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宽容》（4）
PARTⅢ文艺复兴时期
宽容如同自由，不能乞求别人施舍，只能靠自己争取。在拥有之后更应时刻保持警惕，以免未来的有识之士又堕入赛尔维特的悲剧。
第十一章文艺复兴
从前，在我们生活的国家里，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总是在幻想台球、字谜游戏、小提琴、被洗白的衣服还有门前的脚垫，它们都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但现在，我更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纵大型攻城炮的士兵们的心理状态——毕竟那是战争期间诸多工作任务中最奇怪的。其他士兵多多少少都会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以及努力的成果：飞行员可以从腾空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潜艇指挥员可以在持续两三个小时的激战后，通过海面上的残骸审视战绩；战壕里的步兵只要继续待在那里，就算是守住了阵地；普通炮兵击打时虽然也看不见目标，但好歹可以拿起电话，询问藏在几里外枯树上的同伴，目标是已中弹被毁，还是要调整角度再攻击一次。可操纵大型攻城炮的炮手们不一样，他们就像是活在一个虚假而孤独的自我世界里，即使有经验老到的弹道学专家从旁协助，也无法预见发射出去的炮弹最终会落到哪里——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炸毁了兵工厂或战略要塞；也许不幸击中了教堂或孤儿院；也许变成了一颗哑弹，安静地扎入了河底或墓穴里。
与大型攻城炮的炮兵相似，文学作者们也在操纵着一门重型火炮。他们以文字为炮弹，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哑弹，只能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作废铁，制成花盆和雨伞架。
曾几何时，地球上的纸浆消耗量史无前例地突飞猛进，我们把那个时代称为“文艺复兴”。意大利半岛上每一个稍有些墨水的文人、罗马平原上每一个博学之士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著作印刷成12开的书籍，更别提那些模仿希腊人写下的动人诗句，以及充满罗马复古韵律的颂曲。当时还有无数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偶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他们花了整整300年不辞劳苦地把刚刚从历史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再配上最美丽的铜版画和最精致的木雕，制成卷帙浩繁的集子。
当时，强烈的求知欲使出版商及印刷公司有机会利用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大发横财。可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并没能在作家们所处的15、16世纪得到应有的重视，且只有少数几个笔杆子英雄为社会贡献了新思想。也许他们跟大型攻城炮的炮兵一样，终其一生都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带来了多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却从根本上铲除了人类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值得我们心怀感激——若不是有他们彻底清理了堆积如山的历史垃圾，我们今天还会被困在老旧思想的囹圄里。
严格来说，文艺复兴起初不是一个“向前看”的运动。它对刚刚过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著作十分鄙夷，称之为“哥特式的野蛮”。文艺复兴的主要针对对象是艺术作品，因为人们相信那里面蕴藏着“古典精神”。虽然运动领导者们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文艺复兴确实大大地促进了理性的解放，宣扬了宽容的精神，让人向往更美好的世界。
很早以前就有人质疑，罗马教皇究竟有何权力，能强行规定波希米亚或英国的农民应该用什么语言祈祷，必须以何种精神接受耶稣的教诲，可以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花多少钱，需要读什么样的书以及应当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不服气的农民们曾试图反抗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也曾高举民族进步的大旗发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却不幸只能以失败告终。
作为对全世界的警告，伟人约翰·胡司249的骨灰还未烧尽，便被弃于莱茵河，让人不得不心惊于教皇无边的统治权力；而威克里夫250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焚烧，让莱斯特郡251的下层农民知道，得罪了枢密院和教皇的人甚至无法入土为安。种种迹象表明，想跟教廷正面交锋是不现实的，尤其是那座名为“传统”的坚实堡垒，在历经了15个世纪缓慢而精心地建成后，根本无法单靠外力摧毁。堡垒高墙里的丑事更是骇人听闻：三个敌对的教皇为了“圣彼得唯一继承人”的身份争得面红耳赤；罗马与阿维尼翁252教廷决疣溃痈；法律条文再多，也抵不过一句“有钱使得鬼推磨”；修道院的僧侣们道德败坏；贪赃枉法之人通过夸大炼狱的恐怖，要挟可怜的父母，让他们为过世的孩子花钱“消灾”。这桩桩件件皆是众所周知，却丝毫不会威胁到教会的安全。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对基督教事务毫不上心，对教皇和教区主教们也不曾心存怨恨，但他们胡乱发射出去的炮弹，却最终把这座陈旧的大厦毁于一旦。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继承了布拉格百姓所向往的基督教崇高的美德，希望活着时能多做善事，老死后便回到天堂圣母的膝下承欢。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代表着各行各业。当时的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对未来有什么影响，但若是听了后世史学家对他们的评价，说不定还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以马可·波罗为例，他是一个杰出的旅行家，看过许多壮丽的风景。他告诉国人远方有金色王座高如宝塔，有大理石城墙长过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距离。可那些看惯了西方城市建筑的人只当这是信口妄言，还将他谑称为“百万先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干瘪的小老头，扮演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由于和同阶层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文学怀有偏见，马可·波罗的文笔一般。尽管威尼斯人对复式记账本都不陌生，但他总觉得身为男人就应该舞刀弄剑，而非舞文弄墨，因此，他对写作之事兴味索然。无奈战争使他被投入热那亚253的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生涯，他向跟他关在一起的三流作家讲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并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使西方人第一次接触到闻所未闻的新世界。
马可·波罗是一个心思单纯的人，他很容易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如：为了向异教徒证明信仰的力量，虔诚的基督教徒把小亚细亚的一座山挪开了几公里；还有像无头人、三脚怪鸡等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经历看似无稽，却胜过古人在过去1200年间的努力，一口气推翻了教会对地理学的认定。马可·波罗自始至终追随教会，所以不明白为何后世会有人拿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罗杰·培根254相提并论——后者明明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甚至付出了十年不得写作以及十四年狱中折磨的代价。
权衡之下，还是马可·波罗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十万人中可能只有一个愿伴培根左右，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一起抽丝剥茧地研究足以颠覆当时神圣观点的进化论；但任何一个平民，哪怕只认得几个字，都听得懂马可·波罗娓娓道来的故事，并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充满了《旧约》作者从未谈及的东西。当然，在世界取得最基本的思想自由之前，单靠马可·波罗出版的一本游记是不可能对抗《圣经》的权威的。大规模的启蒙开化需要历时数世纪的艰苦准备，这有赖于当时的冒险家、航海家、旅行家以及因他们妙趣横生的经历而催生的怀疑精神。文艺复兴后期，怀疑精神成为了主流思想，它促使人们开始热衷于讨论很多不同的话题，甚至包括那些早年一说起就会被宗教裁判所盯上的禁忌。例如，薄伽丘255的朋友在第一天离开佛罗伦萨远去的路上听到一段奇特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众所周知，所有的宗教体系都既有好的、对的一面，也有坏的、错的一面，若这个前提是对的，那各执己见的人们又何必相煎太急呢？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一次神奇的历史探秘也同样叫人啧啧称奇。洛伦佐生前是深受罗马教会器重的核心成员，他在钻研拉丁语时发现并证实，所谓“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意大利及所有西方行省赠与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256”一事完全是无稽之谈。那不过是教皇属下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官在皇帝陛下驾崩逾百年后编造出来的拙劣谎言，目的是让历任教皇有借口成为整个欧洲的主宰。让我们回到现实一点的话题。圣奥古斯丁曾教育虔诚的基督徒，说地球另一端净是些亵渎神灵的异教追随者，这些可怜的人们无法盼来基督的再次降临，因此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可当瓦斯科·达·伽马257于1499年自印度首航归来，并向人们描述那个地广人多的国度时，这些善男信女们又该如何看待一直以来坚信的教义呢？罗马教廷一直向纯朴的百姓们灌输说世界是一个平面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可“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的成功却表明《旧约》中的地理描述含有严重的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到底应该信谁？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下之前提过的，即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主研究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人们难免缺乏真正的志趣。可以说，这300年里所有的发展，都是以美好和享乐为主导的，就算是叛教之人，只要稍懂印刷术或建筑学且巧舌如簧，一样能被恨异端邪说入骨的教皇奉为坐上宾。像萨沃纳罗拉258那样积极宣扬美德的人和不可知论者虽然也是教会的眼中钉，但他们很聪明，懂得利用诗歌和散文，强烈抨击基督信仰的根本。纵观这一切，除了有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还潜藏着一股无法忽视的不满情绪，即反对眼下的社会秩序以及权力至上的教会对人类理性发展的限制。从薄伽丘到伊拉斯谟，在这中间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了教会出版的刊物外，所有重要的著作里几乎都在控诉一个悲惨的现状：野蛮入侵所带来的混乱取代了希腊和罗马曾经的文明，西方社会受制于教会僧人的无知与傲慢。同时代的马基亚维利259和洛伦佐·德·美第奇260对伦理学并不感兴趣，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也善于利用现实世界。因为十分清楚教会的能耐，也十分明白得罪教会的下场，所以他们表面上对教会俯首贴耳，不参与宗教改革运动，也不质疑教会对民众的管辖制度，实际上却在求知欲的促使下不断思考，不断从过去的事情中找寻真相。他们的努力让一直认为“我们知道”的百姓开始了有意识地反思——我们真的知道吗？
对后世而言，这种反思可比彼特拉克261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262的画集更值得庆贺与纪念。
第十二章宗教改革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个能看清自身的有用知识，其中之一就是：人极少会为单一的动机做一件事。不管是为新大学捐献一百万美金，还是拒绝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管是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享有真正思想自由的生活，还是发誓永远不离开美国；不管是指鹿为马，还是颠倒是非，我们心里明白，每个决定的背后都有一系列不同的理由。若我们对自己及周围的人太诚实，我们在大庭广众下的形象说不定马上会分崩离析。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我们总会本能地选择最体面最有可能的理由，再迎合公众的口味修饰一番，然后称之为“真正的动机”。这样的行为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外人，却没有办法蒙骗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作为文明人，我们都清楚这样的“潜规则”，并狡黠地达成默契，不会在任何公共场合戳穿它。当然，我们内心怎么想，都是个人的事；只要能维持光鲜的体面，我们便会心满意足，并乐于遵守“相信彼此谎言“的原则。可是大自然并不会受礼仪的束缚，也不会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因而极少被允许进入神圣的文明社会。由于历史一向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那个名叫克利俄的缪斯女神不得不忍受枯燥无味的生活。相比之下，那些还不如她高贵的神明姐妹们却不断地受邀至各个宴会中，尽情地唱歌跳舞。不被重视的克利俄女神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她又怎么可能不用尽心机，试图报复？不幸的是，她的报复危害极大，常常以大量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为代价。
每当这个掌管历史与史诗的女神向我们揭露那些流传了数世纪的谎言时，随之而来的必是烽烟四起。动荡中，骑兵横冲直撞，漫山遍野只剩步兵行军的身影；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归宿，整个国家一片荒凉。慢慢地，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历史虽是艺术，却更是科学，那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里备受尊敬的自然法则，同样主导着历史。悟明了这个道理的先人们为了后世子孙，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扫盲，即本章真正要谈及的主题：宗教改革。直到不久前，人们对这场社会和思想大变革的想法还只有两种：不是全盘接受，便是彻底否定。支持宗教改革的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宗教狂热的突然爆发，神学家们震惊于教会的贪赃枉法和各种龌龊的所作所为，于是决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向真心想成为正直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教义；反对宗教改革且对教会忠心耿耿的罗马人可不这么想，按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卑鄙无耻的阴谋，因为几个可恨的贵族不想结婚，却还想得到本该属于教会的财产，才会如此闹腾。
一如既往，争执的双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这次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发动的。也是直到最近我们才明白，宗教层面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爆发的次要原因，实际上，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与神学没有太大关系。在向后代子孙解释改革之事时，把菲力普一世263说成是一个对新教义更感兴趣的开明统治者更为容易，所以也就不必费事向孩子们解释他是如何制定出复杂的阴谋诡计，如何勾结土耳其的异教徒，如何击倒其他基督徒，以及如何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新教徒在几百年来，一直把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伯爵塑造成宽宏大量的英雄，而他最大的野心则是通过扩张黑森家族的势力，将大权在握的死敌哈布斯堡家族264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后人也只会简单地把克莱门特教皇265形容成一个被宗教改革弄得焦头烂额的教会领导者，他一心想阻止追随者改信新教，到头来却还是徒劳无功。可实际上，他是一名典型的美第奇家族266贵公子，打心底觉得宗教改革无非是德国僧侣们267不体面的酗酒吵闹，甚至打算趁此机会利用教会的权威，使自己的祖国受惠。
若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再看到这些传奇人物印在天主教课本里那颇有深意的微笑时，也就不必感到惊讶了。也许历史的模棱两可于欧洲人而言是必需的，但既然美国人已在彼岸找到了自己落脚的地方，自然不用再坚持前人的错误，反而应该从中总结出自己的观点。例如，黑森家族的菲力普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因此认定他并非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上，他不但是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的挚友，还是他忠实的支持者。1529年，当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名时，他与其他署名者都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凶猛的狂风暴雨”，甚至有可能是让人绝望的死刑。若非具备卓绝的勇气，菲力普如何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人物常常会受到启示而行动，也会迫于时势而放弃。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进行深刻的背景调查，如果没有掌握事件背后的各种动机，贸然评判实属不智。法国有句谚语：“理解即是宽容。”这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如让我修改成：“了解从而理解。”既然上帝在开天辟地之时就已经主动揽下了宽恕的工作，那我们便只需做好自己份内之事，尽可能地去了解，然后理解。
抗议
回到宗教改革的话题上。据我的“理解”，宗教改革最初是新兴“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由于在之前的五个世纪里，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得不看教会的脸色行事，所以改革一旦爆发，便注定与教会的专制蛮横势不两立。凭借着这股同仇敌忾的情绪，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足够强大的势力，一举冲破宗教信仰的囹圄。在这期间，倘若有任何一方没能接受伟大理想的感召，愿意暂时放下个人成见与追逐利益之心，那宗教改革也必定无法取得成功，说不定还会沦为不起眼的小规模地方起义，只劳烦教会派出一支雇佣军和几个手段狠辣的宗教裁判官，便能轻易地镇压下去。要真是这样，那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们就会重蹈扬·胡斯268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像从前的瓦勒度派和阿尔比派教众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再一次迎来理所当然的胜利，然后继续扩大对异端邪说的迫害与肃清。
可叹的是，宗教改革虽然成功了，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影响。明明胜利才到手，明明起义倡导者们的生存威胁才解除，新教徒曾经团结一致的阵营却即刻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并在各自的小圈子里把罗马教皇掌权时所有的错误重演一遍。
有一个聪明绝顶的法国主教（具体名字我忘了）曾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学着尊重人性。但实际上，过去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总会使人们的宽容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尤其在回顾那曾使人们既满怀希望又陷入绝望的近四个世纪之时；尤其在看到无数男男女女，平头百姓为了无法实现的理想宁愿把生命抛弃在断头台或战场上之时；尤其在想起新教徒的起义，本应能把人类引向思想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到头来却一败涂地之时。
新教教义不仅剥夺了世间许多的善良、美好和高贵，还徒增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鄙；非但没有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简单，更和谐，反而使这个群体愈发复杂无序。可是这一切，与其说是宗教改革的错，倒不如归咎于大部分人无法摆脱的精神积弱。他们跟不上改革者的步伐，也不愿改革操之过急；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也还是会跨向新世界，但他们一心想等到时机成熟，不肯轻易放弃祖宗留下的传统。宗教改革原想着摒弃过去所有的偏见和腐败，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却不幸被追随者思想里的中世纪包袱弄得混乱不堪，进退两难，最后变成一个与罗马教廷相似，信徒众多的复刻品。这便是宗教改革的悲剧，它无法像预期一样，促进西欧和北欧人们的思想解放。
新教徒起义后，绝对正确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唯一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各怀鬼胎的领袖。他们没有把世界简单粗暴地区分为正统与异端，基督徒和异教徒，却在基督徒的内部切割出无数意见不一，彼此憎恨的小团体。他们没有创建出一个宽容的国度，而是以早期教会为榜样，一旦大权在握，便依靠不计其数的教理、教义和忏悔对付胆敢违逆官方的异己。这一切的发生令人遗憾，却是在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万能的监狱
改革者路德和加尔文269的勇气，若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便是“锐不可当”。
