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1842—1924）
一
大约在15年以前，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过一次系列讲座。其间借机表达了我对马歇尔这一伟大灵魂的尊重。听众中有人写信给我，以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这样一种意见，大意是说：马歇尔的思想像穆勒或亚当·斯密的思想一样，总要过时的。我将以对这个问题做回答的方式阐明我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他的方法、他的结论，早已不再为我们所用。我们可能喜爱并崇拜他的强大的理论结构，体现在：尽管受到了一些批判主义理论及新思想的强烈抨击，可它的庄严的轮廓仍然渗透在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喜欢和欣赏它，就如同我们喜欢和欣赏皮鲁吉诺所画的圣母像一样，认识到她完美地体现了她的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可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它距离我们已经是这样久远。
这当然只是这50年工作的必然结果。若不是我们可以用“古典”这个模糊的词语来界定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那他这些年工作的结果很可能就付诸东流了。这是各个领域里所有古典学派的共同命运。“只要有可能，小人物可以写出大作品。”现代经济学理论同《经济学原理》的关系与现代物理学和19世纪90年代的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没记错的话，亨得利克·安东·洛伦兹在1894年说，理论物理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在经济学方面也发生了极其相似的事情。我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及与其相关的道德和政治态度的转变。我也无意说马歇尔对实际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的看法非常过时了，也许他的观点是过时了，但这一点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列。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马歇尔的学说永远不会过时，它的影响将会永远保持下去。这不仅因为这种广泛而强大的学说将成为以后若干世代的遗产，而且也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够有效地抵抗腐蚀。马歇尔生活的年代，到处充斥着“进化发展”的口号和呼声，受这种氛围的熏陶，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经济学是进化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之一（批评他的人不仅忽视了他的思想中这一因素，甚至在一些情况之下，实际上正是由于认为他的经济学忽视进化方面而指责他）。特别地，他认识到所要研究的人性是有可塑性的和变化的，并且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力。但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他的“进化思想”运用到理论工作中，并且大有要一直持续下去的意思。和穆勒不一样，马歇尔从来不会说某个问题就此解决了，不需要他或其他作者再做进一步的补充解释，正相反，他充分地理解到，他所建筑的基本上是临时的结构。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力不能及的、超过自己范围的领域，这样，一些新问题、新观念、新方法对于其他著者来说，也许像敌人一样陌生、可憎，而对于他来说却像同盟者一样亲切。在他所修筑的庞大而坚固的阵营里，有容纳所有这些“同盟者”的房间——或者说，是提前就为他们准备好的栖身之所。过去和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他的理论，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比较狭隘的人。有时，这些反对者会发现（或是别人会替他们发现），马歇尔提前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这因此使他们的反对毫无意义可言。
二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在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后产生的。当它最初在1890年问世时，立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的问世就像是一出伟大的演出，它披着最吸引人的外衣出镜，完全迎合了那个时代大众言论的趋势，同时也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现状相契合——事实上这既归功于作者的判断力，也归功于他的天赋。
但是如果想要准确地定位这部著作的性质，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直接指向《经济学原理》所提出的分析工具的核心，则很难做到对它完全公正的评价。因为这个核心的前前后后及周围各个角落，都笼罩在一种以感染力和凝聚力为历史基础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学的氛围中。实际上，马歇尔虽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他确实是一位一流的经济史家。而他对史实的掌握及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并没有割裂开，而是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具体而言，就是将活生生的事实归纳总结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当然，这一特点在《产业和贸易》中表现得比在《经济学原理》中更为显著。在《经济学原理》中，即使在历史概论的部分，历史事实也被大范围地削减了，以致不论对追随者还是批评者来说，这部分都似乎是一种缺失，然而，不管怎样，它没有消失。同样地，马歇尔对同时代的商业活动孜孜不倦、感同身受的观察结果也一直存在，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像他那样了解这些商业活动。正因为这样的性质，其后来的成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与马歇尔同时代的中等规模的英国企业的商业实践活动在当时无疑吸引了这位分析家过多的关注，因为他声称自己的主张是可以被普遍应用于实践的。