大，是特征。有些（如《持人菩萨经》）只以大字将助词嵌入本文中。而将助词嵌入本文中，并将实词的音训记于栏外的也很多。本文中避免记入假名，是因为汉字小了书写困难；要将汉字记注在行间而不点污本文，是很难的。那么，要是多将假名记入行间，字形就得小，因而便有了省文假名增加的情形，如《罗摩伽经点》便是的（二○四至二○五面）。
调整你的语调———与为人（译文）本文见一九四四年六月份美国《读者文摘》，是一个节本。著者休士·麦恩斯（HughesMearns）是知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
我知道一位出色的作家，到饭馆里，侍者们总不好好的招待他。这种经验叫那位作家老是莫名其妙。他的话够客气的，可是他的腔调，就是叫一客晚饭罢，却大模大样的使人难堪。在侍者听起来，那话味儿好像是：“瞧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小人点儿，无用的家伙。”他自信会得留心用字，却全不觉察那字里行间的话，那“腔调语”。
二十年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种种问题，使我明白：人们彼此不能顺溜的相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语调所传达的意思往往与我们说出的字相反———这事实大家却似乎不知道。事实上，叫人生气的多半不是字面，而是腔调。我们常向人抗议道：“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我们难过，因为别人误会了自己。
最常见的误用语调，是心里曾经厌烦或不高兴那件事，嘴上却在说客气话。例如随口敷衍一句：“某某，你昨天请的客很好。”或是一口气接连说：“查理，你真好，昨天让我们过来会见你那位有趣的客人，我们每分钟都是高兴的，不是吗？”
这些像煞有介事的话里有话：“你别想着昨天请客没有意思了，并不那么的。”
误用语调引起人事摩擦，还有些别的例子。如健康已复的人还带着病调，甚至老带着病调；如中年人还带着女孩儿调；如忍耐的语调；孩子们听起来比公开的骂还坏。还有不忘事的语调，如晚餐谈家务，晚上回家谈公务等。
要改善这些，必须完全明白腔调语的实际。试将我们听到的话，照那样的腔调所显示的，译成字背后的真话看看。这句“你好吗？”是“你真好。”那句“你好吗？”是“该死！”“你打算去得很久吗？”会变成“希望你永不回来！”“咱们得多见见面儿。”会译成“办得到的话，别再见面啦。”
知道了这种平常的双关语，就得细心练习运用那些愿用的腔调。这不像做姿势或打扮那么容易。真情藏在深处。要深入浅出，用平常的话表达我们自己最好的一面，得费点气力。可是，假使我们觉得在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中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便值得做。
在习俗的社交事项里，要表示诚恳，只消将语调放低些，一面留心将话说得慢些，没有情感配合着，不必空说客气话。好在我们彼此交谈，大部分可以用直说的“平调”；这种腔调是不含深意，无所影射的。例如向不相识的人问路，“那一条道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这就是不得罪人的平调。又如在家里问道：“锥在那儿？”
答话可以是“不知道”，却无须说明理由；不可表示厌烦，不必管要锥做什么用。
这句话是答得冷静而无关心的一句叙述事实的话。
细心运用这种平调，最能减少我们日常事务里的和我们语调里的种种紧张。我们的腔调有时候会迁怒，使朋友们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留心用平调会减少我们自己的紧张。别人感情冲动的向你说话，高声叫唤也罢，低声哀求也罢，你只消能够好好的用平调答话，对这个人会获得神奇的效果的。
第二步是练习“客调”。在许多家庭里，对客人甚至不相识的人用的语调，往往倒比对家里人常用的友好些。设想夫妻子女是初次会面的人，那母亲会将自己的孩子看作街坊上新来的小孩，不用那用惯了的利害的告诫腔调，话里每一个字都带着友情。这个办法那么行而有效，你可以看出那孩子满面春风的听话，不再赌气闹别扭。那丈夫到许多年之后又听到了那对他有意思的友好的语调，那话里的笑声，那靠得住的腔调叫他忘记过去和将来种种忧虑，只生活在幸福的现在里。
那些与工人、佣人、孩子处得最好的人，他们说话是不用那表示优越感的半高调的。我们来举赫威·怀特做一个自勉的例子。这是“那无钱的、卡次基的慈善事业家”。三十年来，他在纽约省乌司托克他的山区内曾经给予创作的机会于好些艺术家，作家，音乐家。
我问赫威·怀特，他对那些给他掘沟的人、筑路的人，给他在树林里造戏园子的人，能够有伟大的成功，秘诀在那里？他说：“随便那个给我做工的人，都在亲身给我服务；所以我总感他的恩。除此之外，我还将他看做一个专家，我从来没有学过的工作，他能做得很好。”这样，那节制他的腔调的情感，实在是对那些和他工作的人的敬意。
