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哈佛经典讲座（全新增补版）》
哲学
第一节概述
拉尔夫·巴顿·佩里[23]
神圣的哲学是多么魅力超群！
不是愚昧之人所想的那样枯燥或晦涩，
它像阿波罗的箫管乐一样动听，
又像是堆满佳果珍馐的不散筵席，
囫囵吞枣的人无法品得其中滋味。[24]
弥尔顿气宇轩昂，以哲学之名写下上述诗篇，自此哲学相当成功地减轻了自己“枯燥艰涩”的恶名。可是，对于那些“愚昧人”的观点，就是对经院哲学、中世纪哲学和弥尔顿时代既成哲学有一番了解的人，都免不了在私下怀着赞同的心。最近300年的时间里，哲学——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在形式上越发自由，愈来愈有想象力，愈来愈有自我表达力，而给了当今那些哲学的批评者和贬低者（可叹人数太多，不便详述）以新的话柄。哲学遭到非难，理由不是它不悦耳，而是它不实际。想想看，“阿波罗的箫声”，本身就很可疑，它全然不具形，又十分遥远，这跟一个以效率和常识著称的时代对不上脾性。
哲学与效率
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站在效率和常识的角度向诸位推荐哲学，这样你们可能就会倾听、理解并且相信我，这算是获取你们信任的一个妙招吧。我多想这样说：“现在请看！哲学不过是简单明白、讲求实际的常识而已。”或者说：“如果你想成功，试试哲学吧。它帮你成就自己，推销自己，助你超过竞争对手，令你事事高效！”如果我能这样使出浑身解数，你的本能和成见也会让你立时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如果我真的这样说，我就是在骗你，我向你推荐的已然不是哲学。哲学从不简单明白，也不以实用见长，它更不是什么成功的手段——不是人们平常以为的那种成功。哲学就是这样，不是个别时候是这样，而事实上就是这样。
哲学之要义，就在证明常识不可靠，证明庸俗的成功标准的缺乏根据。有些事物必须是你走向它，而不是它走向你，哲学就属于其中之一。你必须自己前往哲学的居所，你不能要求它也走向你，你们好在半道相遇——这时你遇到的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是某种可怜的妥协——是一副空壳，一个幌子，哲学的灵魂却早已不在其中。只有让哲学为自己发声，用自己的语言发声，一个人才可能理解哲学的意义。如果说哲学是有益的，那是因为它带给了生活别样的东西，一种它所特有的东西，而且，它的衡量标准由且只能由哲学本身提供。
哲学与常识
我们不能说哲学之合理性在于其讲求常识，但至少可以将两者做一番比较。既然已经必须承认哲学与常识是两样，那不妨好好弄明白它们的不同。那么，什么是常识？首先要说，这很明显不是一个常识问题。常识所特有的属性之一就是：它一定是不能被质疑的，它被视为理所当然。大量的确信组成了常识，而且这些确信普遍被认为站得住脚；你不会对它们有任何疑问，相反，你要靠它们来决定问什么样的问题。它们是保守的意见，是牢固、统一的信念，是人们行为的依据。人们在思考时，就已经无意识地将常识作为前提。作为一个具备常识的人，我利用常识来生活、来思考；我和别人一样，都有那种实践和理论上的成见——也即常识，但我根本不去思考常识本身。
但是现在假设一下，我某天心血来潮，神游天外，竟然开始思考常识本身，这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常识，这个从未被质疑过的权威，被证明出错度很高，它的魔力不再。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例子，那就是常识也有它的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变迁令常识也随之发生改变。昨天的谬论可能变成今天的常识，同理，昨天的常识在今天看来可能会显得迂腐和古怪。16世纪说地球移动的人是怪人，20世纪说地球不动的人才是怪人。更进一步，一旦常识被如此反思，我们就能看出常识中至少有部分完全是非理性力量的产物，比如习惯和模仿。常识是长期被人们相信的，被反复断言的，在事实中渐趋牢不可破，地位稳固；与最近或最新的东西比起来，常识总是更容易被人相信，更不容易被怀疑。周围人相信什么，我们总会无意识地反映在自己的看法中，就像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我们会留意模仿彼此的口音跟词汇。甚至，一种看法只要传播得广，就俨然成了既定的权威。它会得到民意的支持，人们支持它就像支持其他常规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信者，人们满怀敌意地猜疑，认为他们不可靠不可知——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更有甚者，这些人被当作是对公共治安的威胁而遭到迫害。
我把习惯和模仿称为“非理性”力量，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们对真理没有特殊的尊重。它们证实和传播好的思维方式，但同样也证实和传播劣的思维方式。我不是要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常识肯定就有错，事实上，有很多理由能够证明常识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向导。照这样看，常识又在其他的理由层面上获得了合理性，但它本身并不是终审法院。常识是稳定的，被大众接受的，但这不是说它就不能被批评，而且它的稳定性和大众性可能正是批评的针对所在。虽然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但常识或许确实阻挡了真理的道路：那些仅仅是古旧的、人们熟知的东西，借由常识便获得了毫无根据的权威，我们的头脑因为常识而不再接受新的东西，就像光亮再也无法照进紧闭的门窗。
而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尽管可能被认为想法古怪，但他却依然要冒着这种风险去挑战常识；他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这么做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要引导多数人去反思，反思那些由于惰性或盲目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他是一位批评者，不计后果；他是一位提问者，不可抑制，他的提问没有尽头。每当觉得人类智性堕入昏沉，哲学家便想方设法将其刺醒。每个时代都有一次哲学兴趣的蓬勃复兴，都有一次新的哲学运动，并且这种现象具有周期性，这是事实。像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儿、洛克或康德这样有几分特立独行或热衷思考的个人，总是不循思考的故道旧辙，他们发现走老路固然更轻松，但如果另辟新路，则更有可能达到目标。这样的思想者总是要求重新检视旧有的成见、旧有的方法，他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新的中心，从而思考和研究的轴线因为圆心的变化而不同于从前。
如此一来，哲学便总与常识作对，当然前提是这些常识是习惯和模仿的产物。然而，常识还有一些特征也与真正的哲学天才不容。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只消回忆一下那些站在常识的立场发出的对观念的褒贬，就能得到清楚的答案。面对被认为违背常识的观念，人们通常会怎么批评呢？我发现，以下三个形容词最常用到：“不实际”、“太空泛”或“不具形”。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词里的贬抑之意。同时这些词也暗示了，与常识相宜的观念必须是“实际的”、“具体的”和“具形的”。哲学作为对常识的矫正，其职责就是要证明：这种说法（不管是明是暗）远不是可以被接受的定论。
那么，在通俗的意义上，“实际”指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假设有座房子失火了，有人被困在了屋顶上，朋友们在底下想办法。其中一个朋友建议去隔壁扛一把梯子过来，另一个朋友建议这个人爬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去，再顺着排水管爬下来，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建议。可这第三个朋友想知道的却是什么原因导致着火，此人为何试图逃离。其他人会立刻要求他闭嘴，因为他的问题全与眼前的紧急情况不相干。又或者，你走近一个正全力做事业的人，向他提点建议，从他的反应里你就能发现你的建议到底是实际与否。如果你说你发明了一样东西，一个物理装置或者机械装备之类的，它能让眼前的事情更顺利地进行，而这就显示你是个实际的人，人们就可能会听你说。但如果你问一个商人他这样辛苦地赚钱是为什么，并且对这么做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好了，他这下算是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了，他或许会在“工作时间之外”与你谈谈天，但他几乎不大可能会重新信任你。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实际”意味着它跟眼前手头的事情关联紧密。情况经常是这样：成年人手头有活儿，忙这忙那，有目标等着他去实现。而所谓“实际”，就是任何有助于你达成目标的东西；所谓“不实际”，就是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东西，特别是对目标本身的思考。而哲学家的建议，通常是后面这种类型。这类建议总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帮不上任何忙，反倒总是打算叫你先停一停。对实际工作来讲，哲学确实是不合宜的。