但在这种限度内，他在现实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亚当·斯密——这是唯一可以用作比较的例子。这可能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没引起制度学派反对的理由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反对曾经在我国出现，并且这是不难理解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个去除历史背景的被简单化了的马歇尔主义盛行于大学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这一直持续到当时一些激进的学者对此感到厌烦为止。于是，很自然的：当人们背弃传统化了的马歇尔时，他们会认为是背弃了真正的马歇尔；当人们破除障碍走向经济现实时，他们又会忽视一个事实——在他们这一过程的实现途中，马歇尔主义曾起到路标的作用。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核心在于静态经济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只是当时已经成长或正在经历成长的一个派系中的一员，而且这一派系的其他成员毫无疑问的都是独立于马歇尔学说而自成体系的。而他的工作习惯和发表成果的方式，又使经济思想史家对他的意见不可能给予公正的肯定。希望读者不要对此产生误解。作为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先生在为老师写的传记中，为其主观创造力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证言。关于这一问题，马歇尔本人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而他的感情只表现为：对古典学派，尤其是李嘉图和穆勒采取谨慎而公平的态度；对门格尔、杰文斯及最伟大的理论家瓦尔拉等采取中立的态度。接下来的描述不会与真实情况有多少出入。
从凯恩斯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不是求知的好奇心把马歇尔引向经济学家的阵营，而是一种更强大、更仁慈的动机把他从对伦理道德的思索中引向了这个阵营。这一动机也是他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即减轻他所目睹的英国贫困阶层的苦难。当谈到他要献身于这一领域时，他经常遭到沉浸于当时英国经济思想研究的一位朋友的坚决反对，这是他为什么转向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寻求启发的原因。在马歇尔的作品中，也有其他迹象表明他最初投身经济学是从阅读穆勒的作品开始的。1867年，他又吸收了李嘉图的观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形是一个完全受数学教育的大脑求助于两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创造者：首先，他震惊于两个创造者——尤其是穆勒——对于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和明确的结果显出漫不经心、迷惑不解的样子；其次，他会立即开始动手破除各种限制条件，并归纳总结出核心观点。要把穆勒的结构转化为马歇尔的结构，除了上述两点以外，实际上也不需要更多其他的东西了。
当然，这是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成就。许多理论物理学家能够永垂不朽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的不多的成就。马歇尔本人承认库尔诺和屠能对他的帮助，当然，这两位的深刻影响也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其用于局部均衡或部分均衡分析的供求曲线是库尔诺的曲线（当然也不能忘记弗莱明·詹金），而这个数学天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的边际分析法是屠能的分析法。至于边际效用，杰文斯著有《政治经济学的通用数学理论》，这是1862年他在剑桥召开的英国学会会议上宣读的文章，这篇文章涵盖了“效用系数”这一概念。瓦尔拉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874年和1877年，其中包括的静态模型的理论框架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要完整。但是考虑到马歇尔的阅读习惯，当时这位经济学家可能不知道这些著作的上述内容。至于其他在技术上占先的一切著者，他们对于马歇尔的贡献或许也只能是零碎的。
这似乎解释了马歇尔想要将所有经济理论改革者要阐明的观点都归于穆勒和李嘉图的倾向。虽然瓦尔拉的热烈推崇者可能有理由因为《经济学原理》中很少提到瓦尔拉而感到不高兴，而马歇尔的热烈推崇者则可能因为马歇尔没有表现得更为宽宏大量而感到遗憾，但对于马歇尔在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的认可程度这一点上，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然而，在他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对曾给予他大力帮助、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数学表达感激时，反对意见就会出现。
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则不容忽视的是，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益的，正是由于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才产生了这一成就；如果没有其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很难完成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研究方法的转变。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任何一个结果，甚至是对一个经济因素相互依存的体系的总的看法都可以通过非数学的方法来获得，正像我们步行也能走到火车能带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一样。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不以数学为核心是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的，尽管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中不需要出现正式的数学的形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另一个事实，即马歇尔式的分析正是以数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马歇尔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对于他这位忠实的友军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的肯定，他隐藏了帮助他完成伟大使命的工具。