这种表示敬意的“低调”，表示承认别人对于一件事比你自己知道的多；我们日常与人相处，能用这种低调是有益的。
百万年前人还没有创造字儿的时候，已经在用腔调语。现在言语不通的人，也还可以靠腔调语达意。我听过白人用我们的话和红印度人说话，他们用他们的话回答，谈得很友好。言语尽管不通，却表示了并懂得了彼此的好意。社会工作人员告诉我，对外来的移民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个姿势，几句话，充分表示欢迎和帮助，就可以消除他们的疑惧，引起他们的信任和友好，尽管你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能懂。
自觉的用腔调语，会使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丰富起来。注意你的腔调语，它是人的古老的遗产。要熟习腔调语，它向全世界叫出我们的秘密。重新安排你的会话，使你自己得到一种新语调。警告你自己那个伟大的真理，就是一回不能切实的表示你的真情，便一回失掉些宝贵的东西。
回到大的气派（译文）
———英雄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本文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土曜文学评论》，专栏作家多罗色·汤姆生女士（DorothyThompson）作。
我读罗素·达文鲍特（RussellDavenport）《我的国》时，自己有一种观察，从这种观察想起了许多话。这种观察就是：五年前达文鲍特不会写这篇诗，五年前批评家会将它撕成碎片，说是“过甚其辞”，“主于劝教”，“火气太大”。这种观察可与事实配合起来看———事实是这篇包罗万象的长诗一星期销到两千本，学生、工人、商人，抢着读，读时满眶眼泪，和我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感谢。（译者别有一文介绍《我的国》，见《时与潮文艺》三十四年三月号，又杨因翰先生有全译本，中外出版社印行。）
还有些值得观察的别的事。巴黎解放后开秋季沙龙时，青年巴黎艺人反对皮卡梭（Picasso）的画，叫着“解释！解释！”他们要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解释的是什么呢？照我看，在法国困难之后，他自然还该像从前一样作画。他的“古尼卡”那幅画是一变；这位近代的天才企图在画布上描出生活的面目的可怕的表现。但是法国民族经过种种剧烈的忧惧，内外生活根本动摇，皮卡梭却还凭着他在战前、占领前的同样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们当中，那自然是不够的。
假如我可以在艺术范围外举别的例，我要举我自己。在这一回总统竞选中我有过一回演说，据说很惊人；演辞发出五十多万份，还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会有这番演辞。感动人，并且似乎感动人很深的，不是演辞的前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是叙述事实，像律师的节略一般，我只希望那是些合理的，真实的话。但是后一部分却表现了对于一个厌倦的，负担过重的人，对于多少厌倦的，负担过重的民众的，一种宏深而严肃的情感。我“胆敢”———回想起来，真是大胆，虽然我当时并不觉得如此———用那一向称为“讲坛式”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在演说台上，广播机前已经废止了差不多三十年。
假如我们将眼光转到苏联，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进行着。在列宁格勒之围里，萧斯塔柯维兹（Shostakovit?ch）写出他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从那时以后，成为战争艺术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不但为了俄国人，并且为了联合国一切人。但是从如此能够表现我们时代的这部交响曲，却看出那传统的，那情感的，那“伟大的行列”是回来了。
早期的共产党诸领袖曾经企图将纯粹的知识群放在新环境中运用，但是在现时种种进攻、争斗、死亡、毁灭、怕人的、惊人的、灼人的经验中，已证明纯粹的知识群简直不够用。俄国已经使一般英雄复活了；这中间有许多原是马克思所诅咒的，有许多原是三十年来全俄青年用的教科书里所诅咒的。记得在一个俄国学生的日记里，那学生表示要“向那些老沙皇唾口水”；记得他是从一个故事中读到那些老沙皇，但是日记出世时，那种故事已经绝迹了。可是现在，教美国急进派担心的是彼得大帝，伊凡第四，加赛林大帝，都又成了民族英雄了。他们担心这些人从过去里复活起来，会引起反动的局面，这个想着也有些道理。从这些英雄的复活，却又看出人们在渴求伟大，在渴求对于无时限的连续性和历史命运的意识，没有这种种，现在的苦难会教人忍受不住的。
