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4）
第四章《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4）
寓言之书
——《庄子》的读法
1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讲两个故事。
故事之一：电影《费马的房间》里，老数学家向三名同伴讲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牧羊人带着一只狼、一只羊和一筐卷心菜准备过河，但船很小，除了牧羊人自己之外，只能容得下那三种动植物之中的一种，而如果没有牧羊人的看管，狼会吃掉羊，羊会吃掉卷心菜。那么，这个牧羊人到底该怎么把大家都顺利地带过河呢？”
一名同伴迟疑了片刻，问道：“牧羊人怎么会带着狼？”
故事之二：伯特兰·罗素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发师悖论”，是说有一位理发师写了这样的一段广告词：“我愿意为本市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为这些人刮脸，非常欢迎各位光临。”于是，那些自己不刮脸的人纷至沓来，理发师的生意越做越好。有一天，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胡子太长了，便本能地拿起剃刀要给自己刮脸。但他突然怔住了，因为，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本市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当然该给自己刮脸；但他一旦给自己刮了脸，就不属于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了，他当然就不该给自己刮脸。理发师陷入了两难，到底该不该给自己刮脸呢？
这个悖论得到过很轻易的反驳：“理发师写的广告词是为了招揽生意嘛，但他给自己刮脸当然不属于做生意的范畴，所以他当然可以给自己刮脸。”
至此而未露一点笑意的读者或许就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还有读下去的必要了，而对那些会心的读者，一道窄门就在这里被悠然推开。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提纲挈领的文字，这是《庄子·杂篇·寓言》概述全文的创作风格：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11]（《庄子·杂篇·寓言》）
首先要做一点说明，自此以下引述《庄子》原文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庄子》素来以文采著称，不仅先秦著述无能出其右者，就算放到唐宋元明清也是第一等的文章，很值得欣赏；二是因为《庄子》的文字有太多读不懂的地方，白话释文只能概述大意（有些地方连大意都概述不出），虽说“书读十遍，其义自见”，但我以亲身体验来说，通读《庄子》十遍，许多读第一遍时不懂的地方读第十遍还照旧不懂。
颇能令我释怀的是，以刘殿爵这样汉典英译的名家也说过自己绝对不会去翻译《庄子》，因为文本讹误实在太多了；陈荣捷则在檀香山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建议海外学者最好参照多种的《庄子》英译本。（RobertE.Allinson,Chuang-tzuforSpiritualTransformation：AnAnalysisoftheInnerChapters，第176页）葛瑞汉也讲“《庄子》的大量内容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在这些篇章中的大部分极可能仍将如此这般费解下去”。（《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203页）
这就是说，《庄子》的任何译本（无论是白话汉译还是其他语种的翻译）都是靠不住的，我很赞同这个看法。那么，我在这里如果只做白话释义而不附以原文的话，一定会招致许多认真的读者的批评。所以我的方法是，第一，对重点段落附以原文，白话释其大意；第二，尽量避开那些实在无法理喻的段落。但非常不巧的是，现在要谈的《寓言》这段内容，就属于不能完全读懂而只能略释大意的。
这一段是概述《庄子》的创作风格，说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巵言层出不穷，自然而然而已。所谓寓言，是假托外人来发言。就像父亲不会亲自为儿子说媒，只有拜托别人来夸儿子的优点才更容易取信于人。我用这种方式来写作实在是不得已的，大众心理就是这样，我必须顺着来。所谓重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发言。他们的话很有权威性，足以制止争论，说服别人。所谓巵言，就是无心之言，是没有主观成见的言论，汪洋纵恣，曼衍无涯，海阔天空，东拉西扯。