德国偏僻山区里有一位学院教授，他同时也是道明会270里的僧侣。他公然烧毁了一份教皇诏书，用自己叛逆的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法国学者，他把一座瑞士小镇改造成一座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权威放在眼里。这些事迹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很快也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虽然支持他们的人大多是别有目的，想混水摸鱼而已。当起义者为自己的良知以命相博时，他们并不能卜算未来，也不知道北欧大陆上的国家最后竟也会跟着高举起改革的大旗。渐渐地，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原先的发动者们转而为谁主浮沉之事剑拔弩张，耗尽心机。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听说了这场暴乱，并发现这场由一个前法国牧师策划的阴谋，似乎比过去道明会与奥古斯丁修会僧侣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为了使资助者们放心，教皇下令暂停兴建大教堂并积极备战。教皇的训谕和开除教籍的敕令才发出，帝国的军队就已经踏上征途。起义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龙争虎斗中的伟人难免顾此失彼。就像路德，他曾经振臂高呼“反对以圣灵之名烧死异教徒”，可若干年后，面对倾向再洗礼派教义的德国人和荷兰人时，他恨得几乎失去理智。这个无畏的改革者明明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类不该把自身的逻辑强加于上帝，后来却烧死了有着明显优于他的理论体系的敌人。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所有反对者的死敌。加尔文和路德虽然一直向往着新纪元，一直盼望着黑暗结束后终会到来的黎明，但在有生之年里，他们始终是中世纪传统最忠诚的拥护者。在他们的眼里，宽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道美德之光。起义者被迫害时，他们呼吁神圣的信仰自由，并以此作为反抗敌人的理由。而战争一旦胜利，信仰自由这个曾经号召力强大的武器马上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与其他美好品德一起，被新教徒们丢弃至阴暗的角落里，被遗忘，被忽略，逐渐腐朽。多年以后，人们从众多古老的布道中再次发现了它的踪迹。他们小心地拭去它表面的锈蚀，再次把它组装成战斗力强劲的武器。只是这一次，人们奋战的理由已与16世纪初期大相径庭。
虽然宗教改革并没有直接使世界变得更宽容，但新教徒的起义却为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确实间接促进了其他各个方面的进步。首先，它让人们更了解《圣经》——因为教会虽然从未严禁人们阅读《圣经》，但也不会鼓励凡人研究这本圣书。而宗教改革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一本圣书，也能独自研究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被当成异教徒而烧死。熟悉感可以抵消人们在面对一无所知的神秘事件时所产生的敬畏和恐惧。在宗教改革后的头200年，虔诚的新教徒坚信他们在《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不论是巴兰的驴子271还是约拿的鲸鱼272。而就算他们真的有所怀疑，他们也尽可能保持低调。倒不是因为惧怕宗教裁判所，只是不想新教牧师们干涉自己的生活，毕竟众口一词的责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不具毁灭性，也会十分要紧。
两个监狱，貌合神离
《圣经》其实就是一个由牧民和商贾组成的小民族的国家历史，它长期被不同的人不断地重复研究，最后产生了连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改革者都未能预见的结局。要是改革者们能未卜先知，我想他们肯定会像教会一样，十分讨厌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他们会把《圣经》牢牢地握在手里，完全不让凡俗之人有机会碰到，因为较真的学生太多了，《旧约》里包含的关于虐待、贪婪和谋杀的细节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些有趣的故事，那不可能是在神的感召下写成的，从内容性质上判断，只能是也必须是还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前人的生活写照。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智慧来源。随着思想的解放，被堵塞了一千多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马上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汹涌而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在2000年前被迫中断的努力又悄然被人们重新捡起。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帮助北欧和西欧摆脱了教会独揽大权的现状。当时的教会名义上虽是一个宗教组织，实际上却犹如罗马帝国，对人们施行精神上的高度专制。天主教徒也许难以苟同这样的观点，但改革也让他们的教义受益匪浅，毕竟天主教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给自己正名，不叫贪婪和暴虐再继续成为自身的笑柄。从结果而言，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16世纪中叶，波吉亚家族273绝迹于梵蒂冈，教皇又像从前一样，只能由意大利人担任——谁都别想改变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枢机主教在新任教皇的选举时也绝不可再考虑任何外籍人士，否则，罗马百姓们会在知道结果的第一时间把整个城市闹得翻天覆地。新教皇的选举郑重其事，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膺选者在虔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下，开始了教会内部拨乱反正的大清洗——首先，不准再贩卖赎罪券274；其次，神职人员必须要重新学习并遵守奠基者定下的修道院规矩。
呼吸的空间
此外，托钵僧人在文明城市里消失了踪影，大家也一改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事务的冷漠，开始热切地向往神圣而有用的生活，并希望通过多做善事，帮助更多不堪生活重负的可怜人。可惜，天主教的转变来得太迟，未能助其收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大片领地。从地理划分上说，北欧已转向新教，只剩南欧还信仰天主教。若用图示来说明宗教改革的成果，那发生在欧洲境内的变化就更显而易见了。中世纪欧洲曾有一座巨大的精神和思想监狱，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旧建筑，然后又用手边的材料建起了一座类似的监狱。于是从1517年起，欧洲大陆底下悄然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关押天主教徒，一座关押新教徒。
一开始，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但由于新教徒缺乏迫害异见者的经验，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自地牢的窗子、烟囱和门口逃出生天。没多久，地牢坍塌了。有些异教徒趁夜整车地搬走新牢的石头、大梁和铁棍，并迅速在翌日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堡垒。这小堡垒看似无异于格里高利一世和英诺森三世所打造的森严的牢狱，实际上却徒有其表，外强中干。小堡垒才开始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新的法则就张贴到了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教众们纷纷拂袖而去。他们的上司，也就是牧师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动辄以开除教籍、没收财产、流放、酷刑或处决等严令威胁信徒，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离开，看着他们按照自己对神学的理解，在小堡垒外围用木桩竖起防卫，并宣扬另一套暂时迎合大家的教义。类似的事情周而复始地发生，在大小不一的堡垒间，渐渐划分出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那里随意闲逛，正直的人可以在那里放任遐想，不受一切妨害和干扰。
这就是我所说的，新教徒起义为宽容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它重建了人类的尊严。
第十三章伊拉斯谟
每本书在撰写时都会遇上危机，它有时出现在刚开始的50页，有时则在稿子快完成时才显现。一本没有危机的书就像一个没出过麻疹的孩子，说不定这样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本书才刚开始撰写，危机便来了，毕竟想在1925年写一本以宽容为主题的著作似乎太荒谬了，想到我迄今为止的呕心沥血到最后可能只是枉费心机，真想就这样将自己这本书连同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著作一起，付之一炬。
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为了完成一个命题，作者往往会心心念念，昼思夜想，时间长了难免会感到枯燥。其次，作者就算再喜欢自己定下的命题，也总是会担心这类书籍在世人眼里不知算不算有实用价值，再不然就是担心自己的说法成了那些蛮横之人用来为自身恶行辩护的支持。除去上述这种在大多数主题严肃的书籍里都会出现的问题外，眼下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书本的“体系”。一本书想要成功写完，必须要有开头与结尾。开头已经有了，但结尾呢？
这就是问题。
我可以列举出很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以公平公正之名行专制蛮横之事；我也可以描述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专制与蛮横是如何被视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强制人们遵行的；我甚至可以嘲弄和斥责一切偏狭，直至所有读者都异口同声地回应：“打倒独断专行，还我自由宽容！”然而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我知道，市场上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手册，教导人们各式各样的事情——从饭后谈资到腹语口技，上周我甚至看到一张函授课程的广告，那上面刊登了超过249个课程，函授学院保证学生只需支付少量学费，便能通过学习得到超群绝伦的知识。但同时我也发现，至今还没有人愿意花40（或40000）个课时讲述“如何宽容”。
按理说历史是解开众多秘密的钥匙，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无法帮我摆脱危急。我们曾看过很多专业的大部头，有谈论奴隶制和自由贸易的，也有讲述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发展的。就算缺乏史料支撑，我们至少能研究对自由贸易、奴隶制、死刑和哥特式建筑持赞成或反对意见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的人的行为习惯、社会关系、饮食偏好和穿衣习性着手，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对不同命题两极化的观点与想法。然而，没有人会以倡导宽容为职业，大部分向往宽容之人的热情起初都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宽容只是追求过程中的副产品。向往宽容之人中有政客、作家，也有国王、物理学家和工匠。虽然他们在处理各自行业的事务时，也会抽空为宽容美言几句，却从不会真正把为宽容而战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跟对象棋或小提琴的一样。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没有从事共同工作的经历，也就无法发现并形成共鸣——想想也是，斯宾诺莎275和腓特烈一世276，托马斯·杰斐逊277和蒙田278，怎样都不可能成为知己。
作家们一直在祈求，希望世界上有那么一条警句，能放之于四海皆准。但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和以萨克·沃尔顿279，都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乔纳森·斯威夫特280也许是最接近这个答案的人。他说，宗教信仰只会让人互相憎恨，无法使人彼此相爱。果然是真知灼见啊！诚如他所说，有些人对宗教有着十分的热情，对周围的人却只有粗暴的憎恨；有些人虽然信仰全无，却能兼爱天下，无论是野猫、野狗、基督徒还是普通平民。然而，只此一句话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我必须要得出自己的答案，所以，尽管没太多把握，我还是想把深思熟虑后认定的真理说出来。
那些为宽容而战的人，不管有什么区别，起码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坚信自己是对的，也不会把自己的怀疑转化为绝对的信念。在当下这个爱国主义时代，人们总是热情满满地大声叫嚷着要百分百相信这，百分百相信那，但大自然明明最反感那些标准化的理想。众所周知，百分百只靠人类喂养的猫猫狗狗最是无用，若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抱走，它们就会死掉；人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不用纯铁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而成的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用纯金或纯银制造首饰；要做出高质量的小提琴，要专门选用六、七种木材；要是吃饭时，饭菜只有蘑菇，那我也只能敬谢不敏了。总而言之，越是有用的东西越应该包含不同的成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成为例外。如果我们所“肯定”的基础里没有一点“怀疑”因子，那我们所坚信的东西就会像纯银的钟或铜制的长号一样，只会发出单调而刺耳的声音。向往宽容的英雄们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大多拥有正直的人品、虔诚的信仰和对职责无私奉献的精神，按理说应该是宗教裁判所眼里十全十美的完人，或者说至少可以在死后进入圣人的行列。可惜他们得罪了教会，而教会偏偏认定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给普通百姓加封，于是，英雄们的卓尔不群无法在信仰中得到世人的肯定。
幸好，他们对此也不甚在意。他们跟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太大，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期望能单靠一己之力解决。一方面，他们祈求自己选择的道路最终能通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他们并不相信只有自己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余皆是误谬。相反，他们觉得虽然旁门左道容易引人误入歧途，却不一定是通往毁灭的罪恶之路。这听起来与一直宣扬绝对信仰、纯洁光明和至高美德的《教义问答手册》及伦理教材截然相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些宗教宣传犹如一道熊熊燃烧的火焰，却从未给普罗大众的生活带来光明与美满。我并非在鼓吹要发动激烈的变革，只是不妨变通一下，让向往宽容之人能借些许火光审时度势——若变通失败，我们还可以归依传统；而若变通成功，我们便可以在社会中多加一道宜人的光，让人间多一点仁慈和克制，少一点丑恶、贪婪和仇恨。这个做法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却很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现在，我再说说历史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去世后，世界上最后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公民也随之消逝了。曾经洋溢在古代世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他先进的精神思想，在历经风霜后，终于重返大地，使社会再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我们所说的这段时期，正是文艺复兴。
那些可怕的小书
国际商业的复苏给西方贫弱之国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和新的阶级。他们资助艺术，购买书籍，兴建大学。部分支持“人道主义”的人更是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决意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并在得知“虔诚基督徒”只一味把对古人智慧和原理感兴趣看作邪恶肮脏的求知欲后，毅然与之分道扬镳。在这部分人里有不少人曾为宽容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本书的后半部将着重讲述他们的故事，而首先要提到的，便是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为人友善，但他对教会的攻击却毫不留情。他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论战，以最犀利讽刺的文笔让他的敌人恨得咬牙切齿。他的文章犹如一记强力的远程炮弹，径直打到敌人的国土上。这些种类繁多，暗藏杀机的炮弹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伊拉斯谟的智慧——乍一眼看似无害，但谁要是敢把它们当成绚丽多彩的烟花拿回家给孩子们玩，那炮弹中蕴含的“毒气”必定会“污染”孩子们的心灵，甚至使之后整整四个世纪的人们都根深蒂固地信仰伊拉斯谟式的真理。
虽说英雄莫问出处，但此等人物竟出生在北大西洋淤泥沉积的东海岸旁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上，也着实叫人惊讶。要知道，15世纪时，伊拉斯谟出生的小镇所在的那片陆地上，只有几个被海水深锁的小公国，它们一直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离变成独立富足的国家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当地人们没有别的营收，主要的出口产品只有鲱鱼，而即使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客人，也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船只在附近岸边触礁沉没，走投无路的水手而已。这样恶劣的成长环境有时反而更能激起小孩子的好奇心，使其比普通人更努力地挣扎求存，最终闯出一片新天地。
鹿特丹
身为私生子，伊拉斯谟注定命途坎坷，毕竟中世纪的人们极度信仰上帝，对这类不应该发生，也不被上帝允许的事情自然比现代人更为计较，也更为反感。不过幸好他们只是反感，还不至于心狠手辣到要处死那个尚未出生的无辜脆弱的小生命。伊拉斯谟顺利出生了，但他的父母却因为无法面对社会的压力，把他和他哥哥都丢给那一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这些充当监护人的叔伯阿姨们不知道该拿两个孩子怎么办，于是在伊拉斯谟的母亲去世后，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一开始，他们被送到代芬特尔281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里的老师有不少是共同生活兄弟会282的成员。但是，从伊拉斯谟的信笺中我们发现，这兄弟俩当时并没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弟弟伊拉斯谟很快便被带到豪达283，归当地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管，而这位校长同时也是兄弟俩那点微薄遗产的三个指定管理人之一。
我在不久前曾参观过伊拉斯谟就读的学校，那环境之差让我不禁同情当时年幼的他。更糟糕的是，那三个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很快便挥霍完孩子们仅剩的钱财。他们怕被严厉的荷兰法庭起诉，便以“让孩子们前途有保障”为借口，匆匆把伊拉斯谟送去修道院修行。
生活的磨砺终于把伊拉斯谟的厄运锻造成传奇。在中世纪末期，修道院里大多是目不识丁、满手老茧的乡下农民，年轻的伊拉斯谟心思细腻，却不得不长期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于是，他只好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规矩并不严厉，伊拉斯谟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前任修道院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这些拉丁文手稿虽然被遗忘在图书馆的角落，却以浩瀚的知识极大地影响了伊拉斯谟的人生，并最终使他成为了古典文学行走的百科全书。沿着知识的路标，伊拉斯谟一路前行，凭借极佳的记忆力，在著作里旁征博引，让所有读过他文字的人都不禁赞叹15世纪“古典智慧”的优美壮丽。
施泰恩修道院
可想而知，这样的大材怎会一直屈就在修道院里。伊拉斯谟从不轻易被环境左右，即使离开了曾经熟悉的地方，也能用别人看不上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天地。当伊拉斯谟得到完全的人身自由后，他不辞劳苦地想找一个地方，专心工作，不受慕名来访者的干扰。然而这个想法却不易实现。直至他行将就木，在接近死亡的昏睡中朝拜孩提时代信仰的上帝时，才享受到一会儿“真正的清闲”——对于苏格拉底、芝诺及他们思想的继承者来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有关伊拉斯谟的生平，相信在很多著作里有过介绍，在这里，我就不再详加赘述了。历史智慧的集结号一旦响起，我们迟早会耳闻伊拉斯谟的大名。
伊拉斯谟曾在巴黎求学，彼时他还只是一个差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穷学生。毕业后，他在剑桥大学教过书，在瑞士的巴塞尔284出过书，甚至尝试着把启蒙之光带入以天主教森严正统而著称的比利时鲁汶大学，可惜最终却无功而返。他曾在伦敦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意大利，并在当地的都灵大学285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熟悉意大利的一切，无论是威尼斯大运河，还是跟荷兰的西兰286一样糟糕的城市伦巴第287。罗马的天空、公园、街道、图书馆尤其叫他难忘，记忆之深刻，即使是忘川水都无法使之褪色分毫。为了留住伊拉斯谟，威尼斯当局甚至不惜以重金诱之。他本人也屡屡受邀到新办的大学担任教授——只要他愿意，他想开设什么课程都可以；就算他不想任教，只要肯偶尔光临，校方同样热烈欢迎。
面对如此诱惑，伊拉斯谟给予冷淡而坚定的回绝。当然，他也不过一介凡夫，比起破败的房子更喜欢一室舒适和宁静，比起呆笨无趣的同伴更喜欢睿智机锋的交谈，比起粗茶淡饭更向往产自勃艮第288昂贵的葡萄佳酿，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得忍受别人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束缚和依赖。伊拉斯谟崇尚自由，所以他完全不想给自己找个“上司”或“主子”，并任由他搅黄自己对人生的安排。伊拉斯谟给自己的定位只是真理道上的引路人。无论路上出现了什么东西，他都会马上以自己的智慧为灯，照亮眼前的迷障，让周围的人借助光线看清事物的本质。在历史最动荡的时期，他这样的做法既不会惹恼狂热的新教徒，也不会得罪宗教裁判所里的朋友。不过也正是他因为太过左右逢源，总免不了被人诟病。后世对古人为坚持理想而献身之事总是特别在意，于是，几乎过去的每一代学者都很想问：“为什么伊拉斯谟不像路德或其他改革者，为真理挺身而出呢？”
从我的角度看来，答案很简单：“他为什么非挺身而出不可呢？”诉诸于武力并非伊拉斯谟的本性，况且他从不自诩为圣人，因此，也不应该由他来教导世人如何迎接新世纪。他认为，世界需要的是改变，而非重建，就像我们会不时重新布置住所，却不会因此把整个房子拆掉一样。
若以房子比喻时势，不难发现，房子的地基确实是要整修了。老化的排水系统，积满污泥的花园，还有一大堆原主人搬离后遗留的杂物破烂也要逐一清理。如果房东愿意履行承诺，花些钱在关键之处，房子很快便能焕然一新。这就是伊拉斯谟的目的。尽管他的敌人一直讽刺他的“中庸之道”，但实际上，他的成功不亚于任何一个改革“激进派”，起码他没有在已有一个暴君主宰的世界里又创造出另一种独裁。