那我到底要怎么为哲学辩护呢？回答当然是这样：重要的不仅仅是前进，而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不仅仅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值得做的事情。这句话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但人们却很容易忘记，故而，哲学家的职责就显现了出来：提醒人们记住它，说服人们偶尔反思自己的目标，并重新考量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有了生活的哲学，你做事选择怎样的方式方法就有了理由，而且，你打算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怎样的目标也有了理由。
哲学与一般化
“太空泛（一般）”的东西也会遭到常识的责难。在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具体情境，而不是理论。所以获得信赖的人是有经验的人，而有经验通常意味着熟悉某一组特定的事实。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的是对具体环境的熟悉，而不是一般性的观念；他必须了解具体的人和手段，而不是抽象的人和原理。文明和进步的观念含混不清，时常被历史学家怀疑；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搞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工业世界里，经济价值的理论远非必须，有关当前的成本、工资和物价的知识才是要紧的。作为对生活的准备，更重要的是要训练眼睛、训练手，因为是它们起着辨别和操作的功能，理性和想象力的训练之所以不那么重要，是因为它们对思考的广度太过热爱——这样很容易导致模糊了细节。又或者，它们在对终极的探索中，可能会忽视眼前之事。
常识对一般化当然不会全盘否定，因为它对知识非常尊重，并且知道，没有一般化，什么知识也得不出。规则和分类是必需的，法则和理论甚至也是必须的。然而，思想的一般化倾向必须有所节制；一旦过了某一点，它就变得荒谬、怪诞、脱离事实，“漂在半空中”，此时，那些有常识的人就会牢牢根植于地面，带着轻蔑、消遣的心态，甚或茫然的惊愕，抬头看着这一切。
故而，哲学之所以对常识构成冒犯，不是因为它的一般化——毕竟人的思考无法离开一般化，而是因为它的一般化没有止境。冒犯常识在哲学家那里是一种必然，这是忠实使命所需。没有一般化到了哪一个程度就必须打住这么一说，哲学家的专职就是尽可能地一般化。此举的动机可能多种多样：他可能是被“无聊的好奇心”驱使，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他可能相信，最崇高的人类活动就是对普遍原则的探索和思考；他还可能被这样的观念所激励：能不能跟事物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理由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不管是哪种情况，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阐述事物的本质所容许阐述的最一般的观念。权宜考量所强加的任何限制都不能使他服从，如果不能比其他人更全面、更综合或者更深刻地思考，哲学家就将完全失去其身份特征。哲学家不代表任何事实或利益的有限群体，他是全体的思想者。
哲学与明确
很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拥有“稳定可感”的名声，而一般化的观念则被认为空洞而飘忽。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在常识看来又具备了另一项美德，这就是常识判断的第三个标准——有具形。从词的本意来看，所谓有具形，当然就可以触摸。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必须触及人性中非常原初和基本的东西。触摸是最原始的感觉，考量一下活的有机体的整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它们意识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对于“接触”的经验或预期。能够与有机体接触的东西，是一个实体，所以实体或有形的东西就成了已知事物中最古老、最被熟悉的实例。而其他所谓的事物，其身份就变得非常可疑，头脑在跟它们打交道的时候会感到陌生和没有把握。物理科学之所以得到了常识的信任，是因为它尽管也可能远远地偏离实体，并想象诸如以太和能量之类没有具形的东西，但它总是从实体出发，最后又回到实体。此外，即便是以太和能量，也能激发触觉想象——你几乎能感觉到它们。即便完全明白这样做并不合理，但人类的想象力总是不可能戒绝做这样的事情。不可否认，上帝和灵魂都是精神性的，而其最高的权威正是源于这一点。但是，普通人的头脑想到这些概念的时候，总会清楚地赋予它们以肉身的形象，好像如果不这样，大脑在跟它们打交道时就很无助一样。
哲学与有形的事物间并非处于敌对关系，事实上，哲学反而必须承认这么一种可能性：也许最终一切真实的物质都是有形的。但哲学出于其天性必须指出，偏爱形而下（具形）的事物是人的一种偏见；哲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这种偏见趋于减少，以致不见。对那些旨在对经验中的非有形方面做出公正思考的理论，哲学必须加以发展和保护，从而非有形的事物将免去这样一种误读：它们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它们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往前数一代，哲学常常被称为是“精神的和道德的”哲学，我们说这种讲法有一定的正当性，倒不是因为哲学确实将自己的关注点局限于精神和道德领域，而是因为只靠哲学家的思考，我们就能对这些东西获得认知；同时，也是哲学家纠正了对形而下的过分强调——常识以及在常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科学就是这种过分强调的施加者。
我们无意识的哲学化
哲学能够接受与常识相悖的观念，甚至对此颇感得意。通常加诸哲学的形容词无非有：不切实际、太过宽泛、难以感知。如果说这些富于贬抑意味的形容词就是对哲学的终极和决定性评价，那么哲学恐怕早已自行消亡了。但是，跟常识作对不是哲学的唯一本事——更重要的是，它负责把人的头脑从常识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更权威的标准得以确立，而它本身的正当性亦可以通过这些标准获得证明。
我想，我本该说服你相信的是这么一种说法：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人，你需要做的是走出去，到哲学的家中亲见其容貌，但我现在希望你认同的是，你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与哲学有过宾主之欢。如果要想让哲学进来，你头脑里那些最熟悉的想法就得被驱逐，但或许哲学曾经在你的头脑中是一位颇受喜爱的住客呢！只不过因你太过年轻，而你的长辈又有太多的常识，以至于你自己并不知道那位住客就是哲学。当你还在幼年时，除非你与大部分孩子两样，不然你一定会对那个你眼中“世界”充满好奇：是谁创造了它？为什么要创造它？怎么创造的？为何被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呢？那些自己去不到的、遥远又模糊的地方，它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后来你就长大了，一直在成长，你获得了常识，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常识获得了你。常识有若一道帷幕降落，将朦胧不清之物一律关在幕外，它固然会让你觉得看得更清楚，但无疑你的视野同时也受到了限制。从此你开始觉得，自己童年时代的那些问题都蠢不可及，或者太过夸张，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会沉湎于这样的问题。如此看来，哲学比常识更天真，因为它是头脑的更自发的表达。当你重拾这份好奇心，这份最早的无拘无束的对事物的好奇心，常识反倒显得不像是年岁渐长后的领悟，反倒是一种头脑的僵化，是烦琐生活带来的世故和自满。公正地说，哲学关注的内容更加自由，常识则有某种职业化的意味。
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如何就在不知不觉中接纳了哲学。我们成年后进行的各种活动，拥有的各种兴趣，无一不以哲学为基础，而这些活动和兴趣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想是无须多言的。当你审视这些活动或兴趣的时候——这种审视是一种迟早要发生的必然，你就会认识到它们需要哲学作为支持。这一点在什么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莫过于宗教。
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某种宗教传统的参与者，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宗教经常抱着想当然的看法。我们假定存在这么一种生活，一种无私、诚实、坚忍和友爱的生活，不妨说，一种最高的和最好的生活。我们假定，与世俗的成功相比，这种生活的价值更高；它预示着一种精神富足的状态，一种人人都应该渴望的状态，为了获得这种状态，他愿意牺牲任何其他一切。我们再更深一步假定，这种生活的重要性甚于世界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某个存在创造了世界，并掌管了这个世界，最高的和最好的生活在这个存在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那么，对我们来说，上帝就意味着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利他、友爱及其他诸如此类。或者，我们可以假设上帝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确保了继承这个地球的将是那些无私而正直的人，这些人将体验到永恒的幸福。
