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影及其他(1)

语文影及其他(1)

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说话》,又写过一篇《沉默》,都可以说是关于意义的。还有两三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将稿子留在家里,不知道怎样丢了,现在连题目都记不起了。这两三篇东西,有一位先生曾经当面向我说:“好像都不大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吃力不讨好,因此丢就丢了,也懒得托人向报馆或自己去图书馆在旧报里查一下。抗战后又试写这一类题目,第一篇是《是喽嘛》,原题《是勒吗》,还写了一个副题《语文影》之一。《语文影》是自己拟的一个书名,打算写得多了,集成这么一本书。

这篇文章却挨了云南人的骂,因为里面说“是勒吗”这句话是强调,有些不客气。那时云南人和外省人间的了解不够,所以我会觉得这句话本质上有些不客气,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已经不是强调,平常说着并不带着不客气。当时云南人却觉着我不客气,纷纷的骂我;有些位读过我的文章来骂我,有些位似乎并没有读到我的文章,只是响应骂我的文章来骂我,这种骂更骂得厉害些。我却感谢一位署名一个“西”字的先生的一篇短短的平心静气的讨论,我不知道他是那里人。他指出了我的错误,说这句话应该写成“是喽嘛”才对,他是对的。这回我编辑本书,参照他的意见和材料将这篇文改写了一部分,题目里跟本文里的“勒吗”,也都改过了。

《是喽嘛》之后,我又陆续的写了一些。曾经打算写得很多,《语文影》之外,还要出《语文续影》、《语文三影》。但是这些文章里不免夹带着玩世的气氛,后来渐渐不喜欢这种气氛了,就搁了笔。后来却又想写些只关于日常的说话的短文,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写出,书名也拟了一个,叫做“话的话”。但是也只写出《人话》和《论废话》两篇,觉得不满意,就没有写下去。当时拟的一些题目里有一个是昆明骂人的话,“老鸦啄的!”念作“老哇抓的!”比“杀千刀的!”有意思得多,我现在还感着趣味。《人话》的稿子在复员中丢了,最近承萧望卿同学托熊剑英先生辗转抄来,极为感谢!现在将这仅有的两篇跟《说话》等篇合在一起,按性质排比,就成了本书《语文影之辑》,《语文影》也就成了书名的一半儿。

书名的另一半《及其他》,指的是《人生的一角之辑》,《人生的一角》也是计划了而没完成的一部书。我没有发表过这个书名,只跟一两位朋友谈起过。这一类文章应该说是从《论诚意》起头,本来打算叫做《世情书》,“世情”是“世故人情”的意思。后来恐怕有人误解“世情”为“炎凉”的“世态”,而且“世情书”

的名字也似乎太大,自己配不上,就改了《人生的一角》。“一角”就是“一斑”,我说的种种话只算是“管见”;一方面我只是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这个冷眼,又玩世的味儿。《正义》一篇,写在二十五年前,也沾着这个味儿,是这回编书,忽然想到,就将它一起排比进去。

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的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我计划的两部书终于都在半路上“打住”了。这儿这本拼凑起来的小书,只算是留下的一段“路影子”罢了。

朱自清

1948年3月,北平清华园。

语文影之辑

说话

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古文《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小说月报》,1935年。

沉默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

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儿;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也许不是最大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地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

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儿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生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诚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地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

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笼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馀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笼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罢?

《清华周刊》。

撩天儿

《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熟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谢安引《易·系辞传》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世说》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多说俗事”,那么,“寒温”就是雅事了。“寡言”向来认为美德,原无雅俗可说;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寒温‘而已’”,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寒温’而已”,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寡言”虽是美德,可是“健谈”,“谈笑风生”,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

这些可以说是美才,和美德是两回事,却并不互相矛盾,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只有“花言巧语”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交官说的。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自然是谨慎的好,少说的好。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也有它的缘故。说话不免陈述自己,评论别人。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旧小说里常见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女儿经》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评论别人,像谈谈天气之类。就是陈述自己,评论别人,也不一定就“全抛一片心”,或道“张家长,李家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语”却不在这儿所谓“巧妙”的里头,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健谈”,“谈笑风生”,却只是无所用心的“闲谈”,“谈天”,“撩天儿”而已。

“撩天儿”最能表现“闲谈”的局面。一面是“天儿”,是“闲谈”少不了的题目,一面是“撩”,“闲谈”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儿。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说,辩论等等,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性,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费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们不论怎么忙,总得有休息;“闲谈”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这其实是不可少的。访问,宴会,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动,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十八世纪的人说,说话是“互相传达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启发”的。十九世纪的人说,“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是消遣”。二十世纪的人说,“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可是他愿意哼哼,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不是个蜡人。谈话的目的,多半不是传达观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真教人生气。可是在晚餐会上,人宁愿作蚊子,不愿作哑子。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有些并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纪还说“启发”,十九世纪只说“消遣”,二十世纪更只说“哼哼”,一代比一代干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闲谈从天气开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刘义庆以为是雅事,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闲谈又叫“谈天”,又叫“撩天儿”,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

因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陈腐;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有时跑到讽刺的笔下去。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晨好!天儿不错,不是吗?”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用“今天天气哈哈哈”

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客套”话,因为太“熟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看,它还是个好题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昆明的记者问他,“此次经滇越路,比上次来昆,有何特殊观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气炎热,此次气候温和,天朗无云,旅行甚为平安舒适。”这是外交辞令,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天气有这样的作用,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谈话的开始难,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从前通行请教“尊姓”,“台甫”,“贵处”,甚至“贵庚”等等,一半是认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当时才好称呼谈话,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这一套就用不着了。这一套里似乎只有“贵处”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去;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谈下去,就非换题目不可,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要不然,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如“几时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这儿罢?”之类。用介绍的方式,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若是相识的人,还可以说“近来好吧?”“忙得怎么样?”等等。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调儿,可只是特殊的调儿,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谈话就容易开始,不一定从天气下手。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大概也就在这当儿。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抗战,轰炸,政治,物价,欧战,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无须换题目。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在平常日子,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何况这时代,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个老题目,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人们却偏爱谈。袁世凯、张作霖的时代,北平茶楼多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正见出人们的爱谈国事来。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除了这些,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这又全然回到茶馀酒后的消遣了。还有性和鬼,也是闲谈的老题目。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专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学,差不多不知道别的,可就爱谈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鬼呢,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单刀直入是很少的。

