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维尔弗来多·帕累托
（1848—1923）
布斯凯教授在他的一本关于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的书中，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前进》日报在帕累托逝世时所刊载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把他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这样的人称为“资产阶级”是否恰当，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任何对无知和怯懦的资产阶级表示蔑视的机会。但在其他方面，这一类比准确地表达出帕累托留给他的同胞的印象：他们实际上已经把他摆在了凌驾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上的显著的位置。他在其他国家没有受到如此的推崇。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及其思想仍然是陌生的。诚然，当他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之后，帕累托的学说也曾经风行一时。但由于气味不合，这一风潮很快就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消失了。但是就纯粹理论家这个小圈子来说，帕累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即在鲍莱教授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发表之后，对英美经济学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关于帕累托所专长的方面，马歇尔和后马歇尔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足够多的工作，甚至抢在其他思潮夺走帕累托已经占领的阵地之前，阻止了他占领更多的阵地。
理论经济学的若干重要发展现在看来起源于帕累托。这可能令人惊奇，但也不难解释。帕累托是法国和意大利文明的一方面的产物，而这种文明和英美的思潮相去甚远。即使在法意文明范围内，他的突出形象几乎也是无与伦比的。人们不能把帕累托归于哪一流派。他不信奉任何“主义”。没有什么宗派或政党可以声称帕累托是自己这一派的，虽然有许多宗派和政党从帕累托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领域中盗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觉得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和口号背道而驰是一件快事。极端放任主义的追随者们可能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可是他对自由主义的“财阀民主”或“财阀宣传”的蔑视是最为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感谢他，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抗议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采取的反社会主义措施。法国的天主教可以因为帕累托攻击了对法国教士们的迫害——这种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的后续——而感谢他。他还反对孔贝部长的“政权还俗主义”政策，因为他是一位绅士，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
像帕累托这样一位独立和好斗的绅士，在争论中习惯于直截了当地给对手以强有力的抨击，这可能受到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赞誉，但他却难孚众望。现在他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但即使在他事业的全盛时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和社会口号统治着官方语言、报纸、政党纲领及一般文献，其中也包括经济文献，帕累托表达其严谨的科学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现在更为流行。这里的问题似乎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帕累托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在于解释帕累托是如何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控制在帕累托对纯粹理论的贡献范围内，则他的为人和他的社会背景及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的为人和制约他的一切力量，都十分明显地和不属于经济学纯粹逻辑的理论的任何事情有关，因此有关其人和那些制约力量的评价比科学成就评价中的类似内容更重要、更有益。我将首先尝试表达出这种意见，然后简略地评述一下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后我将看一看他在《普通社会学》一书中所做的关于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充分的表述。
一、生平
帕累托的父亲，热内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伯爵，似乎是一个受19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影响的典型人物，是马志尼的一个热烈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原因而不是由于社会原因——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畏惧的敌人。而且他是这个意义上而非其他方面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而本文的主人公也在那里出生。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他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来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他于1858年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学校教育，并于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立即开始从事工程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虽然在这以前的几年，人们已经接受他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了。这样，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概是1892—1912年，实际上他后来的一切作品在性质上都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他在1906年辞去教授职位，退休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乡村的家里休养。在充满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逐渐成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上述这些情况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只需着重指出已经提到的几件事，而不必再增加其他的事实。首先，由于他有作为一位工程师的经验——并且他似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最后，他对现行的一般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强烈兴趣，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经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受到冷遇。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中关于经典著作的著名序言，对于帕累托来说，使他受益匪浅，其影响不亚于，或者甚至超过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所赋予他的教诲。但是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斐奥·潘塔莱奥尼的建议。