怀疑
现在，来观察一下，当一个人产生怀疑时，会发生些什么。是的，他可能会质疑理想的价值。与牺牲自我相比，难道维护自我不是一件更有价值的事情吗？或者说，不被良心的不安所扰、以强力凌驾正义的人，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吗？问题的答案由什么来决定？不是民意，也不是任何制度的权威，因为这些是教条的。怀疑一旦产生，教条的解释力就捉襟见肘了。这时候需要的是对理想进行思考和比较，是对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大问题进行批评性的审视。能进行这类探索的人，甚至是以解决自身问题为出发点而进行这类思考的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正追随着柏拉图和康德的脚步、穆勒和尼采的脚步，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他跟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或者，假设我们的这位怀疑者质疑的不是传统理想是否正确，而是传统理想有多大的确定性能实现。假设他如约伯一般，被正直者所遭遇的不幸深深震撼，以至于产生如下疑问：事情的自然趋势是否与事情正义与否全然无关？说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只是一场意外，由盲目力量作用而导出的一场残忍而笨拙的戏剧？理想到底是不是价值全无，又或者，它们仅仅是白日梦、是错觉、是想象的游戏？精神究竟能不能推动物质，或者说，在那些完全超出其控制力的事件里，精神只是无能无力的旁观者？能问出这些问题，你就提出了哲学的难题；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就创造了哲学。
当然，麻醉术是治疗怀疑的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麻醉术根本不起作用。这些人要求用智性的办法来解决智性的问题，他们的思想一旦被激发，在找到最终答案之前就不会停下来。问题即便在上一代人当中被遗忘，但它还会再次出现，并让下一代人苦思冥想，不得安宁。再退一步讲，即使有这么一种可能，让批评和怀疑的能力全然沉寂或衰退，那降临在人类头上的，也只能是更恐怖的灾难。因为宗教之优点必然在于其真理性，如果它要想保持自己的真理性，就必须能够随着文明进步而自发修正。怯懦地抱着自欺欺人的幻想不放，从不费心去思考，这绝非拯救之道。
灵魂的拯救之道，并不取决于想象中事物的情形——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意愿成了思考的源头——而要取决于事物的真实情形。拯救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总而言之，哲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构成宗教之基础的那些问题是真实的。不光是在宗教这个问题上，对其他活动和兴趣也一样，不要就此假定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要时不时地以开放的思想近距离地研究它们。探究生活的理想和希望的基础，是谓哲学。
哲学与艺术
现在，转到另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类兴趣的领域——对艺术的兴趣。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模糊的观念：伟大的艺术品必须表现一般或普遍的东西。这种观念有时候甚至能得到鉴赏家的捍卫，但更多时候被他们忽视或拒绝。在这种观念的前提下，我们觉得希腊雕塑是伟大的，因为它表现了抽象的人，与此相对照，当代雕塑表现的则是具体的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表达了基督徒所理解的生命，从而比印象派风景画高出一筹，因为后者捕捉到的不过是光与色的瞬间表现。不要误会，我丝毫没有打算把这样的考量硬说成是判断艺术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它们甚至根本不应该影响我们的纯美学判断。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它们揭示了关于艺术家思想的重要事实，也揭示了关于观赏者思想的重要事实。希腊雕塑家和意大利画家明显都有某种观念，诚然，他们这些观念的产生可能全然是无意识的。莫名地，你从希腊雕塑家的作品里总能看到创作者本身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仅仅表达模特如何如何，而是关乎人类本性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完美的表达方式。至于意大利画家，除了作品的美感之外，必定还会体现他那个时代的人所共有的观念，即事物的比较价值，比如精神优于肉体，天国高出尘世。对于这些观念，观赏者也必须要有理解的能力，否则艺术家试图传递给他的某些信息就会丢失。
用诗歌来举例，大概能让我们理解得更清楚。史诗或叙事诗、爱情诗——赞美情人的美目或丰唇，很明显聚焦于某个具体的情境或某个少有的、稍纵即逝的特征，在这一时刻，人的头脑不再顾及其他，世界亦被暂时关在了外面。但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些诗歌，像丁尼生的《更高的泛神论》和《莫德》，勃朗宁的《拉比·本·以斯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或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努力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某种概括。这类诗人视野更加宽广，能够揭示出人在整个事物格局中所处的真实地位。这样一种视野极少是一清二楚的，其实，大概全然不曾清楚过；但它所表示的，是一种奋力争取智慧之光亮的思想，不满于任何既成的条条框框、力图挣脱庸俗标准的束缚。
阅读这样的诗歌，必须对诗歌里的情绪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思维延展至该诗的维度。
我的目的并不是论证诗歌之优劣与其视野之宽狭成正比，我需要你们看到的是，很多被公认为伟大的诗歌，它们的一个确实的特征就是视野宽广。伟大的诗人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敢于使自己的想象力离开地面，上升得足够高，能让他们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事物。我们说，这样的想象力就是哲学的，它所源起的那种推动力，跟使哲学得以产生的那种推动力是同质的：都需要与常识决裂，它们对生活所做的贡献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诗人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要么斗胆预示了未来论证的结果，要么无意识地使用了论证已经得出的结果，而哲学，就是论证。因为诗歌是一项艺术，所以其结果的呈现必须诉诸感官；而哲学因为是理论，所以必须为谈论的对象做出定义，同时必须言出有据。诗人和哲学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每一个论证都有其构想，而每一个构想都有其论证。
哲学与科学
“科学”这一术语如今通常用来指称一组专门的知识。由物理学带头，正迅速向迄今未知的领域推进，先把未知变为已知，继而变作发明，最终成为文明。常识对科学多有观照和助益，因它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但是，科学就像彼得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样，时常拒绝接受哲学，并否认与哲学有任何瓜葛。然而，科学确实有它否认不了的哲学基因，和哲学有掩藏不住的联系。我们的头脑在幼年有其自然的运行，那时你我皆是哲学家，不过后来生活的现实将束缚强加于我们的头脑之上，你我遂不复哲人。科学也是这个道理，它首先是哲学的，然后才是“科学的”，此后又出现高度专门化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有它自己的技术和体系。科学的哲学根源，它与哲学的纽带，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例如，不同的科学研究的世界都是这同一个世界，它们的结论必须是不能相互冲突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全都在人性中相遇，并且不得不协调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就是机械、生命和意识的统一体。试问这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明显不是这些科学中的哪一个所能单独回答的。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然而，科学工作，以及对科学工作的成果应该怎么评估，都与哲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再者说，科学对其所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未细加审视。这么说并不夸张，科学的基本概念，即便不说全部，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想想看，空间和时间的准确性质是什么，力学没有给出答案；物质是什么，物理学给出的描述敷衍了事、徒有形式；绝大部分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研究在进行之前都没有仔细区别和定义生命的意义，心理学那些研究意识的案例从未准确说明意识的本质是为何物。规律和因果论是所有科学都会使用的概念，但是规律和因果论本身却并未获得理论阐释。