谈话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话题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那就难点儿。引子倒是有现成的,如上文所说种种,也尽够用了,难的是怎样谈下去。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要不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话题就难在这“共赏”或“同情”上头。不用说,题目的性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可是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总还是人,人情是不相远的。谁都可以谈谈天气,就是眼前的好证据。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也还是可以共赏的。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分。但是“自己”并非不能作题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将“自己”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人”陈述着,不要特别爱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们也会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不妨公诸同好,用不着爱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或者以多报少,像不说“很知道”而说“知道一点儿”之类。用自己的熟题目,还有一层便宜处。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固然很好,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不如谈自己的倒是善于用短。无论如何,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一个声望高,知识广,听闻多,记性强的人,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滔滔不绝的谈下去。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也许只是一个题目。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那就有些杀风景了。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知识和经验不够广,听话的可窘了。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人少就只好干耗着,一面想别的。在这种聚会里,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也许方便些。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自己也说一点儿,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别人若乐意听下去,就多说点儿。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也高兴的听着。这才有意思。

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才可以有谈的;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并且得有好性儿,要不然,净闹别扭,真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记性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记性坏,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教人始而闷气,继而着急。机智差,往往赶不上点儿,对不上茬儿。闲谈总是断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长时间,维持场面不易。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议论少。议论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不是闲谈;可也不能太不认真,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得斟酌乎两者之间,所以难。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但是得泛泛儿的,远远儿的;也未尝不可骂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说这是戏!人生原是戏。戏也是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假的。闲谈要有意思;所谓“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意思。不错,闲谈多半是费话,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又臭又长”,没有意思;重复,矛盾,老套儿,也没有意思。“又臭又长”也是机智差,重复和矛盾是记性坏,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所以除非精力过人,谈话不可太多,时间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马脚。古语道,“言多必失”,这儿也用得着。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大爱谈话的。世上或者有“一锥子也扎不出一句话”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货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论。平常所谓不能谈话的,也许是知识或见闻不够用,也许是见的世面少。这种人在家里,在亲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说有笑的,一到了排场些的聚会,就哑了。但是这种人历练历练,能以成。也许是懒。这种人记性大概不好;懒得谈,其实也没谈的。还有,是矜持。这种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们在等着一句聪明的话,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谈言微中”的真聪明人;这种人不能说是不能谈话,只能说是不爱谈话。不爱谈话的却还有深心的人;他们生怕露了什么口风,落了什么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开口。也还有谨慎的人,他们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谈或少谈,并不等着人家。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来所赞美的“寡言”,其实就是这样人。但是“寡言”原来似乎是针对着战国时代“好辩”

说的。后世有些高雅的人,觉得话多了就免不了说到俗事上去,爱谈话就免不了俗气,这和“寡言”的本义倒还近些。这些爱“寡言”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谢安和刘义庆的赞美都是值得的。不过不能谈话不爱谈话的人,却往往更愿意听人家的谈话,人情究竟是不甘静默的。———就算谈话免不了俗气,但俗的是别人,自己只听听,也乐得的。一位英国的无名作家说过:“良心好,不愧于神和人,是第一件乐事,第二件乐事就是谈话。”就一般人看,闲谈这一件乐事其实是不可少的。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41年。

如面谈

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

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

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那妇人要照她说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还能苟延残喘,就靠它所有的写信和别的应用文的程式。若我们肯不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过: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

“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烦点儿的是“敬启者”,“专此”,“敬请大安”,这一套头尾。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启者”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开口时用的“我对你说”那句子,“专此”“敬请大安”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没有什么啦,再见”那句子。但是“面谈”不一定用这一套儿,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这是写信究竟不“如面谈”的地方。现在写白话信,常是开门见山,没有相当于“敬启者”的套头。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进步!”“祝好!”

一类,像“专此”“敬请大安”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敬启者”的渊源是很悠久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头一句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启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敬启者”前面不一样。既用称呼开头,“敬启者”原不妨省去;现在还因循的写着,只是遗形物罢了。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也是自然而然的。“专此”“敬请大安”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也可算是遗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头”差不多全剩了形式,这“套尾”多少还有一些意义,白话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分。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后辈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白话信的结尾,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但也有许多变化;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并不表明身分。因为是修辞的变化,所以不妨掉掉笔头,来点新鲜花样,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如“敬祝抗战胜利”,虽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谈”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肤廓些。又如“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这都有些像演说或作论的调子。修辞的变化,文言的结尾里也有。如“此颂文祺”,“敬请春安”,“敬颂日祉”,“恭请痊安”,等等,一时数不尽,这里所举的除“此颂文棋”是通用的简式外,别的都是应时应景的式子,不能乱用。写白话信的人既然不愿扔掉结尾,似乎就该试试多造些表示身分以及应时应景的式子。只要下笔时略略用些心,这是并不难的。

最麻烦的要数称呼了。称呼对于口气的关系最是直截的,一下笔就见出,拐不了弯儿。谈话时用称呼的时候少些,闹了错儿,还可以马虎一些。写信不能像谈话那样面对面的,用称呼就得多些;闹了错儿,白纸上见黑字,简直没个躲闪的地方。文言信里称呼的等级很繁多,再加上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真是数不尽。开头的称呼,就是受信人的称呼,有时还需要重叠,如“父母亲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现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却换了“学长我兄”之类;至于“父母亲”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开头的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词,如“膝下”,“足下”;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递给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们的“膝下”,“足下”,让他或他们得闲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阁下”,“执事”;这表示只敢将信递给“阁下”的公差,或“执事”的人,让他们觑空儿转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谁也不去注意那些意义,只当作敬语用罢了。但是这些敬语表示不同的身分,用的人是明白的。这些敬语还有一个紧要的用处。在信文里称呼受信人有时只用“足下”,“阁下”,“执事”就成;这些缩短了,替代了开头的那些繁琐的词儿。———信文里并有专用的简短的称呼,像“台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语,却真的只是敬语,如“大鉴”,“台鉴”,“钧鉴”,“勋鉴”,“道鉴”等,“有道”也是的。还有些只算附加语,不能算敬语,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览”,“阅”,“见字”,“知悉”等,大概用于亲近的人或晚辈。