上述各种事实都不能够完全说明帕累托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甚至都不能说明他对所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实际问题的态度。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会像极容易被抽干的水池那样，轻易就能被人剖析然后解读。但是我能肯定，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贵族的背景对于他这个人比对其他那些普通人而言，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和共同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在精神上达到共鸣——也使他不能成为被任何集团完全接纳的成员。这一背景也使他不能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一开始是勉强糊口，后来则使他的生活富足——也让他变得离群索居，因为这为他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我的意思不是指他和当时每个受教育的人所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说，而是指他通过夜以继日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文献所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古代世界是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实践科学的实验室。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他参加本国政治和政策的辩论的结果，使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了，以致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经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气质是有影响的——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带来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好一些——而暴躁的气质实际上对于孤立来说是不能忍耐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带着一腔愤怒离开自己的祖国呢？他从内心深处热爱他的祖国，他不仅渴望而且目睹了自己的祖国重获新生。这一问题常常受到那些客观、严谨的观察家的关注，因为在这些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累托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期间，这个新的国家的情况并不太坏。除了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而且脱离了财政紊乱的情况以外——这里要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之类的政权表示极大的尊敬。而且考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困难，观察家对于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部分也会加以原谅。但是帕累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原谅这些部分的迹象。他只看到了无能和贪污腐化。他投入于一个接一个的政府的激烈斗争中，这就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这意味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对下面这种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即边际效用只是用以阻碍改良者的一种邪恶诡计而已。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可能就是全部的内容了。但即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确实是一个反国家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的理由，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看，他这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余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期和20世纪最初的20年期间，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不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很多，不限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与本文有关系的问题是这些情绪真实地存在，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不仅因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们中更为突出，还因为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有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境遇使他们在思想上对议会民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情感，他们忘记了这些条件，因而不知道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任何理论来解释它。1914年到1922年所发生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条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所发表的精辟的分析，虽然在意大利以外没有引起共鸣和其他反响，却是他的成就中最耀眼的部分。但最主要的是他目击了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会的解体，这只有当一个人亲眼看到才会去相信。
把这些年里的一切困难都归咎于颓废的资产阶级疲软无力的政治制度，这位罗马史学者可能想到在罗马共和国中元老院所使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们任命一位实际上具有无限权力——虽然是临时权力——的官员，即独裁者。执政官应该注意使国家的利益避免受到损害。但是在意大利的宪法里没有这种规定，同时，即使有这种规定，也不会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独裁者必须自己任命自己。除了这一点及赞誉墨索里尼在恢复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外，帕累托从来没有再走一步。墨索里尼对始终宣讲温和主义的人及始终主张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都给以参议员之类的地位，并引以为荣，但一直到晚年，帕累托始终拒绝接受这一主义，就像他拒绝接受任何其他主义一样。根据英美的传统观点来推断帕累托的行动——他的任何行动或感情——是得不到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沉在他的人格深渊之底。
二、理论家