我对这段文字的释义是否正确呢？我自己也没多大的信心，不过各位读者也找不到标准答案，因为古往今来的学者们给出过五花八门的解释，莫衷一是。而其中的不少解释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猜测或臆断。好在有一个最要紧的意思是大家没什么争议的，那就是《庄子》一书处处以寓言说理——既不像《老子》爱用格言体和类比法，也不像《论语》那样搞成个语录汇编，更不像《孟子》那样大段记述导师的亲身经历，还不像《墨子》那样斤斤于抽象的思辨。《庄子》总是会编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和天方夜谭的故事，真伪莫辨，扑朔迷离，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故事背后的大道理。
从文体发展的脉络上看，寓言这一文体肇始于先秦，以庄子为大宗，是说理的利器，发展到后世遂分为笑话和小说两途，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读《笑林广记》还是《红楼梦》，其远祖都是先秦寓言，而先秦寓言的最高成就恰恰就是《庄子》。
先秦寓言重在说理，有其内在的逻辑，也就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好比说我拿小猫钓鱼的寓言来阐释做事要持之以恒的道理，你就不能追问这只小猫是否真有其猫，姓什么、叫什么，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是什么；也不能拿出科学依据说小猫根本就不会钓鱼，从而断定这件事纯属捏造；——这两种情况还算比较少见的，最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况：由小猫钓鱼的故事得出如下结论：我因为很不喜欢这只小猫，所以编排了这个故事来讽刺它。
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如果把“我”换成庄子，把“小猫”换成孔子，就会发现这样的误解实在是非常普遍的，就连一些严肃的学者也未能免俗。
的确，《庄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部斗士之书，批儒反墨，斗志昂扬，孔子便常常以受教育、受揶揄的面目出现在《庄子》的故事里。但寓言毕竟是寓言，当寓言以孔子为角色的时候，孔子便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变成了那只钓鱼的小猫。寓意才是要紧的，孔子这个角色并不一定要紧。如果说一则揶揄孔子这个角色的寓言就是在揶揄孔子本人的话，那么反例又该如何解释呢？
譬如同在《寓言》里，庄子和惠施就有一段关于孔子的对话：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庄子·杂篇·寓言》）
这是庄子和惠施在议论孔子，庄子说孔子一直在与时俱进，先前认为对的，后来又认为不对，就这么活了六十年，怎知他在60岁时认为对的不就是59岁时认为不对的呢？惠施认为孔子学习很努力，智识因此而不断精进，但庄子说，孔子已经弃绝智识了，也不怎么发表议论，他说他是从自然之本源禀受了材质，复归于灵性的生活。接着，庄子又大大说了孔子一番好话，最后感叹道：“罢了，罢了，连我都比不上他呢！”
《庄子》的这段原文照旧无法理顺，比如庄子引述的孔子的话到底断在哪里就是一个争议问题，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庄子确确实实地推崇了孔子一番，在孔子面前自叹不如。再看《让王》：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
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庄子·杂篇·让王》）
这段是写孔子被困陈蔡的故事，确实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一连七天没法生火做饭，只有靠野菜充饥，脸色很差，却还在弹琴唱歌。颜回出去采野菜，听到子路和子贡聊天，这俩人抱怨说：“咱们老师两次被逐出鲁国，又在卫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无论走到哪儿都被人讨厌，现在又困在这里任人宰割，但他老人家居然还有心情弹琴唱歌，唱起来还没完没了，君子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颜回纵然有心维护孔子，却无言以对，便把这番话转述给了孔子。孔子把琴一推，喟然长叹：“子路和子贡真是两个小人呀。你去把他们叫来，我有话说。”
两人到了孔子面前，子路说：“像咱们现在这个样子，称得上是穷（穷途末路）了吧？”孔子说：“这叫什么话！君子通于道叫作通，穷于道才叫作穷。如今我抱持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之患，这怎么能叫穷呢？做人应该在自我反省的时候不穷于道，在面临危难的时候不失其德。冬天来了，霜雪降下，这才显出松柏的茂盛。陈蔡的这点苦难，对我来说不正是一件好事嘛。”
