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欧文·费雪

第十四章 欧文·费雪

(1867—1947)

(欧文·费雪的计量经济学)

这个已离开我们的伟大的美国人绝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关于他所支配和深深影响的广阔领域及其思想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在《计量经济学》中有了极好的反映。因此,我将只谈及费雪在我们这一领域中的纯粹科学工作。这将限制我们的主题,但不会削弱它的重要性,除非是由于我自己论述中的过失。因为不管费雪还可能具有哪些其他身份——社会哲学家、经济工程师、在他认为对于人类福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行业中热情的改革运动者、教师、发明家、商人——我敢预言,他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将是他被载入史册并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

我愿意进一步限制我的主题。费雪的亲密合作者对他的统计工作做了一个生动而又准确的描述,尤其是指出了《指数的编制》一书和他对统计方法“分布的级差”的最独特贡献的历史意义。我将不再重复他已经写过的东西。在以下的叙述中,我将把他当作一位理论家,而不是统计学家来进行研究。虽然如此,这位统计学家不可能完至被摒除于我所要研究的这部分费雪的学术生涯之外。因为自始至终,费雪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在统计上可以应用的理论,换句话说,其目的不仅在于数字而且也在于数字的结果。他的整个工作完全符合“经济理论对统计学与数学的关系的发展”和“理论数量与经验数量的研究方法的统一”这一纲领。考虑到他的第一本书问世的日期,我们必须把他看作威廉·配第以来计量经济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先驱者。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对于他工作的评价为什么毫不犹豫地使用“伟大”这一形容词,我将用这一点来回答。基本上来说,这一工作包括在6本书的范围之内:《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增值和利息》《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息理论》《货币购买力》及《繁荣和萧条》。

在美国统计学会为欧文·费雪举行的宴会上,当雷格纳·弗里希把《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描述为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时,我相信他的话一定语惊四座。因为虽然1926年的重印和由于其他原因使这部作品免于退出伟大著作的行列,但一般经济学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和地位。通常的情况是,即使那些权威的理论家也认为费雪的主要功绩只在于:早在1892年,他就已经对于瓦尔拉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提出了一个简洁而细致的叙述,并以精巧的具体模型加以说明。因此,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读者这部著作的真正贡献是什么。

在试图解释这一贡献之前,我们必须从另一个任务开始,这就是对费雪个人要做到公正。为此,我们一定不能局限于他的作品中在客观上被称为新奇的观点上,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在主观上是新奇的所有观点,那就是要考虑到他本人并不了解先于他的理论。换了其他人,如对于李嘉图和马歇尔,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可以希望,对于我们的科学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才能,能够做出一个真实的评价。把这一原则应用到费雪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上,我们会发现通常的评价是不充分的,甚至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分析经济学的历史中,除瓦尔拉以外的任何人的名字都不应当和一般均衡方程式相联系,但我认为费雪所说的他“发现了均衡等式”(第4章第10节)是合乎情理的。虽然他没能提出瓦尔拉体系的全部内容,但也提供了它的核心内容。而此时,即1890年,除了杰文斯外,他“还没有接触任何其他数理经济学家的理论”。而且只是在“在第二部分完成三天之后”,他才“收到了并且第一次看到了埃奇沃思教的《数理心理学》”。虽然各种各样的无差异变量和偏好方向及其他等还是会优先归于埃奇沃思名下而非其他人,但当我们对于这位离去的朋友的思维能力有所了解时,也不该忘了费雪所做过的说明。他从杰文斯、奥斯匹滋和里本的作品出发开始研究,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但主观上他所做的,远远不仅仅在于沿袭、简化和证明瓦尔拉的理论。

但是他在一个特定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成果。为了表达得更清楚,我称这个领域为效用理论,除非读者允许我使用自己的术语——“经济潜力”。关于这一成就,我发现非常难以说出我想表达的意思,并且不仅仅是限于篇幅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一领域里目前的情况,使我不可能在陈述我的意见的同时避免误解。而且费雪的贡献奇怪地具有两面性。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使我们想起帕累托。在帕累托不承认效用是一种心理实体(更不要说是数量上的)的至少八年之前,费雪在《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的第二部分里,就大体上预见到了异议的迹象。从帕累托到巴罗诺、约翰逊、斯拉茨基、艾伦与希克斯、乔治森,最后到萨缪尔逊,这种异议一直存在。杰文斯的最终效用和埃奇沃思的各种各样的无差异理论,都是盲目接受边沁的满足和痛苦的计算方法的产物。埃奇沃思不仅臣服于功利主义,还通过介绍费希纳的“可察觉的满足度的增加”的理论,重点强调了这一体系。费雪认为“效用必然可以有一个定义,能够把它和它的实证的或客观的商品关系联系起来”(序言,第6页)。但在第二部分里,他偏离了这一思想。在揭示出每种商品的效用是所有商品数量的函数之后,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完全倾向于根本不需要任何效用论的主张。剩下来的是一个缺乏任何心理内涵的概念,它包含跟在帕累托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理论的萌芽。费雪实际上是选择逻辑的始祖,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一名词,甚至一些在以后的讨论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问题,如可积分性问题,也可以在这一部分中找到。