与所有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对体系毫无好感。他坚信，改变世界需要每一个个体自身的努力，每个人的一小步能推动世界前进一大步。于是他决定以温和而高明的方式，呼吁广大人民正视眼前发生的不义之事。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所有想接近他的人，包括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院长、骑士，甚至是乡里恶棍。由于那个时代还没有邮戳，寄信也不需要写发件人的地址，伊拉斯谟才得以畅所欲言而无须担心被有心之人找到。也正因如此，他的信一下笔，少说都有洋洋八大页。其次，他编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之前在缮写时因抄录者的粗心大意，已变得文不达意。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伊拉斯谟不得不先学习已被教廷禁用的希腊语。在15世纪，体面的基督徒是不会想学习希腊语的，就像现代大部分西方人不愿学俄语一样，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虔诚的信徒总会揪着这一点，指责伊拉斯谟对教会表里不一。稍懂希腊语的人通常很容易陷入思想的困境，因为他会忍不住拿福音书的译本跟原文作对比，但前者的忠实性和正确性明明已经得到了教会的加持。等到他的希腊语略有长进后，他更会忍不住跑到犹太人的聚集区，想要学习更古老的希伯来语，然后在不知不觉间踏入公开反叛教会权威的圈子，而他手上那些写满稀奇古怪、歪歪扭扭文字的书便会成为怀有秘密革命倾向的铁证。
从前，基督教会的长老们就喜欢对平民的房屋实施突击检查，看他们有没有藏匿违禁品。同时，教会也会把那些为了谋生，私下教授本国语言的拜占庭难民赶出城，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避难之地。尽管障碍重重，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而且在编译西普里安289、圣若望290和其他教会神父的著作时，偷偷在上面添加了许多针砭时弊的评论——没办法，谁让教会不允许把那些评论单拎出来编撰成册，付梓成书呢。渐渐地，伊拉斯谟在加注注释的过程中创造出另一种有趣的文学形式。他把拉丁和希腊的谚语收集起来，让孩子们从小便学习如何优雅地运用古文。他在这本名为《名言集》的书里写满了机智的评论，要是教会的保守派人士看到，肯定会称之为对教皇的“大不敬”。
在时代精神的引导下，伊拉斯谟完成了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一开始，那不过是几个友人间的玩笑而已，却不想竟在古典文学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其影响及重要性怕是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愚人颂》。借此机会，我们正好可以了解一下这本“大不敬”之书是如何面世的。
1515年，一本小册子惊动了西方世界。这本书写得十分巧妙，完全看不出来那是对托钵僧的攻击还是对修道院的捍卫。书的封面上虽没有署名，但文学界里的人都知道，作者应该就是那个叫乌尔里希·冯·胡滕291的年轻桂冠诗人。冯·胡滕的书里充满了简明易懂却又蕴含深意的滑稽文字，出版后，就连英国新学的领袖托马斯·莫尔292也对此书青眼有加，他马上兴高采烈地致信伊拉斯谟。
然而，头脑和生活一样条理分明的伊拉斯谟对身为条顿人的冯·胡滕可没什么好感。他总觉得条顿人整天邋里邋遢的，平时不是为启蒙事业做出各种疯狂之举，就是溜达到附近的小酒馆里肆意豪饮，醉得不知今朝是何昔。但无论如何，冯·胡滕确实是个人才，所以伊拉斯谟也彬彬有礼地回信了。在信中，他提到了伦敦的挚友托马斯·莫尔，称赞他不但拥有崇高的个人美德，还拥有一个美满得足以成为楷模的家庭。同时，他还把话题引到了《愚人颂》的创作灵感上。原来，《愚人颂》最初只是莫尔，这个富有幽默感的才子想出来的一个善意的恶作剧——按他的说法，真正的诺亚方舟上应该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宠物、私人动物园、私人剧团及私人业余乐队。就是这么一句话，启发伊拉斯谟写下这本一鸣惊人的传世之作。
《愚人颂》是荷兰儿童在过去好几个世纪里唯一的娱乐书籍。这使我不禁联想到英国木偶剧《潘奇与朱迪》293。《潘奇与朱迪》里充斥着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份高雅严肃的道德基调。嗓音空洞的“死神”是整部剧的主角，其他演员们或自愿或强迫，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衣衫褴褛的主角跟前做自我介绍。然后，就到了小观众们最喜欢的场景：这些演员们在说完话后，一个挨一个地被人用大木棍敲碎脑袋，然后被丢进假想的垃圾堆里。在《愚人颂》中，愚人如同蒙受感召的验尸官，代表着普罗大众的思想和利益，将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仔细揭开。那些活跃在中世纪主要街道上的人物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厚颜无耻的野心家、兜售赎罪券的托钵僧，连同他们假仁假义的游说、哗众取宠的言论，以及一切不被饶恕亦让人难以释怀的所作所为，都被写入书中逐一驳斥。人物列表和故事章节里还出现了加利利地区渔夫和木匠的子孙——包括后来的教皇、枢机主教或教区神父。
伊拉斯谟笔下的愚人比幽默连环画里的人物具有更坚实的人性。在整本书中，或者说在伊拉斯谟所有的著作中，他从未停止过对“宽容精神”和“宽容哲理”的呼吁。他劝导世人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应重视教义中蕴含的精神，而非纠结于教义的不同版本；应把宗教视为道德伦理的圭臬，而非将其打造成政府统治的工具。伊拉斯谟的这些想法让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纷纷痛斥其为“毫无信仰的骗子”和“虔诚教徒的死敌”，并指出他正是借书中人物的插科打诨来达到“污蔑基督”的真实意图。这样的攻击，一直到伊拉斯谟去世都没有平息，却完全没有任何成效。在教会对文字及文学世界实行极端控制的时代里，这个长着鹰钩鼻的小个子顺风顺水地活到了70岁。他曾公开表示对以身殉道之事毫无兴趣，他既不希望以武力表达诉求，也不想成为绞刑架下的英雄风靡一时。他明白，若只因神学上的一点争端就把整个世界卷入宗教的战争中，那人类必将万劫不复。于是，他决定化身为巨大的海狸，日以继夜地修筑理智和常识的堤坝，即使是螳臂当车，也要试着对抗无知和偏执的海潮。
可惜，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单靠他的呼吁根本不可能抵挡住来自德国和阿尔卑斯山那头充斥着邪恶和仇恨的洪水。他的努力，连同他的著作，最后只能付诸东流。这些遗作在历史的浪潮中时隐时现，有不少被冲到了后世的岸边，被求知欲旺盛的乐观主义者们捡了起来。他们拜读了伊拉斯谟的思想，也十分认同他的做法。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建起理智的长堤，有效地抵挡住无知洪水的侵袭。
1536年7月，伟大的伊拉斯谟在他的出版商家中与世长辞——这也许是他给世人留下的最后一段幽默故事。
第十四章拉伯雷
正所谓乱世出奇才。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除了有像伊拉斯谟那样流芳百世的人物外，还有像拉伯雷294那样让人闻之色变的家伙。有不少国家甚至还通过法律，严禁儿童接触到他写的邪恶书籍。若想要一读他的著作，还得仰仗书贩子的胆量。不过实际上，这只是官方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政府当局控制思想的手段之一。首先，对于20世纪的读者而言，拉伯雷的书就像《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295和《七角楼》296一样枯燥无味，几乎没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其次，他文中的用词并没有清晰的诱导性。拉伯雷使用的词汇在当时的确通俗易懂，但到了现代已然过时。为了让生活在那个与土地田园息息相关的年代里的人能明白自己书中的意图，拉伯雷也不得不顾此失彼。当然，教会之所以要打击拉伯雷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可不只是针对他书中的用语：虽然那丰富的词汇确实直率得略带粗俗，但教会的责难却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他面对生存压力却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那股子精神气儿。
旧大厦能维持我们的时代
在我的有限的认知里，人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乐天知命，一种怨天尤人。前者接受命运的安排，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命运赐予他们的天赋。后者虽不甘心，却也不得不听从命运的指引，只是他们并不想要所谓的天分，那种厌恶就如同一个小孩子，本想要一个小玩具，结果却得到一个小弟弟。乐天知命派理解并接受了怨天尤人派的价值观，即使他们在大地播洒悲伤，筑起绝望的高墙，乐天知命派也不会刻意阻拦。只是这样的善意，却无法赢得怨天尤人派的同等回报——他们总是费尽心机想要拖住乐天知命派前进的步伐。怨天尤人派明知此举不易，但为了平复心中的妒嫉，他们开始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只属于生者不属于死者的乐天知命派。
拉伯雷显然属于我说的第一种人。他的思想跟他所医治的病人一样，都不向往天堂。虽然有点可惜，但世上总不能只有挖墓人，却完全没有波洛尼厄斯297似的乐天派啊，否则满世界都是哈姆雷特，人间还会有一刻安宁么？
拉伯雷的来历并不神秘，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曾撰写过他的各种事迹，互补着来看的话，倒也可以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拉伯雷的生平。虽说弗朗索瓦·拉伯雷是紧接着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在法国希农市出生之时，世界依然被僧人、修女、执事以及无数的托钵僧所把持。15世纪的法国商业发达，分工明细，拉伯雷的父亲不知道是药材商还是酒贩子，总之是挺富裕的，衣食无忧之余，还可以把儿子送到不错的学校念书。在那里，年轻的拉伯雷结识了杜·贝莱298家族的后裔。杜·贝莱家族的孩子们跟他们的父亲一样，天赋异禀，能文能武，圆滑世故。说句题外话，“世故”一词虽然颇有歧义，但在这里确是溢美之辞。杜·贝莱一家是国王忠诚的左膀右臂，有担任主教、枢机主教和大使的，也有负责翻译古文或编辑步兵和炮兵的军事演习手册的。在这个头衔越尊贵，职责越多，享受却越少的年代，他们一肩扛起了许多公职，并在很多社会服务领域表现卓越。
杜·贝莱家族愿意与拉伯雷建立友谊，侧面证明了拉伯雷绝非平庸之辈，更不是那种狗仗人势，只会饮酒作乐的食客。拉伯雷的一生饱经风霜，几许荣辱浮沉全靠同窗老友的支持与帮忙。每当有牧师因不满拉伯雷的思想而与之发生争执时，杜·贝莱家族古堡的大门总会适时地为他打开；每当这位年轻倔强的道德卫士被法国主流势力打压时，杜·贝莱家族里也总会刚好有人奉命出使国外，并急需一个既通医术，又具备拉丁文造诣的助理。杜·贝莱家族对拉伯雷雪中送炭之事不胜枚举。不只一次，我们这位博学大家眼看就要惨遭灭顶之灾，是杜·贝莱一次又一次运用家族势力，把他从索邦神学院和加尔文教徒的雷霆之怒中解救出来。本来，加尔文教徒还视拉伯雷为兄弟，不想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笑加尔文大师的宗教思想，说他的扭曲偏执与从前自己在丰特奈299和迈勒泽300工作时认识的老同事别无二致。
恼羞成怒的加尔文教徒持续不断地以言论攻击拉伯雷，这样的众口一词虽然可怕，但一离开瑞士地界，便成了强弩之末，鞭长莫及。相比之下，得罪了索邦神学院所面临的下场才更叫人心惊。索邦神学院与英国的牛津大学坚决支持正统和旧学，权威一旦受到挑战，便毫不留情地联合法兰西国王以及他手下的酷吏，对挑战者进行迫害。所以拉伯雷前脚才离开学校，后脚就成了众矢之的。当然，这不是因为他喜欢酗酒，也不是因为他热衷于开僧人们的玩笑，而是因为他爱上了希腊文学。他所在修道院的院长一得知传言，便立刻决定突击搜查他的房间。在那里，他们翻出了若干犯禁的书籍，有《荷马史诗》、《新约》，还有希罗多德301的著作。这一发现可真不得了，若不是朋友们的多方走动游说，拉伯雷随时会身首异处。
在教会的发展史中，有一个奇妙的阶段。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修道院中的僧人和修女们为提高教会的利益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努力。然而，修道院发展过快可能产生的危险已引起了不止一个教皇的警觉——明明大家都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偏偏迟迟未见行动落实。对此，新教徒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认为天主教是一个稳定的组织，在一小撮贵族的掌控下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运作着。教会的内部从未有过动乱，有别于总是内讧不断的平民组织。
凡事远不过真理，但对“远不过”一词的理解有异，有时也会形成不一样的认知。就像对生活在民主世界的人们来说，“绝对真知”才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谎言。也许很多人觉得，教会组织虽然庞大，但若所有人都只听从一个人的命令，管理起来还不是易如反掌？但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们却不这样想，在他们眼里，教皇所谓“绝对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宪法修正案一样自相矛盾，层出不穷。
劝诱的全部办法
不过，在作出可能会动摇教会根基的重大决议前，教会内部都会进行深入研讨，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最终决议都是正确的，就像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一样，而决议一旦被明确地列入宪法，所有相关的争执便要到此为止。要是有谁认为只要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宪法，治理美国应该很容易的话，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能因为天主教徒在信仰问题上服从于教皇的绝对权威，便认定他们是一群完全丧失了自己想法的羔羊。假若真是这样，那拉特兰和梵蒂冈的人就无需烦心了。只要简单了解一下过去1500年的历史，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慈运理302在著书立传时总会严厉抨击教会对罪恶之事听之任之，可说到底，他们的指责并未能揭示出事情的核心，他们一面把自己标榜得太高，一面又把敌人踩得太低。另外，像教皇阿德里安六世303和克莱门特七世304，其实他们十分清楚教会的流弊，可这种事情说出来只是开始，如何着手根治才是关键，而解决问题绝不是指责两句就能了事的。戏剧里的哈姆雷特就是太单纯，幻想靠一个诚实之人无私的努力，在一夜之间纠正帝国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机构已日渐腐坏，不但没有活力，甚至还威胁到民族的发展。他们想大刀阔斧地改革，却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怎么想都不明白，旧社会就算了，为什么连民主社会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动乱？明明那是国父们的向往和理想啊。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话说回来，有关社会制度的问题一旦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就已然变得异常复杂，甚至到了非变革不能解决的地步。然而，变革会带来动乱，动乱又容易引向极端，所以，大部分求稳之人只希望能尽可能修复这台老旧的社会机器，并期望能出现奇迹。可惜，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并维持的教会组织及专制蛮横的社会制度专制蛮横，堪称中世纪末最残酷却也是最无法动摇的牢笼。
历史上很多改革都是一人带动万人响应的，教会对此防不胜防。他们能做的不过是稳住自己的脚跟，加强内部管理，同时安抚好那些跟他们一样，对加剧社会矛盾之徒心怀不满的人。这里说的“加剧社会矛盾之徒”，其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托钵僧。与其他学者一样，伊拉斯谟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即使是面对鲁汶大学或道明会的勃然大怒，罗马教廷也还是会为这些三番四次忤逆教会的学者们挺身而出。同样，天资聪颖却桀骜不驯的拉伯雷也经常在上级想惩罚他时得到教宗的支持，而当他的研究接连不断地受到干扰，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之际，他也能顺利地得到离开修道院的准允。
无事一身轻的拉伯雷随后来到法国的蒙彼利埃305和里昂学医，并以非凡的能力在短短两年间成为里昂市立医院的主任医师。新的荣誉并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旺盛的灵魂，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拉伯雷在闲暇时不但深入学习解剖（这是一门跟希腊文学一样危险的新学科），还拿定了撰写书籍的主意。
里昂位于隆河河谷的中心，是纯文学爱好者的圣地。它离意大利不远，只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就能轻松到达普罗旺斯。昔日吟游诗人的天堂虽已因宗教裁判所而化为乌有，但古老壮丽的文学传统却依然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再者，里昂的印刷业以质量上乘著称，在里昂的书店里也能经常看到文学大家的最新力作。
当时有一位颇具名望的印刷商，名叫塞巴斯蒂安·格吕菲乌斯，他想找人帮忙整理他的中世纪文学收藏，于是鬼使神差地想到了拉伯雷这位广有才名的主任医师。他们先是合作出版了盖伦306和希波克拉底307的学术论著，紧接着又出版了几本小故事书。工作虽然辛苦，但拉伯雷就在这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创作出了他的大部头《巨人传》308，同时一步一脚印地迈入伟大作家的行列。对知识的渴望不但帮助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医师，也使他以伟大的文学家之名流芳百世。当时文学界有个传统，博学之士所著之书必须使用粗鄙之民无法读懂的语言，但拉伯雷大胆打破这种奇怪的规定，书中用语均是1532年普罗大众熟知的平实的法语方言。
也许只有文学系的教授才能说得清，拉伯雷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创造出他那两个心爱的主人翁——高康大309和庞大固埃310的。说不定这两位人物原是异教徒的神明，凭借种族韧性，熬过1500年来基督教徒的迫害和鄙视，然后在一次狂欢中被拉伯雷发现。
无论如何，拉伯雷通过写作给人类带来了无限欢笑，这是任何作家都不曾得到过的高度赞扬。只是，他的书里有的可不仅仅是笑料，还蕴含着极其严肃的一面。书中的人物皆是对教会统治者的讽刺写照，他们的所作所为及他们恐怖的统治手段给16世纪前期的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拉伯雷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很清楚哪些敏感字眼会使自己陷入麻烦。在他的眼里，一个活跃在监狱外的幽默家胜过铁窗后一屋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此他会有意识地避免过分宣扬那些会引起教会反感的观点。可他的敌人却明白他的意图，不想轻易放过他。索邦神学院巨细无遗地斥责了他书中的主张；巴黎国会把他的著作列为禁书，没收并烧毁了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成品。尽管官方已竭尽全力遏制，连刽子手都被派出去收拾残余，可《巨人传》仍然被广泛地传播着，成为最脍炙人口的古典作品之一。在随后的400年里，它一直启发并教诲着那些从充满幽默和智趣的文字中汲取快乐的人们，同时让那些只晓得画地为牢的老学究们寝食难安。
拉伯雷是典型的“一本书作家”，传世之作只有一本《巨人传》，最忠诚的好友也只有杜·贝莱一家。拉伯雷为人谨慎，虽然他的作品是靠贵族支持才得以出版，但他本身却不敢与权贵之人走得太近。他曾冒险到过罗马，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有遇到危险，还受到了相当友好的欢迎。1550年，他回到法国，在默东311定居。三年后，与世长辞。
像拉伯雷这样的人物，想要准确地衡量出他的正面价值是不可能的。毕竟他是一个人，不是一道电流或一桶汽油。有人说他总是在搞破坏。也许吧。可在那个改革迫在眉睫的年代，人们需要的正是像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领头人，尽管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改革所带来的东西跟旧社会原有的一样龌龊难看。
不管怎么说，拉伯雷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代的应尽之责。未能通过改革改变世界，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他们明明有能力东山再起，却平白放过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机遇，徒叹奈何。
第十五章新瓶装旧酒
曾有伟大的现代诗人把世界比喻成一片汪洋，海面上航行着许多船只。船只间的碰撞会产生被后世称为历史的“美妙音乐”。
我愿与海涅312一起看向同一片海洋，但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像小时候，我们喜欢向池塘里扔石子，并醉心于欣赏溅起来的水花和不断扩大的涟漪。如果手边刚好有合适的工具，我们还会用贝壳和火柴做出一支“无敌舰队”，把它放到水面上，然后人为制造出让它深陷险境的“狂风暴雨”——但千万要注意，可不能朝水里扔太重的东西，否则容易波及到在岸边玩耍的孩子，害他们受惊落水，甚至只能躺在床上养病。
我们长大后，类似的把戏依然随处可见，但结果往往更为惨烈。起初，整个世界阳光明媚，平静安宁，池塘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岸边的人们无忧无虑。突然，一个无法无天的坏孩子抱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大石头走了过来，在别人有所反应之前，用力地把石头扔到池塘里。骚动一触即发。被溅了一身湿的人们中，有些急于寻找并惩罚肇事者；有些想息事宁人，于是在一旁帮衬劝说；有些嫉妒坏孩子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也纷纷捡起手边的破烂往池塘里丢。一时间水花四溢，大家被弄得愈发狼狈，而局势也因失控演变成群殴，最终好几百万人被卷了进来，死的死，伤的伤。
环绕世界的大海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坏孩子。特洛伊的海伦也一样，她手中的石头则是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这样的人在历史中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总有那么一群无耻之徒，不怀好意地把人们平静无波的精神世界当成私人游乐场，极尽兴风作浪之能事。无怪乎他们会被头脑正常之人视为死敌：一想到那由他们造成的近400年来的灾难，便恨不能将其挫骨扬灰。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头领。中世纪庄严的护城河倒映出社会原有的结构和颜色，那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人们喜欢它，正如喜欢自己宅院里的红墙砖瓦，喜欢与自家小屋遥遥相望的灰色教堂，以及它那高耸入云的睥睨之姿。然而，旦夕间风云变色，首先，文艺复兴的水花可怕地飞溅而起——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可怜的市民们还未完全从惊吓中缓过神来，呲牙咧嘴的德国僧侣们又蜂拥而至。他们准备了整整一车子的砖头，正正地扔进教会的大湖中心，那震动之大，至少延续了三个多世纪。