总而言之，专门科学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展开本学科研究的观念，如果说目的仅仅是实验和描述，那这些观念足够了，可是如果要进行批评性的审视，这些观念就太过粗糙了。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概念，但有思考之所至，就必定能为思考提供养料。但是，弄清楚这些概念是有困难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敢说，科学（就专家和学者使用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来说）在这方面有任何建树。诚然，即使不全弄清楚那些概念，科学的继续发展也不会受到阻碍，它还是能够取得惊人的进步，为物质文明的成功提供必要的工具。但如果一个人要问：“归根结底，我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我所生活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是什么？我必须对哪些充满敬畏？我又可以对哪些满怀希冀？”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直面定义概念的困难。事实上，除了哲学家之外，甚至没有一个人尝试回答此类问题。
伦理学的问题
当哲学真正开始自身的研究时，事实告诉它要把问题细分。是的，哲学并没有界限明确的分支；随着各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接近根本，彼此往往融为一体，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其余问题的解决。但哲学研究，如同做其他事情一样，一心不得二用。此外，需要哲学的主体并不是单一的，而这导致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重点。
哲学当中最容易就其本身来考量的部分，恐怕就是伦理学，或者按照上一代的说法，称作“道德哲学”。引介伦理学，柏拉图那篇著名的对话录《申辩篇》可谓再好不过了。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在责难他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描述并证明了道德家的职责。作为道德家，苏格拉底说，就是要质问人们从事各自职业的原因是什么。他发现，人们确实都很忙，但很奇怪，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他们非常肯定自己是要去往什么地方，但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他们并不知道。苏格拉底声明自己并不以导师自居，但他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提出上面的问题是必要的，单论这一个方面，他就比他的同胞们更明智。
苏格拉底认为的道德是：对于一个人为之而生活的“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他的生活就无法自证其合理性，善的问题因此成了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善”究竟是享乐、知识还是世俗的成功？它究竟是个人概念还是社会概念？它究竟在于内在的状态，还是外在的功业？应该在现世还是在来生去寻找它？这些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变种，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神学家、霍布斯、卢梭、康德、穆勒及一连串道德哲学家先后都提出过这一问题的变种。
于是乎又有另外一些特殊的、与此问题并列的问题出现了。例如，道德与世俗法律的关系是什么？在柏拉图的《克利陀篇》中，苏格拉底教导我们，善良的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遵守法律，即使他是无辜的，也要接受惩罚；因为善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有秩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个人应该顺从他生来就属于的那个政治共同体。霍布斯的结论与此相同，但是理由不一样。他的理论是，只有当权威和法律存在的时候，道德才存在；人生来即自私自利，无所忌惮，人要想使自己免于承受这种天性所带来的恶果，就只能永远把自己交给国家。只存在国家规定的权利和责任，除此之外，根本无谓其他权利或责任。一个人要么就得服从法律，要么就会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人为自己，不管本人是猎手还是猎物。卢梭的学说与其他人完全两样，他预言了一个这样的时代：人们被轭具缚住，因为擦伤而疼痛难忍，渴望着挣脱束缚，自由地奔向牧场。卢梭提倡说，法律为人而造，而不是相反。人所创造发明的东西反倒奴役了人，人必须努力回到自然的善和幸福，那是他应得的。这些问题依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并造成了当今政治党派各自分立的局面——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康德带来了与以上不同，而且我们多半也更为熟悉的一次道德哲学的转向。在他那里，道德生活的核心观念是“责任”。结果不重要，个人偏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志的状态。道德是建立在其自身法则的基础之上，它远比人为制定的法则更加深刻。人经由“实践理性”而获得道德法则，在所有与行为规则有关的事务当中，它是最后的定论。所以，康德的强调重点与新教和清教基督教的强调重点一致。而柏拉图，作为世俗异教的代言人，敦促我们寻求生活的圆满和完美。在今天，这种世俗异教仍然生机勃勃，就像它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一样充满活力。
宗教哲学
有一组问题跟道德哲学密切相关，它们构成了另一种哲学的核心，该种哲学或可以称为宗教哲学。假设伦理学的问题暂时有了答案，善得到了定义，人的责任得以阐明，那么，善究竟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实现？我们能不能肯定地说，完成职责所规定的任务确实是人力所能及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人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否纯粹只是动物——自然因果链中的一环，最多只能思考自己何以如此无助？或者，他是否被赋予了与其宏愿相匹配的力量，能让他控制自己的命运，促进他所从事的事业？这就是古老的、众所周知的“自由”问题。
如果想知道人的特权存在之合理性，你就读康德；如果想知道当人只是以纯粹的动物身份存在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就读霍布斯。那么，人在肉体消亡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并进入另一种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人将从自然力量的摆布中挣脱？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先后对人的永生问题进行了最精微、最雄辩的论证。但是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性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归根结底，是什么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究竟是盲目的、机械的力量，还是另一种道德力量，它确保善获取胜利、确保尽责的人得到拯救？这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深远、最重大的问题，它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哲学分支，这就是后来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术语在口语中的意义很值得我们警惕并细加辨别：人们通常用它来指与神秘或玄妙事物相关的理论。这种用法不无道理，因为形而上学不完全是经验哲学，它是思辨哲学，它使我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最初表象。但这只关乎方法，还未论及学说。