当然，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他有着奇怪的野心——“让商人读懂”。他担心会树立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榜样，即让接受数学思想教育的人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仅仅是数学这种工具。这种顾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有人可能希望，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作品的激励正开始信奉和拥护严谨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们，他能够给予更多的鼓励。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被数学左右”这种危险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只不过在其他领域尚无证据表明其危险性有这么大。任何一种科学，如果没有信奉者，就没有所谓进步。且不说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学科，仅经济学一门学科就永远无法让外行明白。实际上，如果读者完全没有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是无法完全理解马歇尔本人的著作的，那么企图使他们按照马歇尔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马歇尔能够坚决地支持这一前进的路线——在开辟这一前进路线方面，马歇尔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能会收到更多的好处。
三
任何一个流派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们无法精确地将马歇尔的学说归入哪个学派中。
第一，理论家们会惊异地发现结构的简洁性是它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把马歇尔的表现方法和瓦尔拉的表现方法进行比较，会发现简洁这个与成功直接相关的特点得以凸显。后者的文章显得冗长乏味，而前者则文笔流畅，语言凝练，其优美的外表很好地掩盖了所有刻意雕琢的迹象。其原理论述精辟，论证简洁——至少是在梗概、附录中。马歇尔的数学修养甚至训练了他的文字叙述，使之更为简练条理，同时也使他的图解简单得令人喜欢。
几何图示的方法以前也有人曾使用于经济理论的论证，库尔诺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使用比较容易的平面几何图解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分地简化。但它们仍然不失为珍贵的处理问题（虽然限于那些基础的问题）的方法，它们成功地澄清了许多论点，为不可数计的课堂带来了方便。实际上，我们应该把那些最有用的图示都归功于马歇尔。
第二，《经济学原理》的正文和附录都证明了马歇尔充分掌握了一般均衡的概念。他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通过这一体系，经济宇宙的一切因素，由于相互抗衡和相互作用而维持在它们的适当地位上”。但是为了向人们展示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他铸造了并且广泛地使用了一个不同的模型。这一模型容易操作得多，然而它的应用领域也更有限。在大多数情形下，特别是在马歇尔著作的第5章里，他主要考虑“工业”中从事生产经营的中等规模的厂商，就重要性而言，这些公司还不足以明显地影响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同样地，他主要考虑个别的商品，这些商品只吸收它们的购买者的开支总额中的小部分。这种“局部的”或“特殊的”分析有它的缺点。有很多现象他没有充分说出——也许他本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就会使人们看不透，对粗心大意的人来说更危险：对他的追随者来说，我敢说，庇古教授对“小型”工业的过分强调会使他们感到意外；而其他追随者随便地将马歇尔的供求曲线运用到劳动力这样的商品上。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承认这一方法基本上是一种近似法——并且如果我们不坚持目前对于工业概念的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尽情地享受它所提供的丰硕的果实。正是为了这种果实，马歇尔的理论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精确性，提出了一种实际上比他的论述方法更大胆、更新颖的方法。
第三，为了收获这一成果，他设计了那些每个人都知道的方便使用的工具，如替代、弹性系数、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内部和外部经济、代表公司、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长期和短期。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并且已经成为我们的分析武器库中的常客，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再能够判断出应该把哪些成就归功于它们了。当然，它们或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都是全新的。但即使这些不是全新的东西，从前也没有被正确地定位，实际上它们是从马歇尔开始才第一次成为有用的工具的。但是与老朋友一样，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得不可靠。其中有些，如代表公司、外部经济等工具在出现于静态领域或个体工业领域时，它们掩盖而不是纠正了我们所必然遇到的困难。这些工具并不能拯救斜率为负的成本和供给曲线。曾经有人试图运用上述曲线，结果所费的精力足以重建一条曲线。