但还有另一方面使我们想起弗里希。在以萨缪尔森的假定为基础,以效用论这种既不能被承认又多余的证据为逻辑终点之前,费雪在“任何一种或至少一种商品的效用只决定于它自己的数量而和其他商品的数量没有关系”这种限制之下来解释效用的单位,从而非常简单但卓有成效地提供了关于衡量这一不存在的、多余的东西的理论。这一限制也许得不到承认,像将哥伦布的旗舰与现代油轮相比较时会发现很多前者的缺点一样,这种方法也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它仍算得上是新生的经济学中最杰出的成果之一。我希望《计量经济学》的读者都熟悉主要和弗里希这个名字有关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仍要回到那个问题:一位能够写出《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第二部分的人,怎么可能认为测量边际效用是计量经济研究的正当目标?难道证明这个观点仅仅是为了不引起怀疑?答案似乎就是这样。实际上,虽然他像帕累托一样保留了与此相抵触的说法,而充分证明了心理效用(第一部分)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不同于帕累托的是,他认识到测量方法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也会在选择逻辑上发生,或者说,基本效用和心理效用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可以测量热力而不需要也不能测出热的感觉一样。当然,整个观念现在被乌云笼罩着,几乎没有人对它产生兴趣。但我相信它会卷土重来的。

瓦尔拉体系提出了体现选择逻辑定理的行为方程式或最大化方程式。这些选择受制于一些限制,其中一部分限制包含在行为方程式中,而另一部分则包含在体系的均衡方程式中。这个体系很全面而且承认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可以根据我们对用作典型的现象进行概念化的方式,使它产生不同的“解释”。因此,为了使这个体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必须对它补充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同义反复。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却涉及他对自己所分析、研究的经济世界结构的全部见解,并且在未获得充分的证据时,其分析的许多结果会产生许多偏见。但是概念中包含着关系,并且既然理论的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纲要,那么理论就该称为经济计算方法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瓦尔拉体系预先假定经济计算的图式,而不说它以解决概念化问题为先决条件。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概念化或计算图式集中于资本价值和收入价值理论中。这就是为什么瓦尔拉在他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中加入了几段可以算作会计学基本原理的东西,并且这也是为什么欧文·费雪用一本《资本和收入的性质》来补充他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的原因。根据我的理解,这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成功了。大多数人对它感到厌倦,认为其中除了延续了关于这两个概念的为时已久的讨论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但也有少数人十分欣赏它,帕累托也在其中。

首先,费雪完成了一项很久以来悬而未决的任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和我一样,会对这样一些历史事实产生深刻的印象:经济学家常常会忽视那些显而易见的方法和途径。贝努里的建设性短论的命运正是一个例证,经济学家不能与工程师联手合作是另个一例证。但没有比19世纪的经济学家忽视从会计和保险统计的实践中学习,然后再试着根据经济理论的观点加以合理化的这种态度更能说明问题了。试图做这两件事是从较晚的时候开始的,但两者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下意识的——就是以费雪为榜样的。来自会计师的反应只有一部分是有利的,坎宁教授的作品是突出的例证,其他人则批评了他。但是不要紧,重要的是费雪已经打破了坚冰。

其次,可以说,费雪在这一领域中的功绩和他在指数理论领域的功绩有关。当他研究后者时,距卡里大约已经有一个半世纪,或者距弗里特沃德有将近两个世纪了。前人就这一学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费雪的贡献一方面是系统化,另一方面是合理化,那就是建立了指数应当满足的许多标准。他在成本和收入原理上也是同样进行研究的。从这些概念所要实现的目的着手,他合理地求出了关于财富、财产、劳务、资本和收入等的一套定义。这一套定义由于符合了一个合理的纲要而显得新颖。其结果并不是令每个人都满意的,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有示范性的理论,尤其是它引起了现代理论对于存量和流量的差别的重视,同时它也引出了以下定义:净收入=可实现收入-资本的贬值(或+升值);每个词若是按照费雪的术语来看的话,则这一定义是和人们讨论很多的“储蓄不是适当的所得税对象,或征收储蓄税会引起重复课税”这种主张相联系的。