要想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你必须把自己的思考推至最极端的边界，一定不能满足于任何初获的表象，不能满足于任何常识或约定俗成的结论。但是还有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现实即是神秘的、超验的、超自然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此时，形而上学就与该种学说建立起某种联系：形而上学到头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物恰恰就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或者说，自然是唯一真实的。
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次探究真相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它想弄清楚现实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它最初和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可作为回答的选项：一个是证明信仰上帝合理性的理论，另一个是怀疑上帝信仰的理论。后者将上帝信仰贬抑为想象力的产物，是绝对信念的作用，是教会的向壁虚构。后一类形而上学的经典例子，通常被称作唯物主义，见于霍布斯的论著，前者的绝佳实例则见于贝克莱主教的著述。霍布斯试图证明，实体是唯一的，而贝克莱则试图证明，唯一的本质是精神。在贝克莱看来，人对自己的认知，最初也是最直接的，就是精神的本质。如此一来，为了解释自然秩序何以如此独立而卓越，人就必须假设有一种普遍精神或神圣精神存在，是它使这种秩序得以产生并维持下去。就此而言，这种精神与我们人的精神别无二致，但在力量和善的方面，它是无穷的。
认识论
在哲学文献中占有突出地位的第四组问题，即“认识论”。放眼所有的哲学研究，“认识论”乍看之下似乎最为矫揉造作、最不切实际，但稍加思考你就会明白它的意义其实至关重要。比如，假设这样一个问题，认识论究竟事关科学之终结性，还是信仰之合法性？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能审视科学方法，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这些方法中是否存在任何武断的因素，影响了结论的普遍性。你必须追问，真正的知识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一件事物怎样才能算得到了最终的解释？是否必然存在超出人类认识能力之外的事物？是否能允许愿望和理想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样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培根和笛卡儿全力思考的主要对象，以至于自他们那个时代以来，这样的问题成了一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更进一步讲，哲学开始关注一个非常独特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类的思想者找到了自己，并且他的认识似乎不得不先从自己开始。笛卡儿试图把知识还原为首要的、不容置疑的确然性，他发现，这种确然性是每个思考者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对自己观念的存在的认识。但是，如果一个思考者从这一点出发，他该怎样在此基础上再去认识其他事物？除了自身以及自己的观念，他如何肯定其他事物的存在？再从另一方面讲，尽管“我”的认识必然关于自身且限于自身，但是，如果仅仅拘囿于此而无法超越自身，它还算得上是什么知识呢？这个问题成了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一难题是真实而确切的，但是每个人——除哲学家以外，都对它选择了忽视。贝克莱在对这一难题进行思考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假定事实确实是可知的，那它的构成要素只能是思考者和他们的观念。整个唯心主义学派都追随了贝克莱的这一结论，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后来各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德国和英国的重大文学运动都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启发。另外一些学派也研究了这个难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个难题一直是现代思想的关键症结，不直面这个问题，任何基本问题都无法展开讨论。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当你想要跳出陈规彻底思考的时候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哲学，因为哲学表达了人类思想最深刻的躁动，表达了对那些现成的、惯性的、约定俗成的观念的不满，表达了没有拘束不设边界的好奇心，还有，它表达了这样一种需要——圆满地解释世界，并出于生活之目的对它做出判断。
第二节苏格拉底、柏拉图与罗马斯多噶学派
查尔斯·波默罗伊·帕克[25]
苏格拉底长大成人的时期，恰逢波斯战争刚刚结束。对这一代战争后的雅典公民来说，不管他多么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生活。而苏格拉底的决定就是，要把功夫花在思考真理上，与思考的自由相比，挣钱就毫无价值。
当时的希腊世界丝毫不乏鲜活的思想。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不仅在向着庞大的帝国迈进，而且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至少是他们的思想，乐于将雅典当作栖息之所。在那些年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在各个领域都非常活跃：他们不断在医术上取得发现，天文学工作亦卓有成效，音乐上也取得了进步，同时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也是他们研究的领域。另外一些学派的哲学家则研究火、风、水、土，声称它们互相演变，就像我们说固体融化为液体、液体分解为气体一样，或者像某些思想者认为的那样，电单位组成了气体原子。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被天空的浩瀚无边所震撼，认为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是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巨大的不变球体。还有一些人信奉原子理论，在他们看来，原子是一种微小而不可见的坚硬物质，它们通过结合或分离，创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哥拉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苏格拉底热衷研究的对象，最后一个名叫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家也引起了苏格拉底的注意。此人说，思想创造了世界；但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哥拉似乎并没有揭示思想运作的理性方式。苏格拉底的看法是，理性的思想总是试图实现实际的善，思想仅仅显示了一个有形的事物如何转变为另一事物，或者如何使另一事物进入运动状态，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做出理性说明。阿那克萨哥拉确实是在探讨思想，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他似乎没有触及理性活动的核心。苏格拉底捕捉到了这种“思想即是一个原因”的微妙暗示，并且对其进行了持续的思考。研究理性活动的本质，就意味着仔细研究人，研究人的思维。
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斯学派
人以及跟人类生活有关的一切，都是伯里克利时代热衷研究的对象。苏格拉底喜欢与人交谈，这使得他跟毕达哥拉斯学派很有共鸣，该学派重视人的灵魂，并声称人是不朽的。毕达哥拉斯用兄弟会的形式将学生们组织起来，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宗教信仰、简朴生活和高尚思想。这个兄弟会试图影响并改进他们所在城邦的政治生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政治，但对宗教和人类的兴趣始终如一。他们的探索领域并不仅限于医学、天文学、音乐和几何，他们还希冀定义正义、美、生命和健康的本质：人类生活的全部现实似乎就包藏在这些本质之中。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设想——其实这种设想有够奇怪——上述本质莫名地与几何学混作一处。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倾向于把正义说成是“方”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只是隐喻，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中或许指的正是现实。不同的样式或形状——立方体、球体、棱锥体、三角形、圆和正方形——在他们看来似乎正是世界的本质。为了表达自己所认为的本质概念，他们用了希腊文单词τδεα（这个单词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形”）；在那个意义上，他们试图找出美、节制以及健康究竟意味着什么。