第四，当我们重新回顾马歇尔在提出局部均衡时所使用过的论据并分析那些便利的工具时，一定会对他的理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感到惊奇。局部均衡分析揭示出了个别工业和个别厂商的实际问题。当然，它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但它也是商业经济学的一个科学基础。另外，有些工具是直接产生于企业实践的，如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而另一些工具，如准地租和内部与外部经济等，非常适用于把握商业形势和有系统地描述商业问题。在以上这些方面，马歇尔的同行没有做过多类似的尝试；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不仅尝试过，而且也有所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马歇尔做得更完善。这样，一般均衡理论的详尽阐述只能是对瓦尔拉研究成果的复制；仅仅对局部均衡法的概念进行阐述又是老调重弹。由一种理论发展出另一种理论，并以后者补充前者，这就完全是马歇尔自己的成就了。
第五，尽管这基本上是马歇尔研究出来的静态理论，但他总是超出这个静态理论的范围来看问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补充动态因素，而且他所做的补充实际上超过了他所坚持的静态理论所需要的程度。这一特点使他沿着其研究路线前进时遇到了一些障碍，尤其是在碰到由对“时间因素”的论述而产生的现象时，总是让人感觉模糊不清。另外，他的某些曲线具有混合特性，后来的分析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虽然没有攻克这个堡垒，可是他把他的“军队”成功地引向这个堡垒。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我们从静态和动态的区别中更进一步发掘出停滞和进化的区别，将会发现更有意义的一点。
马歇尔似乎有些遗憾地容忍着他的分析工具的静态性质，但他很不喜欢静态的假定，以致忽视了这种分析工具在很多情况下的作用。他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思考——按照有机的、不能逆转的角度考虑问题。马歇尔思想中的某些特点既体现在他的定理和概念中，也体现在论述这些定理和概念时所依据的实际观察资料中。我认为，这些定理和概念背后的进化理论不能令人满意。不应将所有的机制都局限于市场自动扩张的框架下，即那种只是由人口和储蓄的增加两种因素而导致的扩张，这种扩张会导致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又会导致进一步的扩张。但它仍然是一个进化的理论，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要发展，并且远远超越了李嘉图和穆勒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理论的贡献。
四
马歇尔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如果不是他的理论的外衣正好迎合了时代需要，他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马歇尔基本上建造了一个“分析机器”——一种普遍适用于揭示真理的机器——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本身，而是用来揭示这种具体真理的工具。对于发现有某种作为经济分析一般方法的东西，或者换一个方式说，发现就经济学家分析方法的逻辑而论，不管他们是研究国际贸易、失业、利润、货币或任何其他问题，他们对于手中掌握的某种材料，总是大量运用同一种方法——这一发现是不属于马歇尔的，并且也不是他在其中是一位极其杰出的成员的那一派经济学家的发现。为了使我们相信至少从重农主义时期起，所有胜任的经济学家都已经知晓这个真理，只需看看李嘉图的著作：第1章显然是那种“揭示具体真理的工具”的蓝图；第2章是对第1章的补充；其他章节仅仅是一系列实现这个蓝图的实验。在马歇尔以前，从来没有经济学家这样充分地掌握这一蓝图的意义，这样大力地去宣传它，并且这样前后一致地按照它去办事。
如今，从一个对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作用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人们期待的可能是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论著，它可能永远不会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我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学原理》比其他论著更幸运的原因：几乎每一页文字都能展现出马歇尔的历史哲学修养——他的分析“嵌入”一种能够博得外行人好感的华美的外衣，令人感到舒服。这种分析不会龇牙咧嘴地展露在人们面前，它是有皮有肉的，马歇尔对商业事实的观察很容易将其“装配”起来。所有这些说明马歇尔所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符合人们口味的阐述，而是深得人心的、不可由其他经济理论替代的学说。
但是还不止于此。马歇尔幸运地处在这个人类知识领域中，在这里这位分析家可以自由地工作，不必经常地考虑、指出它的实用价值；他甚至可以大胆地忽略实际应用的任何可能性——这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不仅要为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绞尽脑汁，还要不断为由于迫切要求直接“有用的”结果而多方考虑并感到困扰，如出于解决当下问题的考虑或出于人类处境改善的考虑。与物理学家不同的是，为了对付当前的麻烦，也为了人类处境的改善，他不允许别人说所有成功的生产都是迂回生产，也不允许别人说即使是实用结果也是通过不以它为直接目标而获得的。但马歇尔对于激励这些要求的信条并不感到反感。实际上，他完全赞成这一信条。“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的高尚的盎格鲁-撒克逊心灵中是毫无地位的。为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服务，以及教给人们立即就能用得上的东西，正是他本人最乐意做的事情。他不反对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中的一些朴素的道理，也喜欢宣扬有关高尚的生活的信条。
此外，他对贵族生活的观念，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见解，碰巧和他的国家，他的时代的观念、看法和见解相吻合。更确切地说，他的理想和信念不是1890年时一般英国人的理想和信念，而是1890年时一般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他接受周围的风俗、私有公司，尤其是家庭，毫不怀疑它们的生命力以及在他周围发展起来的文化的生命力；他接受当时流行的功利化的、否神学化的基督教信仰。他心安理得地举着正义的旗帜，而不怀疑曾经遭受打击的折中主义如今的有效性；他依靠“白人义务”，生活在功利主义正义的信条和莫卧儿大帝的遗产之间。这样，他给予读者的东西就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他的话既高尚又令人鼓舞——同时还满足了他良心的需求。