在对帕累托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做出任何评价时，首先必须充分称赞他的领导才能。他从来没有在意大利教过书，洛桑大学的法律系也没有成为智力征服运动的非常好的司令部。他在西里奈的乡村住宅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休养所。可是他实现了瓦尔拉没能办到的事情：他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1900年以后不久就出现了由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部圈子，由一些不甚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追随者组成的广泛圈子，此外还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外围支持者。他们在积极创作方面彼此合作，并且在私下也保持私人来往。在争论当中他们互相支持。他们衷心服从于一个导师和一个学说。
这一学派是明确地刻有意大利人的鲜明烙印的。前面已经指出，它极少有什么外国的追随者，虽然帕累托学说的部分章节在英国和美国最终也被接受了。帕累托学派从来也没有统治过意大利经济学界，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学派曾经统治过它的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曾经统治英国经济学，而这一现象也只是由于不实事求是的历史编纂工作造成的。许多其他意大利杰出的经济学家，像爱因奥地，完全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另外一些人，像戴尔·韦基奥等，尽管承认帕累托的盛名，采纳他的某些学说，但也思考和写出了许多东西，正如世界上未出现帕累托时他们所做的一样。然而事实是，一个学派确实在这种理论结构基础上出现了，这种理论结构不仅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近，而且对于一些最有创造性的部分，连经济学研究者也感到分析起来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导师讲课或会见过这位导师的研究者。
但是一旦我们正确地认识到并因此抛开他的领导才能，我们就看到了一位继续着瓦尔拉工作的理论家。当然没有人曾经否认这一点，甚至帕累托的忠实追随者，至少是帕累托本人都未加以否认。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歧显然局限于以下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帕累托超过了伟大的先驱者瓦尔拉？两人在智力发展方面谁高谁低？有几种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弟子们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无论是他们与外界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其中有一个理由我们要立刻提出来。瓦尔拉在政治哲学的外衣下提出了他的不朽理论，其本质是超科学的，因而不会合乎每个人的口味。我恐怕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它是什么哲学，因此倒不如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哲学。瓦尔拉觉得有责任宣讲一种“社会理想”，它来自19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准社会主义作家们（或者我们可以同样公道地说它来自功利主义）。他把土地国有化看成他的学说中的主要内容；他是一位货币改革者，他的学说散发着清晰的、现代的气息。但是这一切正是帕累托所讨厌的东西。这些只是形而上学的空想，而且是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形而上学的空想。他们的共同基础仅仅局限于纯粹理论方面，特别是瓦尔拉的均衡公式。但在其他任何方面，他们的不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即使他们曾经共同为了树立经济学的发展而精诚合作并缔结了一定的情谊，而且帕累托对于瓦尔拉向自己推荐洛桑大学的教授席位也心怀感激，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互相厌恶，这种厌恶的情绪还不时在他们与其他人的谈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虽然他们的纯粹理论的出处都来自于同一个模型，但是他们各自的整体思想体系，各自对于社会过程的看法却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所有无意忽视一个人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长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只是因为这一理由，就会认为帕累托的结构和瓦尔拉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暂时忽略一下社会学——仅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成就，就已经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其中也有例外的情况。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一例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及1896年的一篇单独的论文里，帕累托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发表了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著作，这首先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并且在“帕累托法则”的名称下，他创造了可以称为对它所精密讨论的问题有贡献的一整套文献。如果以N代表收入比x高的所得者的人数，以A和m为两个常数，则可以把帕累托的“法则”陈述为
logN=logA+mlogx
《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7章有帕累托对这一概括的最成熟的解释。我们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注意他所提出的两类问题的范围内。首先，是适当性的问题。人们曾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一些著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或是完全驳倒了这一“法则”，或是提出了另外一些较好的方法来描述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读者会观察到，关键的问题在于m值的近似不变。然而总的来说，帕累托定律经得起批评，因为直到现在，有时还有称职的统计学家应用它，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还有如何解释的问题。假定直到最近的某个时期，按照等级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十分稳定，我们能从这一点推导出什么呢？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讨论的参加者，其中包括庇古，都只局限于批评帕氏本人的解释——这一解释，至少可以说，最初确实容易遭到反对。并且像我们的许多争论一样，这一争论也以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结论而告终。似乎很少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这类公式具有在将来的经济学中仍然能保留下来的可能性。从这一观点来看，帕累托的“法则”确实是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使最终它也没有留下任何特殊形式。
我利用这一机会来讨论另一件事。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有关人口的一章中讨论了收入分配定律。就这一标题下通常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章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一章里包括了许多其他东西，它们像这个“法则”一样，通常是不会包括在人口理论这部分的。而正是这些内容使这一章变得生动活泼，赋予它新颖性和创造性。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就是一个例子（参考后面的“三、社会学家”部分）。其中大部分内容本质上是社会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而且有一些部分尖锐地、诚然几乎是天真地显示出了一些偏见，这些偏见不适当地压在这位分析人类偏见的伟大分析家身上。