苏格拉底对他们的思路很有兴趣，并且下定决心要找到答案，但同时他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事物“几何化”的思路很不以为然。苏格拉底渴望与人交谈，想研究人的脑海中反映出的生活，并希望获得关于现实的更清楚的概念，而这将会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实际的帮助。一件东西之所以被认为美，全在它本身即是美的。那么，什么是美？对一位希腊思想者来说，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找到理想的完美生活似乎也值得下一番力气。同样，一个行为因为其自身正义而被认为是正义的。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本质？我们和苏格拉底一样好奇。苏格拉底发现这样的探究令人迷惑，并由此陷入一种绝望。
苏格拉底的使命
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特尔斐神谕”——它背后的势力对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高度敏感，告诉它的询问者们：苏格拉底是天下最聪明的人。这一宣告让苏格拉底本人大为困惑，因为他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无知。他热切地问询各种各样的人，想看看他们能否给自己带来智慧，但他很快就发现，人们对事物真正本质的观念混乱而矛盾，这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乃是厘清人们的思想。此所谓理性思考的第一步——清楚地界定我们的思想，并就言词所指称的事物的本质取得一致的意见。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申辩篇》、《克利陀篇》和《斐多篇》戏剧性地为我们呈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此三篇全部与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岁月有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可能达到了成熟的顶峰。柏拉图很有可能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某些思想，推出了其逻辑结果，对他老师的言论形成了某种超越，并明确了其思考趋向。然而，我们如要想进一步接近真正的苏格拉底的本质，除了阅读这些对话录之外，并无更好的途径。例如，他似乎觉得灵魂是永久性的事物，活着并赋予生命是灵魂的本质，赋予人类世界以实在的永恒本质的是正义、克制、虔诚、美以及诸如此类的理念。
《斐多篇》中想象力更加不羁，整个理论也更加完善，这大概是柏拉图的功劳，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这部对话录中的哲学全都是柏拉图的。但事实上，把他的思想从他老师的思想中分离出来绝非易事；两人的思想实际上是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运动，这场运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呈现出一条主线，亚里士多德尽管与这二人有种种不同，但他受到真实本质学说的影响非常大，而另一条主线则可以在斯多噶学派的哲学中窥到。
芝诺与斯多噶学派
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是芝诺，他是土生土长的塞浦路斯人，可能从商。在某次航行中遇上了海难，这次灾难令他转向了哲学。那时候，想成为哲学家的人都喜欢去雅典，苏格拉底死后又过了两三代，身在雅典的芝诺有一天在一位书商的摊位旁坐了下来——于是故事就开始了：书商正在大声诵读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苏格拉底的谈话。芝诺饶有兴趣地向书商打听，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就在这时，克拉底从旁经过。克拉底是个好人，也是个穷人，他仿照苏格拉底来过自己的生活。书商便指着他对芝诺说：“跟着这个人。”芝诺于是站起来，跟着克拉底走了。最终，苏格拉底对最高理性、人类灵魂、人生价值和自由信仰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芝诺本人的学说。在斯多噶学派中，我们无须试图寻找其他哲学对其的影响。这一学派的科学、宗教和逻辑学说都非常重要，它们的发展过程亦引人入胜。但毋庸置疑的是，你在这些领域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苏格拉底的思想对这个著名学派的影响。
罗马的斯多噶学派
又过了四五个世纪，奴隶爱比克泰德（后来成了自由人）和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有一场关于人类生活的思考，也可以说是谈话。这些思考或是谈话展示了由苏格拉底点燃又世代相传的思想之火。
在我们的想象中，斯多噶学派往往会压制住自己的所有情感，面孔严肃、满心悲伤地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尽其所能地承受烦恼。但世世代代最优秀的斯多噶学派哲学家都非常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自由。他们研究人，并发现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在他们看来，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目睹这一理性精神失去自我控制，陷入徒劳无功的挣扎，试图通过向外部世界屈服找到幸福，为那些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而激动不已、混乱不堪。但对于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总是神圣地对待，试图使出浑身的力气。因为他们觉得，人的理性精神类似于善的力量，而创造并维持宇宙运行的就是这善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苏格拉底意见相同，奴隶与皇帝跟雅典的自由人想法一致。
第三节现代哲学的兴起
拉尔夫·巴顿·佩里[26]
我们曾经学过，欧洲沉睡了一整个“黑暗时代”之后，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猛然惊醒。现在我们知道了，欧洲即便在“黑暗时代”，也一直有光明照耀，至少可以说，欧洲即便在睡梦中也是处于梦游状态。我们知道，在1453年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欧洲人一直活得很热情、很高贵，他们的思想之严肃与崇高是空前绝后的。对于这样一个创造了哥特式艺术、孕育了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辉煌梦想的时代，你怎能说它缺乏想象和启蒙呢？
不过，就在15世纪前后，欧洲人的脑袋里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再离经叛道的学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它更多的启示并不在于思想的觉醒，而在于方向的改变，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改变结出了累累硕果。或许，我们最好把这个方向的改变称为“回归本源”。这是那时发生的所有显著改变的共同特征，比如追溯古代、重新审视典章制度以及更直接地观察大自然，这些都是回归本源。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事物的起源，所有新的体验混合在一起，使一切焕然一新，这对人的每一项兴趣和工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主要是重新研究某种古代哲学。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创立了新柏拉图主义；针对阿维罗伊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或正统解释，彭波那齐捍卫了希腊人或亚历山大学派自己的观点；蒙田则复兴了古代怀疑论。但是，要说谁更能左右哲学的未来，其实是时代精神，它对哲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时代精神先是影响科学，然后再通过科学影响哲学。因此，从哲学的未来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代的伟大人物并不是皮科和彭波那齐，而是哥白尼和伽利略。
哥白尼的大发现
哥白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声称地球是运转着的。他所引发的震惊与困惑是空前的，当时的人们一直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被日月照亮，被众星环绕，人类堕落和救赎的大戏也在地球上上演——这是人类其他所有信念的坚实核心。看起来若是不彻底摧毁人们所熟悉的整个世界的宏大体系，要人们相信地球转动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类已经用了千百年的时间来适应这个体系，并最终觉得这就是真理，不容置疑。在一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的宇宙中，人们去哪里能找到上帝的容身之所，找到人的容身之所，又去哪里能为彼此找到安身之所呢？伟大的殉道者布鲁诺终其一生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直到1600年去世。他的死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座里程碑，现代哲学由此开启。