我们可以怀疑一部科学论著中是否应该涉及信仰的问题——虽然在这方面马歇尔和牛顿的情况是相同的。我就是怀有这种疑问的一个人。而且不止于此，我们可能都不赞同其中的某些特定信息。我承认我只反感那种维多利亚中期的道德说教，它带有边沁主义味道，是没有魅力、没有感情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但它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马歇尔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感情倾向，他们喜欢那种在他们看来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精神分析法。
五
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有一种比他实际完成的任何研究更伟大的东西，它蕴涵着不朽拟的生命力。由他的天赋所创造的那些著作都留传下来，供我们学习，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损失。除此之外，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关于继续前进的微妙的建议或指导，以及我在开始时曾经努力加以证明的那种领袖气质的表现。列举一些马歇尔为后人提供便利的例子是很容易的，而要说明其领导者气质则相对困难。
第一，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指引了它所教育的一代人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1890年以后三十年间的经济学文献，充满了对马歇尔的主张和方法的重申、发展和推论。马歇尔的学生和继承人庇古教授的著作，罗伯逊、拉文顿、肖夫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提供了无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实例。甚至埃奇沃斯的一部分贡献也属于这个范畴。关于理论方面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关于技术方面另外举一个例子也就够了。马歇尔首次证明，完全竞争并不总能使产量达到最大限度。据我所知，这个说法就像是一个古老城池的第一个裂口，它产生了这样一个命题：通过限制利润递减的行业和扩大利润递增的行业，产量可能会超过竞争的最大极限。庇古、卡恩和另外一些人，根据这种提示继续进行了研究，最终开创了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新领域。
另外，需求弹性的概念不一定像人们赞扬的那么有价值，可是由此产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方便地运用弹性来进行推理的方式。现在可供使用的弹性概念几乎有一打，其中替代弹性列在首要地位。尽管它确实只在极为有限的假定中行得通且并不实用，但可以极大地解决那些曾经引起极不必要的争议的问题——例如，机器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究竟能不能损害工人的利益这一问题。“替代”这一概念在马歇尔的学说体系中是基础性的。对“替代原理”的强调，几乎可以看作马歇尔理论和瓦尔拉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所需要的“材料”完全为《经济学原理》中能够找到的资料，只要把这些资料“组合”在一起就行了。
第二，虽然马歇尔对长期和短期概念的区分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出他原本期望借由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但这种区分极大地推动了清晰、现实的思维的发展，并且完全有资格获得它所受到的重视。马歇尔自己广泛地应用它，并且通过它给我们上了一课，而我们已经并且现在还在渴望从这一课中受益：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支以缓慢增长的方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短期分析法。
第三，马歇尔更显然是另一个较晚出现的经济思想体系，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创始人。我认为这一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是这一点在英国式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皮埃罗·斯拉法在192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向英国读者提出的思想，是从与马歇尔成本递减曲线的逻辑难题的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这在《生产成本和生产数量》里更为明显。而且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正面的建议，特别是关于个别厂商的特殊市场的注解。我承认，有一点也不是绝对不可辩驳的，那就是我将以马歇尔的名义提出的第四点主张。我曾经说过，虽然他掌握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但把它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而把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局部分析法放在了突出位置上。然而，特别是在第6篇中，他对于整个经济过程开始了广泛的概括。如果这些概括既不是局部分析，也不是全面分析，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另一种理论——在我自己的研究室里它被叫作“综合法”。当然，他没有将他对这种总量的论述与货币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点上的失败可能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批评。诚然，他在货币理论方面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发现的——由于本文是对《经济学原理》的评论，所以在这里对此无须赘述。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从局部分析出发，然后又希望对经济过程整体做一些论述，在对不便于使用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失去信心时，就应该求助于综合法。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用罗宾逊夫人的话来说，难道货币理论不能像总产出理论和就业理论那样自动发挥作用吗？