孔子训示完毕，继续弹琴唱歌去了。子路很受激励，斗志昂扬地拿起盾牌来跳舞，子贡则感叹地说：“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呀！”
（接下来是一段评论）古代的得道之人，无论穷困还是通达都是一样高兴，因为使他们高兴的事情并不是外在的遭遇。只要和大道在一起，穷通的遭遇不过就像寒暑风雨的降临罢了，影响不到人的内心。所以，无论是在颍阳的许由还是在共首的共伯，都一样能够自得其乐。
2
在《寓言》那篇故事里，庄子对孔子自叹不如；在《让王》这篇故事里，更把孔子推举为得道高人。如果把寓言读实在了，对这样的情节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况且《庄子》里的孔子未必就是真的孔子，例如《庄子·外篇·天道》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而孔子的仁义显然不讲兼爱，兼爱是墨家的主张，是很受儒家批判的。
再者，一般认为《庄子》贬孔子而尊老子，事实上《庄子》里边也有对老子不太恭敬的话，而且出现在内篇，即《养生主》的一段故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12]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内篇·养生主》）
大意是说老子死了，秦失前去吊唁，但号了几声就出来了。秦失的弟子问他：“死者难道不是您的朋友吗？”秦失说：“是呀。”弟子不解：“您就这么敷衍朋友的丧事，这合适吗？”秦失说：“合适。以前我以为他是个得道之人，今天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刚才我进去吊唁的时候，看见有老人哭他就像哭自己的儿子，有少年哭他就像哭自己的母亲，这是不了解自然规律呀。老子适时而生，适时而死。人只要安然顺应自然的变化，哀乐之情就不会侵入胸中。死亡有什么不好的呢，古人把这叫作解脱。”
秦失的态度倒不能完全以达观视之，不同的社会观念有必要被考虑进去：大体而言，古人对自然死亡的态度比今人平静得多，这甚至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即便在欧洲，PhilippeAries注意到，与我们今天千方百计地让小孩子避开与死亡有关的任何事物不同，直到18世纪，凡有表现死者病床的绘画场景里都无一例外地有小孩子在场，所以Aries把这种古典的死亡称之为tameddeath，说这并不意味着死亡曾经是wild而现在不是了，恰恰相反，死亡在今天变成了wild。（WesternAttitudestowardDEATH：FromtheMiddleAgestothePresent，1976，第12—14页）
考虑过古今的观念差异，接下来就该考虑庄子特殊的表达方式了。从寓言的角度来说，这则故事要表达的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人只要安然顺应自然的变化，哀乐之情就不会侵入胸中）的道理，和那句被王先谦当成座右铭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是一个意思。人应该自然而然地活，自然而然地死，活着不值得高兴，死了不值得悲伤，甚至死亡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终于可以休息了。
但如果不从寓言的角度来看，这则故事可供挖掘的东西就太多了。首先是故事的题材过于骇人听闻：老子居然死了，死后居然还有一个热闹的葬礼！——这对普通读者只是一则逸闻趣事，但对许多道教人士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在佛教、道教大论战的时代里，这不正是授人以柄嘛！同样是教派祖师，释迦牟尼“涅槃”了，老子却“死”了。尽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但有宗教寄托的人绝对不会这么想，所以“老子之死”对慕道之人实在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于是，隋朝薛道衡撰《老氏碑》，首先强调这故事只是一则寓言，继而发挥说这则寓言点出了“蝉蜕”的意思。
所谓蝉蜕，就是道家所谓的尸解。“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雅好老庄，恬淡寡欲以养生，却惨遭横死，所以后人常以嵇康做反面教材。但是，丁约解释说，道术当中有尸解，尸解可以细分为剑解、火解、水解，其中以剑解的人最多，嵇康和郭璞不是被杀，而是“以此委蜕耳”。[13]（高彦休《唐阙史》）
这倒可以解释《庄子》所谓真人的“入火不热、入水不濡”，但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角度看，丁约这番话只不过说明了历来被刀剑杀死的人比被火烧死、被水淹死的人更多罢了。
即便以道家的眼光看，丁约的这个解释也不算圆满，因为在修仙的法门里，尸解只是一种不甚高明的手段，实在不合老子的身份。《神仙传》载王远对蔡经说：“眼下气少肉多，飞不上去，只好尸解了，就像钻狗洞一般。”《太平广记·神仙》载仙人劝诫孙思邈的话，说尸解之仙不能白日飞升。