布鲁诺认识到，再也不能以地平线为界，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天上和人间两个区域。高踞于自然之上的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是没有极限的。宇宙是一个由无数世界组成的系统，这所有的世界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更神圣。因此，上帝不属于某个世界，而是普世的，他是整个宇宙的生命、整个宇宙的美。这一观点是布鲁诺从斯多噶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汲取的，在哥白尼推倒了时代的古老地标后，布鲁诺顺应时代需求又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得到了笛卡儿及其追随者遮遮掩掩的泛神论和斯宾诺莎坦率承认的泛神论的支持，在18世纪被人们抛弃，后来又被莱辛和赫尔德重新捡起，在19世纪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黑格尔运动的核心观点之一。
伽利略的贡献
在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哥白尼所做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假说。伽利略的贡献则不那么明确，但却更具开创性，即一种新的方法。更保险地说，他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方法：发现的方法，精确描述或者说数学描述的方法。在他那个时代，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发现者，也有许多其他的数学物理学家，但这些变革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伽利略在成功制造出望远镜约一年之后的1610年，出版了《恒星使者》这本书，在扉页上介绍说，该书“展现了伟大而惊人的奇观，把它们呈现给每一个人，特别是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们；这些奇观是伽利略·伽利雷……借助他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即，在月球表面，在银河系数不清的恒星上，在星云中，特别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和周期围绕木星旋转的四大行星那里，观察到的奇观”。这就是制造出望远镜的伽利略，一位大发现时代的大师。但比起制造出望远镜，伽利略更伟大的贡献在于论证了三大力学定律，他也因此开创了现代力学。他在解释自由落体现象时，没有把它们稀里糊涂地归因于万有引力，而是准确地阐述了时间与距离的数学比例，这样就能够在数量上非常精确地来推导、预测和证明。也可以说，是伽利略把数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带入了物理学领域。
现代经验主义
伽利略所带来的这种双重影响，是现代哲学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培根和洛克都是哲学观察者，相对于理性，他们更加信任感觉，并且受到发现精神的鼓舞。而笛卡儿、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是数理哲学家，是理性的倡导者，他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拓展知识领域，而是增加知识的确定性。
培根（1561-1626）创立了现代“经验主义”，或者说感官经验哲学。他批评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比如咬文嚼字、神人同形同性论、迷信传统和权威，他认为是这些错误妨碍了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工具论”（《新工具》），这是一套逻辑学和方法论，旨在矫正和补充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并为科学过程提供基础。但培根的重要之处，更多的不是因为他所阐述的，而是因为他所预言的。那个人类在19世纪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的宏大梦想就是培根第一个设想出来的，这个梦想是：通过对自然进行耐心、忘我的研究，从而逐步控制自然。人类的王国，新亚特兰蒂斯将建立在知识的基座之上。“人类的知识决定了人类的能力，如果不知原因，怎能造成结果？要支配自然必须首先服从自然，思考出的原因即可作为行动中的法则。”观察自然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居所、人的工具和人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最高准则，也是现代人类所独有的自信和希望的坚实基础。
现代理性主义
笛卡儿和霍布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创立了现代理性主义。笛卡儿（1596-1650）发现数学是一种过程的模型。也就是说，他建议人们用数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他相信，数学连同它在物理学上的应用，本身并不是最高的知识。他宁愿建立一种像数学一样精确，却更基础、更普世的逻辑，这样就为证明有关上帝和灵魂的更高真理打下了基础。《方法论》记录了作者对数学深深的敬意，以及他自己在哲学中所探寻的一种类似确定性。
在另一种意义上，霍布斯（1588-1679）则是伽利略的追随者。他所提出的更多的是采用和拓展数学，而不是模仿数学。他提出了普遍机械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体运动的定律甚至应该应用于自然起源，应用于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一观点被雄辩的拉普拉斯热情地赞颂，又几乎被牛顿的研究所实现。因此，人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应该像行星的速度和轨道一样是可以明确知晓、确切预见的。所以《利维坦》的作者把人与社会，也就是个体的人与社会这个巨人，仅仅视为精妙复杂的机器，为追逐私利而运转。
这些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传达给现代哲学的三种形式，都在伽利略的身上有所体现。培根、笛卡儿和霍布斯先后引领了17和18世纪哲学的新趋势。培根的经验主义，在洛克那里焕然一新，他运用“朴素的历史方法”研究人类思维；为贝克莱所承继，他甚至将其简化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在休谟那里被推入了怀疑的危机，但还是一直作为英国的国家哲学被承袭下来。
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大陆哲学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与莱布尼茨的多元论奠定了基础，在沃尔夫那里却退化了，仅剩下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后来被康德启发下的新理想主义德国哲学继承了下来。
霍布斯的物理哲学有一部分与洛克和笛卡儿的哲学十分相似，它进而发展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唯物主义运动，并成为所有试图从物理学中构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楷模。这三种趋势在18世纪所采取的形式，尤其是它们对事实和必然性的强调，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结出了果实——但其实它早就出现过，就在帕斯卡儿的信仰哲学中，在卢梭的情感哲学中，以及莱辛的发展哲学中。
第四节康德导论
拉尔夫·巴顿·佩里[27]
众所周知，康德与苏格拉底和笛卡儿一样，是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这种创造了时代的大师普遍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身上体现出所处时代的某些普遍趋势，这些趋势通常源于对上一个时代的更显著趋势的反作用；其次，他们的思想非常具有开创性，而他们的追随者将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更加成熟，以至于创始人简直看不出这是自己的思想。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说一说康德哲学。
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反叛