我随手举的这些例子是根本的变化的一些象征。许多左翼的人会说这些是退步的标志，但是也怪，那些人民自己的态度正相反，他们一边努力于“人民的民主”，要使人民广泛参加我们的社会的经济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要求艺术的表现；这种表现原是群众向来不去领会也不能领会的。实际上艺术从不曾像过去三十年这样和民众的生活分家。诗人为别的诗人写诗，画家为别的画家和画商作画，民众的艺术只有大乐曲中零星采用的调子———跟笑剧、电影。
奇怪的是最神秘的艺术却自称为“革命的”。这种艺术决不是革命的，多半是阴柔的，内转的，至多是反叛的———而反叛和革命怎么说也不是一回事。久特罗德·斯坦因（GertrudeStein）从不会写作一首革命的诗，因为她所写的都不能鼓动人心———除了神秘性的人，就不能启发别个。一切革命的艺术不要为艺术的艺术，只要为人生的艺术。急进派所称为急进的艺术实在是一块不毛之地，艺术的精华已竭。这种艺术聪明，熟练，诉诸智力，可供装饰，小巧，是一座象牙塔。它轻视“大行列”；躲避丈夫气；又害怕又讨厌每个大题目———“跳舞的群星，变化的天地，广大的战争，生活，死亡，出生。”它拒绝说“是”是“是”，“否”是“否”。
反抗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艺术家在内———是我们这时代一件惊人的大事，是法西斯主义主要的一面。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已戟指大叫。但是他们皆自省一番。群众恨他们，是恨他们齐根切断了人的信心。生活艰难而苦楚，死亡更艰难，更苦楚。世界是一座地狱，一些无目、无心、无灵魂的机械人在爆炸中消磨掉家庭，神龛，母亲的照像，活孩子的身子。一个青年人，生命像酒一般在他血脉里歌唱，眼睛却得小心的死盯住这种攻势；于是只成了一个侧影，一个火焰，再没有别的，千百万拉结（Rachel）哭她们死掉的儿子，“忧愁”将石头压在千百万颗心上，不是艺术家，诗人，先知，谁来给我们自己解释我们的经验呢？他该告诉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是一些化学物质的很匀称的化合物吗？该说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吗？该说三个青苹果包含着宇宙吗？
沙龙里，文学茶会里的谈话，画院里专门的指导书，用优越的调子解释神秘作品的心理分析的意义；心理学家，统计人的种种反应，说这就是“人”；以及布满各种的止痛药———真正人民的麻醉剂———商业化的电影，刺激性的广播节目，悦耳荡心的跳舞音乐：———这一切将灵魂埋葬到比炮弹坑更深的深处，这一切告知人类说他的苦难的意义是无意义。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向灵魂说话，都告诉人它的伟大。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净化的，安慰人的。这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说不出的人的舌头。历代对艺术家公认的一句话是：“那是我见到了却看不出的；那是我觉到了却说不出的。”惠特曼———“夸大，过火”———论到诗，诗人在美国的作用，道：从别的诗篇挤出来的诗篇会过去的。愿望有活力，愿望伟大，只能凭着有活力的，伟大的行为。……最能自尊的民族的灵魂，可以和它的诗人们的灵魂遇合在半路上。……诗人身分的证据是，他的国家亲爱的吞下他，他也亲爱的吞下他的国家。
又道：
要做最伟大的诗人的人，直接试验就在今天。假如他不能让他的当前的时代弥漫了自己，像大洋的潮水一般……假如他不能将他的整个国王———身体和灵魂———吸引向自己，不能拿出无比的爱抱着它的脖子……假如他不能让他的时代将自己变了形……那么，教他自己且同着大家走，等着他的发展罢。
还有：
能以满足灵魂的是真理。最伟大的诗人细心谨慎，终于能够应合灵魂的渴望，让他满意……灵魂从没有受骗过一次，它是决不会受骗的。
还有：
最伟大的诗人从已有的和现有的，造成将有的境界。他将死人从棺材里拉出，使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对过去说，起来，在我面前走，让我认识你。他学会这一课。他将自己安排在过去变成现在的地位上。
这篇论文的全部应该重读———《草叶集》一八五七年版《导言》，———才能明白真正革命的艺术的本性。这种艺术是生活的革命，并非自身的革命。