结尾的称呼,就是写信人的自称,跟带着的敬语,现在还通用的,却没有这样繁杂。“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见。光头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后学”,“职”也只偶然看见。其馀还有“儿”,“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却少———这年头自称“愚”的究竟少了。敬语是旧的“顿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见;“谨启”太质朴,“再拜”太古老,“免冠”虽然新,却又不今不古的,这些都少用。对尊长通用“谨上”,“谨肃”,“谨禀”———“叩禀”,“跪禀”有些稀罕了似的;对晚辈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话里用主词句子多些,用来写信,需要称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话信的称呼似乎最难。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经成了遗形物,用起来即使不至于觉着封建气,即使不至于觉着满是虚情假意,但是不亲切是真的。要亲切,自然得向“面谈”里去找。可是我们口头上的称呼,还在演变之中,凝成定型的绝无仅有,难的便是这个。我们现在口头上通用于一般人的称呼,似乎只有“先生”。而这个“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麦歇”那样真可以通用于一般人。譬如英国大学里教师点名,总称“密斯忒某某”,中国若照样在点名时称“某某先生”,大家就觉得客气得过火点儿。“先生”之外,白话信里最常用的还有“兄”,口头上却也不大听见。这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称呼比“先生”亲近些的人的。按说十分亲近的人,直写他的名号,原也未尝不可,难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亲不到直呼名号的。

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词儿———将来久假不归,也未可知。

更难的是称呼女人,刘半农先生曾主张将“密斯”改称“姑娘”,却只成为一时的谈柄;我们口头上似乎就没有一个真通用的称呼女人的词儿。固然,我们常说“某小姐”,“某太太”,但写起信来,麻烦就来了。开头可以很自然的写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称呼却就绕手;还带姓儿,似乎不像信,不带姓儿,又像丫头老妈子们说话。只有我们口头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带姓儿,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还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头上已经有这么称呼的———不过显得太单调罢了。

至于写白话信的人称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的,虽然口头上自称“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时候嫌不大客气,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给普通男子写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称“弟”既不男不女的,称“妹”显然又太亲近了,———正如开头称“兄”一样。男人写给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说,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话信的称呼却都不带敬语,只自称下有时装上“鞠躬”,“谨启”,“谨上”,也都是借来的,可还是懒得装上的多。这不带敬语,却是欧化。那些敬语现在看来原够腻味的,一笔勾销,倒也利落,干净。

“五四”运动后,有一段儿还很流行称呼的欧化。写白话信的人开头用“亲爱的某某先生”或“亲爱的某某”,结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挚的朋友某某”,是常见的,近年来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这一套大约是从英文信里抄袭来的。可是在英文里,口头的“亲爱的”和信上的“亲爱的”,亲爱的程度迥不一样。口头的得真亲爱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轻易使唤这个词儿;信上的不论你是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来那么一个“亲爱的”———用惯了,用滥了,完全成了个形式的敬语,像我们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们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们用“亲爱的”,也不管他“亲爱的”不“亲爱的”。

可是写成我们的文字,“亲爱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亲爱的———在我们的语言里,“亲爱”真是亲爱,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碍眼,老觉着过火点儿;甚至还肉麻呢。再说“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挚的朋友”。有人曾说“我的朋友”是标榜,那是用在公开的论文里的。我们虽然只谈不公开的信,虽然普通用“朋友”这词儿,并不能表示客气,也不能表示亲密,可是加上“你的”,大书特书,怕也免不了标榜气。至于“真挚的”,也是从英文里搬来的。毛病正和“亲爱的”一样。———当然,要是给真亲爱的人写信,怎么写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宠爱的叭儿狗”,都无不可,不过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论,只能以大方为主罢了。

白话信还有领格难。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见领格的,领格表现在特种敬语里。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书”,“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绵薄”,“鄙见”等等,比起别种程式,更其是数不尽。有些口头上有,大部分却是写信写出来的。这些足以避免称呼的重复,并增加客气。文言信除了写给子侄,是不能用“尔”,“汝”,“吾”,“我”等词的,若没有这些敬语,遇到领格,势非一再称呼不可;虽然信文里的称呼简短,可是究竟嫌累赘些。这些敬语口头上还用着的,白话信里自然还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等,但是这种非常之少。白话信里的领格,事实上还靠重复称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样。

称呼的重复免不了累赘,“你”“我”相称,对于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这里我想起了“您”字。国语的“您”可用于尊长,是个很方便的敬词———本来是复数,现在却只用作单数。放在信里,作主词也好,作领格也好,既可以减少那累赘的毛病,也不至于显得太托熟似的。

写信的种种程式,作用只在将种种不同的口气标准化,只在将“面谈”时的一些声调表情姿态等等标准化。熟悉了这些程式,无需句斟字酌,在口气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难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写信究竟不是“面谈”,所以得这样办;那些程式有的并不出于“面谈”,而是写信写出来的,也就是为此。各色各样的程式,不是耍笔头,不是掉枪花,都是实际需要逼出来的。

文言信里还不免残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遗物,白话信却只嫌程式不够用,所以我们不能偷懒,得斟酌情势,多试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觉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话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气的传达上至多只能帮一半忙,那一半还得看怎么写信文儿。这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这里可以借一个例子来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样不同的口气。胡适之先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裁缝,花了许多钱送他儿子去念书。一天,他儿子来了一封信。

他自己不认识字。他的邻居一个杀猪的倒识字,不过识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杀猪的看。杀猪的说信里是这样的话,“爸爸!赶快给我拿钱来!