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家学们常常会犯一个小错误——他们总认为动乱的原因是一致的，它有时被称作文艺复兴，有时则被称作宗教改革。事到如今，我们却不这样理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尽管他们宣称大家都怀抱同一个目的，但由于所采取的手段各异，代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与推动宗教改革的清教徒之间，经常互怀敌意。人文主义者和清教徒都坚信人应享有最高权利，既可来去自如，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谋生，也可以由着自己的喜恶选择要不要信教，或者到底要去哪家教堂倾听布道。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中世纪，个人只能淹没在集体里，人一辈子从生到死都得遵循充斥着精神礼节的古板小册子行事。而这本小册子一味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一具臭皮囊，除了用来给灵魂暂寄外毫无价值。长期的洗脑使人们盲目地相信，眼前的世界只是通向未来美好路途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对它实在不应太过关心，就像计划去纽约旅行的游客压根瞧不上飞机途经的新西兰皇后镇313或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314一样。
虽然时有困境，但大部分平民都安于现状，生活也算得上平静安宁，直到出现了两个奇怪的“仙女”：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她们对百姓们说：“觉醒吧，高贵的人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自由了！”
百姓们不解：“我们要自由做什么呢？”
仙女的回答各有深意。
“以自由追求至美。“文艺复兴如此说：“以自由重建那真正属于人类的世界，以自由实现那使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醉的理想，以自由把整个宇宙囊括到人类永恒的实验室中，以自由探索自然界的一切奥秘。”
“以自由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道：“以自由学习上帝的语言，从而得到灵魂的救赎和对罪孽的宽恕。”
话音刚落，她们便款款离去，留下一脸茫然的民众——表面上，他们似乎享有了新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也不知道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便与旧秩序握手言和。菲狄亚斯315和贺拉斯316的后继者发现，心中是否信仰上帝并不重要，只要表面上服从教会的法规，就能便宜行事。简而言之，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真想画异教之画，作异教之曲，不妨以圣母玛利亚代替赫拉，把施洗者圣约翰当成赫拉克勒斯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去印度旅行，只要遵守一些无关紧要的法律，便可以获准进入庙宇，不惊动任何人地自由来去。
然而，在马丁·路德追随者的眼里，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至关重要——《申命记》317中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往往意味着流放，要是谁敢写歪《启示录》里一个字，就会即刻被处以死刑。宗教改革者们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信仰，他们觉得人文主义者的轻易妥协完全是懦夫的表现，于是决定与文艺复兴从此分道扬镳，永不相见。为了独自对抗整个旧世界，宗教改革者们以“正义”为武器，誓死捍卫最神圣的教旨。最开始，反叛教会的几乎全是来自德国的僧侣，他们英勇地作战，也心甘情愿地为之受难。后来，北欧各国改革者之间互相猜忌，几乎赔上了之前所有的努力。正当此时，一位旷世奇才腾空出世，他取代了路德，把宗教改革引向了最终的胜利。他就是约翰·加尔文。
日内瓦
加尔文曾在伊拉斯谟无聊度日的法国学院里就读，他腿部受过伤，蓄着黑胡子。年轻时，他总希望有一天能带领一支只忠于上帝的军队，把世上所有异教徒清理干净。俗语说得好，针尖对麦芒，也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忍不拔的人，才能对抗罗耀拉318的计划。
我很庆幸没有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但我打心底为16世纪日内瓦的存在深怀感激。若不是当时人们的努力，即使到了20世纪，世界也还是一团糟，像我这样的人也还是会随时因为说错话而锒铛入狱。
请允许我为读者们介绍这场光荣战役的领头人，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北部努瓦永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低阶圣职人员，母亲是酒馆老板之女。加尔文在家里排行第二，有两个姐妹和四个兄弟。严谨的家庭教育使他自少年时便培养出一些鲜明的性格特点，如节俭朴实、条理分明、慷慨大方、雷厉风行。加尔文的父母亲原本打算让他去当教士，于是借助一些颇有势力的朋友之手，把他安排在好的教区。加尔文未满13岁时便已经在城里的教堂做事，赚得一笔稳定的小薪资。这笔钱被小心地攒存起来，在他长大后，用来供他到巴黎读书。加尔文自小聪慧，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不吝称赞：“果真是后生可畏！”
16世纪法国的教育制度让像加尔文这样的孩子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自己的天赋。19岁那年，他获得了布道的资格，如无意外，他在不久之后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教会执事。然而加尔文的家里人多，负担重，教会的晋升又比较缓慢，况且彼时适逢宗教动乱，前途未卜。加尔文有一个叫皮埃尔·奥利维坦（PierreOlivetan）的远房亲戚，刚把《圣经》译成法语。加尔文在巴黎时，经常和他在一起。也许正应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加尔文和那位亲戚因信仰问题，始终不能和平相处，于是加尔文决定前往奥尔良大学319学习法律，并拜在一位资深老律师的门下，开始从事辩护和草拟条文的业务。
加尔文的才华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被掩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从学徒擢升为教师，负责给那些不够刻苦的学生讲解法学概要。掌握了这一切后，他很快便具备了成为正式律师的资格。于是他的父亲又有了新的盼求，希望他的儿子有朝一日能与那些著名的律师一较高下，同时也能像他们那样，单凭几句专业建议便获得丰厚的收益，甚至能坐上四轮马车到遥远的贡比涅320接受国王的召见。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加尔文从来志不在法律。略有成就的他只愿坚持所爱——他卖掉了法律摘要和法令大全，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继续那些终使他成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的工作。
在研究加尔文所领导的宗教改革活动时不难发现，那段学习罗马法律的岁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因为对事物有着非常客观深刻的了解，他几乎不会感情用事。他曾写信给自己的追随者，信中细致地描述了他对人类心理准确的观察与探讨。这些信件一直是加尔文宗教徒的心灵支柱，即使他们因追随加尔文而被天主教会逮捕，被判处火刑，被活活烧死，在绝望的痛苦中，他们始终不改初衷，视他的教诲为圭臬，为他的平安康泰祈祷祝福。其实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个铁石心肠之人。只是于他而言，生活不单是生活，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他对自己抱诚守真，对上帝鞠躬尽瘁。他尽一切努力理清基督教的要义，在理论上奠定了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宗教改革基础。
教皇庇护四世在得知加尔文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来源于他对世俗利益的冷漠。”诚如教皇所言，加尔文虽一生穷困，却对金钱毫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生病不能履职”而拒绝了最后一笔薪资。但他的力量并非只来源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只坚持一个信念，他所做的事情全都围绕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从《圣经》中寻找上帝的真理。当他经过努力得到一个能经受得起所有反对与质疑的结论之时，他马上将其确定为生活准则。不管局势如何变化，加尔文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的坚韧不拔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可阻挡，无法战胜的改革先驱。
当然，要达到这个程度需要多年的培养与锻炼。在加尔文改变信仰的头十年，他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先处理好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活下去。
“新学”一开始在巴黎大学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学院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教授犯禁知识的课程：有讲希腊语言词尾变化的，还有讲希伯来不规则动词的。这些课程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连某些以博学闻名的教区牧师也受到了“新教”教义的毒害。于是，教会不得不采取措施，动手清理那些会“传播思想病毒”的人。据说，加尔文曾写过几篇会引起异议的演讲辞，并寄给了当地的教区牧师，结果，他被列入“思想病毒的传播者”的黑名单，不但住所被搜查，文章被禁，甚至遭到了教会的通缉。听到风声的他马上躲到朋友的家里。虽然，风波后来不了了之，但到罗马教会供职已是不可能之事。是时候要选出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了。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马特高地321上，罗耀拉和几个追随者庄严起誓。他们的誓言后来被采纳为耶稣会的法规。
接着他们也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这边起初一路向东航行，但第一次在圣地作战时留下的伤痕让他不禁胆怯，无奈之下，只好原路返回至罗马。他在罗马开展的宗教活动使他声名远播。加尔文这边有点不一样。只要上帝在心中，神的国度便无处不在，并不会受时空限制。怀着这样的想法，加尔文四处游历，并希望能找到一席安宁之地，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阅读、思考以及和平地布道。在去斯特拉斯堡322的路上，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323正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324交战，加尔文不得不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了被誉为法国宗教改革的海燕——法惹勒（Farel）的热烈欢迎。这位从长老会和宗教裁判所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像对待挚友一般请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并仔细地向他分析宗教改革在瑞士可以造成的影响和完成的功绩。加尔文几经权衡，最后决定留下。
罗耀拉
为了避开战祸，他们决定把人间天国新锡安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那是一个充满奇缘的世界。就像哥伦布本想出航寻找印度，结果却在偶然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加尔文本想找寻一隅宁静，在研究和对教义的思索中度过余生，结果却来到瑞士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并以它为中心，把旧天主教的宗教领地发展成庞大的新教徒阵营。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观史能通晓一切，为什么人们还要阅读虚构的小说？我不知道加尔文家里的圣经是否有保存下来，如果存在，我相信《但以理书》325第六章里总会有几页磨损得特别厉害。作为法国宗教改革先驱，加尔文一直是一个克己寡欲的人，但他也常常需要从但以理这位坚定不移，信仰上帝的圣人身上获得勇气。但以理被誉为最圣洁的人，是“能以公义自救的人之一”，因此即使被投身狮穴，也可以借由对上帝的忠诚安然无恙。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而是一个居住着许多体面的裁缝，令人一提起便肃然起敬的小镇。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十分严谨，却还是比不过加尔文这位像圣彼得一样孜孜不倦的新宗教领袖。再者，当时凯撒的后裔已经厌倦了与萨伏依326公爵尼布甲尼撒二世无止境的争吵，他们决定与瑞士及其他地区联合起来，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只不过，日内瓦与维滕贝格的联盟犹如一桩政治联姻，结合的基础并非互相爱慕，却只是因为共同利益。
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才传开，便吸引了超过50个狂热的传教士。他们聚集在莱芒湖327畔，干劲十足地开始宣扬那些正常人听来荒诞不经的教义。加尔文打心里憎恶这些自以为是的半吊子传教士，他也深知这样的人只会给自己追求的事业带来危机。无奈传教士们虽然方向有偏，但对新道路的热情不减。于是在休息了几个月后，加尔文即刻着手，把他认为新教徒必须要了解的是非对错准确而简练地写下来。如此一来，以后谁也都不能再以“不知者不罪”为由推托。接着，加尔文与好友法惹勒一起，把日内瓦的市民按十人一组亲自检验。他们规定只有宣誓效忠新教法规的人，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之后，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巨细无遗的教理答问，并成功地说服了市政议会，把所有不知悔改，依然坚持错误旧观念的人驱逐出境。
在清理了潜在的阻碍后，加尔文开始采取下一步行动。他比照《出埃及记》328和《申命记》里政治经济学家的条陈，着手建立自己的宗教派别。与许多大改革家相似，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教徒，倒更像昔日的犹太教徒——他嘴上念着上帝耶稣之名，心里住着的却是摩西的耶和华。当然，这种现象很常见，尤其是他当时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耶稣对憎恨和冲突的看法很确定，很分明。在他的眼里，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以暴力手段解决。但过去2000年的历史证明，暴力往往是国家和个人为达目的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因此，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卷入之人都会心照不宣地阖上福音书，然后打着《旧约》中以眼还眼的旗号，放肆地在血泊和死人堆中争抢厮杀。宗教改革确实是一场很残酷的战争，被牵涉之人无一幸免。而加尔文所建立的教派实际上就是一支军队，用以压制一切个性自由。在大业完成的过程中，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自1538年起，教派组织里持开明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加尔文不得不暂且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1541年，在一片洪亮的钟声和传教士的溢美之辞中，他和追随者们重回旧地，重新掌控他们坐落在隆河畔的大本营。后来，加尔文成为了日内瓦的无冕之王，并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重建了只曾在以西结329和以斯拉330年代里出现过的完美的神权政府。
在《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中，“纪律”一词的定义是：“使某人或某物受控制，训练某人某物服从和执行。”这一定义清晰地诠释了加尔文理想中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马丁·路德与大部分德国人一样，比较多愁善感。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教导才能把人们引向通往永恒世界的道路。然而这种飘忽不定的东西并不对这位法国改革家加尔文的品味。上帝的教导固然是希望的灯塔，但长路漫漫，更何况路上还有数不清的让人忘乎所以的蛊惑。所以，加尔文不想走寻常路。他做事持心公正，不拘一格。他不会因私欲落入别人的陷阱，也不会迷醉于世俗的得失。他一心追求救赎，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宗教改革英雄。在他的带领下，教士们每周都会举行例会，所有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在会议间自由地相互批评。就算有人不小心误入歧途，这样的氛围也能很快地让他重新认清自己的职责。
新的暴政
参加过爬山运动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专业的指导员也会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太了解潜藏在岩石间或雪地上的危险，为了团队的安全，他要求团队里每个成员都要绝对服从，抗命的必将遭到疾言厉色的痛斥。加尔文的教徒也是如此。对那些跌倒了，需要别人搀扶的人，他们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但对那些一意孤行，只想离群的人，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收回全部好意，把张开的手掌攥成硕大的拳头，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当然，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其他宗教组织里并不罕见，教会成员也大多喜欢运用这种权力，只是如此行事难免遭到地方政府的非议，毕竟政府最忌讳牧师与行刑官分庭抗礼。加尔文深知此规矩，于是决定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建立一种实际上足以架空法律制度的教会纪律。
在所有奇怪的历史谬误中，有一条最让人吃惊也最广为流传。据说，与邻居条顿人相反，法国人是一个憎恨束缚，向往自由的民族。然而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前的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处于官僚体制的统治中。这种官僚体制极其繁杂，办事效率也不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高多少。政府官员上班迟到早退，仪容邋遢，游手好闲。而面对政府官员们粗鲁恶劣的嘴脸，平民百姓竟也不恼，只一味的逆来顺受——说实话，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会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地方。
加尔文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尤其钟爱中央集权制度，他的某些做法深得拿破仑大帝治国之道的真传。可加尔文不若拿破仑，他没多重的私心，也没有多大的胃口，他不喜欢说玩笑话，性格严肃可怕。为了找寻心目中的耶和华，他翻遍了《旧约》，苦心孤诣地把其中的语句按自己的见解重新诠释，然后把诠释当成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要求日内瓦市民无条件服从。一夜之间，隆河水畔这座原本欣欣向荣的城市骤然变成了罪人聚集之地。根据加尔文的建议，日内瓦成立了由6个议员和官员以及12个加尔文宗长老组成的宗教法庭，不分昼夜地密切监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宗教法庭会传讯任何被怀疑有“犯禁异教观点”倾向的人，并要求他们坦白自己的宗教观点，坦白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接触到那些宣扬错误宗教观点并使他们误入歧途的书籍的。若被告有悔改之意，只需要多去几趟主日学校，旁听教义布道便可以获得赦免，但若被告始终冥顽不灵，就得在24小时内滚出城去，从此不得再踏入日内瓦神权共和国境内一步。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缺乏正统观点并不是会被宗教法庭揪住不放的唯一罪名。想下午到隔壁村好友家玩一玩保龄球，若被人告发，少不了要挨一顿痛骂。任何玩笑和恶作剧都无异于犯罪，而婚礼上那些捉弄人的小把戏更足以叫人锒铛入狱。各种各样的法律和规章，以及众多与之呼应的法令、敕令和赦令构筑成加尔文理想中新的天国，却使市民的生活因此变得无比复杂，日内瓦也因此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华。不准跳舞、不准唱歌、不准玩扑克牌也不准赌博；不许办生日派对、不许搞市集聚会、不许穿戴丝绸或过于华丽的服饰。人们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加尔文明确表示过许可的教堂和学校。
禁令也许可以避免人们犯下罪孽，却无法强迫人们热爱美德。而正因为知道美德源于内心的感召，加尔文也重视创办一流的大学及鼓励一切正面的教学互动。同时，他还举办有趣的集体生活，让市民们既能挥霍掉多余的精力，又能暂时忘却被监管和限制所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加尔文的制度并没有完全忽视人性，否则它不可能存活下来，甚至在近300年的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一切还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如果问及日内瓦为宽容事业贡献如何，那根据上述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誉为“新教的罗马”的日内瓦在宗教事务的处理上并没有比天主教的罗马高明多少。
话说回来，我们不能责怪加尔文要施行这样严厉的管制，毕竟在这个充斥着诸如圣巴托罗缪之夜331惨案和在荷兰各地烧杀抢夺等野蛮行径的世界里，势力较弱的一方若只死守着美德良习，不啻于坐以待毙。可即便如此，加尔文也还是无法就煽动宗教法庭杀害哥路特332和塞尔维特333一事，为自己开脱。
在哥路特一案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哥路特隶属于企图推翻加尔文教的某政党，在煽动市民暴动事件中具有重大嫌疑，但塞尔维特根本不可能给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任何威胁。按现代护照条例的规则来说，当时的塞尔维特只是一个“过境旅客”，在24小时后就可以离境了，然而他却误了船，因此活活丢了性命。
弥贵尔·塞尔维特是一个西班牙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公证人。公证在欧洲也算半个法律界的岗位，并非用钱就能打发的橡皮图章似的闲职。在父亲的影响下，塞尔维特也渴望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国图卢兹大学334就读。在那里，所有课程都用拉丁语讲授，学子们只要掌握基本的拉丁语用词和语法，就能涉猎广泛的知识，领略到全世界智慧的精华。这如何不让塞尔维特欣喜若狂。塞尔维特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伊拉斯谟的弟子胡安·德·金塔纳（JuandeQuintana）。不幸的是，金塔纳在不久之后就被查理五世以宗教名义迫害至死。
在中世纪，皇帝的加冕仪式就像现代国际展会一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1530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接受加冕时，金塔纳邀请塞尔维特以他秘书的身份，一起到意大利观礼，顺便增长见闻。这位聪明的西班牙青年跟当时许多人相似，有一颗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意大利之行后，他花了10年的时间学习各种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学、希伯来语、希腊语，以及争议不断的神学。塞尔维特是一名能力卓越的医生，在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这个理论写在他抵制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15章。然而，在当时所有拜读过塞尔维特著作的人中，竟无一人注意到这个划时代的发现——16世纪神学思想之偏执由此可见一斑。