最后,这一作品扫清了向利息理论前进的道路。当然,它所涉及的原理是庞巴维克的,或者,若是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是杰文斯的。但为了得到这本书所阐述的,关于资本和收入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我们只需要观察并分析,弄清楚商业实践的折现过程就可以了。这一关系反过来又揭示出这样的观点:利息不是对拥有生产资料的特殊阶级的回报,而是贴现过程的结果。从逻辑原理上说,这种贴现过程普遍适用。像“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息”不应当等同起来这样的问题,尽管马歇尔没有用许多话把它叙述出来,但他不仅已经认识到它了,而且他的准地租概念指向了这一方向。阐述了它的一切含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自己结构的是费雪。

这样,由于《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的姊妹篇,所以《利息率》(1907年)是两者的产物。他当然也是《增值和利息》的产物。他在1930年发表的《利息理论》中又做了一些修改。就它自己的结构范围内的完善程度来说,《利息率》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是利息文献中最高的成就。第一,这一作品是数学方法的杰作。它教导我们如何既满足专家又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没有把数学赶到注解或附录中去,并且教导我们如何运用适当的摘要和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它还引导外行人通过简要的概述和细节的描述,从基本原理中得到重要的结论。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二,这一作品显然有些部分是属于计量经济学的。把它和任何其他关于利息的理论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在这一点上的鲜明差别。第三,该作品几乎是一个完整的有关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展现出了利息率和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进一步说,众多因素相互影响,围绕着这种理论的论据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不耐心(时间折扣)和投资机会(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这本书是“为纪念约翰·雷和欧根·冯·庞巴维克而写的,我在他们建立的基础之上经过努力而有了建树”。确实是这样。但并非每个人能够这样想,也不是每个人都肯在原则方面否认自己的创造性。在这里,让我们对费雪的品格表示敬意,但同时也要承认他在这些基础之上所建立的结构的创造性。

这一作品的核心是第三部分,它极其清晰地实现了下列主张所包括的内容:利息理论实际是和整个“价值和分配”理论完全一致的;利息并不是工资、地租和利润之外的另一种收入,而只是总收入中的一个方面。为了不懂数学的读者的便利,第二部分重述了相同的观点。第一部分把这一理论与《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一书中所发展的概念工具联系了起来。第四部分是一些较晦涩、难以理解的理论的集合,它包含了重要的第15章——与第21章相比,这一章是全书讨论的真正的概要——以及引人注目的独创的第16章,在第16章中,费雪开垦了一片天地;第19章表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的统计工作的成果。这些都是精华,而且其中极少有糟粕。

各种可以选择的交替利用的收入之间的选择原则,大体上是一般经济分析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费雪的利息分析基本上是收入分析。这一收入分析基本上是通过真正的实物来表达的,从总体上说,货币因素被看成及时转移收入的工具,而不是被当作流动资产。任何愿意这样做的人,都可以把后者插入,对于其他的,如果我们选择费雪的著作作为我们自己的基础,我们将会走得更远,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完整的经济理论已在《利息率》一书中得到了部分解释或部分描述,货币理论的所有要点都体现在了这本书中。但是像大多数伟大的体系创建者一样,费雪虽然具有一个堂皇的中心理论,但他感到有必要通过这个中心来研究货币问题。在《货币购买力》中他做了这一工作。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一作品的显著的历史意义:它是费雪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另一个伟大的探索工作。这是他关于物价指数的早期作品。这里出现了他的交易量指数,以及在当时是全新的其他方面的创造,其中有他的天才的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方法。同时,他也精心地做了对于结论的统计检验。这一切研究成果都属于早期计量经济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整个论证都是和统计应用可能性这一标准相联系的,它避免了不适合于统计计量的任何概念或主张。不论是好是坏,费雪再一次把他的旗帜固定在了计量经济学的旗杆上。

说明这部作品是货币的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间的重要环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他一贯的做法,他宣称这本书中没有他新创造的东西。这本书是献给纽科姆和可以想到的其他先辈的。这本书的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作为核心却不只是一种综合而已。毫无疑问,费雪接受了在当时仍然很新颖的银行信用理论,指出了在银行信用周期中利息率的杠杆作用;他明确地承认速度的变动性——必须记住:不变速度这种假定曾经被认为,并且即使现在有时也被认为,是“旧的”货币理论的主要特征和缺点。他对于有助于决定购买力的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合并于“生产和消费的条件”这个分类之下)都给予了适当的考虑。所有这些并不等于将货币理论与价格和分红理论完全合为一个整体,更别提与就业理论合二为一了,但它构成了货币和就业之间的晋身之阶。