我没有钱了,快给我钱!”裁缝说,“信里是这样的说吗!好!我让他从中学到大学念了这些年书,念得一点礼貌都没有了!”说着就难过起来。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难过。他把原因一说,牧师说,“拿信来,我看看。”就接过信来,戴上眼镜,读道,“父亲老大人,我现在穷得不得了了,请你寄给我一点钱罢!寄给我半镑钱就够了,谢谢你。”

裁缝高兴了,就寄两镑钱给他儿子。(《中国禅学的发展史》讲演词,王石子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报》)有人说,日记和书信里,最能见出人的性情来,因为日记只给自己看,信只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看,写来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笔所之”。日记真不准备给人看,也许还可以“信笔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给人看的,虽然不能像演说和作论,可也不能只顾自己痛快,真的“信笔”写下去。“如面谈”不是胡帝胡天的,总得有“一点礼貌”,也就是一份客气。客气要大方,恰到好处,才是味儿,“如面谈”是需要火候的。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40年。)人话

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

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你会说人话不会?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会不会说人话,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干脆就是畜生!这叫拐着弯儿骂人,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可到底是“骂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有“不像话”,“不成话”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话”这个词儿。

“不像话”,“不成话”是没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话”,“不说人话”来,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这就听着火气小,口气轻似的,听惯了这就觉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不像“人话”那么野。其实,按字面儿说,“人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

北平人讲究规矩,他们说规矩,就是客气。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哈哈腰说,“您来啦!”出来的时候,又是个伙计送客,哈哈腰说,“您走啦,不坐会儿啦?”这就是规矩。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总说,“您老爷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爷在那儿上学?”从不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可也不会说“令尊”,“令堂”,“令郎”那些个,这也是规矩。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假声假气,不天真,不自然。他们说北平人有官气,说这些就是凭据。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表现。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是调节天真的,也就是“礼”,四维之首的“礼”。礼须要调节,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说是假。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这儿是所谓“习惯成自然”。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讲究规矩是客气,也是人气,北平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人话”。

别处人不用“人话”这个词儿,只说讲理不讲理,雅俗通用。讲理是讲理性,讲道理。所谓“理性”(这是老名词,重读“理”字,翻译的名词“理性”,重读“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谓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现在人爱说“合理”,那个“理”的意思比“讲理”的“理”宽得多。“讲理”当然“合理”,这是常识,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这句话还是用得着,“讲理”是“理性的动物”的话,可不就是“人话”?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并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所包含着的意思。讲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讲茶”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可是看字面儿,“你讲理不讲理?”的确比“你懂人话不懂?”“你会说人话不会?”和平点儿。“不讲理”比“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多拐了个弯儿,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说“理”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赶不上“人话”那个词儿鲜明,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鲜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这真是怪可惜的。

昆明《大国民报》,1943年。

论废话

“废话!”“别费话!”“少说费话!”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这可以是严厉的申斥,可以只是亲密的玩笑,要看参加的人,说的话,和用这些语句的口气。“废”和“费”两个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样的意思,其实有分别。旧小说里似乎多用“费话”,现代才多用“废话”。前者着重在罗唆,罗唆所以无用;后者着重在无用,无用就觉罗唆。平常说“废物”,“废料”,都指斥无用,“废话”正是一类。“费”是“白费”,“浪费”,虽然指斥,还是就原说话人自己着想,好像还在给他打算似的。“废”却是听话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个弯儿,细味起来该是更不客气些。不过约定俗成,我们还是用“废”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该忘,到头儿岂非废话?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说”,禅宗更指出“开口便错”:所有言说,到头儿全是废话。他们说言不足以尽意,根本怀疑语言,所以有这种话。说这种话时虽然自己暂时超出人外言外,可是还得有这种话,还得用言来“忘言”,说那“不可说”的。这虽然可以不算矛盾,却是不可解的连环。所有的话到头来都是废话,可是人活着得说些废话,到头来废话还是不可废的。道学家教人少作诗文,说是“玩物丧志”,说是“害道”,那么诗文成了废话,这所谓诗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诗文是否真是废话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层看,道学家一切的话也都不免废话;让我们自己在人内言内看,诗文也并不真是废话。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话说“讲情理”。俗话也可以说“讲理”,“讲道理”,其实讲的还是“情理”;不然讲死理或死讲理怎么会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学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将情抹杀,诗文所以成了废话。但谁能无情?谁不活在情里?人一辈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辈子好像总在说理,叙事,其实很少同时不在不知不觉中表情的。“天气好!”“吃饭了?”岂不都是废话?可是老在人嘴里说着。看个朋友商量事儿,有时得闲闲说来,言归正传,写信也常如此。外交辞令更是不着边际的多。———战国时触龙言说赵

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废话。再说人生是个动,行是动,言也是动;人一辈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都说道理,那有这么多道理?况且谁能老是那么矜持着?人生其实多一半在说废话。诗文就是这种废话。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不但诗文,就是儿歌,民谣,故事,笑话,甚至无意义的接字歌,绕口令等等,也都给人安慰,让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儿童和民众爱这些废话,不但儿童和民众,文人,读书人也渐渐爱上了这些。英国吉士特顿曾经提倡“无意义的话”,并曾推荐那本《无意义的书》,正是儿歌等等的选本。这些其实就可以译为“废话”

和“废话书”,不过这些废话是无意义的。吉士特顿大概觉得那些有意义的废话还不够“废”的,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繁剧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无意义的废话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暂时忘记一切。这是受用,也就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就是说理,有时也用得着废话,如逻辑家无意义的例句“张三是大于”,“人类是黑的”等。这些废话最见出所谓无用之用;那些有意义的,其实也都以无用为用。有人曾称一些学者为“有用的废物”,我们也不妨如法炮制,称这些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废话为“有用的废话”。废是无用,到头来不可废,就又是有用了。

话说回来,废话都有用么?也不然。汉代申公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废话。为政该表现于行事,空言不能起信;无论怎么好听,怎么有道理,不能兑现的支票总是废物,不能实践的空言总是废话。这种巧语花言到头来只教人感到欺骗,生出怨望,我们无须“多言”,大家都明白这种废话真是废话。有些人说话爱跑野马,闹得“游骑无归”。有些人作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是离题万里跑野马,若能别开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儿外兜圈子,兜来兜去老在圈儿外,那就千言万语也是白饶,只教人又腻味又着急。这种才是“知难”;正为不知,所以总说不到紧要去处。这种也真是废话。还有人爱重复别人的话。别人演说,他给提纲挈领;别人谈话,他也给提纲挈领。若是那演说谈话够复杂的或者够杂乱的,我们倒也乐意有人这么来一下。可是别人说得清清楚楚的,他还要来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谈话,他也要对你来一下———妙在丝毫不觉,老那么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实谁能不重复别人的话,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变化,加上时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总让人觉着有点儿新鲜玩意儿才成。不然真是废话,无用的废话!