要是塞尔维特坚持医学研究该多好啊，那他便可以活到耋耄之年，然后安详地离开人世。但他身在凡世，便不能免俗，尤其是在与里昂的印刷商搭上线后，他便更热切地加入到针砭时弊的唇枪舌战中。
如今，百万富翁只要愿意出资，便能轻易说服校方以某个流行烟草的品牌名称直接取代原先“三一学院”的名字。同时媒体也会帮腔说：“感谢善长仁翁如此慷慨解囊！”然后引得大众随之附和：“哈里路亚！”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对这样的亵渎之事早已见惯不怪，但在过去，仅仅怀疑是不是有人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敬，便足以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这也许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事实确是如此。要是不能深入理解这种社会现状，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当年塞尔维特的质疑为何会在16世纪虔诚基督教徒的心中造成不安。
塞尔维特根本不是激进人士。相反，他是我们现在常会说到的自由学者。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信奉的三位一体思想，强烈而又天真地坚信着自己的理念。他给加尔文去信，提议两人在日内瓦私下会晤，并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殊不知，这封信竟是导致他惨死的主因。事实上，他并没有收到加尔文的回信，自然也没有收到来自日内瓦的邀请。而就算加尔文真的邀请了他，他也无法给予肯定的回应，因为里昂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早已风闻塞尔维特的亵渎行为，在秘密收到一封由日内瓦人送来的信件后（据说这个人是受加尔文指使的），他亲自出马，逮捕了塞尔维特，把他关进了监牢。不久，某些有心之人找到并向宗教裁判所提交了塞尔维特的手稿，更坐实了他的亵渎之罪。看来，加尔文为了把塞尔维特逼上绝路，不惜充当宗教裁判所的帮手。只是这借刀杀人的计划并不顺利，宗教裁判所的法官玩忽职守，让塞尔维特觑了个空逃走了。
塞尔维特原本打算直接逃亡到西班牙，但他名声在外，横穿法国南部地区实在危险，于是他决定取道日内瓦，然后经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回到西班牙。
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塞尔维特抵达日内瓦。按计划，他本想马上搭船到湖对岸，可船家说，接近安息日时不能开船，要走也得等到下周一。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日内瓦借宿一晚。第二天主日335，当地人和游客都必须参加礼拜，否则就是品行不端。塞尔维特也入乡随俗去了教堂。结果他被认了出来，遭到逮捕。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并没有违反日内瓦的法律，可在宗教领域里，他作为自由学者，竟不敬神明，胆敢发表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言论，死不足惜。普通罪犯尚有可被饶恕的余地，但像他这样的异教徒，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本是痴心妄想。加尔文的宗教法庭不由分说地把塞尔维特锁进肮脏潮湿的地窖，没收了他一切钱财及个人物品。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并被要求就罗列出来的38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审判持续了两个月零12天，塞尔维特在法庭上发表的观点使法官暴跳如雷。他们认定塞尔维特犯了“企图以异端邪说破坏基督教信仰基础”罪。一般来说，犯此罪名的外国人会被即刻驱逐出境，但塞尔维特却是例外。他被判处火刑。与此同时，里昂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此案。而与加尔文的宗教法庭一样，里昂的宗教裁判所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他们派执行吏出使日内瓦，要求加尔文交还逃犯，让他在法国伏法。
里昂法庭的要求被回绝了，加尔文要亲眼看着火刑的执行。
走向刑场的路上，一队牧师代表还紧跟在这位“死不悔改”的异教徒身旁，嘴里念念有词，压根儿没给塞尔维特的最后一程留点清静。行刑开始，不焦不燥的火势使塞尔维特痛苦挣扎了30多分钟却依旧得不到最后的解脱，围观的群众看着于心不忍，擅自往行刑的火焰又里添了一捆刚砍下的柴枝，才总算结束了塞尔维特的悲剧。对于偏爱猎奇故事的读者来说，这一段的确是个不错的谈资，但眼下我们就点到为止吧，毕竟在宗教狂人横行的年代，死在火刑下的无辜者多一个或少一个又有多大区别呢？
塞尔维特的惨死并没有被默默带过，相反，他的遭遇向世人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新教徒不过是伪装后的天主教徒。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人类应拥有“各抒己见的权利”，但在对待与自己意见相左之人时，却依然残酷无比，并伺机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宗教法庭施加在塞尔维特身上的手段如此狠毒，听闻之人绝对无法冷淡地耸耸肩膀，一笑而过：“你还能期望什么呢？”于是，感同身受的我们翻阅了大量与这次审判有关的书面材料，也详尽地了解了外界对这次判决的看法。阅毕，不禁让人痛心疾首，掩卷深思。有人说，当时加尔文也稍微动过些恻隐之心，想把火刑改成斩首之刑。塞尔维特很感激他的仁慈，但依然坚持认为自己不过一心探求真理而已，即使意见不一，也绝对有权利公开向加尔文大师请教，因此法庭应该收回判决，让他自由获释。
闻言，加尔文气急败坏。他曾经起誓，像塞尔维特这样的异教徒一旦落入自己手里，就绝不会给他留一点生机。为了使塞尔维特罪名成立，他甚至愿意与死敌罗马教皇及宗教裁判所合作，以便进一步钉死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压倒塞尔维特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处刑当天早上与加尔文的最后一次会面。那天，加尔文应约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面对已然“一败涂地”的塞尔维特，他本可以大度些，更人性些，可他没有。他脸色铁青地指着这个不到两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破口大骂：“你该死！你这个冥顽不灵的异教徒，活该被烧死！”
上述一切已是过眼云烟。
塞尔维特死了，再传神的塑像，再宏伟的纪念碑都无法让他重生。
加尔文也死了，再多的指责，再多的咒骂也惊不起他坟前的一点尘埃。
那些曾经为宗教改革狂热的人们也死了。他们曾小心翼翼地看管着塞尔维特，以防他再次逃跑；他们曾在火刑实施时兴奋得浑身颤抖；他们曾目睹了塞尔维特的惨死，然后欢呼起舞：“日内瓦万岁！大业得成！”
可最终，所有人都死了，甚至被历史遗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警醒：宽容如同自由，不能乞求别人施舍，只能靠自己争取。在拥有之后更应时刻保持警惕，以免未来的有识之士又堕入塞尔维特的悲剧。
第十六章再洗礼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一时代的魔魇。我们有“赤党”；父辈们有“共产主义”；祖辈们有宾夕法尼亚州的恐怖组织莫利·马圭尔帮336；曾祖辈们有雅各宾派337；300年前的祖宗也难逃一劫，他们有再洗礼派338。
1534年，有一位住在德国乌尔姆镇339，名叫塞巴斯蒂安的制皂工兼禁酒主义者曾出版过一本类似《世界史纲》的世界编年史。塞巴斯蒂安年轻时，与一个信奉再洗礼派家族里的女儿结成连理，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虽然他跟妻子及其家人信念不同，但却因此对再洗礼派教义有了更详细的理解。在编年史书里他写道：“……再洗礼教只教授有关博爱、信仰和肉身受难之事，他们认为，身在苦难中也必须保持耐心和谦卑。教派成员真诚互助，乐于分享，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奇怪的是，再洗礼派教徒们明明都很和善，一百年来却总像无助的小动物一样被猎杀，并且在最血腥的世纪里被施予最残忍的惩罚。
要想明白个中原因，必须要先看清宗教改革的实质，那就是宗教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又给世界建起了一座思想牢笼，以圣经福音代替上帝，并试图用黑袍教士取代白衣牧师，对平民进行精神控制。将近半世纪的奋斗与牺牲竟只换来这样贫乏的成果，也难怪普罗大众会心灰意冷。他们曾梦想过持续千年的社会及宗教安定，最终却只迎来新一轮的精神迫害和经济奴役。为了这次冒险，宗教改革者们本已几经绸缪，不想却发生了变故，让他们进退维谷，不得不在缝隙中挣扎求存。他们的人虽然离开了天主教会，心却无法理所当然地接受新教义。在官方的眼里，他们都是除之而后快的毒瘤，因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活下来，并且活着把世界从邪恶控制的愚昧中解放出来，至于用什么手段，就不必计较了。
脱离了旧群体的宗教改革者们决定建立一个新的组织，选出新的领袖。可头脑清醒之人又怎么可能愿意带领这群可怜的疯子呢？于是，故作深沉的鞋匠和异想天开的产婆们充当了先知的角色，他们大声祈祷，语无伦次地嘶吼着布道。聚会用的小房子几乎要被他们赞美上帝的声浪冲垮。他们这种扰民行为甚至惊动了村里的法警。接着，好几个参加聚会的人被捕入狱，村镇的议员们也开始着手所谓的“调查”——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那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信仰什么教义？说真的，这些村镇议员们的处境也委实尴尬，毕竟他们抓回来的人里不乏盐油不进的硬骨头，他们对自己所坚持的信仰总是一丝不苟。幸好其中有很多宗教改革者颇懂处世之道，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让步或做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只有再洗礼派教徒不愿这样委曲求全。他们讨厌半途而废。既然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又说“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于是，再洗礼派教徒决定服从上帝的命令绝不使用暴力。虽然也有人在他们的耳边碎碎念，说什么这场宗教战争毕竟不同寻常，况且时移世易，再怎么反对，战争也会顺势而行。不过是偶尔丢出去几个“炸弹”“鱼雷”而已，上帝定不会介意。然而，上帝的苦口婆心不可违逆，再洗礼派教徒拒绝入伍，拒绝扛枪，而每当敌人以“主张和平主义”的罪名逮捕他们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一边忍受苦难，一边在心里默诵《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340，直至死亡的到来。
再洗礼派教徒
再洗礼派的“古怪”可不只反战这一点。耶稣说上帝的天国跟凯撒的政权不一样，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混为一谈。这话说得很在理，意思表达得也很清晰。于是，虔诚的再洗礼派教徒都拒绝担任国家公职，只愿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耶稣说不要争吵，要彼此饶恕。于是再洗礼派教徒即使被迫失去一切财产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再洗礼派的这些做法，不但使他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还会引起周围人的疑心和厌恶。虽然总说要“待人宽，律己严”，可一旦涉及宗教问题，人们的眼里便只有官方教义。
其实，再洗礼派也可以像其他持异见者一样，跟官方商讨出一个折衷的和解方式，那就不再担心会被朋友出卖，遭邻居告密了。
16世纪温和虔诚的再洗礼派身上总是背负着很多奇怪的罪名。例如，他们经常翻阅《圣经》——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前提是研究《圣经》时必须不带任何偏见，要是有人表现出对《启示录》的特别偏爱，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而危险。直到15世纪，《圣经》中的这一章节依然因其“不着边际”而屡遭抵制。但是对于生活在宗教狂热年代的人来说，被流放至拔摩岛341的圣约翰所书写的语言非常能引起同为弱小者的共鸣，因此十分受欢迎。每当圣约翰大声疾呼有关现代巴比伦的可怕预言时，所有再洗礼派教徒都会齐声高唱“阿门”，并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快降临。软弱的灵魂容易屈服于社会压力，而对再洗礼派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是由宗教狂热的暴力爆发引起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女人们赤身裸体地冲上大街，一边大喊着世界末日，一边希望以无谓的牺牲平息上帝的怒气；莫名其妙的老巫婆突然打断其他教派正在举行的神圣仪式，还鬼哭狼嚎地说什么“恶龙来了”之类的胡言乱语。仔细想想，类似上面所说的事情，其实在现代也时有发生。翻开报纸，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在俄亥俄州或爱荷华州或佛罗里达州某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有女人因为听到天使在她耳边“教唆”，于是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或是某个人人称道且头脑精明的父亲，因受到七支号角的感召，动手杀死了他的妻子以及8个小孩。当然，这些都是个案，而且犯罪之人很快便被警方逮捕了，不会给国内其他市民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然而，1534年在德国明斯特342小镇上发生的事情却跟这不一样。按再洗礼派教徒的话说，那一年，新天国在明斯特降临了。而在那一年间发生的事，让所有北欧人一提起就不寒而栗。事件的核心得从一个长相帅气的裁缝说起，他本名约翰·博克森，史书上习惯称之为“莱顿的约翰”343。顾名思义，博克森出生于荷兰莱顿市，后来在莱茵河畔度过了他大部分的孩提时期。身为裁缝学徒，他与其他学徒一样，不得不东奔西跑、走南闯北地学习行业里的经验和秘诀。博克森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他的读写能力只够应付日常最基本的需求。照理说像他这样一无社会背景，二无丰富学识之人，难免会心生自卑，但他没有，恃着天生的一副好皮相，他每天嘻嘻哈哈，打扮得像孔雀一样。离开了英国和德国后，他回到了故乡，一边做长袍和礼服的生意，一边加入由托马斯·闵采尔344领导的宗教组织，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闵采尔虽然只是一个面包师傅，却在世界范围内广有才名。1521年，他连同再洗礼派另外两位先知，到维滕贝格向马丁·路德指出通往救赎的真正道路。他们没有恶意，却还是遭到当地新教徒的驱赶，甚至被禁止再次出现在萨克森地区。到1534年为止，再洗礼派已经历过无数失败，于是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一切身家财产都押在接下来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上。
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州345的明斯特会成为再洗礼派最后一搏的试验点其实也可以想见，因为该城的采邑主教弗兰兹·冯·瓦尔德克（FranzvonWaldeck）是一个鲁莽之人，他长年在女人堆里花天酒地，打16岁起就因为生活堕落和行为不检让所有正派人士怒不可遏。当新教在明斯特刚兴起时，他没说什么，还好心地与新教徒签订了和平条约，只是他的欺世盗名已众所周知，就算握有和平条约，新教徒也没觉得有安全感，只能继续惶惶不可终日，并心急火燎地等待下一次选举的来临。可就在大家措手不及之际，城市的政权突然落入了再洗礼派教徒的手里。政变的领导者叫贝恩特（BernardKnipperdollinck），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先知。
瓦尔德克主教大致把局势捋了一遍，然后脚底抹油，溜了。接着就轮到“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作为杨·马笃斯346（JanMatthysz）的圣徒来到了明斯特。先简单介绍一下杨·马笃斯吧，他原是荷兰哈勒姆镇（Haarlem）上的面包师傅，后来创建了一个新的教会组织，并把自己奉为圣人。“莱顿的约翰”从这位圣人嘴里听说了明斯特的大业，于是决定前往助上一臂之力，顺道帮忙清除原主教遗留在教区内的势力。再洗礼派为了斩草除根，先是拆毁了新教教堂，封查了用来收留无家可归之人的修道院，然后又烧掉了除《圣经》以外所有的书籍，更有甚者，把拒绝接受再洗礼仪式的人集中到原采邑主教的领地，以“消灭异教徒”之名，或斩首，或溺毙。
再洗礼派的恐怖统治到这里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在世界其他角落，信仰不同教义的牧师们听说了明斯特的事后，立刻兴致勃勃地涌向这个新的圣城。他们本以为可以号召吸纳一些积极虔诚的正直之士，不想在面对政治和权谋之事时，他们却像孩童一样幼稚。在明斯特被占领的5个月里，再洗礼派几乎尝试了一切与社会及精神重建有关的计划和议程，而每一个初出茅庐的先知都曾在法庭上大放厥词。其实，像明斯特这种逃犯、瘟疫和饥饿横行的小城镇，根本不是一个用来做社会学实验的好地方。不同宗教派系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力量。在这个危机关头，“莱顿的约翰”挺身而出，迎来了他如昙花一现般的荣耀时刻。对于忍受饥饿和饱尝苦难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有机会大展拳脚的约翰开始着手在明斯特城建立属于自己的统治。他照搬在《旧约》里读到过的旧神权政府形式，把明斯特的市民分成12个犹太部落，然后自封为王。除了发妻贝恩特先知的女儿，他还迎娶了从前的老师杨·马笃斯的遗孀，后来又效仿犹大所罗门王，纳了两三房妾侍，从而引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滑稽闹剧。约翰整天坐在市集的中央，像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指示周围的人们，仔细聆听宫廷牧师宣读的最新政令。随着明斯特城境况的日益恶化，这些政令也一天一个样。走投无路的人们也迫切期待着，改变能真的带来希望。对此，约翰很乐观。他完全相信文书条令的无上权威。例如，为了解决食物紧缺的问题，他会请国王批下一道圣旨：把明斯特城的全部财产集中起来，平均分配给富人和贫民；同时把街道变成菜园，让所有人吃同一锅饭。
起初，这样的政令推行得还算顺利。可有人告密说，富人还私藏了部分财产，没有全部交出来。约翰一听，不高兴了。他一边安抚臣民，一边又追加了一条法令：谁胆敢不按国王的圣旨行事，马上就地正法。这可不是一句随随便便的恐吓，毕竟这个裁缝手里除了有剪子，还有斧头，他还经常亲自执行死刑。渐渐地，人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热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不分昼夜地聚集在市集，焦急地盼望着加百利347吹起的号角。而在这段时期，约翰的统治愈发恐怖和严厉，他嗜血成性，甚至残杀了自己的一名妻子。
也许是应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当两个不堪重负的市民在绝望中给罗马教皇的军队打开城门后，“莱顿的约翰”马上被抓起来，关到铁笼子里，然后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各处游街示众，最后被折磨致死。
裁缝的闹剧虽然草草收场，但对其他人来说，接踵而来的后果才更加可怕。约翰一死，教皇的军队立即屠杀明斯特城的再洗礼派教徒，就算有侥幸逃过一劫的，也会遭到通缉，一旦被发现，马上就地处决。每一个传教士在布道时，都痛斥再洗礼派为叛徒或暴乱者，谴责他们竟妄图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实在是禽兽不如。
在那样的情况下，对再洗礼派的围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作为教派，再洗礼派已不复存在，但奇怪的是，他们的思想竟延续了下来——有些被其他教派吸纳了，有些融合到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体系里。再洗礼派之名也慢慢变得令人肃然起敬，成为了每个人精神和智慧遗产的一部分。这样的变化要逐一列出来倒是不难，难的是去解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首先，再洗礼派非常节俭，是一群连墨水瓶都认为是无用奢侈品的人。其次，过去撰写再洗礼派历史的人总习惯将它形容成一个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别，可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表明，在把基督教事业发展得更理智和更宽容的过程中，这些平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思想就像雷电，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灵光会在哪里闪现。而当宗教的狂风暴雨在锡耶纳348破空而至之时，明斯特的避雷针又能给人们什么指望呢？
第十七章苏西尼叔侄
在意大利，宗教改革运动从来没有成功过，事实上，宗教改革也不可能在意大利取得成功。原因有二：首先，意大利南部的市民并没有把宗教看作是值得为之奋战的事；其次，罗马教廷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近在咫尺，谁又敢以身试法？当然，偌大的意大利半岛上居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其中不乏特立独行之人。他们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却不太理会圣若望的布道；他们喜欢聚在俱乐部或咖啡馆，进行休闲而愉快的讨论交流，在不得罪官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在他们的眼里，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需要调和和退让——这跟世界末日是否降临以及何时降临无关。也正因如此，他们满心疑窦：为宗教信仰这样的小事大动肝火，值得吗？
看了以上的开场白，我想读者们对接下来出场的两位主角应该心中有数了，毕竟他们正是那种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传奇人物。在推翻使世界受难许久的宗教暴政上，这两位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一大群咋咋呼呼的宗教运动改革者。会出现这样意料之外的结局，我们打心底感到庆幸，但若要细究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还真是无人能说得清。
这两位默默耕耘的学者便是苏西尼叔侄。不知是什么缘故，叔叔李立欧·苏西尼在拼写自己的姓氏时，习惯写成Sozini，只有一个字母Z；而侄子法斯多·苏西尼则习惯写成Sozzini，多一个字母Z。不过，相对于他们姓氏的意大利语写法“索齐尼（Sozzini）”，人们更为熟悉的应该是写成拉丁语形式的姓氏“苏西尼（Socinius）”。这一点，我们不妨留给语法学家或词源学家去研究。
苏西尼家族