在真正被称为纯粹理论的领域里，帕累托的思想发展缓慢，而且实际上保留着某些帕累托以前的特点。除了费拉拉的、英国与法国的“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的早期影响以外，他以瓦尔拉的静态均衡方程式作为起点——这是在他认识到这些方程式事实上是通向其他一切事物的钥匙之后的事，虽然在开始时他对这些公式是有着相当的抵触情绪的。他又从1885—1896年这10年间所有有才能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接受的一切建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最后，他深刻地理解到他的那些前任们的技术缺陷及其他局限性。这样他自己的理论工作最适合由他自己来做——诚然，其中大多数由瓦尔拉本人做了。但是他的早期作品，如他的《关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超济学家杂志》，1882—1883年），从来没有超越瓦尔拉学说的“边界”。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也显然是如此的。一些敬重帕累托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帕累托追随者的经济学家对他说了一些含糊的恭维话，称赞《政治经济学讲义》为他的杰作。诚然，《政治经济学讲义》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使一些老生常谈的段落也显得十分生动。但是帕累托拒绝重印或再版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就纯粹理论来说，《政治经济学讲义》里没有什么特别属于帕累托的东西。直到1897年之后，他的水平才达到一定的高度。证明他获得进展的首批主要的出版物是《纯粹经济学新论的若干章节概要》。其后，《政治经济学教程》（意文版），或者因为附录的关系，我们应当说它的法译本（1909年）标志着他所达到的顶点。
他在这一位置上所建立的塔形结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于一部全面的论著及其基本的许多东西，他极少给予关注。我不只是说，就在任何一本普通教科书里能找到的东西而言，帕累托的作品不能和马歇尔的作品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理论原则的许多重要部分没有进行周密的部署。例如，帕累托的货币理论总的来说略逊于瓦尔拉的货币理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吸取了瓦尔拉理论中的全部优点。关于利息，他似乎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各种有形资本及它们的服务都不是免税品。他的垄断理论，我相信就是最宽容的解释都不能挽救它脱离窘境。虽然有这一切缺点，有些批评家所提出的非难仍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非难不仅忽视了他的许多独特的、强有力的论点，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他的理论成就的精粹。这些闪光点中最重要的是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讨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界定他的成就本身，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仅仅是其成就的应用。
从纯粹理论观点来看，任何精通瓦尔拉体系的人必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如何把这一体系的概括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当我们跟随着瓦尔拉而且也跟随着所有边际效用理论家前进时，通过交换、生产及其他现象，我们发现，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按最终逻辑都只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的一切问题——不仅仅是生产问题——都是经济数量的变换问题，而且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在不同领域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假定我们决定去做在一切科学领域里我们都要做的工作，即分离出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核心，并一劳永逸地建立这种共同核心理论，思维经济的观点（E.马赫的《思维经济学》）将认为由功利主义者来做这一努力是非常正当的。这种理论将会运用十分普通的指标，如“偏好”和“阻碍”等来进行工作，而不必顾虑我们给予这些名词的特定的经济意义。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学而把它们提高到未定义的、只是受到一些限制的诸“事物”系统的概念上，然后试图建立一个绝对普遍的数理逻辑体系。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为了表现经济逻辑的某些特点，在若干年代中都使用粗疏的方法的经济学家——如我们值得尊敬的朋友克鲁索——应当是十分熟悉的。帕累托只是在更高的水平和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做了同样的工作。但在这样的高度上难以生存，而且更难以取得进展。像已经逝世的A.A.杨格这样有能力的批评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帕累托除了“干燥无味的归纳”以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将来才能得到验证，在那之前我们应当承认他的贡献是伟大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像这样“急于求成”（寻求普遍性），不仅产生了逻辑上的困难，而且也产生了从经济学上来讲有利的方面，虽然这一概论仍然在相对较低的概括水平上发展并因此受到攻击，但这种有利的方面从《政治经济学讲义》出版时起就存在。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毫无疑问，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一过程将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完全没有试图勾勒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学的轮廓。又如每个人现在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所不能解释的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方面，已由E.巴罗内做了相关的补充。近代作家只能在一些不占主要地位的细节方面超越巴罗内关于这一主题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者》（见意文版《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但是巴罗内的理论的基本观念在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第2卷里（第94页）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里（第362页）已有清楚的表述。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好像把经济过程的逻辑核心抬高到便于观察的制度外衣的基础之上。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帕累托的关于偏好与阻碍的一般理论的观点层面上，读者就会看到，作为特例，这种思想就很容易闪现出来，虽然它也在维塞尔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中，帕累托几乎失去了对优先权的要求权——至少在英美的经济学家中的表现是如此——虽然他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还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但是除了这一点外，他在其他的情况中完全失去了占先的权利，因为他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提出建议的出发点。