《生活文艺》,1944年。

很好

“很好”这两个字真是挂在我们嘴边儿上的。我们说,“你这个主意很好。”

“你这篇文章很好。”“张三这个人很好。”“这东西很好。”人家问,“这件事如此这般的办,你看怎么样?”我们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时顺口再加一个,说“很好很好”。或者不说“很好”,却说“真好”,语气还是一样,这么说,我们不都变成了“好好先生”了么?我们知道“好好先生”不是无辨别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乡愿。乡愿和蠢才尽管多,但是谁也不能相信常说“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乡愿。平常人口头禅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这两个语其实只表示所谓“相当的敬意,起码的同情”罢了。

在平常谈话里,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个人处处讲真理,事事讲真理,不但知识和能力不许可,而且得成天儿和别人闹别扭;这不是活得不耐烦,简直是没法活下去。自然一个人总该有认真的时候,但在不必认真的时候,大可不必认真;让人家从你嘴边儿上得着一点点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间或浓或淡的睦谊,似乎也是在世为人的道理。说“很好”或“真好”,所着重的其实不是客观的好评而是主观的好感。用你给听话的一点点好感,换取听话的对你的一点点好感,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你若是专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当别论;你不是专家或者要人,说好说坏,一般儿无足重轻,说坏只多数人家背地里议论你嘴坏或脾气坏而已,那又何苦来?就算你是专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认真的批评在你门槛儿里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专家或者要人,那么,你在说门槛儿外的话的时候,还不是和别人一般的无足重轻?还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着眼?我们成天听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轻轻儿的快快儿的“很好”或“真好”的声音,大家肚子里反正明白这两个语的分量。若有人希图别人就将自己的这种话当作确切的评语,或者简直将别人的这种话当作自己的确切的评语,那才真是乡愿或蠢才呢。

我说“轻轻儿的”,“快快儿的”,这就是所谓语气。只要那么轻轻儿的快快儿的,你说“好得很”,“好极了”,“太好了”,都一样,反正不痛不痒的,不过“很好”,“真好”说着更轻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个说得重些慢些,或者整个儿说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欢那个主意,那篇文章,那个人,那东西,那办法,等等,即使你还不敢自信你的话就是确切的评语。有时并不说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后加上些字儿,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张三这个人很好。”“你瞧,这东西真好。”也是喜欢的语气。“好极了”等语,都可以如法炮制。

可是你虽然“很”喜欢或者“真”喜欢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还未必就“很”

好,“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未必“好”。你虽然加重的说了,所给予听话人的,还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并不能阐发这个那个的客观的价值。你若是个平常人,这样表示也尽够教听话的满意了。你若是个专家,要人,或者准专家,准要人,你要教听话的满意,还得指点出“好”在那里,或者怎样怎样的“好”。这才是听话的所希望于你们的客观的好评,确切的评语呢。

说“不错”,“不坏”,和“很好”,“真好”一样;说“很不错”,“很不坏”

或者“真不错”,“真不坏”,却就是加字儿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个字,“不错”,“不坏”都是两个字;我们说话,有时长些比短些多带情感,这里正是个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错”,“不坏”等量,“不错”,“不坏”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说“不好”却干脆的是不好,没有这么多阴影。像旧小说里常见到的“说声‘不好’”

和旧戏里常听到的“大事不好了”,可为代表。这里的“不”字还保持着它的独立的价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错”,“不坏”的“不”字已经融化在成语里,没有多少劲儿。本来呢,既然有胆量在“好”上来个“不”字,也就无需乎再躲躲闪闪的;至多你在中间夹上一个字儿,说“不很好”,“不大好”,但是听起来还是差不多的。

话说回来,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不一定“好”,为什么不沉默呢?不沉默,却偏要说点儿什么,不是无聊的敷衍吗?但是沉默并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种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无意见”,可以是“无所谓”,也可以是“不好”,听话的却顶容易将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会觉着你这个人太冷,连嘴边儿上一点点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给人家。在这种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炼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说点儿什么才怪!要说,也无非“很好”,“真好”这一套儿。人生于世,遇着不必认真的时候,乐得多爱点儿,少恨点儿,似乎说不上无聊;敷衍得别有用心才是的,随口说两句无足重轻的好听的话,似乎也还说不上。

我屡次说到听话的。听话的人的情感的反应,说话的当然是关心的。谁也不乐意看尴尬的脸是不是?廉价的敬意和同情却可以遮住人家尴尬的脸,利他的原来也是利己的;一石头打两鸟儿,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乐而不为呢?世上固然有些事是当面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儿是当面的难。就说评论好坏,背后就比当面自由些。这不是说背后就可以放冷箭说人家坏话。一个人自己有身分,旁边有听话的,自爱的人那能干这个!这只是说在人家背后,顾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许有用不着的时候。虽然这时候听话的中间也许还有那个人的亲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层;你说声“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约还不至于见着尴尬的脸的。当了面就不成。当本人的面说他这个那个“不好”,固然不成,当许多人的面说他这个那个“不好”,更不成。当许多人的面说他们都“不好”,那简直是以寡敌众;只有当许多人的面泛指其中一些人这点那点“不好”,也许还马虎得过去。所以平常的评论,当了面大概总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后也说“很好”,“真好”,那一定说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于压根儿就未必“好”,说一个“好”还不成么?为什么必得加上“很”或“真”呢?本来我们回答“好不好?”