这个艺术不让自己从生活或民众退却，却通过他们使自身坚强起来。它不从高而下将它所以为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也不为了他们而降低身分，只用它所能够驾御的最高贵的语言向他们说话；好像在说，我心里有伟大，我在你们面前要见出那伟大，因为我在你们之中，尊敬你们。
在一切时代，除非群众被糖衣止痛剂极端腐化，“大行列”总能吸引群众的。
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在中古时代极盛期教堂的墙壁上，石头上，这种艺术发扬上帝的，和依于上帝的人类的光辉，而得到感谢、尊敬、爱与畏。它描写人民，照着他们的样子，可以升华了一些性质到高处去，到顶上去；这一些是超乎经验的———他们可以成就这一些。“大行列”总鼓舞人们的热望。
在“英国最黑暗的时候”，邱吉尔的许多演说辞重新抓住了那响亮的行列；詹姆士国王圣经译本的节奏，英国最伟大的时代的气味，是回来了。英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到处人民渴求知道他们是靠什么活着，他们无论怎样不自觉，也总在切望将来的憧憬的出现。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演说时，那演辞充满了犀利的，机智的语句；广大的人群聚在露天里，笑着，随时欣赏着。但是到了末一段，他变了调子，用清朗的热忱论到美国的过去和将来。他说：和平，跟战争一样，得有一种同志的精神，事业的精神，不自私的精神，得有一个不可克服的胜利意志。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多少世代以来，对荒野战争，对山河战争，对水旱战争，对压迫与不宽容战争，对贫穷对疾病战争。……我说我们为了美国，为了文明，这种仗得打下去，规模得大，要使这一回抵抗暴政抵抗反动的战争不是白费的，种种困难，种种失望，也许阻碍进步的轮子，我们得打过去。……我说我们得进行一种和平，这种和平要能够吸引那些最高的人，最能干的人，最有思想的人。
那是我对全面胜利的意义的概念。……那概念是根据一种信心———对于美国的无限的运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信心。
一位在场的人告诉我，这番话是整个的信心的证据，是在和平中进行的为了文明的大战的图影，当时民众都听得迷住了，默默的站着，仰面看看总统，欣悦的注意着，末了一阵掌声像吼一般。为什么？因为当时总统给他们说了他们所需要听的话———三十年玩世主义，四年最可怕的战争，将他们的生活炸得只剩下些精神的真空，他们需要些东西将这真空填起来，总统的话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总统这回不用炉边播讲或报告的方式，而用大的气派说话，说给那活生生的男女一群人；他们彼此够得着，彼此在不知不觉中摸索着，他们向他摸索着，摸索着安慰与扶持。
这时代，我们在其中出了这么多汗、这么多血、这么多眼泪来作战———这时代不是变成惊人而美丽的伟大，就会变成惊人而阴森的幻灭。这时代会产生些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拿出无比的爱抱着他的脖子，要不然就会产生倒霉的另一代人，丧气的、玩世的人。时代对于能干人，天才，和能够再造时势的人的挑战，从来没有这样利害过。这时代它的身量和面积，带着它的一切忧惧，要求艺术家表现；这些艺术家要能够用饱满而有训练的情感，将时代的种种放到怀抱里去。“懦怯的人一定会过去的。将来保证诗人、欢迎诗人的，不是智力了……精练，躲闪，文雅，那一套都消沉了，没有人记得了。这民族只有向着跟它自己一样好的去处走，向着它自己两相像的去处去，才能走到那半路上去。”
美国会在艺术的一切形式里来一个再生时代，要不然就证明她的那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毫无价值可言。
那么，叫他们小心罢。
因为诗人和艺术家如已证明无价值，证明不了解这民族的灵魂的情形，他们便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卖国意识，毁灭了自己，而他们的毁灭对于这民族是一种威胁———他本身也会毁灭的。
灵魂工程师（译文）
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有莫斯科通讯员赫赛一篇电讯，叙述本年苏联的写作和出版情形，现在译在这里。
俄国文字还在参战。虽在胜利的前夕，俄国还是写一个字得当一件武器用；每个句子都得帮助打倒希特拉，帮助建设一个共产党的俄国，使像这回的战争不会再有。
高尔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名句。在俄国作战时，这句话非常真确。俄国作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众，这么快的影响，这么大的责任。勃利斯特来曾说近代俄国作品是“世界的良心”，也许说得过分；但这些作品确是俄国的良心无疑。