这样，借助于事后理论的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有许多关于以后的动态经济学的线索。但是所有的线索，如他所指出的和追踪曲线相仿的适应形式（如狗与主人问题，参阅第289页），以及他所指出的连续核振动的存在（参阅第528页）等，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们只是消极地表明：经济制度向独特和稳定的“取值”（即一组能满足其条件的值）靠拢的趋势，比包括瓦尔拉在内的那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所料想的，除了更可能引起怀疑这一点以外，就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他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建议，也没有研究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把帕累托的著作说成静态理论；如果我们在对他的评价中补充这一点，即他比别人更理解静态理论的局限性及这些问题的要求，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基本公正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简要地讨论帕累托在价值和生产领域中的理论。我们要记住，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些理论已真正融合成了一个理论。
即使不是所有的，也至少是大多数的现代理论家都会同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它起到了阶梯的作用，通过这一阶梯，这些经济学家攀登到一般均衡这一概念的高度，虽然瓦尔拉比奥地利人或杰文斯更清楚地看到了并更充分地发展了这一概念。换句话说，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是通向重要事物的几种可能途径之一，它除了提供优良的方法，用易于理解的方式来显示经济体系间的各种关系，实际上还使容易被归入各门类的大量经济现象变成了一个统一体系之外，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或者换一种说法，效用理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启发或假说，而不是其他。但无论是瓦尔拉还是奥地利人都不这么认为。与此相反，在他们看来，效用理论就是最终真理，它发现了解释纯粹经济学一切秘密的钥匙。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理论。这种强调又导致帕累托和他那一派的人强烈地坚持反对这一理论。英美的著者，特别是艾伦和希克斯，也采取同样的态度，非常慷慨大方地祝贺帕累托找到了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是头等重要的新起点。实际上，认为这一新起点构成帕累托的主要贡献的意见是极其广泛的。
从《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的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帕累托从一开始就对瓦尔拉的价值理论感到不十分满意。但是他所做的修正，或者不是重要的，或者不是创造性的，还是停留在这一原理本身的范围之内。关于不重要的修正，我们只要叙述一下以下事实，即他引用了“满足度”一词来代替名词“效用”（用“基本满足度”代替“边际效用”或瓦尔拉的“比率”），其理由是“效用”一词含有太多的可能引起误解的联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帕累托的不具有创造性的那些修正，我想以效用和边际效用作为消费单位在适当选定的时期之内所占有或消费的一切商品的函数这种概念作为例证来说明，它是用以代替瓦尔拉的任何商品的总的或边际的效用只是该商品的数量的函数的那种说法。这一明显的改进是埃奇沃斯做出的，但是我承认我有些怀疑埃奇沃思是否完全了解这一改进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它把杰文斯、瓦尔拉还有马歇尔的常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变成了偏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遇到的数学困难，即使我们只是试图证明最简单形式经济体系的确定性。
但是没过多久，并且肯定是在1900年以前（这一年帕累托在巴黎的课堂上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的转变向世人宣告了），他认识到至少为了他的目的，必须放弃可度量效用（基数效用）的概念。或者说他认识到，不管为了何种目的，为了在欧文·费雪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1892年）第2部分里第一次确切提出的理由，不得不放弃这种概念。为了挽回局面，他求救于埃奇沃思第一次采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偏好曲线。但是埃奇沃思仍然从可以度量的总效用出发来推导这些曲线的定义，而帕累托却把这一过程倒了过来。他从这些作为给定条件的无差异曲线出发，证明由此能够确定纯粹竞争中的经济均衡，并且得到与可能存在的效用等同的某些函数。无论如何，由此可得到（序数的）效用指数或帕累托所称的指数函数（《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40页，注1）。
有两点我想十分清楚地加以说明。第一点，虽然说帕累托修改了埃奇沃思的发明以便自己使用，可是他赋予了无差异曲线簇一种新的意义，这一意义是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里所没有的一种意义。这种无差异曲线簇已完全失去了任何效用含义，而效用概念为经济均衡理论所做的一切，现在则由关于这些无差异曲线形式的一些假设来做了，那就是用有关可观察到的行为的假设来取代效用假设，因而将经济理论置于帕累托觉得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当然人们可以强调地说，尽管有几次尝试，可是没有人成功地实现这种观察，因此很难沉迷于这样的希望：我们可以根据客观资料做出涉及全部范围的这种曲线，从而得出一个完全的、根据经验得出的无差异图。因此，让我们将这些曲线称为潜在的经验曲线，或者错误地使用康德的术语，称为“经验参照”曲线。无论如何，把这些曲线应用到对埃奇沃思来说完全陌生的目的上，可算是一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但是帕累托自己也承认，这一成就在费雪的上述著作中已有预兆，因此不能算是新成就。
第二点，帕累托的论证显示出了他经历过的、将自己完全从旧效用理论中解脱出来的困难。他总是在注意着可能涉及效用甚至基数效用的那些情况，这些情况的存在——从而存在可积分性的问题——持续激发了他极大的兴趣。他的指数函数和旧的概念终归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实际上，正如艾伦和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帕累托从来没有十分成功地使自己完全摆脱旧的概念，他继续使用了像埃奇沃思的关于竞争和互补性的定义这类概念，这些概念和他的基本观念并不能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让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一基本观念早在1902年就由P.博宁塞尼加以发展和捍卫了。到了1908年，恩利科·巴罗内在前面已提到的那篇论文里，无疑已超越了帕累托的理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巴罗内把他的基本假定局限于他所谓的这种事实：每个人根据他所面对的产品和生产性劳务的既定价格，把他由出售劳务而获得的收入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在消费品支出和储蓄之间分配。“关于这种方式我们将不去分析它的动机。”正如巴罗内所指出的，这将除去效用或无差异函数的任何概念。关于这一学说的其他事情是大家极其熟悉的，无须赘述了。我将只提及以下著作：约翰逊和斯卢茨基的论文（这些论文实际上还没有为大家所注意）；鲍莱在他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里的重要的再阐述（这种复述的影响更大）；艾伦与希克斯，乔治斯库—罗根，萨缪尔森和H.沃尔德等人的作品。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情况是“暂时最后的”情况，则的确必须把费雪或帕累托当作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而向他们致敬。