或者“你看怎么样?”等问题,也常常只说个“好”就行了。但是只在答话里能够这么办,别的句子里可不成。一个原因是我国语言的惯例。单独的形容词或形容语用作句子的述语,往往是比较级的。如说“这朵花红”,“这花朵素净”,“这朵花好看”,实在是“这朵花比别的花红”,“这朵花比别的花素净”,“这朵花比别的花好看”的意思。说“你这个主意好”,“你这篇文章好”,“张三这个人好”,“这东西好”,也是“比别的好”的意思。另一个原因是“好”这个词的惯例。句里单用一个“好”字,有时实在是“不好”。如厉声指点着说“你好!”或者摇头笑着说,“张三好,现在竟不理我了。”“他们这帮人好,竟不理这个碴儿了。”因为这些,要表示那一点点敬意和同情的时候,就不得不重话轻说,借用到“很好”或“真好”两个语了。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39年。

是喽嘛

初来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学会了“是喽嘛”这句话。这见出“是喽嘛”在昆明,也许在云南罢,是一句普遍流行的应诺语。别地方的应诺语也很多,像“是喽嘛”这样普遍流行的似乎少有,所以引起初来的人的趣味。初来的人学这句话,一面是闹着玩儿,正和到别的任何一个新地方学着那地方的特别话的心情一样。譬如到长沙学着说“毛得”,就是如此。但是这句话不但新奇好玩儿,简直太新奇了,乍听不惯,往往觉得有些不客气,特别是说在一些店员和人力车夫的嘴里。他们本来不太讲究客气,而初来的人跟他们接触最多;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初来的人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外省人,也有些不顺眼。在这种小小的摩擦里,初来的人左听是一个生疏的“是喽嘛”,右听又是一个生疏的“是喽嘛”,不知不觉就对这句话起了反感,学着说,多少带点报复的意味。

“是喽嘛”有点像绍兴话的“是唉”格嘴,“是唉”读成一个音,那句应诺语乍听起来有时候也好像带些不客气。其实这两句话都可以算是平调,固然也跟许多别的话一样可以说成不客气的强调,可还是说平调的多。

现在且只就“是喽嘛”来看。“喽”字大概是“了”字的音转,这“喽”字是肯定的语助词。“嘛”字是西南官话里常用的语助词,如说“吃嘛”,“看嘛”,“听嘛”,“睡嘛”,“唱嘛”,还有“振个嘛”,“振”是“这们”的合音,“个”相当于“样”,好像是说“这们着罢”。“是喽”或“是了”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另加的“嘛”字的煞尾。这个煞尾的语助词通常似乎表示着祈使语气,是客气的请求或不客气的命令。在“是喽嘛”这句话里却不一样,这个“嘛”似乎只帮助表示肯定的语气,对于“是喽”有加重或强调的作用。也许就是这个肯定的强调,引起初来的人的反感。但是日子久了,听惯了,就不觉其为强调了;一句成天在嘴上在耳边的话,强调是会变为平调的。昆明人还说“好喽嘛”,语气跟“是喽嘛”一样。

昆明话的应诺语还有“是口乃”这一句,也是别地方没有的。它的普遍的程度,不如“是喽嘛”,却在别的应诺语之上。前些时有个云南朋友(他不是昆明人)告诉我,“是口乃”是旧的说法,“是喽嘛”是新的。我疑心他是依据这两句话普遍的程度而自己给定出的解释。据我的观察,“是口乃”是女人和孩子说的多,是一句客气的应诺语。“是口乃”就是“是呢”,“呢”字在这里也用作肯定的语助词。北平话读“呢”为“哪”,例如说,“还没有来哪”,“早着哪”,都是平调,可不说“是哪”。昆明读成“口乃”,比“哪”字显着细声细气的,所以觉得客气;男人不大爱说,也许就为了这个原故。

从字音上说,“喽”字的子音(l)比“口乃”字的子音(n)硬些,“嘛”字的母音(α)比“口乃”字的母音(ei)宽些,所以“喽嘛”这个语助词显得粗鲁些。

“是喽嘛”这句话,若将“是”字或“嘛”字重读或拖长,就真成了不客气的强调。听的人觉得是在受教训似的,像一位前辈先生老气横秋的向自己说,“你的话算说对啦!”要不然,就会觉得说话的是在厌烦自己似的,他好像是说,“得勒,别废话啦!”“是口乃”这句话却不相同,它带点儿嫩气,总是客客气气的。昆明人也说“好口乃”,跟“好喽嘛”在语气上的分别,和两个“是”字句一样。

昆明话的应诺语,据我所听到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是噢!”说起来像一个多少的“少”字。这是下对上的应诺语,有如北平的“着”字,但是用的很少,比北平的“着”字普遍的程度差得多。又一个是“是的喽口沙”。有一回走过菜市,听见一个外省口音的太太向一个卖东西的女人说,“我常买你的!”那女人应着“是的喽口沙”,下文却不知怎么样。这句话似乎也是强调转成了平调,别处倒也有的。

上面说起“着”字,我想到北平的应诺语。北平人说“是得(的)”,是平调。“是呀”带点同情,是“你说着了”的味儿。“可不是!”“可不是吗!”比“是呀”同情又多些。“是啊?”表示有点儿怀疑,也许不止一点儿怀疑,可是只敢或者只愿意表示这一点儿。“是吗?”怀疑就多一些,“是吗!”却带点儿惊。这些都不特别另加语助词,都含着多多少少的客气。

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39年。

不知道

世间有的是以不知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知识的诚实。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经难,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难。一般人在知识上总爱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愿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苏格拉底也早看出这个毛病,他可总是盘问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认不知道而止。他是为真理。那些受他盘问的人,让他一层层逼下去,到了儿无可奈何,才只得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点儿躲闪的地步,这班人一定还要强词夺理,不肯轻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话的。在知识上肯坦白的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是个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圣人,也该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并且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这是诚实,是勇敢。孔子说“是知也”,这个不知道其实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谓自知之明。

世间可也有以不知为妙的人。《庄子·齐物论》记着: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三问而三不知。最后啮缺问道,“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测,还有什么利害呢!他虽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并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还是一个不知。所以《应帝王》里说,“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庄学反对知识,王倪才会说知也许是不知,不知也许是知———再进一层说,那神妙不测的境界简直是个不可知。王倪的四个不知道使啮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跃而大喜”。这是不知道的妙处,知道了妙处就没有了。《桃花源》里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太上隐者“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人与自然为一,也是个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为妙的。章回小说叙到一位英雄落难,正在难解难分的生死关头,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叫做“卖关子”。

作书的或“说话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听书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却卖痴卖呆的装作不知道,愣说不知道。他知道大家关心,急着要知道,却偏偏且不说出,让大家更担心,更着急,这才更不能不去听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这儿。再说少男少女未结婚的已结婚的提到他们的爱人或伴儿,往往只秃头说一个“他”或“她”字。你若问他或她是谁,那说话的会赌气似的答你,“不知道!”赌气似的是为你明知故问,害羞带撒娇可是一大半儿。孩子在赌气的时候,你问什么,他往往会给你一个“不知道!”专心的时候也会如此。就是不赌气不专心的时候,你若问到他忌讳或瞒人的话,他还会给你那个“不知道!”而且会赌起气来,至少也会赌气似的。孩子们总还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这些个不知道其实是“不告诉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着!”