从对后世的影响上说，叔叔的作用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谈叔叔李立欧，再仔细分析侄子法斯多。李立欧·苏西尼是意大利锡耶纳市人，出身于银行和法官世家，如无意外，应该在博洛尼亚大学349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然而，也许是受到了同时代许多人的影响，李立欧对神学十分感兴趣。他不再钻研法律，反而专注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语。最后，他跟走相同道路的人一样，成为了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时而天真阔达，时而老练圆滑。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也有点复杂。可我相信，能明白个中真谛的读者无需我多费周章也能明白；无法理解的则再多费唇舌也是无益。李立欧的父亲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总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有登顶世界文坛的可能，于是给了他很多的盘缠，让他去闯荡世界，增广见闻。离开锡耶纳后，李立欧花了10年的时间，从威尼斯走到日内瓦，从日内瓦走到苏黎世，从苏黎世走到维滕贝格，再从维滕贝格迈向更遥远的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350。在游历的过程中，他不时会在某些城镇或小村庄里待上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并学到有趣的新知识。那个年代的人一提起宗教信仰，也会像现代人谈起生意时那样滔滔不绝。而这，也让李立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便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所有的“异端邪说”。当他带着智慧的行囊来到日内瓦时，只收到客气冷淡的欢迎。加尔文用阴沉的目光疑心重重地打量着这个来自意大利的访客。诚然，李立欧是当代少见的杰出青年。他出身高贵，不像塞尔维特那样无依无靠，可他竟然也有认同塞尔维特思想的倾向，这真是令人不安。在加尔文看来，明明三位一体的思想已随着那个西班牙异教徒的死亡而盖棺定论，不想事实却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尔维特的惨剧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世界各地的思维严谨之人开始站起来反对三位一体理论，并利用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远离日内瓦，反对者们只管实话实说，才不理会言辞是否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一本惊世骇俗的小册子出版了。它收录了历代教会神父就宗教迫害及惩治异教徒之事所发表的言论。这本小册子在某个特殊的人群里大受欢迎，这些人，按加尔文的说法，是“反上帝”的异教徒，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更准确地定义为“反加尔文”的先驱。加尔文曾有意与该书的作者面谈，但因为作者有先见之明，早隐去了封面处的姓名，以至于加尔文没有了可以邀请的对象。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351，他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因为看不惯花样百出的宗教迫害，他十分推崇蒙田，却极度憎恨加尔文。当然，这不过道听途说，没有人能证实。只是，既有人起头反对加尔文，其他人就难免会跃跃欲试，甚至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因此，加尔文对李立欧敬而远之，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句：瑞士巴塞尔的气候温和，也许要比潮湿的萨伏依更适合这位来自锡耶纳的来客。而当李立欧决定动身去伊拉斯谟追随者的大本营时，他立刻衷心地祝他一路平安。使加尔文感到庆幸的是，苏西尼叔侄的事很快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怀疑。被没收了全部财产的李立欧·苏西尼，年仅36岁便因高热症卒于苏黎世。他的英年早逝让日内瓦的教徒们欢腾了好一阵子，但这样“舒心”的日子转瞬即逝。李立欧过世后，只留下了一名遗孀、几箱笔记和一位侄子。这位名为法斯多·苏西尼的青年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完成的手稿，还成为了比李立欧更广为人知的塞尔维斯追随者。
关于法斯多的说法有很多，例如：他从小就像李立欧一样周游列国；他有一小块自祖父那里继承得来的不动产；为了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神学的研究上，他将近50岁才结婚，以及他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法斯多是个怎样的商人，但他在经营实物商品（而非精神财富）的买卖中深刻认识到，如果对方已抢占了交易的先机，那么就算自己喊打喊杀、乱发脾气也无济于事。终其一生，法斯多始终保持着犹如会计师般清醒冷静的头脑，而这在宗教圈子里可谓凤毛麟角。1563年，法斯多回到意大利。在返程途中他来到日内瓦。在日内瓦逗留期间，他似乎完全没有去拜访加尔文的打算，而加尔文，因为老年体弱，也不想再接待任何苏西尼家族的人。在接下来的10年里，年轻的法斯多为伊莎贝拉·德·美第奇（Isabellade’Medici）效力。然而就在1576年，这位太太竟在婚礼几天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尔西尼（PaoloOrsini）杀死了。于是，法斯多递交了辞呈，离开了意大利，辗转去到巴塞尔的他决定把《旧约》中的赞美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意大利语，同时着手撰写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对待自己的著作，法斯多都十分小心谨慎——这也许是因为他听力不好，耳聋的人天性如此。他喜欢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收益却固定来自阿尔卑斯山那头的几片不动产。意大利托斯卡纳352当局曾暗示过他，那些疑似“路德学派”的人不管想传播什么理论都行，就算会引起宗教裁判所的不满，只要不过激，万事都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他在写作时不停地转换着笔名，同时在出版前让朋友们统统过目一遍，以策万全。因此，他的书全都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而那本关于耶稣生平事迹的著作更是一路流传至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353地区，落入另一个追求思想解放的意大利人手里。这个意大利人原是米兰和佛罗伦萨地区一些贵妇人的私人医生，后与波兰及锡本布尔根公国的贵族联姻。当时的锡本布尔根公国对欧洲而言是个人迹罕至的远东地区，直至12世纪，那里还是一片被德国人用来安置剩余人口的荒地。勤劳的撒克逊农民在这片沃土上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国家里有城市，有几所中小学和大学。虽然这个小国家远离旅行及通商要道，但有些人恰恰因为某些原因不希望离宗教裁判所的势力范围太近——准确来说应该是越远越好，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这些人心中最理想的栖身之地。
现代人一提起波兰，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它的“保守”和“沙文主义”。让人既高兴又惊讶的是，远在16世纪前期，波兰对于那些在欧洲其他地区饱受宗教迫害的人来说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之地。这种意外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波兰学生引起的。众所周知，波兰向来是整个欧洲大陆中政府管理最为拙劣的国家，没有之一。但由于当时在其他西方各国，主教生活放荡、牧师酗酒成性之事已见怪不怪，波兰的上层教士再如何玩忽职守，相比之下也不值一提。在15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学里的波兰学生人数迅速增多，并引起了维滕贝格和莱比锡政府的关注。当局开始质疑学校，甚至操纵搞垮了长期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学院，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波兰学子们为了读书不得不背井离乡。后来，德国很多大学都受到了新教义的影响，于是来自华沙、拉多姆354和琴斯托霍瓦355的学子们也纷纷投向新教的怀抱。当他们学成返乡时，俨然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前期，想要扑灭错误观念的传播对国王、贵族和牧师来说还是很容易的，不过前提是，政府的管理者们必须就此达成共同明确的决定，否则任何政策都无法落实，因为在波兰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有一项最神圣的传统，即一票反对权，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条其他议员都赞成的法律。马丁·路德这位著名的维滕贝格教授在宣扬新教义的同时，还向人们灌输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即教会的所有财产应该收归国有。于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这片肥沃平原上的统治者，包括皮雅斯特王朝356的国王们、瓦迪斯瓦夫一世357及其子嗣，还有其他的公爵、伯爵、子爵、男爵和骑士都纷纷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他们希望通过支持路德的行动，让自己口袋里的财帛越多越好。随着这个想法的深入，政府对修道院土地的明争暗斗悄悄展开，而波兰的新教徒正是利用教会与统治者进行角力无法面面俱到的这段期间，发展壮大起来。不到一年，他们便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自己的教堂，培植起自己的势力。然而，由于新教不同派别间不间断的神学争吵，一脸茫然的平民们又回到了原教会，波兰再一次成为天主教会不可攻克的坚实堡垒。到了16世纪后期，西欧各国天主教和新教为了更有效地联手打击再洗礼派，波兰竟破天荒得到了宗教派别和平并存的许可。这厢残存的再洗礼派教徒还在被一路追杀，不得不向东逃亡，最后决定在波兰中部的维斯瓦河358畔落脚；那厢医生乔尔乔·比安德拉塔359早已拜读完由法斯多·苏西尼撰写的关于耶稣生平的书，正心心念念地想着怎样与作者结识。
乔尔乔·比安德拉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意大利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360，专门研究妇科疾病。他天性桀骜不驯，却也医术高明。与同时代很多医生，如拉伯雷以及塞尔维特一样，乔尔乔也有双重身份——既是医生，又是神学家。他在这两个角色间穿梭自如，十分懂得如何把这两个角色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他曾以医生的身份成功地治愈了罗马神圣皇帝西吉斯蒙德361的妻子，孀居在波兰的皇后博纳·斯福尔扎362。然后又以神学家的身份让斯福尔扎皇后对“三一学说”的态度从生病前的无条件赞成，转为病愈后的打心底反对。后来，这位皇后被情人杀死了，她那两个早已嫁给当地贵族作人妇的女儿便邀请乔尔乔当他们的医疗顾问，让他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发挥他的影响力。随着波兰国内宗教斗争越演越烈，乔尔乔知道，事态再发展下去，内战一触即发，在所难免，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计划先让对立的宗教派别理清各自的界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找来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这时，他灵机一动——撰写这本耶稣之书的作者，最为合适！于是他马上给法斯多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不幸的是，当法斯多到达锡本布尔根公国时，乔尔乔却因为自身丑闻，被迫辞职远走他乡。法斯多虽然失望，但还是选择留在了这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娶了一个波兰姑娘，最后于1604年与世长辞。
法斯多在波兰度过了他临终前最有意思的20年。利用这段时间，他具体而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宽容的定义与想法，并以此著下《拉寇问答》。这本书反映了所有热爱世界和平，希望停止宗教纷争的人的共同心声。
16世纪后期，有很多关于教理问答、教义告解的书，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等地相继出版发行。这些随处可见、质量参差不齐的宣传小册子无一例外都在鼓吹一个可怕的理论：有且只有他们书中所记载的才是真正的教义。教会当局的职责便是宣誓效忠于这唯一的真理，并以刀剑、绞架和火刑惩罚那些肆意信奉异教的人。法斯多的《拉寇问答》却不一样。它先是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态度：此书发行的本意绝非挑起口舌之争，然后再细细讲述一个事实：即有不少虔诚的信徒抱怨说，那些由各个教会出版的有关教理问答和教义告解的书，正是眼下新教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而这样的指责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书以及其作者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然后把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异端。在这个前提下，法斯多以最正式的文字宣布，苏西尼派绝不主张排斥或压制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就人道主义精神一事，作出了如下呼吁。
他说：“让每个人都拥有宗教及信仰的自由吧，因为那是《新约》中的规定，且远在教会成立初期便立有先例。若人们已得感召，我们一介凡夫又有什么资格熄灭上帝为人类点起的神圣火苗？我们谁敢说自己独得《圣经》的奥义？在基督跟前，既然都是手足兄弟，谁又有权力逼迫其他人听从命令？毕竟，就算兄弟中有得天独厚的，在基督眼里，我们都同享一样的平等和自由。”
法斯多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情在理，只是这话说太早了，足足早了300年。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苏西尼派和其他新教教派都无法长久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风云已起，大批耶稣会会士趁着新教徒内讧，在被新教徒占领的土地上大肆活动，很快，欧洲东部的城市又重新收归天主教的管控。如今，在波兰这片远离欧洲文明之地旅游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曾几何时，这里竟曾是世界上宗教思想最先进、最自由的地方；而在立陶宛境内那一片绵延的山脉中，竟还有一座小村落——从那儿，世界上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实现宽容思想的明确途径。
出于些许好奇，我抽了一上午的时间来到图书馆，翻阅了一下我国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最常用的几本教科书，却发现几乎所有教科书都从社会民主党直接跳到汉诺威王朝选帝侯夫人苏菲亚363，然后从波兰扬·索别斯基364跳到阿拉伯的萨拉森人365，竟只字不提苏西尼派以及苏西尼叔侄。其实，在这段被跳过的历史中，伟大的宗教革命领袖比比皆是，除了苏西尼叔侄，起码还有厄科兰帕迪乌斯366。在我翻阅的教科书中，只有一本提到了这两位来自锡耶纳的人文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名字只出现在附录中，用来佐证路德或加尔文说过的话而已。
我不是一个喜欢随便下结论的人，但我相信再过300年，这一切会有所改变——苏西尼叔侄的事迹也许会被详尽地翻查、记录下来，流传后世；而那些曾经倍受瞩目的宗教改革家们则失去了昔日的光芒，他们的名字也会渐渐被人遗忘，连放在脚注里做注释都嫌碍事。
第十八章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城市的风气有助于自由的发展，也许吧——毕竟躲在各自院落的高墙中，谁都可以对贵族或教士嗤之以鼻。而随着欧洲大陆的局势渐趋稳定，跨国经商再次成为了可能，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历史解读：商贸促进宽容。这个观点可以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尤其是周日的活动中可以得到证实。以美国为例，俄亥俄州的政府可以出面支持三K党，纽约可不行。纽约人们如果要掀起一场运动，把所有犹太人、天主教徒或外籍人士驱逐出境，华尔街就会乱成一团，同时工人运动一触即发，整个城市会在转眼间陷入瘫痪。
在中世纪末期，情况也是一样。当时的莫斯科只是一个公爵的领地，当然可以毫不在乎地轻视新教徒；但对于当时的国际商贸中心诺夫哥罗德367来说，却不能这样做。若不能小心处理与各个教派人士的关系，来自瑞典、挪威、德国和比利时的生意人就会转而光顾瑞典的维斯比368。同样，一个纯农业国家的政府想动用火刑烧死几个农民也许不算什么，但要是谁想在威尼斯、热那亚369或布鲁日370屠杀异教徒的话，城里那些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闻风撤离，同时抽回所有投资资金，搞垮当地的经济。中世纪，有些国家不懂得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以及一些教宗的领地，他们自以为是地坚守着“对信仰的忠诚”，粗鲁地把自己与持异见者对立起来。到头来，这些国家不是被吞并了，便是降格成一介末流小镇。相反，在那些商贸发达的国家和城市里，统治者通常十分尊重既定事实，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宗教问题上严守中立。无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还是中国人，都能在这里自由经商，同时继续忠于各自的宗教信仰。
孤楼里的主
为了维持表面上对天主教会的顺从，威尼斯曾通过一项反对加尔文宗的法案，但制定法案的十人委员会371却在私下嘱咐宪兵们千万别把这条法令当一回事儿——只要不过分，那些教徒想干嘛就干嘛吧，除非他们丧心病狂地想把威尼斯的护城神圣马可372搬到自己的聚集地上。会这样“阳奉阴违”的还有阿姆斯特丹，每逢主日，新教牧师们在这头严肃地布道，叱责女性的不贞，天主教徒便在其对面街区一座不显眼的小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小房子外面还有新教警长帮忙站岗，以防加尔文教的狂热信徒闯入了天主教徒的集会，吓跑了这些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人。当然，上述情况并非用以指责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人们对信仰的不虔诚。总的来说，他们始终都是忠于自己的所属教会的。只是对城市而言，一个来自汉堡或吕贝克373或里斯本的异教商人可比一堆来自日内瓦或罗马的穷酸教士强多了，所以统治者们才会如此便宜行事。
有人说，蒙田的父辈一直经营海产生意，而他的母亲又是个西班牙人和犹太人的后裔，这使得蒙田对启蒙与自由另有一番特别的见解。在我看来，这有点牵强附会了。不过，长辈们在波尓多374港口附近做生意的经验对蒙田的世界观形成确实有很大影响。蒙田自小就对盲信和偏执深恶痛绝，这样的性格特点在他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后，也没有丝毫改变。
这些话，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说，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卖乖弄俏，毕竟在他出生时，那些家族经商的“不光彩”历史，已被尽数抹去。蒙田的父亲在获得了一座位于波尔多附近的蒙田府邸后，便想花大钱把儿子培养成绅士。蒙田刚学会走路，父亲便请来家庭教师，教蒙田学拉丁文和希腊语；蒙田才刚满6岁，便马上被送去贵族学校念书；不到20岁，他便已是波尔多市政议会的常客。接着，他入伍了一段时间，又在法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蒙田38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之后，蒙田谢绝了所有外界活动，除了有几次不情愿地被牵扯进政治风波里外，他余下的21年人生几乎都用来研究马匹、狗和书籍了。
蒙田府邸
可以说蒙田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但他身上还是有些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的情感怪癖，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绅士的表现。例如，他至死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作家，只说由于冬日漫漫，身为乡绅的自己闲来无事，所以才会草草写下些略有点哲学内容的随思。谁信哪？要说谁能像他一样，把整副心思、整个灵魂、一切善恶都献给书籍，恐怕也只有那位忠心不朽的火枪手达达尼昂375了。
蒙田慷慨大方，教养良好，把整副心思、整个灵魂、一切善恶都反映在自己的随笔中，而他的随笔也同样以其崭新的生活哲学，以及其体面而实用的生活规范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
蒙田由始至终都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年轻时甚至还加入过法国天主教贵族联盟（LeagueofCatholicNoblemen），致力于把加尔文宗教徒逐出法国。但在1572年8月的一天，当他听到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376不但下令杀害三万名法国新教徒，而且还为之大肆庆祝时，蒙田的心便与天主教会越走越远了。虽然他未曾转投别教的怀抱，为免旁人闲话，也总是参加天主教的礼拜弥撒，然而自圣巴托罗缪之夜后，他的作品就开始带有与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及其他希腊或罗马哲学家们一样的痕迹。其中有一篇名叫《论信仰自由》（OntheFreedomofConscience）的文章尤其值得回味。他字里行间的用词，他的思想与观点，根本不像是凯瑟琳·德·美第奇377王后的臣仆，反而更像是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鸿儒。文中，他以“叛教者尤利安”为例，阐述了一位真正宽容的统治者应该作出的贡献。读者若有兴趣，可以打开《蒙田随笔》378第二册第十九章看看。文章篇幅不长，只有短短5页。
蒙田看够了天主教徒的冥顽不化和新教徒的不可救药，虽然他们都在鼓吹绝对的自由，但依当时的情形，这一切只会导致新一轮内战的爆发。若有一天，情势缓和下来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不再剑拔弩张，枕戈待旦，聪明的统治者就应该避免干涉人民的信仰，并允许他们以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侍奉上帝。当然，这些想法并非蒙田特有，他也不是第一个敢把这些想法公诸于世的法国人。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的前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尔379和几个意大利大学生就曾提出“对异见者只宜用文字论战”的观点，并被认为是受了再洗礼派的毒害。在他们看来，信仰自有本相，并不会受外界影响，因此米歇尔用了两年的时间促成《宽容法令》（EdictofToleration）的制定，使由加尔文追随者组织起来的胡格诺派有权召开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教内事务，成功地摆脱了从前寄人篱下的困境，渐渐成为一个自主独立的教派。
巴黎律师让·布丹380是一个备受景仰的公民，他曾主张保护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宣扬的共产倾向。他对信仰自由的想法跟米歇尔相似，也不认为国王有权力用武力强迫人民支持或反对某个宗教。也许，前大臣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拉丁语论文不受民众待见，但蒙田的书却在有识之士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以智慧之名聚集起来，一起阅读、翻译、研讨，并把蒙田的思想不间断地往后传承了300多年。
蒙田的随性，和单纯只为乐趣而写作的坚持，使他本人及其作品深得普通民众之心。否则，通常情况下，一般百姓是绝不会购买或借阅任何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书籍的。
第十九章阿民念