而在《庄子》的注释家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往往也摆不脱个人立场。郭象当年倒没有这么多顾虑，他既不是道士，对老子也没有太深的感情，所以对于老子之死只注了八个字，是说秦失“人吊亦吊，人号亦号”，把他的顺任作风强调了一下而已。
但是，《庄子》在唐代最著名的注释家成玄英却是一名道士，受封西华法师，是道教阵营里的高知，所以他对老子之死就作了很长的一段注释，大意是说老子就是太上老君，从史料来看，他在周平王的时候骑牛离开周都，西出流沙无故人，就这么不知所终，而庄子这里说他死了，只是为了说明死生之理浑然为一的道理罢了。这应该就是庄子编的寓言，毕竟太上老君身为大道之祖，天地万物之宗，哪里会有生有死呢。再说太上老君的降生、传道、升天，在许多经籍里都有完备的记载。
当然，成玄英这里所谓的经籍，指的都是道教自己的经书。
但我们即便接受西华法师成玄英的解释，问题也并未到此结束，因为就算老子没死，从来没有死过，但这个故事似乎表达了对老子一定程度的贬抑。也就是说，庄子借着秦失之口批评老子离真正的得道还有一段距离，否则的话，那些人也不会哭得那么伤心。
普通人恐怕还难以理解这个道理，只会觉得人们之所以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老子德高望重、造福一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深厚爱戴。但在庄子那里，这恰恰反映出老子还没有得道，所以是值得批评的。庄子的见解，常常与世道人情相反。
当然，得道之人不一定非得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他也完全可以和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用《老子》的话说）“和其光，同其尘”，就像一滴水投进了大海，没有人会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郭象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老子一定是给了当地人什么好处，没有循道而行，这才“遭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但这个解释让许多推崇老子的人很不舒服，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弥合之论，比如成玄英就认为这事不怪老子，他老人家只是哀怜众生而已，又有什么错呢，只是那些哭丧的人没能看破生死，而秦失也并不是批评老子没有得道，只是叹息那些哀哭的人未得老子的真传罢了。
当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在沿袭着成玄英的解释，[14]但我们只要完全从字面入手，即便有几句话的意思不太容易搞清，毕竟会发觉郭象的意见占到绝对的上风。
老子居然没有得道，难道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这与《庄子》全文大段大段对老子的推崇又该怎么贯通起来呢？
3
为了把水搅得更浑，我再引《天运》的一段故事：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
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颜渊曰：“何也？”
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
“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庄子·外篇·天运》）
大意是说孔子西行到了卫国，颜回（颜渊）问师金对孔子的看法，师金长篇大论，先是用刍狗来做比喻，说在献祭之前，刍狗被人恭恭敬敬地盛在竹筐里，盖着精美的绣巾，巫师要斋戒之后才能前来迎送，可等到献祭之后，刍狗便被丢弃不顾了，过路人踩坏了它，樵夫把它捡回去生火。这时候如果再有人把它拿回家供着，恐怕睡觉都会做噩梦了。孔子不就是这样嘛，先王的礼乐无非是当年的刍狗，时过境迁了，却还要摆出来供着，难怪孔子一辈子碰壁。
耐人寻味的是，师金列举孔子的处处碰壁，正是前文刚刚讲过的《庄子·杂篇·让王》里的“伐树于宋，削迹于卫，……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云云，而且提纲挈领的评论就是“惜乎，而夫子之穷哉”，和子路那句“如此者，可谓穷矣”如出一辙。
“穷”在先秦不是没钱的意思，没钱是“贫”，这两个概念原本是有区别的，后来才渐渐混为一谈了。师金和子路所谓的穷，本义是极、尽，对于孔子来说，这个“穷”就是他的南墙，撞上之后就该回头了，这里就是穷途末路，走不下去了。