有些脾气不好的成人,在脾气发作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似的,问什么都不知道。

特别是你弄坏了他的东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么办的时候,他的第一句答话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个“不知道!”这几说的还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够受的。———孩子遇见这种情形,大概会哭闹一场,可是哭了闹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会放在心里的。———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不高兴说给你!”成人也有在专心的时候问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谓忘性儿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儿忘,一半儿装。忌讳的或瞒人的话,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复杂,不过临到人家问着,他大概会用轻轻的一个“不知道”遮掩过去;他不至于动声色,为的是动了声色反露出马脚。至于像“你这个人真是,不知道利害!”还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这儿的不知道却一半儿认真,一半闹着玩儿。认真是真不知道,因为谁能知道呢?你可以说:“天知道你这个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还是一样的语气。“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没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没有人知道,还要说“不知道”,不是费话?闹着玩儿?闹着玩可并非没有意义,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为了加重语气,为了强调“你这个人多利害”,“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那两句话。

世间可也有成心以知为不知的,这是世故或策略。俗语道,“一问三不知”,就指的这种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担责任,所以老是给你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说什么,闹出了大小错儿是你们的,牵不到他身上去。这个可以说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师在教室里问学生的书,学生回答“不知道”。也许他懒,没有看书,答不出;也许他看了书,还弄不清楚,想着答错了还不如回一个不知道,老师倒可以多原谅些。后一个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平有些学生被警察厅逮去送到法院。学生会请刘崇佑律师作辩护人。刘先生教那些学生到法院受讯的时候,对于审判官的问话如果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儿,就干脆说一个“不知道”。真的,你说“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错处。从前用刑讯,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说“知道”,现在的审判官却只能盘问你,用话套你,逼你,或诱你,说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说些个“不知道”,审判官也没法奈何你。这个不知道更显然是策略。不过这策略的运用还在乎人。老辣的审判官在一大堆费话里夹带上一两句要紧话,让你提防不着,也许你会漏出一两个知道来,就定了案,那时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变成废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这策略的,是政府人员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的时候。记者若是提出不能发表或不便发表的内政外交问题来,政府发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总得答话,可是又着不得一点儿边际,所以有些左右为难。固然他有时也可以“默不作声”,有时也可以老实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这么办得发言人的身分高或问题的性质特别严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发言人可以只说“不知道”,既得体,又比较婉转。

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无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语气略觉轻些。至于发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儿,可以不论。现代需用这一个不知道的机会很多,每回的局面却不完全一样。发言人斟酌当下的局面,有时将这句话略加变化,说得更婉转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记者不至于窘着走开去。

这也可以说是新的人情世故,这种新的人情世故也许比老的还要来得微妙些。

这个“不知道”的变化,有时只看得出一个“不”字。例如说,“未获得续到报告之前,不能讨论此事”,其实就是“现在无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国赫尔国务卿接见记者时,“某记者问,外传美国远东战队已奉令集中菲律宾之加维特之说是否属实。赫尔答称,‘微君言,余固不知此事。’”从现在看,赫尔的话大概是真的,不过在当时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辞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大西洋上会晤,华盛顿六日国际社电———“海军当局宣称:当局接得总统所发波多马克号游艇来电,内称游艇现正沿海岸缓缓前进;电讯中并未提及总统将赴海上某地与英首相会晤。”这是一般的宣告,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但是宣告里只说了些闲话,紧要关头却用“电讯中并未提及”一句遮掩过去,跟没有说一样。还有,威尔基去年从英国回去,参议员克拉克问他,“威尔基先生,你在周游英伦时,英国希望美国派舰护送军备,你有些知道吗?”威尔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过这样的愿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动得多;参议员不是新闻记者,威尔基不能不更婉转些,更谨慎些———,可是结果也还是一个“无可奉告”。

这个不知道有时甚至会变成知道,不过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儿,你摸不着头脑,还是一般无二。前年十月八日华盛顿国际社电,说罗斯福总统“恐亚洲局势因滇缅路重开而将发生突变”,“日来屡与空军作战部长史塔克,海军舰队总司令李却逊,及前海军作战部长现充国防顾问李海等三巨头会商。总统并于接见记者时称,彼等会谈时仅研究地图而已云云。”“仅研究地图而已”是答应了“知道”,但是这样轻描淡写的,还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总理孟席尔到美国去,谒见罗斯福总统,“会谈一小时之久。后孟氏对记者称:吾人仅对数项事件,加以讨论,吾人实已经行地球一周,结果极令人振奋云。澳驻美公使加赛旋亦对记者称,澳总理与总统所商谈者为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经行地球一周”,“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知道”的圈儿越大,圈儿里“不知道”的就越多。

这个不知道还会变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记者“问总统对于野村大使所谓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须弥缝,有何感想。总统避不作答,仅谓现已有人以此事询诸赫尔国务卿矣。”已经有人去问赫尔国务卿,国务卿知道,总统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罗斯福总统今日接见记者,说“美国过去曾两次不宣而战,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盗,曾于一八八三年企图封锁地中海上美国之航行。第二次美将派海军至印度,以保护美国商业,打击英、法、西之海盗。”“记者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盗式之人物乎?’总统称,‘请诸君自己判断可也。’”“诸君自己判断”,你们自己知道,总统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还用发言人的“我”说什么呢?———这种种的变形,有些虽面目全非,细心吟味,却都从那一个不知道脱胎换骨,不过很微妙就是了。