通常，“有组织的社会”会把集体的长治久安放在所有考量的最前面，而具有天赋智慧或非凡精力的英雄则坚信，世界进步不能指望社会变革，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因此，他们认为个人权力比集体权力更重要。为宽容而战正是这两者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前提，那么一个国家宽容的程度便与它大部分居民可享受的个人自由成直接的正比关系。过去，偶尔会出现一两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们对臣民们说：“我坚信待人宽，律己严的原则。我希望所有人都有一颗善待他人的宽容之心，否则，就会自食其果。”于是，某些急性子的人赶紧弄出一堆官方徽章，上面刻着几个字：宽容第一。然而，这种突然的改变只是出于对严刑厉法的畏惧，并不能长久。统治者只有在施压的同时，通过逐步教育，建立起一套日常行而有效的理智体系，才能取得成果。
16世纪后期，这种完美的结合在遥远的荷兰共和国出现了。荷兰原是由数千个能基本自给自足的乡镇组成。乡镇里的居民大多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类人在各自领域中习惯独立行动，而他们的职业也迫使他们必须具备迅速决断的能力，以及能随时根据所处环境，分析工作利弊的能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他们的勤劳和不屈不挠的干劲确实使他们成功包揽了几乎整个北欧和西欧的粮食及海产买办。在荷兰人眼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客人，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习惯付现金的伊斯兰教徒可比那些喜欢装模作样，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成员要讨喜得多。就这样，荷兰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尝试建设宽容国度的理想场所。
古语有云：要治世，先涉世。被后人称为“沉默者威廉”的荷兰国王威廉一世381则是这句古语最忠实的践行者。威廉·奥兰治年轻时不但衣着入流，家财万贯，而且还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机要秘书，享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以往，他为办一场晚宴或舞会不惜一掷千金，他先后迎娶了几房妻子，个个都是当时颇为闻名的女性名流。他生活随性，大有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架势。对他而言，宗教布道算什么？还不如一张用来竞马的赛程图有趣。所以，起初他总以为，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暴乱不过是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又一次矛盾激化，只要稍用些手段，再让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出来站站岗，吓吓人，就能平息。但当他了解到引起国王和臣民之间争端的事情的本质后，这位和事佬般的富贵闲人瞬间变成一个能力卓绝的领导，竭力为一项在当时看来已绝无希望的事业挽回颓势。很快，他的宫殿、良驹、财宝、地产或被变卖，或遭没收。虽然拼到最后，他几乎分文不剩，但这个来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却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382最顽强的敌手。财富的多寡并没有改变威廉的心智天性：他在腰缠万贯时是个哲学家，在穷困潦倒不知该如何度日时，也还是个哲学家。就像他从前不允许天主教教皇对新教徒肆意屠杀，现在，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加尔文宗的教徒把黑手伸向天主教。
只是，他的努力几乎是白费心机，因为当时已有两万到两万五千人惨遭杀害，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也关满了新的待宰的囚徒。一支军队在遥远的西班牙迅速集结起来，准备在叛乱还没有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前将其粉碎。
你不可能跟那些殊死作战的人说，要去爱你的敌人——哪怕他刚刚把你全家都杀了。这样的话，任谁都说不出口。但威廉以自己为榜样，用面对敌人时平和的态度向追随者们表明，智者应该超然物外，不必睚眦必报。威廉在推广公共道德运动的过程中，曾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是迪尔克·库恩赫特。若读者有机会去一趟豪达教堂，便会看到一段十分精炼的碑文。石碑就立在迪尔克·库恩赫特的埋骨之处，上面列举了他的若干美德。说起库恩赫特的生平，还挺有意思的。他出身富裕，年轻时长年在外游历，专门收集德国、西班牙和法国国内的第一手消息。当旅程结束回国后，库恩赫特与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相爱了。他的父亲本着荷兰人的精明，反对这段婚姻，可儿子不听，于是他的父亲便做了一般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做出的决定——以儿子不孝为名，剥夺了他继承家产的权利。心高气傲的库恩赫特因此不得不努力赚钱谋生。一开始确实有些困难，但他毕竟年轻，且多才多艺，很快便找到了窍门，成为了一名专业的铜版画家。
不管白天的工作如何繁忙，库恩赫特始终坚持荷兰人一日三省的习惯，一到晚上就急忙扔下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一天内所发生的事。他的文笔也许没有现代人所喜欢的“引人入胜”，所探讨的内容也不若伊拉斯谟的高深，但他在字里行间却阐述了很多平易近人的常规与道理，恍如一股浑然天成的清流，吸引了无数知音，也吸引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威廉·奥兰治。威廉对库恩赫特的能力寄予厚望，礼聘他为机要顾问之一。
没多久，威廉就被卷入了一场奇怪的纷争之中。当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383伙同罗马教皇，一边计划着铲除“人类之死敌384”的行动，一边雇凶谋杀自己的政治对手，也就是威廉。腓力二世以25000个金币、贵族头衔和免罪令作为悬赏，让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分子。而威廉，虽已五次差点丧命，却在库恩赫特的帮助下，始终坚持“对付敌人只宜论战”的原则。
威廉的论战直指哈布斯堡王朝。当然，对那些“统治者在舆论压力下可能会变得宽容”的指望原就是痴心妄想。只是在那段时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威廉与腓力二世的角力，他们的辩论也迅速地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广为流传。其中有不少话题，从前人们都只敢低声说两句，现在却可以大大方方地热议了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很快结束了。1584年7月9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因成功刺杀威廉拿到了25000个金币。六年后，库恩赫特还没来得及把伊拉斯谟的作品翻译成荷兰语，也跟着与世长辞。
接下来的20年，世界烽烟四起。震耳欲聋的炮声湮没了观点不同的神学家之间的嬉笑怒骂。天主教的敌人最终被逐出国境，但国内却不再有像威廉一样能把国内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领导。那些为利而来的教派，眼下是暂时和解了，但转个身，又开始策划铲除对手的阴谋诡计。
想发动战争，当然要师出有名。于是，那些神学家们的抱怨便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莱顿大学，有两位教授意见对立——这样的事情本不新鲜也不罕见，只是他们的分歧点事关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这就不得了了，兴致勃勃的人们立刻加入到讨论中。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因此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阿民念385的朋友；一边是霍马勒斯386的信众。
争吵的教授们
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后者吧。霍马勒斯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他是条顿教育体系下杰出的学者，一方面学问广博，另一方面却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来韵律学的奥秘，心脏却随着阿拉米语387的语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民念却迥然不同。他出生在一个叫奥德瓦特388的荷兰小镇上，那儿离斯泰因（Steyn）修道院不远，伊拉斯谟正是在那儿度过了他不甚愉快的年幼时期。阿民念自小聪明伶俐，少年时更是与邻居——当时马尔堡大学389著名的数学及天文学教授交好。这位教授名叫鲁道夫·斯奈留斯（RudolfSnellius），他把阿民念带到德国，让他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当第一个学期结束，阿民念放假回家时却发现，家乡早已被西班牙人洗劫一空，亲戚们也相继遇难了。在这个可怜的孤儿眼看就只能辍学之际，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了他的遭遇，纷纷慷慨解囊，把他送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阿民念刻苦努力，只用了六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所有的课程，然后便动身寻找新的智慧源泉。在那个年代，总会有人愿意出钱赞助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阿民念拿着阿姆斯特丹几个公会为他开具的推荐信，兴冲冲地朝南出发，渴望寻找更多的学习机会。
作为一个未来的神学界大家，阿民念首先来到了日内瓦。彼时加尔文已过世，迎接他的是完美继承了加尔文的学说的忠实信徒，博学之士泰奥多尔·贝扎390。他与自己的导师一样，对异端分子极度敏感。在第一次见面时，他便从阿民念的言谈间嗅出了浓重的拉梅主义味道，于是找了个由头，匆匆地打发他离开。看到“拉梅主义”一词，现代读者们可能一头雾水。但对于十分熟悉弥尔顿文集的人而言，那可是300年前最危险宗教新说。拉梅主义由一个名叫皮埃尔·德·拉·拉梅的法国人提出。这个法国人在学生时期对老师过时的教学方法十分反感，于是故意给自己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叫人目瞪口呆的论题——《亚里士多德的一切教诲都是错误的》。不用说，这个论题肯定把老师气得够呛。几年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付梓成书，到处宣扬。保守的教会组织怎能容得下他？他的死在这一刻便已成定局，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圣巴托罗缪之夜的第一批受害者。
让教会意料不到的是，拉梅的著作非但没有随着作者之死而消失，反而以其惊人的逻辑体系在西欧和北欧大受欢迎。不过，也有很多虔诚的教徒认为拉梅主义实际上是魔鬼的诱饵，为的是引诱人类堕入地狱。于是也有人说着风凉话，建议阿民念去巴塞尔——那个因为中了伊拉斯谟的魔咒，会把对崇尚探索精神的自由学者奉为先进的榜样的城市。
不久，被事先警告过的阿民念决定启程北行。这期间，他做了一个颇为反常的决定：首先，他大胆走入敌人的境内，并在信奉传统天主教的帕多瓦大学391学习了几个星期；随后，他又去了一趟罗马。当他在1587年返回故土时，不知怎么竟成为了国人心中的危险分子。幸好他行为端正，言谈间不卑不亢，进退得宜，因此很快又重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甚至被推举为阿姆斯特丹新教的牧师。
在家乡瘟疫爆发之时，阿民念凭借其智慧成功拯救了百姓，博得了英雄的美名。百姓们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他接受莱顿大学的邀请去担任神学教授一职。离开时，首都所有的居民都不禁离情依依。
若阿民念能预先得知莱顿城里的局势，也许就不会想去了。他到达之际，堕落后预定论与堕落前预定论392两派的战争正发展到最白热化的阶段。其实，不管从家庭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来说，阿民念都必属堕落后预定论者无疑，但他依然希望能不带偏见地与同事——堕落前预定论支持者霍马勒斯平心静气地讨论交流。无奈两派之间的差异不容调和，逼得阿民念最后只能公开宣布自己是堕落后预定派者。
阿民念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要问了：这堕落后预定派和堕落前预定派到底是什么？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听说这两派的斗争由来已久，以阿民念为首的堕落后预定派认为，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以索福克勒斯393、加尔文及霍马勒斯为代表的堕落前预定派则坚信，人类的一生早在出生前就已注定，所谓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上帝在造物时的一个转念。截至1600年，北欧大部分人都是堕落前预定论者。他们喜欢听传教士说除了自己之外的大部分人，都注定要堕入地狱。就算牧师想宣讲仁慈博爱的福音，人们也只会怀疑他的居心叵测，认为他就像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不敢予人苦口良药，却因为心慈手软害死了自己的病人。
莱顿城的长舌妇人一发现阿民念是堕落后预定论者后，马上把他变成了众矢之的。阿民念被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辱骂，折磨至死。到了17世纪，堕落后预定论与堕落前预定论两派的纷争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旋涡中。随着堕落前预定论者的胜利，堕落后预定论者瞬间沦为公共秩序的违反者、国家的叛徒。从这里开始，这场荒谬的争战非但没有结束，还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394是继沉默的威廉之后的第二个荷兰独立之父，却因宗教问题遭政敌逮捕，最后枭首示众；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法体系伟大的倡导者格劳秀斯395因为宗教冲突被监禁，虽然后来成功逃脱到瑞典，得到瑞典女王的赏识，却还是只能仰人鼻息，勉强度日。沉默的威廉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眼看就要半途而废了，不过，加尔文宗教徒也没有因此得偿所愿。
后来，情势又出现了变化。荷兰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却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国内主要事务由几个有财有势的家族控制，他们对平等友爱没兴趣，只相信法律与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主日也会去从前的天主教大教堂，如今的新教布道厅做礼拜。若牧师想趁着工作日，就某人的宗教信仰面见市长大人或议员并说长道短之时，官员们总是很不巧地“在开会”，无法接见这些虔诚的教徒们。而若这些虔诚的教徒依然坚持不懈，甚至召集好几千名教徒在镇公所前示威的话，官员们当然会出面，郑重其事地接过教徒们抄写整齐的请愿书，只是当最后一个请愿人士离开后，那些费尽心血写成的文稿就会变成官员们手上点烟的工具。商人和银行家已受够了堕落前预定论者的偏执，也深深恐惧于内战时期艰苦的日子，于是，他们本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的决心，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热发展的态势。
后世之人对这些贵族的行事褒贬不一。贬的是他们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不能做到完全的公私分明；而且，他们在管理国家时缺乏宏观概念，以至于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但他们确实为世界立了一个值得所有人真心赞颂的先例，即把国家打造成一个国际交流中心：所有人，不管信仰为何，都能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发言、思考、写作、出版，不受任何拘束与限制。当然，凡事都有不尽如人意之时，例如，若受到来自新教牧师的压力，市政官员偶尔也会打压一下天主教的秘密集会，或没收某些言论过激的异教宣传单子。但总体来说，只要人们不站在市集中央，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玫瑰经396带到公共餐厅，不在哈勒姆397南部卫理公会教堂上否认上帝的存在，便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相安无事。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其他人还在世界其他地方因宗教信仰受迫害，持不同意见者却在荷兰找到了他们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消息一出，荷兰境内又涌现了无数印刷厂，咖啡室里又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之士。他们是接下来两百年间的奇特新军，为精神解放事业身先士卒，一往无前。
第二十章乔尔丹诺·布鲁诺
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军士间的战争。那些将军、上校、战术家们都躲在荒废的别墅里，围坐在外表光鲜的大厅中央，盯着好几米长的地图沉思，然后自以为是地使上一些新奇战术，以前线三千多战士的生命为代价，夺回一星半点的领地。与此同时，下级的军官、军士和下士却在百姓的帮助和鼓动下，出生入死，击溃了德国的防线。
为精神解放而发动的伟大征战却与之不同——没有投入几十万兵力的正面交锋，也没有会让士兵沦为敌方炮兵活靶子的、孤注一掷的冲锋。我敢断言，在那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在打仗，只是偶尔有人受好奇心的驱使询问一下早晨烧死了谁，或明天下午又有谁将会被绞死。就算人们发现还有一小撮亡命之徒，冒着天主教和新教的反对，不屈不挠地为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原则抗争，也不过惋惜几句而已，除非这些人里还有自己家的亲戚，才会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感到痛不欲生。
对于殉道者而言，事实是残酷的。他们为争取自由意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这样的功绩，既无法粗鲁地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等量化概念来表示。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若想以“乔尔丹诺·布鲁诺398（1549年—1600年）和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为题，写一篇能被人接受的论文，不妨先仔细阅读他的文集，并从中吸收那些饱含哲理的句子，如：“国家无权要求人民应该信仰什么”或“社会不应该以暴力惩罚那些反对公认教理的人”等。但若我们的侧重点不在于这些会引起激愤的字眼，那么看问题的角度就要变一变了。
我之前说过，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深深地震惊于当时人们对宗教的狂热，以及当时人们身上所背负的生活枷锁，于是他们奋起反抗，就算只剩两袖清风，甚至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还是坚持怀抱着心中神圣的火焰，四处游历、宣讲、写作、布道。他们偶尔把高等学院里的资深教授拉进学术的辩论中，偶尔流连在乡间的小酒馆，谦逊地与普通百姓进行交流。这些人一如既往地传播着福音，希望能让所有人心怀善意，互相理解，博爱仁慈。衣衫褴褛的传道人提着经书和小册子四处奔走，有些因为肺炎悲惨地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有些被粗鄙的苏格兰村民以私刑处死，有些则在法国的城镇里惨遭五马分尸。
乔尔丹诺·布鲁诺并不是上述那群人中的唯一，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和他对自己坚持的渴望所怀抱的那种永不息止的热情，使他成为了精神解放先驱中的典型例子。布鲁诺的父母都很穷，他们的儿子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男孩，没有太远大的前程，所以只能按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当一名道明会的僧侣。不过，道明会的僧侣都狂热地支持所有的宗教迫害，布鲁诺实在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道明会被当时的百姓称为“教会的忠犬”，异端者几乎不用做任何事，写任何东西，只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耸肩的动作便足以让宗教裁判所起疑。
我不知道布鲁诺是如何摆脱唯命是从的成长环境，放弃《圣经》转而捧起芝诺和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的，但这个奇怪的神学界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道明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他首先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勇敢的年轻人冒险穿过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在隆河与阿尔沃河399的交界处找到由新信仰筑起的自由堡垒；又有多少人因为发现教义的革新不代表心灵想法的改变，然后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到三个月，那时，日内瓦城里挤满了意大利的难民。他们给这位同乡一套新衣服，还给他找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布鲁诺白天工作，到了晚上，就开始读书写作。在偶然的机会下，他看到了德·拉·拉梅的书，立马惊为天人，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此同时，拉梅也坚信，要是不能推翻中世纪过时的教育方法，世界就不可能进步。布鲁诺虽然也有同感，却没有他的导师想得那么远，也不认为希腊人的教导都是错的。只是他也不明白，为什么16世纪的人还会被写于耶稣出生前4个世纪的字句所束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可能会这样回答他：“因为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定。”而年轻的传统观念反对者则会这样回答他：“其实祖先如何行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让过世的人与他们的观念一起入土为安吧。”
布鲁诺去日内瓦
在布鲁诺想明白之前，日内瓦当局便已经找到他，希望他能慎重考虑一下“出国探索”的计划。从此，为了寻找一个适合居住和工作，既自由又安全的地方，布鲁诺的生活变成了一段无休止的旅途。离开了日内瓦后，他首先去了里昂，之后又去了图卢兹。从那时起，他开始专心研究天文学，并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着棋最是凶险，毕竟同时代所有人都在质疑：“什么！说地球不过是绕着太阳瞎转的普通行星？这又是谁家的胡言乱语？！”
布鲁诺去威尼斯
对于布鲁诺来说，法国的图卢兹并不能让他感到称心，于是他横越法国，徒步到巴黎。然后又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去到英国。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个失望的结局。其实，英国的神学家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神学家相比，并没有强多少，唯一可说的也许是他们更为实际。譬如在牛津大学，如果有学生做出有违亚里士多德教诲之事，学校并不会惩罚学生，而是会对老师处以十先令的罚款。为此，布鲁诺变得愤世嫉俗。他开始写些言辞危险的散文，以及以宗教、哲学和政治为题的对话集，并在著作中对整个现存的秩序做了一次细致无遗的批判。除此之外，他还在学校教授他最喜欢的科目——天文学。通常，校方对受学生爱戴的老师都没什么好感，于是布鲁诺只好又一次被迫离开。他先是回到法国，然后抵达马尔堡400。不久前，路德和慈运理才就变体论401的本质在马尔堡的圣伊丽莎白教堂（ElisabethofHungary）进行了辩论。