第五，我曾经指出，马歇尔明确地坚持一个经济发展理论，虽然按照他的习惯他没有尽力引起读者的注意，但这一理论却占据着他的思想的中心。不要怀疑我多么赞同这个理论，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它不是作为一种哲学，而是作为一个研究工具而存在的，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要大得多。H.L.穆尔的趋势价值，只有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才可以认为和均衡价值相近似。W.M.皮尔逊在其中发现了论述趋势的理论，类似于他在《哈佛——晴雨表丛书》中所做的有关趋势的论述。然而这显然引出了最重要的部分。
第六，马歇尔的影响是促使现代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最有力影响之一。《经济学原理》和《国富论》的相似之点很多，但如果不考虑两者出版的年代，并将两者归入主观的、受时间限制的成就中，按照同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则有一点前者肯定比后者优越。亚当·斯密聪明地汇集并发展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前任的思想中所有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内容。但对于他所接触的范围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17世纪的“政治算术”，他没有做出任何工作加以发展。可是马歇尔则掌握分寸，坚决地把研究引向不仅是量的而且是数的经济科学，并为其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方面，对其重要性的评价是不会过高的——经济学在得出结果之前永远不会获得也不应获得声望。
马歇尔对这一点的认识程度可以从他的“新老经济学家”（1897年）这篇演说里看出来。但我们所应当感谢他的远不只是一个方案；我们应当为他的确定研究方法而感谢他。要使自己相信这一点，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再看一看我所描述的他的“方便的工具”。所有这些工具，显然在统计意义上说是可以运用的。我们只需要尝试利用统计资料构造公司模型、家庭模型、市场模型，就会发现在此过程中会意外地遇到这些工具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方法的确是有用的，但在认识到下述情况之前，我们不能给予它们以充分的估价：不管它们可能是另外什么东西，它们首先是计量的方法——用于数字计量的工具——也是一般统计计量的一部分。它们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也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们在同类工具中是最先出现的，而经济学方面的努力几乎无法从其他工具入手。
例如，那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首先指向统计需求曲线的衍生物，而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提供了可接受的基础。这显然不是巧合。如果他没有打算研究出一种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在统计上的近似方法，那么强加上那些使我们能解释点弹性或需求曲线本身的限定，就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只要我们从这一观点来看曾经引起许多反对意见的那些限制，它们就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拿消费者的地租这个概念来说，诚然，这个概念与上述限定确实没有联系，但是如果它不是意味着导向用统计来估价数量化的福利，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提及“盈余”这个多变量函数的存在，而一定要像此前迪皮特所做的那样，坚持把自变量的数量削减到两个呢？当然，同样的论证也可以应用到他的成本和供给函数上，另外还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坚持使用那些在理论家看来不可取的长期工业供给曲线，并解释出了相当一部分对更恰当、更普遍的模型来说是未知的可能性。
马歇尔在货币理论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现象：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找到能够有效掌握统计资料的理论工具，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他的一切作品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毫无疑问，庞巴维克的推理是定量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统计计量这一可能性，他也从来没有努力让自己的理论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至于瓦尔拉的体系，虽然不像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惨淡，却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只有马歇尔的学说鼓励我们前进，虽然它也同时告诫我们谨慎前行。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教导进行工作，无论是极力推进还是谨慎前行，他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
我们正站在一个山谷的边缘上，妄想从中找出一条平坦的、没有崎岖的大路，但不幸全都失败了。然而每当我们回头看时，我们就看见他宁静、庄严、安稳地坐在他的信仰的城堡中，喃喃地教导着我们，述说着于我们大有裨益的教诲。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莫过于：“我越学习经济学，越觉得我对它的了解太少……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比在开始的时候更能感觉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无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