在《让王》里，主要是孔子大发议论，说自己这不叫穷，然后《庄子》发表了一通议论，表彰孔子是得道之人，而在《天运》里，是师金大发议论，所有的议论都是为了证明孔子这就叫穷。并且，两则故事的背景是很相近的，议论所针对的现象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接着看师金的议论。他说走水路最好是用船，走旱路最好是用车，不能看见船在水里走得很好就把它搬到陆地上来划，而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岂不正像是水与陆的不同吗？孔子不晓得顺应时代的变化，一味地把古代的制度搬到现代来用，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师金又说：你没见过汲水的桔槔吗？被人牵引就会俯下来，被人放开就会抬上去，正因为它俯仰随人，所以无论是俯是仰都不会得罪人。所以说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虽然不同，却都能使天下太平，就像各种水果，虽然味道不同，但都一样可口，可见礼义法度要随着时代而改变。试想给猴子穿上周公的衣服，它一定会挣脱出来才觉得舒服，而古今的不同岂不就像猴子和周公的不同吗？西施生了病，捧心蹙眉，邻居家的丑女觉得这样子很漂亮，也学着捧心蹙眉，结果人见人跑。她只道捧心蹙眉是美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美。可惜啊，孔子真是走投无路啊！
师金提出的政治态度是顺时变法，[15]人生态度是俯仰随人，单独来看倒也算至理名言，但前文《让王》的那段故事却不是这么讲的，说孔子虽然看上去很“穷”，很不得志，走投无路，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的得志与不得志不过就像寒暑风雨的降临罢了，由不得自己，也影响不到自己的心情。
对孔子的同一段遭遇，《庄子》这里说穷，那里说不穷；这里批评他不懂得顺应潮流，那里推崇他合乎大道。那么，《庄子》对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我们再看一则和老子、孔子都有关系的故事，见于《德充符》：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氾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庄子·内篇·德充符》）
鲁哀公向孔子描述了一个叫作哀骀它的人，想听听孔子的意见。这位哀骀它是卫国人，相貌奇丑，但是，和他相处过的男人都舍不得离开他，见过他的女人都请求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还不如给哀骀它为妾。”但是，从来也没见哀骀它倡导过什么，只看见他应和别人罢了。他既没有权力能解救别人于灾难，也没有财力能填饱别人的肚子，何况他丑得吓人，见识也不比普通人更高明，但男男女女都亲附他，想来他一定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所以我就召了他来，那相貌果然吓了我一跳。但相处不到一个月，我就感觉他不一般；不到一年，我就非常信任他。正巧这时候宰相的位置有了空缺，我就想让他来干，但他态度淡淡的，既不应承，也不推辞。我觉得很惭愧，就把国政交托了给他，但没过多久他就走了。我很郁闷，若有所失，感觉国中再没有人可以和我共欢乐了。您说说看，这位哀骀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孔子发表了一大堆的议论，说哀骀它是个“才全而德不形”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得道高人。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把哀骀它的故事和秦失吊老聃的故事联系起来，哀骀它得道的特征岂不正是老子失道的特征吗？
试想一下，如果哀骀它死了，那些钦慕爱戴他的男男女女肯定会悲从中来，痛哭失声，鲁哀公甚至很可能会为他搞个国葬，如果秦失来吊唁哀骀它的话，会说些什么呢？
不止如此，“至人”是《庄子》给得道之人的一个名号，孔子在评论过哀骀它之后，鲁哀公感叹这是“至人之言”，而就在《德充符》这一篇里，就在哀骀它之前的一个故事里，《庄子》却借着老聃与叔山无趾的对话说明孔子还没有到达至人的境界。
举了以上这些例子，无非要说明读《庄子》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也就是把寓言当作寓言来读，要明白情节和角色都只是《庄子》阐明道理的工具，得鱼即可忘筌，得意即可忘形，不要胶着在情节和角色上边。而即便在对道理的阐明上，寓言的特点也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一旦读者及了其余，就会困惑于《庄子》为什么到处都在自相矛盾（当然，《庄子》也确有真正自相矛盾的地方）。
至此，我已经在第一章里讲过了读《庄子》要留心的背景，在这一章里讲过了读《庄子》要留心的体裁特点。把握住了这两点，误解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了。接下来，我们就该正式进入《庄子》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