但是与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相比，将帕累托当作“新福利经济学”的守护神是更为确切的称呼。他如何又一次对他毫不——或者应当不——感兴趣的事业出力？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从经济学开始的那天起，界定很不确切的公共福利就在经济学家的作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功利主义（贝卡里亚·边沁）的拥护者所熟悉的口号对于这一概念的合理化做了一些贡献；价值效用理论似乎能很好地用于补充这一概念，实际上它很快就被运用到征税这种工作里去了。费雪、帕累托的关于无差异曲线簇的理论，实际上摧毁了以基本效用甚至人际间效用（满足）比较为基础的那些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乍一想来，它似乎应当抛弃这一切。但是帕累托不但没有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虽然他看不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道主义——他马上重新研究集体满足的最大值问题。最后确定的系统性阐述是由巴罗内完成的，但是其中主要的观念仍然是帕累托的。
首先，帕累托观察到，任何已知的经济模式的一切变化可以说成用来在其完全客观意义上增进福利或集体满足，假如按照“硬币”（标准财货）计算获利的那些人能够补偿按照“硬币”计算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并有剩余的话，这一原则实际上会解救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为经济学家所通常忽视的关于福利的意见。第二，帕累托指出，用这种方式不能解救关于福利的看法，必须明确地以超经济的，如“伦理学”的考虑为依据。第三，他表明：为了证实集体主义国家能够增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福利水平，可以使用这一原则。但是除了一些细小的发展以外，这些观点有很多是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
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中研究生产逻辑的那部分，提供了转向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即他的生产理论——极其方便的过渡。他从选择理论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将无差异曲线与导数概念的一般工具（最大利润曲线、完全变换曲线和不完全变换曲线等）运用到生产者中，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结构，其中只有一部分曾明确地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这一结构可以说是构成我们时代的生产的数理理论的基础，无论如何也是静态的生产的数理理论的基础。特别的是，这一结构的高度概括性给一切特殊情况都留有余地，而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我们在处理时不需要额外强调其中任何一种例外情况：这些“阻碍”在开始时可能是任何东西，其后又能够采取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任何形式——不管产量大小需求量总是固定的那些生产要素，由工艺学决定了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数量的那些要素，“补偿的”要素及其他等，所有此类因素都在理论上完整的可能性图表中占有位置。在评价这一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帕累托主要关心概括和改善他的伟大前任的工作。同时，他的作品可以划分为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登峰造极的第1部分和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达到顶点的第2部分，虽然在法文《数学百科全书》（第1卷，1911年）的那篇论文里也补充了一些次要的观点。
原来，瓦尔拉已经为他的基于固定生产系数——每单位产出量的固定（平均）投入量——这一鉴定的生产理论做出了辩解，这既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唯一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而是因为他觉得他采用他认为简化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他对大量向他涌来的私人批评的答复是：“所有愿意跟随我的经济学家都可以随意地把他们所乐意提出的复杂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加进来。我认为，这样他们和我将会完成我们有责任去做的一切事情。”到此为止，不能说帕累托比按照瓦尔拉的学说前行做得更多。此外，当《政治经济学讲义》问世时，瓦尔拉根据1894年从巴罗内那里得到的提示，已经采用了可变系数，虽然没有更改论述生产的基本部分的论点。同一年（1894年），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定律的同为论》也问世了。最后，生产的可变系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新的东西，杰文斯、门格尔和马歇尔对此都做过论述。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只增添了一个好的系统性的阐述，以及不能把补偿系数看作唯一的或基本的问题的若干理由——并不是所有的理由都令人信服。
当然，我们是否要把“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词语局限于这一情况，只是一个专业术语的偏好问题。帕累托曾经把它限定在这种情况上，但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发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对此的敌意不断增加，以致宣称它肯定是“错误的”。他显然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已经驳倒了或者无论如何已不再需要边际生产力理论，就像他觉得他已经驳倒或不再需要边际效用理论一样。他的杰出的成本理论——这一理论把教科书理论从它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拉回来了，这些教科书理论认为在纯粹竞争的完全均衡情况下，价格应当等于边际成本，同时总收入应当等于总成本——使我们能够检验这一说法。只要生产的合并依赖于经济的考虑——而且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经济的考虑——他的理论与纯粹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相比较，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帕累托教会我们如何处理工艺的和社会的限制所造成的一些偏差，并且和在其他各处一样，他还在这里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三、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习惯于涉足社会学领域不足为奇。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他们所论述的规章制度和形成的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家的领域相重叠。这样就产生了一块无人涉足的或人人都能涉足的地区，我们可以方便地把它称作经济的社会学。实际上在每种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来自这一领域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成分，但除此之外，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给经济学下过相当严格的定义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做了社会学的工作。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维塞尔的《权力的法则》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子。