发言人临机应变,尽可层出不穷,但是百变不离其宗;这个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当代评论》,1942年。

话中有鬼

不管我们相信有鬼或无鬼,我们的话里免不了有鬼。我们话里不但有鬼,并且铸造了鬼的性格,描画了鬼的形态,赋与了鬼的才智。凭我们的话,鬼是有的,并且是活的。这个来历很多,也很古老,我们有的是鬼传说,鬼艺术,鬼文学。但是一句话,我们照自己的样子创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样子创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们讨厌这影子,有时可也喜欢这影子。正因为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说得活灵活现的,才会老挂在嘴边儿上。

“鬼”通常不是好词儿。说“这个鬼!”是在骂人,说“死鬼”也是的。还有“烟鬼”,“酒鬼”,“馋鬼”等,都不是好话。不过骂人有怒骂,也有笑骂;怒骂是恨,笑骂却是爱———俗语道,“打是疼,骂是爱”,就是明证。这种骂尽管骂的人装得牙痒痒的,挨骂的人却会觉得心痒痒的。女人喜欢骂人“鬼……”“死鬼!”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刻薄鬼”,“啬刻鬼”,“小气鬼”等,虽然不大惹人爱似的,可是笑嘻嘻的骂着,也会给人一种热,光却不会有———鬼怎么会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见鬼”这句话,那跟“见鬼”,“活见鬼”

一样,只是说你“与鬼为邻”,说你是个鬼。鬼没有阳气,所以没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没有“少鬼”,“壮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阳气差点儿,凭他们的年纪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阳气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别有是鬼之道,不关年纪。“阎王好见,小鬼难当”,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凭年纪,“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爱也成。———若说“小鬼头”,那简直还亲亲儿的,热热儿的。又有人爱说“鬼东西”,那也还只是鬼,“鬼”就是“东西”,“东西”就是“鬼”。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阴气,是黑暗的东西。人也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

“好鬼”不在话下,“美鬼”也不在话下,“丑鬼”倒常听见。说“鬼相”,说“像个鬼”,也都指鬼而言。不过丑的未必就不可爱,特别像一个女人说:“你看我这副鬼相!”“你看我像个鬼!”她真会想教人讨厌她吗?“做鬼脸”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爱,引人笑。这些都是丑得有意思。“鬼头鬼脑”不但丑,并且丑得小气。

“鬼胆”也是小的,“鬼心眼儿”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说的怪胎,“怀着鬼胎”

不用说得担惊害怕。还有,书上说,“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凉的,尸体原是冰凉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难听。———“鬼胆”和“鬼心眼儿”却有人爱,为的是怪可怜见的。从我们话里所见的鬼的身体,大概就是这一些。

再说“鬼鬼祟祟的”虽然和“鬼头鬼脑”差不多,可只描画那小气而不光明的态度,没有指出身体部分。这就跟着“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诡”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诡”,还是因“诡”而“鬼”,似乎是个兜不完的圈子。我们也说“出了花样”,“其中有花样”,“花样”正是“诡”,是“谲”;鬼是诡谲不过的,所以花样多的人,我们说他“鬼得很!”书上的“鬼蜮伎俩”,口头的“鬼计多端”,指的就是这一类人。这种人只惹人讨厌招人恨,谁爱上了他们才怪!这种人的话自然常是“鬼话”。不过“鬼话”未必都是这种人的话,有些居然娓娓可听,简直是“昵昵儿女语”,或者是“海外奇谈”。说是“鬼话”!尽管不信可是爱听的,有的是。寻常诳语也叫做“鬼话”,王尔德说得有理,诳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并不老是那么精明,也有马虎的时候,说这种“无关心”的“鬼话”,就是他马虎的时候。写不好字叫做“鬼画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画符”,都是马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连不相干的“鬼话”都不爱说,“符”也不爱“画”,那更是“懒鬼”。“懒鬼”还可以希望他不懒,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简直没出息了。

从来没有听见过“笨鬼”,鬼大概总有点儿聪明,所谓“鬼聪明”。“鬼聪明”

虽然只是不正经的小聪明,却也有了不起处。“什么鬼玩意儿!”尽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儿。你笑,你骂,你有时笑不得,哭不得,总之,你不免让“鬼玩意儿”耍一回。“鬼聪明”也有正经的,书上叫做“鬼才”。李贺是唯一的号为“鬼才”的诗人,他的诗浓丽和幽险,森森然有鬼气。更上一层的“鬼聪明”,书上叫做“鬼工”;“鬼工”险而奇,非人力所及。这词儿用来夸赞佳山水,大自然的创作,但似乎更多用来夸赞人们文学的和艺术的创作。还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这一类颂辞。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险而奇”罢了。可是借光也大不易,论书画的将“神品”列在第一,绝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怜的。

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1944年。

人生的一角之辑

正义

人间的正义是在那里呢?

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皇皇的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它的弯曲的影儿———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向他的同伴这样隐隐的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

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只是让它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孤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里,我见不着正义!

在亲子之间,师傅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长上的,长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见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长上们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长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么?服么?”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长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长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长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的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它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它!

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班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班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罢。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的就单弱了。

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谪,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

背后的正义只有在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搀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

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那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馀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演毕,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它还有出台的机会么?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它做第一个尖儿。

你得凭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呀!打得站住了脚携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的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我们的七月》,1924年。

论自己

翻开辞典,“自”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

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话中会发现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这“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

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儿来,自爱自怜确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形格势禁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得着,也只算找补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然而爱人们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么回事儿?赶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儿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夹上点儿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之德”,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呆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作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那能教他将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么?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

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那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咳声叹气的!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拣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做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儿”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

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原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五先令———那时合七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要合国币一千元了罢?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一千元儿!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先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

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口罗,好伙伴,好头儿,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儿一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儿,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人世间》,1942年。)

论别人

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馀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为别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无论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天之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儿“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确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自然而然。作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分,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

“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二十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

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瘦瘪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它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就是卑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极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罢!

(《文聚》,1943年。)

上一章书籍页下一章

朱自清经典

···
加入書架
上一章
首頁 其他 朱自清经典
上一章下一章

语文影及其他(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