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货币的购买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除了把它看成受到赞扬的、最古老的旧的数量理论的另一种表述外别无所见,而且认为在很久之前,它就变得过时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费雪曾在序言中这样说过,以后在许多关键的地方也重复过。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他把他的精力都放在对数量理论的结论的研究上,即至少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确切地按比例增长”。为了这一结论,他放弃了他对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可能(“暂时地”)对速度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肯定,并在后者是一个制度的不变数这种假定之上进行了论证。为了同一理由,他假定存款通货趋向于和法偿(准备金)货币成比例地变动。在货币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作为“间接影响”隐藏在五种因素(基本货币和存款的数量,它们的两个速度和贸易量)背后。他为五种因素保留了“直接影响”物价水平的作用,因此价格水平在其著名的方程式中变成了因变量。他用大量的例证进行阐述的正是这个理论。但他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见解放进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并且把它们仅仅当成发生在“过渡期”中的干扰因素,随意地处置它们,这个“过渡期”就是数量理论“不是严格地正确”时。为了抓住他的成就的核心,我们必须首先丢掉对他和他的推崇者与反对者都很重要,并且他曾经耗费了他大量精力的成果。

但他为什么这样破坏他的作品呢?他的论证虽然在自己看来是满意的,却不能证实他的阐述是确切的(参阅修正版第307页关于1886—1909年的结论)。在《利息理论》及其关于商业循环的一些作品中,他的几个论证是和那些表述相冲突的。我们不能强求他的理论或任何数量理论,通过严格解释作为一个均衡问题而被利用,并像马歇尔的长期趋势模型那样有效。因为根据费雪自己的说法,这一均衡不可能通过只是用他的五种因素就能充分解释的一个体系来实现。由这些因素可以归纳出这种均衡,但该均衡无法由这些因素得到“因果式的解释”。另外,他年复一年的运用交易方程式,而且肯定习惯于不均衡的情况了。我不能不认为这位学者是被改革者误导了。他对“补偿美元”寄予厚望。他的改革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为了使反对他的人信服,他不得不简化其稳定购买力的计划,不得不简化其科学基础。这也就是他后来的想法:“发行货币”和“美元”。为了对这个在我看来总是一个谜的问题提出我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些解释就够了。我不想再进一步研究经济学家的改革运动这一课题。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读者:暂且不考虑其他的情况,单单从这个事例中,费雪自己,或经济学,或老美国,或全世界究竟从这一改革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货币改革者也同样诋毁费雪对商业循环研究的贡献和实际的价值。但就这些贡献本身来说,它们要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重要得多。它们再次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典范,并且影响着它的标准程序的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费雪的计量经济学具有明显的动态的性质:其1925年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动态模型,那是在这种模型还没有十分繁荣的前几年。最后,费雪凭借令人赞赏的直觉,将循环运动的一切比较重要的“启动装置”列举了出来。只要弄清楚它们的操作方法,就能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纲要。

但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再进行一次“剔除虚假表象”的处理。“启动装置”并没有处于它们所属的位置,荣誉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的,它们都被写进了第四章。在开始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过渡负债和它的收缩过程“几乎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都被变成可以机械控制的表面现象,结果是费雪实际上对用于各种实际历史事件的术语——“周期”的使用持反对意见(第58页)。伴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债务的膨胀和收缩也使我们在货币改革中再次陷入困境。这也正是费雪在其著作中真正感兴趣的主题。这时,“补偿美元”虽然仍被推荐,但未受到很大的重视。他不像我们在《货币购买力》中所看到的极力主张这一特殊计划那样,在《繁荣和萧条》的第三部分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货币控制手段的简单而通俗的概述,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会遭到哪一个经济学家反对的观点,而它实际上却囊括了所有“通货膨胀”政策,这些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或被采纳,或被提及。我不会贬低费雪写在书里的任何成果,也不会对他的才智表现出怀疑,与此相反,考虑到发表的日期,我认为他应当享受到比他已经得到的更大的荣誉。但我愿意着重指出,这不是这本书的唯一优点,在不完善的简略概述后面,出现了一些更大的和更深刻的东西,虽然论述得还不完全。

《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增值和利息》《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息理论》《货币购买力》和《繁荣和萧条》就像是未经修葺的一个大教堂的圆柱和弓形结构,它们属于建筑师从未将其作为构造单位的壮丽的结构。从坎提农开始,经过亚当·斯密、J.S.穆勒和马歇尔,经济学的领袖人物通过系统化的论著给他们的时代及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费雪从未这样对他的思想详加解释,这个忙碌的斗士没有时间理会这些,虽然这是让他的美国经济学同行追随他的唯一方法。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他没有创立学派。他有许多学生,但没有门人。在他的改革运动中,他和许多派别和个人协力合作过,但在他的科学工作中,他几乎是孤立的。因此,他必须在不具备学派创始人所拥有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奋斗,这些有利条件包括后人对学派创始人的每一句维护、解释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李嘉图主义者、马歇尔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而没有费雪主义者。对目的如此单纯、如此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和如此无条件地信服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口号——稳定化——的人来说,他一直站在潮流之外,总不能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或当时正在成长的一代信服。但这些圆柱和弓形结构本身将会站得住脚,并且在历史的尘埃掩盖了统治今日世界的思想的痕迹后,它们依然会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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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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