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中很少有人像帕累托那样，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那种初看起来似乎是“课外活动”的工作上，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由于在这一领域内所做的工作而享有国际声誉。但是评价和描述他的成就的特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对他的热烈称赞和另一些人对他的敌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哪一方面都不必十分认真地对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方面的意见都来源于一些明显非科学的论断。虽然为了描绘一个满意的“画面”应当考虑几种次要的作品和大量报刊文章，但我们不需要超出《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教程》（特别是第2章和第7章）和《普通社会学》的范围之外。
让我们从帕累托社会学的十分明显的和特点突出且容易描述的两个方面开始。第一，虽然帕累托这位经济学家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接触到大量的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但他的纯粹科学贡献却是在最抽象的经济逻辑领域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一定已经怀有一种愿望——实际上是需要——在他的纯粹理论旁边建造另一座建筑物，以容纳不同种类的事实和论证，这些事实和论证能够有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由他的经济理论来处理的因素如何能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第二，我们看到在他的早年，至少当他居住在意大利的时期，他对有关经济和一般政策问题的辩论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像这样一位天生的思想家，他一定被理性论证的软弱无力所触动，并且一定会被迫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政治行动和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旦他决心专注于思想层面的工作，这一问题就会从一些容易的和肤浅的答案中抽离出来。所有埋头于日常工作的人都很容易给出这类答案，帕累托则试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科学分析的层面上来。这等于说，他的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社会学。当然，当我们考虑当时的那个政治进程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特例时，这个人所做的、所想的和所感觉到的一切事情，以及他的一切学术著作和他对学术创作的态度，无论如何都必然会发生。但是就是这个特例迷住了帕累托，并且为了它，他建立和装饰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结构。
此外，仍然在相对比较容易考察的范围之内，我们将考虑他的方法。帕累托本人再三强调指出，他只是把他使用在经济理论上的同样的“逻辑—实验”方法，应用来分析“凭实验”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事实，使他在这方面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样，能够遵循自然科学的规律。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来，他大量并且不完全恰当地使用了心理学的解释，这在自然科学里是没有可比之处的；而且他的资料更像是观察的产物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就方法而言两者根本不同。我想，当他试图阐述他的实际操作规则时，他实际上要强调的只是哲学家的超然态度，他自己和任何党派、利害集团和信仰都是不完全一致的。当然，这种可能的超然态度会引起一种已经众所周知的困难，而且帕累托不适于克服这种困难，因为他没有看到这种困难。实际上他使用了两种不相同的分析方案：一种可以称作社会形态学，它确实引用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至少潜在地经得起检验，而且在意义上，它们与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实际材料是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案属于社会心理学。诚然，这两种方案都被历史的和当代的例证所证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两种方案都不是通过“逻辑—实验”的方法从历史和当代的例证中推究出来的。这两种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帕累托个人对社会过程看法的反映，这和帕累托的背景、实际经验和愤怒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形态学的方案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的相似之处，社会心理学的方案和塔尔德、涂尔干、累维·布律尔及雷布托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两种方案与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思潮的关系更是如此。上述思潮对议会民主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贬义的批评——这种思潮是反理智主义的、反功利主义的、反平等主义的，并且按照这些术语所确定的特殊意义，是反自由主义的。虽然如此，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从这些资料里创造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形态学的方案的中心主张是：一切社会都包括大量不同类的成员——个人或家族——而且是按照这些成员的才能所起的相应社会作用而组成的。在盗贼的社会里，假定极其不相等的偷窃才能将决定社会的等级，从而影响这个社会的政府。帕累托似乎认为，这些能力可以增进或减退，但本质上是天生的，虽然帕累托很少尽力去证实这一点。然而，虽然这些能力持续地分布在全部人口中，但它导致阶级的形成，其中“较高的”阶层拥有和使用能巩固自己地位，并把自己从较低阶层中分离出来的手段。这样，最低级的阶层就具有积累较优越能力的趋势，这种能力原是被阻止上升的；而在最上等的阶层里，在上层人物或优秀分子里，能力由于不使用就有逐渐减退的趋势。结果产生紧张局势，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被另一批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最终取代，而后者则是从下层社会的优秀分子中涌现出来的。但是这种精英循环并不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总是某些少数人的原则，也不能使任何特定社会更接近于平等的理想，虽然在斗争过程中也产生过平等主义的哲学或口号。帕累托使用《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的口气，宣称历史基本上是上等阶级接替上等阶级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教程》，第425页）。但是他关于这一部分理论的表述是极其概括的，给他的读者留下了太多的篡改机会，因此我竟然不敢相信，我是否正确地论述了他的思想。然而我不得不做这种尝试，因为某些这样的论证是必要的，以便正确理解他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图式集中于非逻辑的（不一定是不合逻辑的）行动这一概念上。