美国人要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用平常的种种文学批评标准是不够的，要紧的是战事。像一个作家说的“没有文学批评总比没有胜利好些”。唯一合式的试验是看作家们完成了他们的目的没有。照作家协会的主席说，他们第一个目的是“叙述战争的真相”，第二是“探求苏联人的心魂”。
国营印刷事业苏联有无数印刷厂，最重要的是国营印刷厂组合。这个组合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有七个厂，在十六个共和国里各有一个厂。
这个组合是一个宏大而自给的工业，印刷小说、诗集、译本、小册子、传单以及政治、音乐、艺术、科学、农业的书。这个组合统制着墨印和彩印事业。莫斯科的模范印刷所有二千个工人，列宁格勒的印刷厂每年出品相当于战前的二亿四千万页书。像这样大的印刷厂，这个组合里共有十四所。还有书店、书摊、珍本书店三千多所，遍布俄国各处。这个组合对于作家们是一个势力，因为不经国营印刷厂的经理签字，不能出书。
读众这儿对于读物的需求确是非常之大，将来国营各印刷厂也许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政府一贯的举行着“消除文盲”运动，收效极巨；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胃口之大，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公开市场里买书极难，所有初版重版书四分之三直接送到各图书馆，供众阅览。大批军事政治领袖、作家、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按月得到新书预告；这些人有权力标出自己所要的书，他们每月能够买到一千卢布的书。选剩买剩的才到公开市场，几点钟也就卖光了。一本小说平均十个卢布，按官价合美金二元。
需求既然如此之大，差不多每本印出的书都能风行成为畅销书。所以各国营印刷厂决定每一版书印若干本，差不多可以随意。决定的根据不在可以销多少本，而在书的重要与有用的程度。
斯大林批评作家将书付印之前，必须经过自我批评和外人批评，这对于他的天才是个很好的试验。他首先得跟国营印刷厂的编辑讨论他的作品，那编辑或赞成或不赞成。其次便是将作品全部或一部读给朋友们听，他们常会不客气的批评。又常常发表几章在杂志上，也可让人批评。还可在作家协会开会时站起来读几段，听人家的讨论。
这部书稿然后送到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文化印刷事业管理处。这机关事实上指导着一切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斯大林说道：“印刷的文字是共产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书籍经过审查，再送回印刷厂，编辑签了字，才付印。
这个程序有时还得加一项目。斯大林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很浓的。夜半后，作家也许得到他的电话，他祝贺作家的书，有时还精到的建议。有个女作家安那·安东诺夫斯卡耶写了一本小说，叫做《伟大的摩拉威》，是关于斯大林的出生地乔治亚的，这书稿让印刷厂搁置下来；后来斯大林打电话给她，向她说书写得很好，并且补充了一些关于乔治亚的材料，这才付印。
战时真象俄国作家说真话吗？前晚上我听到康士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表示苏维埃作家对于真象的态度。西蒙诺夫二十九岁，得名极盛，是诗人、小说家、创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新闻记者、小册子作家。他说：“流行的意见说人在战争中写作关于那战争的小说或书，总不能充分客观。”这种意见也对，也不对。
无疑的，在这战时，作家要写德国人，总只当他们是烧毁我们家屋杀戮我们亲丁的敌人。在大的更永久的意义里，这样办有时也许是不客观的。但这种不客观却与真象并不冲突。德国人没有烧我们的城市吗？没有杀我们的妇孺吗？没有绞死我们的人枪毙我们的人吗？在这战时，作家想写这些，只写这些，难道不对吗？
写苏维埃军队和俄国人民时，道理也一样。在这战时，爱国的作家总看到人民的坚忍、英勇、不怕死，而情动于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人民心里不用说还有别种感情，如想家，临危而惧，还有身体疲劳，颓丧的思想；爱国的作家却不大愿意留心这些。