在17和18世纪的显著趋势中，我们将特别强调两种趋势。首先，人类知识有两大来源，即感觉和理性。而在这两个世纪里，人们却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来源，并加以过分强调。洛克及其追随者试图把理性仅仅解释为感觉的回声，而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感觉，他们认为感觉干扰了人的才智，或者说感觉给人带来的知识是次要的，人首先应该重视的是“理性科学”。极端的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在休谟那里似乎陷入了僵局，而理性主义在沃尔夫那里则沦为形式主义和遣词造句的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9年）中，试图通过对感觉和理性都做出必要的规定，来修正这些极端的观点。他说，没有概念的感觉是盲目的，而没有感觉的概念则是空洞的。康德首先批评了人们对感觉的过分强调，他告诉我们，一系列纯粹的感官印象绝不可能产生出科学所需要的联系、必然性、统一、规律，这些必须经由人们自己思考得出。康德将它们统称为“范畴”，这些是人的大脑以我们称为“认知”的方式工作时必须使用的工具。但是，想要获取知识，仅有它们是不够的。我们用普通的方式无法认识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用来认知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原材料，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感官的原材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简言之，认知的过程就是系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借助于大脑所熟悉的工具以及感官所传达的内容。这就是康德的第一批判，是康德的技术哲学，时至今日，依然为许多的思想者所深信不疑。
重申精神性
17和18世纪哲学的第二个也是更普遍的趋势，是相对来说忽视了“精神性”的需求，可以说这两个世纪本身就是在反对之前过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人曾经错误地将整个世界“拟人化”，现在他需要冷静、客观地观察世界而剔除人格化的元素。他可以选择记录新的感觉体验或理性分析出的必然性，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不能放纵自己的兴趣与热望。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人能更好地信奉道德和宗教。人们相信世上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这种宗教没有神秘性，也没有冗杂的教条，是一种没有权威控制的理性道德，也是一种既无启示也无信仰的可论证神学。但渐渐地，人就开始有了挫败感。人已经对外在事物太过依赖，并且感到无家可归，没有安全感。早在17世纪，帕斯卡就宣布了笛卡儿的数学理性主义在宗教上已然破产，休谟则轻而易举地把自然宗教转变成了无神论。而对整个时代精神最强大、最震撼人心的抗议，是卢梭敦促人们应该信任自己的感觉，倾听心灵的诉求，回归人性中基本的、自然的状态。雅可比和赫尔德在这一方面与卢梭观点一致，最终，莱辛在他的《论人类的教育》（1780年）一书中，把对哲学的关注转移到了文化史以及人类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上。而一个奇怪的悖论就出现了，伊曼努尔·康德，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学究，居然是这场正在兴起的反叛的代表。不过事实就是事实，接下来，让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研究他。
康德革命
历史上评价康德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提议在思想领域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哥白尼为行星体系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康德提议为知识体系也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这个新的中心就是思维本身。他认为，之前人们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试图在客体上建立知识的中心，并且期望思维应该通过感觉或者理性去反映一个外部的、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本性。康德说，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会发展出怀疑论或教条主义，就哲学而言，它们都不是什么好的理论。新的出路就是，期望客体符合思维。在之前的观点中，自然被解释为影响人类思维的外部秩序，或者说自然被思维重现了；而现在，在康德眼中，自然就是思维的原创产物，自然所有的安排和联系，甚至它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分布都由认知者来构建。思维把它自身的情况强加给客体，因而摆脱了它曾经被纳入其中的自然。这很明显提出了人的精神性要求。现而今自然成了被造物，人因其智慧而成了造物者。事实和必然性的世界，看似与精神毫无联系，其实不过是精神的智性部分的表现。
意志的国度
但信奉卢梭的人可能依然会抱怨，精神对物质的这次胜利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因为它使精神的其余部分严格臣服于其智力部分。怎么能够保证，这样被权威包裹着的智力就一定会倾听感情和良心的诉求？康德用他的著名学说回答了这个问题——“奉实践理性居于首要地位”。他说，自然确实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只能认识事实和规律，但理性本身只不过是更深刻的意志的表达。思考是一种行为，行为一般有自己的规律，这体现在良知中，并且良知法则优先于任何其他行为，包括认知行为的法则。这不是说良知控制了理解力，也不是说意志可以违背自然，而是说，良知反映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自然更深刻、更真实的世界，并且是意志发挥作用的合适场所，这就是上帝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和永生的世界。在严格意义上，它是无法被认知的，只有自然是可以被认知的，但它可以而且必须为人所相信，因为这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于是康德从开始的为科学辩护，最终转变为为信仰辩护。
康德的追随者
我说过，创造时代的大师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思想在他们身后很快就会变味，变得面目全非。康德此人非常谨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定义，他是一个“挑剔的”思想家。他所关注的问题关乎知识的可能性和信仰的正当性，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对世界做出肯定的断言。但他的追随者们被推测的热情所感染，很快就从“挑剔”变成了形而上学。
这引发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和理想主义运动，构成了19世纪哲学思想的主流部分。
在理想主义运动中，人们把康德的知识理论跟泛神论趋势联系在一起。往前追溯，这种泛神论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持续不断地承继下来。根据这种泛神论观点，自然和上帝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我们用透视法来缩短上帝的图景，并且用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待上帝，上帝就是自然；而如果我们把自然推上神坛，看到它的成熟与和谐，自然就是上帝。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被池水折弯的棍棒；
而人的耳朵无法听到，人的眼睛亦无法看到；
但如果我们能看到、能听到，这图景——岂不是上帝吗？
从康德的立场来说，自然是智力的产物，而反过来，智力遵守着某个更深刻深邃的精神法则。如果按照传统的柏拉图泛神论来解释的话，这一法则就是整体的完美，而整体的完美又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根据康德所提出的，费希特更肯定、更具建设性地继承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完美、道德意志的完美；或者像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说它是理性的完美；也可以像感伤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说它是一切精神价值的实现，一种超越了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的完美，更接近于美的体验，或者接近于神秘见解的灵光乍现。在“整体的完美”这一观点的文学表述中，这些解释被轮流使用，或者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使用。但正是这一观点的某一种解释，启发了那些英国诗人和散文家，比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丁尼生和勃朗宁，这些人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上一代人。所以说，有一股最接近于康德哲学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流传下来，时至今日，仍给我们带来启发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