这个概念肯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为经济学家所周知——我们每天行动的大部分都不是在进行了合理的观察并对其进行合理推断后的结果，而只是习惯、冲动、责任感、模仿等的结果，虽然许多行动可能由观察者或行动者在后来进行了合理化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到此为止，帕累托的社会心理学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任何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可是，人们不熟悉的东西是他特别强调的另外一些事实，即许多行动——让我们立即补充上，还有许多信仰——以经受不住科学分析的方式，被行动者和观察者合理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些行动和信仰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加以合理化。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则上面所说的第二点对政治进程社会学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帕累托认为，形成这一进程的一切行动和信仰中的大多数属于最后提到的这一类型。现在以社会契约观念作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例证，或者以卢梭的共同意志理论作为大多数人同意的一个例证。根据帕累托的说法，只有实际上在选民集体意志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原则、信仰等才属于这一范畴。而《普通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就在于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得往往很有趣，而且有时也是有启发性的。
强调说明这一点，比帕累托本人强调的更多，是符合我们的初衷的。形成社会的——特别是政治过程的——意识的、表层的大量思想和概念结构，没有任何经验上的正确性。与它们相关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都是想象中的事物，这些东西就像《伊利亚特》史诗里帮助和反对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男神女神一样是想象的东西，它们是被那些常常违反逻辑规则的论证联系在一起的。换而言之，从逻辑学的观点来看，它们纯属无稽之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与边沁的政治哲学完全相反的政治哲学。在进行了一种在本质上是严格的实证主义的分析之后，他却拒绝得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似乎是很明显的结论。虽然政治信条和社会宗教——在帕累托看来，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以促成文明的瓦解，但它们也同时对促进文明的活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是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者所持有的极其奇怪的态度，它或许在将来某一时间被当作一个时代意识的范例来引用，这种时代意识摧毁了一种类型的形而上学观念，但同时引进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这使我想起来我所听到的一些心理分析家对一些病人的劝告，那就是为了获得可能有的医效，劝告病人培养一种对神的虚假的信仰。当然，认为社会的和政治的信条没有经验上的重要意义，以及承认其中有些可以有助于社会的结合与效率，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但社会哲学家要是因此就劝告人们采取后一种态度，他就会和狡猾的心理分析家碰上同样的困难：一旦他的分析被接受了，那么他的劝告一定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虚假的上帝可以被依赖并发挥作用；而一旦他的劝告被接受了，那么他的分析就必然被拒绝了。
帕累托把由我们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一组事物叫作衍生物。前面的论证充分说明，它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帕累托的意见是：这一重要意义是相当小的，实质上这些衍生物只是把一些极其接近于决定实际政治行为和所有非逻辑行动的某些比较基本的东西，用语言表述了出来。如果从集团利益的角度来给这种更基本的东西下定义，又假如接下来用社会生产组织内各集团的社会地位来给这种集团利益下定义，那么至少可以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了，并且在这一点上其实具有极相似之处，我认为这是必须强调的。实际上，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推理方法，则在马克思的和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之间就只剩下两个主要不同之处了。一方面，帕累托所明确引用的一个要素只是含蓄地出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即解释一段实际历史和解释特定社会所表现的较大或较小的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解释存在最适宜的或绝对变动性及其阻力的重要性，这种阻力将更好地保证可以被称为政治变动的东西。另一方面，帕累托认为，历史过程与其说是全面的社会阶级冲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们的少数统治者冲突的结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上面对帕累托的社会形态学的概述就够了。在承认这两点差别是帕累托社会学的成就的同时，我们认为它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的订正性的改良而已。我可以补充这样的事实：财产关系本身在帕累托的分析中远不如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那么显著，这也构成了帕累托的分析的优越性。但是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实际上是包含于前两点之中的。
但是实际上帕累托没有把这一分析路线贯彻到底。在他看来，一组幻想（他叫作派生物）与实际行为的客观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是由被他称为“剩余物”的东西提供的。为了简明起见，我把这些“剩余物”界定为以不太引人注意的方式，复兴旧的“本能”心理学的那些人类常有的冲动，我觉得这可能有不公正的危险。我们不必讨论帕累托所起草的清单——它包括结合的本能、性的冲动等项目——特别是因为帕累托本人似乎对它也并不是很满意，只要指出对于任何这类程序的明显的方法学上的反对意见就够了。即使对帕累托的剩余物和它们的联系及持久性之规律进行更为令人满意的分析，它们仍然只是标签符号，而不是问题的答案，而且要求进行专门研究。帕累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帕累托的研究工作对专业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影响很小，而专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他的整个结构极少有伟大的感觉。
但这些缺点和其他缺点都不是决定性的。帕累托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也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关于个人、集团和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必须在比用来表现行动的信条和口号更深层的东西中找到解释。这一基本原理为现代人——尤其是这些经济学家——上了极其珍贵的一课。当讨论政策问题时，我们习惯于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同时代的和过去时代的口号；我们精确地论证，18世纪边沁功利主义者的信条曾经是正确的；我们不肯领悟政策就是政治，并且不肯自己承认政治的本质；我们培植低质的东西，并尽力压制一切有力量、有生气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帕累托的见解如何片面，它仍然是一种有益的解毒剂。与他的经济学不一样，它不是第一流的技术成就，它是一种极不相同的东西，它是一个布道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