布鲁诺“自由派学者”之名早已广为人知，渐渐地，他连授课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原本，他还期望维滕贝格能更好客些，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自从被加尔文家教徒控制后，便再也容不下像布鲁诺这样的人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南行，到约翰·胡司的地盘碰碰运气。然而失望再次降临。布拉格被纳入了哈布斯堡皇室的版图，新的统治者刚到，他便与自由一同自后门离开，一路潜逃至遥远的苏黎世。在那里，布鲁诺收到了一封由意大利青年乔瓦尼·莫塞尼戈寄来的信，邀请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布鲁诺出于什么考量接受了邀请，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让他很容易被贵族光鲜的名字所迷惑，大感受宠若惊。可叹的是，就算莫塞尼戈的前辈们敢蔑视教宗与皇权，他自己却没那种本事。莫塞尼戈弱不禁风，胆小如鼠，当宗教裁判所的人找上门要把他亲自邀请来的客人布鲁诺带回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敢动一下。其实，威尼斯政府对手上的权力一向非常重视，如果布鲁诺是一个德国商人或一个荷兰船长，那么威尼斯当局便很可能会对外国军队擅自在他们辖区抓人一事大发雷霆，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然而，布鲁诺既不是商人，也不是船长。他只是一介学者，是一个除了思想学说外，无法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了他得罪教皇？太不值得了。而且，要说到学者，威尼斯城内比比皆是，又何需担心少这一个呢？
布鲁诺自威尼斯离开后，便是永别——愿圣马可护佑他的灵魂。他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长达六年之久。1600年2月17日，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他的骨灰随风而去。他行刑的地点是罗马鲜花广场402，精通意大利语的人，也许能从中看到这世界上最深刻的讽刺。
第二十一章斯宾诺莎
历史有些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没能弄明白，其中之一就是过去那些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工作量。如今写作行业里有很多现代化的帮手，例如打字机、录音笔、书记官，最不济还有好写好用的钢笔，所以我怎么都想不明白，莎士比亚明明有那么多会分散他注意力的工作，又有一个爱唠叨的妻子，连鹅毛笔都不好使，他是怎样写出37部之多的作品的呢？另外，像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老兵洛佩·德·维加403，他明明一生忙忙碌碌，却还是能找到那么多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篇喜剧和500篇散文。最夸张的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404，带着20个吵吵闹闹的孩子的他竟然有时间谱下5首清唱剧，190首教堂合唱曲，3首婚礼合唱曲，十几首圣赞曲，6首庄严弥撒曲，3首小提琴协奏曲（仅1首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7首钢琴管弦乐协奏曲，3首双钢琴协奏曲，2首三架钢琴协奏曲，30首管弦乐曲，以及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上一辈子的长笛、竖琴、风琴、提琴及法国号练习曲，实在是不可思议。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405，他们在30年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创作出4个新的作品；而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406身为一个不起眼的的平民，竟能在短短一生中制造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
我并不怀疑他们的头脑能构思出奇妙的情节，听到美妙的音乐，看到微妙的颜色与线条，选到绝妙的木材，我只是好奇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体力？他们都不玩游戏放松吗？他们都不睡觉吗？他们是真的不知疲倦，还是没有叫“疲倦”的这条神经？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艺术家与文学家大多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完全不管健康与否，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根本没有意识到身为人类一员所应肩负的崇高使命。不过他们很会利用时间，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与才智。
艺术和科学上的突飞猛进同样出现在其他繁杂的学科上，例如神学。若有机会参观任何一个200年前的图书馆，你便能在地窖和阁楼里发现无数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这些文字或写在皮革上，或写在羊皮纸上，或写在普通纸张上。这些著作早已被人忘却，上面积满了灰尘，内里蕴含广博却无用的学识。这些书中所谈论的话题，所使用的字句，在现代人看来都失去了意义。这些过时的词语虽然看着一无所长，但至少洁净了世界的空气。它们有些解答了大家热议的问题，有些则使读者们相信，世上总有些问题不能只靠逻辑或争辩解决，与其针锋相对，还不如置之不理。
这听起来像是讽刺，不过我倒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在审视我们留下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这一章的主角名叫巴鲁赫·德·斯宾诺莎407，他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留下大量作品，他的文集也不过是三四卷书和几捆信札。但若想要正确地用数学方法解决伦理和哲学等抽象问题，必须进行大量学习，而这会使普通的正常人无所适从。斯宾诺莎正是因为试图通过九九乘法口诀来理解上帝，才会劳累至肺结核去世。
斯宾诺莎是一个犹太人，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时，那里还是摩尔人聚居的一个省。可当一条名为“西班牙的领土归西班牙人所有”的政策颁布以后，斯宾诺莎一家便不得不离开故乡，走水路来到荷兰。到达阿姆斯特丹后，他们买了一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财富，很快便成为了“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
若说斯宾诺莎之所以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除了儿时小伙伴们无心的嘲弄外，更要归结于他在培养拉比的宗教学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因为当时的荷兰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单纯的种族偏见反而变成了小菜一碟。沿着荷兰北海及须德海408海岸，各个族群都能在各自的避难所里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有容乃大是荷兰众多特点之一，而这个特点也在现代游客的旅行日志中被屡屡提起。
在欧洲其他地方，就算是到了中世纪晚期，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依然风波不断，剑拔弩张。实际上，他们双方皆有对错，彼此的身份也总是在专制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徘徊。另外，就像我在本书中不断说到的，暴徒以不宽容为手段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因此，一旦基督徒和犹太人只愿意忠于各自的宗教，就会认定对方是自己的死敌。具体的缘由和表现大致有二：首先，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坚信自己信仰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人所供奉的都是虚伪的神明；其次，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商业上是最旗鼓相当的对手。
斯宾诺莎
像最初去巴勒斯坦寻找新家园那样，犹太人成群地移民到西欧。那时，因为工会无法保障所有人的就业，大部分犹太人只能做些当铺和放贷的小生意勉强维生。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这两种职业的本质是一样的，正派人士完全不屑于去做。同时，直至加尔文时代，大部分教会对税务之外的金钱收益都十分深恶痛绝，更是把收受利益视为罪孽。当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高利贷。早在4000多年前，巴比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令，严禁任何金融交易者利用其他人的钱财谋利。而在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中，摩西也曾严厉禁止追随者放高利贷——借方是外国人时除外。随后，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也表示十分反对利滚利、钱生钱这样的生意模式。教会神父们对此态度也很明确——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放贷者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但丁在他的地狱里甚至给那些放贷者准备了一个专门收监的地方。
从理论上说，开当铺的和做放贷的都是些不受欢迎的人，这些人要是能从世界上消失就好了。不过，世界一旦跳出单纯的农业发展，就不可能不依靠信用贷款，否则，连最简单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于是，放贷者因此成了大家离不开的魔鬼。按基督徒的说法，那是最适合注定会下地狱的犹太人所从事的不体面的行当。
当这些不幸的流浪者被迫从事这种不光彩的工作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便成了富人与贫民的对头。一旦他们通过努力工作发了点小财，对方立马翻脸无情，或诋毁谩骂，或将他们驱赶至城市底层最脏乱之地，或一时冲动把他们当成异教徒或基督叛徒私刑处死。多么愚蠢又无知啊！无休止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上基督徒，反而使成千上万原本有机会在商业、科学或艺术界一展所长的聪明人把所有才智和精力都浪费在古书上。他们窝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殚精竭虑地研究书中深奥的难题以及吹毛求疵的诡辩，一边听着老一辈人说自己族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要继承世上所有的财富和土地，一边又惶惶不可终日地承受着周围人的谩骂，说他们是猪猡，只配在绞刑架或断头台上不光彩地死去。要让这种在逆境中生活的人用正常人的眼光看待周遭发生的一切是不太可能的。面对基督徒的压迫，被逼到死角的犹太人只好一次一次地奋起反抗，甚至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这使基督教徒们更加认定犹太人就是“叛徒”和“恩将仇报的恶棍”，就算在他们身上施加更严重的欺侮与限制也不过分。而这样的心态与做法又恶性循环地使更多犹太人对基督教怀恨在心，对世界心灰意冷。渐渐地，在犹太人聚集区里，仇恨与不甘开始蔓延滋生。
斯宾诺莎因为出身在阿姆斯特丹，并没有遭遇到其他族人生来就必须面对的苦难。首先，他被送到犹太教会堂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在习得希伯来文后，又跟随范·登·恩德博士攻读拉丁语与科学。范·登·恩德博士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有传闻说他是鲁汶大学的毕业生，而按阿姆斯特丹教区执事的说法，这位范·登·恩德博士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耶稣会会士。当然，这不过是以讹传讹。范·登·恩德年轻时确实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当时的他对学业心不在焉，离开家乡安特卫普409后，他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并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学院。他会使用独特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对古典文学充满好奇。由于他教出来的学生在韵律学和词语变格上掌握得特别好，阿姆斯特丹城里信奉加尔文教的父母都直接无视他过去与天主教的渊源，十分乐意把孩子托付给他，并引以为豪。
范·登·恩德是斯宾诺莎年幼时的拉丁语老师，同时也是科学领域最新发现的狂热追随者，对乔尔丹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会提及的事情。与当时大部分人不一样，斯宾诺莎求学时并没有在学校寄宿，而是住在了家里。他渊博的学识使家人颇为惊讶，亲戚们也都自豪地称他一声“小博士”，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作为奖励。斯宾诺莎也十分争气，没有大手大脚地把钱花在其他地方，而是买来了大量哲学书籍。他对其中一个作者最感兴趣，那便是笛卡尔410。
勒内·笛卡尔是一位在图尔市与普瓦捷411交界处城镇出生的法国贵族。一千年前，查理曼大帝在那里阻断了伊斯兰教企图征服欧洲的步伐，笛卡尔不到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俗话说，食物没进过嘴巴就不知酸甜。耶稣会里的会士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如何在不挫伤孩子们锐气的前提下，把小孩调教得十分乖巧的人。经过10年的学习，笛卡尔变得十分喜欢思考，不会轻易相信没有经过证明的事情。若我们的现代教育学家也能掌握耶稣会的教育方法，说不定我们国家就能诞生出几个笛卡尔了。
笛卡尔在20岁那年应征入伍，随军来到荷兰。在那里，拿骚的莫里斯412已彻底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了野心勃勃且志在将军之位的年轻人进修的学校。笛卡尔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怎么可能效忠一位新教的领导，这与叛变何异？于是，他经常刻意回避，不去拿骚亲王的司令部报道。而当荷兰与西班牙宣布休战后，他更是马上辞职，奔向慕尼黑，转投至巴伐利亚天主教公爵的麾下。笛卡尔参加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在拉罗谢尔413附近进行。胡格诺派的教徒正是在那里抵御枢机主教黎塞留414军队的攻击的。后来，为了学习高级的攻坚战术，笛卡尔又回到了法国。只是军营生活实在枯燥，没过多久他便决定告别戎马生涯，专心研究哲学与科学。
笛卡尔生平没什么物欲，也不想结婚，凭借着一笔小小的固定收入，他如愿以偿地过上平静快乐的生活。
我不知道笛卡尔为什么会选择荷兰作为他的栖身之地，不过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出版商、印刷厂和书店，而且只要出版物中没有刻意攻击政府和宗教的内容，所谓的出版审查也只是形同虚设。再者，笛卡尔完全不懂荷兰语（虽然对于真正的法国人来说，要学起来一点都不难），自然就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活动，把全部时间（每天将近20个小时）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未免太沉闷，但笛卡尔自有追求，且十分满足于这种在外人看来是自我折磨式的放逐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发相信，世人仍然被困在深不见底的“无知地狱”里，那些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半分“真理”的影子。若社会还想取得一些简单的进步，首先要做的必定是根除陈旧的荒谬和错误。这样的挑战可不小，幸好，笛卡尔极富耐心。自他30岁那年起，笛卡尔开始慢慢地向世人展现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并在原计划基础上，加入了对几何、天文和物理问题的详细阐述。他在工作上的公正客观引得天主教指责他为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诋毁他为无神论者。
这些纷扰世事虽然传到他的耳里，却丝毫左右不了他的心。他安静地在斯德哥尔摩继续自己的探索，然后在前往与瑞典女王谈论哲学的路上，安详地死去。
17世纪，以笛卡尔之名命名的哲学主义——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生活在1680年的笛卡尔主义者是普通百姓眼中的危险分子、龌龊小人、现存社会制度的死敌、苏西尼派的信众，以及不配与正派人士同行的下等刁民。但就算如此，还是有大量学者如饥似渴地探讨笛卡尔主义，那感觉，就像是我们的祖辈们面对达尔文主义时那种兴奋之情。不过，在远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圈子里，类似的课题无人问津，笛卡尔主义也没有出现在犹太人的法典里，这一切理应不为人知。要是有谁发现斯宾诺莎竟知晓此事，再向犹太教会堂的权威人士告密，不需要等他们出面调查或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许就命丧黄泉了。
彼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堂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斯宾诺莎15岁那年，一位名叫乌利艾尔·达科斯塔的犹太人从葡萄牙流亡至此。他之前屈从了死亡的威胁，被迫成为天主教徒，如今又回归了祖辈历来的信仰。话说回来，这个达科斯塔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一个喜欢在帽子上别羽毛，在腰间挎剑的犹太绅士。那些在德国及波兰神学院里接受教育的荷兰籍犹太拉比们所表现出来的无知自大使他大为震惊，进而愤怒不已。骄傲的他甚至不屑于掩饰自己的观点及对他们的鄙视。
在那种小圈子里，公然藐视权威的后果不容忽视。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边是半贵族半先知的清高梦想家，另一边则是铁面无情的律法卫士——结局注定是悲剧。首先有人到当地警察局告密，说达科斯塔写了几本亵渎神明的小册子，并否认灵魂不朽的教义。这激起了加尔文教士对他的不满，虽然事实很快便得到澄清，对达科斯塔的控告也撤消了，但犹太教会堂还是抓着这个小辫子将他逐出教会，甚至还断了他的生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只好在阿姆斯特丹街头流浪，贫困与孤独使他不得不向犹太教会堂低头。他们说他并非不能回归教会，但前提是他要当众认罪，还要承受所有族人的拳打脚踢，恶言詈辞。一向自傲的他最终没挺过去，最后选择吞枪自尽。
达科斯塔的死成了阿姆斯特丹市民关注的话题，犹太教会堂心惊于这样的结果，认为短时间内不应再引起类似的丑闻。因此，当发现拉比学堂里最有前途的学生斯宾诺莎俨然已被笛卡尔的异端思想所污染时，他们果断采取行动试图加以掩饰，甚至以金钱利诱，要求斯宾诺莎好好表现，继续去犹太教堂，且不能再发表或散发任何反教义的言论。
可惜斯宾诺莎生平最讨厌妥协，几乎想都不想，他便草草回绝了此事。结果，根据教义中自耶利哥城415时代一字不改流传至今的天罚准则（FormulaofDamnation），他被逐出了教会。作为整个事件的无辜受害者，斯宾诺莎还是像平日那样，工作之余，看看报纸，了解时事。就算某个狂热的犹太教徒发誓要取他性命，他也没想过离开这座住习惯了的城市。
这对犹太教徒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明明日夜乞求约书亚416和以利沙417的庇佑，却没想到达科斯塔去世后仅短短几年内，便又有人公然向他们发起挑战。劳身焦思的他们越想越不甘心，便去到镇公所，想约见市长，当面告诉他斯宾诺莎是一个信仰不可知论且不敬上帝的危险分子，因此他没有权利继续留在阿姆斯特丹，而可敬的基督教团队也没必要容忍这样的人。幸好当时荷兰的达官贵人们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从不插手宗教事务，而是把它转交给牧师委员会处理。牧师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出任何违反城镇法律的行为，于是如实禀告了市政府，同时为免其他犹太教众不满，还加上一条建议：不妨请这位看起来相当独立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波平息后再回来。自那之后，斯宾诺莎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一如他从卧室窗口外看到的四季嬗变。离开了阿姆斯特丹的他在莱顿城附近的莱茵斯堡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镜片，晚上一边抽烟斗，一边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他终生未婚，虽然有谣传说他和前拉丁语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些暧昧，但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不过10岁，想来这是子虚乌有之事。
斯宾诺莎有几位挚友，他们每年至少会来探望他两次，每次来探望他时，都会提议说想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可以专心研究科学。斯宾诺莎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喜欢独立，况且他已经接受了一位年轻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80美元的接济，实在不应再生贪心。他只想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安贫乐道。他本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却礼貌地回绝了。有名的普鲁士国王曾给他写信，表示愿意给予他赞助和保护，但他还是笑着摇摇头，安分地继续他平静而恬适的放逐生活。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去了荷兰的海牙。因为长年磨镜，半成品镜片上的玻璃硒尘损害了他的健康。1677年，孑然一身的斯宾诺莎溘然而逝。
让当地教士们极度不满的是，竟有六辆以上载着宫廷及豪门成员的四轮马车，来为这样一个“无神论者”送葬。而200年后，当斯宾诺莎的雕像落成之时，警察们甚至要全员出动，竭力保护参加这个隆重揭幕式的人，以免狂热的加尔文教徒盛怒之下横加冲撞。
这就是斯宾诺莎。也许有人会问，他到底为世界带来了什么影响？难道他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哲学家？他是会没完没了地把似是而非的理论塞进书山文海中，还是会以语言为武器，把莪默·伽亚谟418气得跳脚？
答案是否定的。
斯宾诺莎的成就并非单靠他杰出的才智或巧言善辩，他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因为他有勇气。他深知，从昔日早已被忘却的黑暗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里便存在这样一套法律，它一成不变，并为那些自以为能上知天意的教士们创立出具有同样本质的精神专制体系。可想而知，在斯宾诺莎生活的世界里，思想自由的观点跟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因此，他所提出的逻辑体系不但会得罪犹太人，也会惹恼非犹太人。只是，斯宾诺莎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在做研究时，会有意识地归纳出问题的联系性与普遍性，并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无所不在且绝对客观的意志的表现。这样的逻辑无论是在审判日，还是在创世纪都同样适用。怀抱着这样的想法，斯宾诺莎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与前辈笛卡尔一样，摈弃了过去宗教埋下的偏执，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并成功恢复了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后就被歪曲的，人类作为世界真正一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