憎恨的日子估量现行俄国文学的价值，还得记住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每个俄国作家都参加真正意义的战争。俄国作家曾经出入战争，我们“作家战事会议”的论客，我们“战事新闻处”的战士，甚至我们大部分的战事通讯员（莫斯科的通讯员当然在内），是远不如的。这些俄国作家不仅是通讯员，还有诗人，最温柔的抒情诗的作者，历史家———诸色人等。
从一九一四年那些可怕的逆转的月份，直到莫斯科打了胜仗这一段儿，在苏维埃写作上留下极深的印记。在那些月份里，作家们浑身勇气，满腔决心，这种勇气与决心到底将希特拉打了回去，也发展了他们筋力的、严刻的、神秘的、多用形容词的作风。这种作风，他们在这些好转的得胜的日子里还运用着。那些坏日子就是西蒙诺夫写“等着我”———一个兵对他的妻的话———的时候。
等着我，坚决的等着，
就是他们都说我死了；
千万也别绝望，别相信。只等着我。
最重要的，那些日子是产生憎恨的日子。像作家协会的尼古拉·梯克汉诺夫说的：“对于德国人的憎恨在这残酷的战争进行中成长———这是一种严重的憎恨，无分别的憎恨，还在鼓动红军和苏维埃人民向前进的憎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密凯尔·修罗科夫在报上发表过一篇可怕的小说，叫做《憎恨的学校》，是憎恨宣传的最高峰。在这故事里，伊利亚·爱伦堡成了一个大声疾呼的天才。俄国人民还感到那种憎恨，他们更怕英美人对于德国人会心软。作家们也还感到这憎恨，并且还表现这憎恨。
有了这些情形才有了那种文学作风，用一个俄国字，就叫做“阿激他”作风，就是激动人民使他们做去。
作家们照我的意见，有一个人超出这种情形，隔开这些情形。他是密凯尔·修罗科夫，最近于俄国伟大传统中的天才人物。这位《静静的顿河》和《翻起的泥土》的著者，老住在他的本乡维孙斯卡耶村里写作。他不到莫斯科来花费作家们的大量版税，而收获种种荣誉。他不肯做作家协会会长，因为他太忙———写作。他不顾检查制度，只照他所见以为真象的写作。现在他正在修改他的新作小说，《他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修罗科夫用间接的方法造成他的英勇的效果。铺张或重复爱国的套语，他觉得是不必要的。我看他写的士兵似乎是真象。他说：“战时一个人有多少需要呢？比平常不容易死些，有休息，睡得好，吃得够，有家信，有闲工夫找朋友们抽抽烟；有了这些，一个士兵的幸福就很快的成熟了。”
另一个地位高的散文作家是阿里舍·托尔斯泰。他无疑的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并且是一个精美的风格家。但所写的多半是相当远的过去时代，他不曾将自己和这回战争打成一片。现在少数青年作家有些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浮夸和气派；他是有点儿怪，例如将稿纸放在一张齐胸高，斜面像演讲桌的桌子上，站着写作。
最精美的诗人似乎是巴夫尔·安达科斯基，他新近完成一篇诗叫做《儿子》。
这是古代的伤痛的作风———好像一个诗人曾经为了吟哦悼战场死士的歌并呼吁复仇而跟着军队前进，好像是他写下了这篇诗。安达科斯基自己的儿子是个为国而死的战士，《儿子》是为他作的。
这三位以下的作家们，看来就都差不多。他们是些“阿激他”的作家，———是些记者艺人。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康士坦丁·西蒙诺夫，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最有发展的似乎是波利斯·加巴托夫，打破记录的畅销书《不屈服的人》的著者，他很显然受了汉明威的翻译和郭果尔的影响。
将来至于俄国文学的将来，前晚上我听到佛斯夫洛德·维斯耐夫斯基提出的一些清楚的步骤。他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海军军官，写的东西多半关于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的防卫。他是Snamya杂志的编辑，代表那杂志说话，推而广之，也代表所有俄国作家说话。他说俄国的战后写作要：一、从党员、士兵、水手、官员、工人，搜集关于这回战争的真象；二、光大俄国英勇的传统；三、发扬斯拉夫主义；德国这敌人已经两次侵略俄国，得注意教他再不会分开斯拉夫人；四、记住德国人的兽行，如他们在立第斯和梅丹奈克所做的；五、充分表现人的荣誉、良心，灵魂；六、唤起俄国人新的创造的努力，鼓舞他们将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移到和平时代的事业上；七、尽量研究英美，他们在战争中的助力是不会忘记的。
他说：“我们要老实说，说得清楚，有锐利的词锋，盼望我们的英美同仁也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精神对我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